“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先坐下喝杯茶,等會一起去開會。”


    趕到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已是下午兩點,陳大少爺正準備去見汪精衛和陳璧君,就被“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出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陳春圃給一把拉住。


    “來了不先去匯報,這樣不好吧?”


    看著他那副左右為難的樣子,陳春圃搖了搖頭,“現在去才不好呢,聽我的沒錯,等開完會後見更合適。”


    神神叨叨的,陳大少爺似乎意識到了什麽,連忙問道:“春圃,我表姐和表姐夫是不是在生氣?”


    “生氣倒沒有,就是心情不太好,外麵說話不方便,我們去裏麵坐會兒。”


    確切地說這棟小樓應該是“中央黨部”的秘書處,就正秘書長褚民誼和另一個副秘書長羅君強在此辦公。組織部、宣傳部則分別設在後麵的梅思平和林柏生寓所,丁默村的社會部那就更遠了,依然在極司菲爾路76號跟特工總部合署辦公。


    久別重逢,褚民誼顯得有些激動,立馬扔下手中的文件,熱情無比地打起招呼,“繼祖,你什麽時候回來的?”


    “剛到,”陳大少爺笑了笑,“姐夫,我還以為你在南京呢,怎麽樣……都準備好了沒有?”


    眼前這位身兼多職,“還都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就是眾多兼職中分量最重的一個。自汪精衛從日本回來後,就一直忙於籌備,上海南京兩頭跑,很少能見著他人,似乎比自己還要忙,否則陳大少爺也不會有此一問。


    褚民誼一邊示意秘書去沏茶,一邊不無憤慨地說:“別提了,從‘雙十’拖到元旦,眼看又要從元旦拖到春節。再這麽拖下去,人心都要被拖散了,真是朝令夕改、出爾反爾啊!”


    陳大少爺指了指汪精衛那棟花園洋房,低聲問:“表姐夫就因為這事在生氣?”


    “**不離十吧。”


    陳春圃接過話茬,倍感無奈地苦笑道:“由越南東下抵滬之前,本以為日本既陷於泥足,應該認識到中國決不可能被武力屈服,而他們也可能有了悔禍之心。在近衛三原則下,既聲明撤兵,又明確不要求賠償,雙方對於反g立場又趨於一致。總之,大原則已經確立,那其它枝節問題應該不難迎刃而解。


    沒曾想現在一切都變了,不但繼任的平沼內閣對成立新政府不熱心,連軍方態度都發生很大變化,一方麵不斷增加條件,希望新政府成為‘滿洲國’第二的傀儡政權,同時又深恐新政府一旦建成,會破壞與重慶的和談機會。所以在討論調整兩國邦交的實質性問題時堅不讓步,甚至對已達成協議的承認問題都三反四覆、一變再變。”


    人為刀俎、你為魚肉,現在知道上當了?陳大少爺暗罵了一句,裝出副一頭霧水的樣子,“承認問題……什麽意思?”


    陳大少爺不但是公館派,還是手握兵權的公館派,不折不扣的自己人,輩分比自己還要高,實在沒什麽好隱瞞的,陳春圃幹脆解釋道:“我們提出新政權既為原有法統的延續,日方就不必再發表承認宣言,隻須派大使呈遞國書足矣;而日方的卻隻同意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權大使,也不呈遞國書。這一點談不攏,新政府當然不能輕易成立,‘還都’自然就會無限期拖延下去。


    同時,在新政府成立宣言上影佐也模糊其詞,說什麽我方發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方不會發表宣言響應,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否認。你想想,這麽一來,新政府跟維新政府又有何異?”


    令陳大少爺倍感意外的是,褚民誼居然指著周佛海的寓所,恨恨地說:“日方固然有錯,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問題,對日交涉一直是他負責的,談來談去竟談出這麽個結果,還都一拖再拖,搞得人心渙散,他周佛海難辭其咎!”


    “這麽說,等會兒是要統一思想的會議?”


    “再不開中央黨部都快成他周某人的一言堂了!”


    褚民誼撇了撇嘴,咬牙切齒地說:“繼祖,你一直呆在武進不知道,他現在春風得意著呢,手握財政和特務大權也就算了,前天居然在76號立盟書、擺筵席、痛飲齊心酒。明目張膽的拉山頭,跟羅君強、汪曼雲、蔡洪田、戴英夫、金雄白係舊部結義,號稱十二人小組。”


    陳大少爺故作沉思了片刻,深以為然地同意道:“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們必須加以重視。”


    “所以才請你過來坐會兒。”陳春圃重重的點了下頭,一臉嚴肅地說:“繼祖叔,外憂內患,您絕不能再上他們的當了,特別是槍杆子一定要握住。”


    “放心吧,有我在他們翻不了天!”


    說話間,林柏生打來電話通知眾人去會。人都已經來了,陳大少爺自然不能缺席,滿懷好奇地參加這次高級別幹部會議。


    他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讓汪精衛和陳璧君頗為意外。


    考慮到新政府成立一拖再拖,對“和運”前景內部有著很大分歧,甚至有許多人打起退堂鼓,汪精衛決定還是以大事為重,跟他微微點了下頭,算是打過招呼,便開始給圍坐在客廳裏的眾人做起思想工作。


    “諸位,‘和平運動’固已絕望,我輩如為明哲保身起見,可懸崖勒馬,從此罷休,即使日軍把我等當成俘虜也無妨。但這麽做,對個人或者比較有利,對國家、對人民、對後方的抗戰同誌則無所裨益、無所援助。


    我們既做到如此地步,盡可利用環境,轉做於抗戰有利之工作。我此次出來,日本總以為我與蔣先生唱雙簧,以為中國真欲媾和,我不妨將計就計,借此為緩兵之計。自我等離開重慶、發表和平通電之後,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為和平真正到臨,均已喪失戰意。即其政軍最高當局亦將信將疑,彼為節省實力計,亦均希望我之運動可以成功……”


    他內心很矛盾的、惶惑,想不惜蒙一時惡名救國家於將危難,成為民族英雄。但環顧現狀,瞻望將來,有以漢奸而卒的可能。說著說著,竟流下兩行眼淚。


    眼前的一切讓陳大少爺五味雜陳,因為就在十幾小時前,還曾想過用他的腦袋洗刷自己的罵名。


    這時候,汪精衛流露出一副悲天伶人的表情,接著哽咽地說道:“從人民利益而言,淪陷區域如任敵人蹂躪、無政府保護,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維持會或因人品不齊,為日軍作倀、賊害良民;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資保護者,即‘維新政府’、‘臨時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


    如集合各方力量,在南京組織比較健全的政府,以統一淪陷區的行政,使淪陷區人民不受敵人軍政壓迫,則關係國家的元氣,誠非細小。我當然知道在敵人勢力下組織政府,其職權自然會受到種種束縛,更不能作十分強硬的交涉。然而,較任由敵人宰割必勝一籌。且既有政府,敵人亦不得不稍有顧忌,而淪陷區人民所受的痛苦亦得有一告訴之門,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減輕若幹分之痛苦……”


    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從“和運”陷入的困境,到淪陷區人民的利益,再到gcd問題,汪精衛整整講了近一個半小時。要不是對曆史大勢心知肚明,連陳大少爺都會油然而生起一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念頭。


    待眾人唏噓感歎完,周佛海起身發言。


    “諸位,重慶各人自命為民族英雄,視我等為漢奸;而我們也自以為民族英雄,並不是漢奸。但依我之見,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是不是漢奸?純視能否救國為定!我確信惟和平能救國,才敢以民族英雄自命。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終,還是以漢奸而終,實係於能否救國。換言之,如我等以民族英雄而終,則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漢奸而終,則中日糾紛永不能解決……”


    跟汪精衛沉重、沮喪和焦慮的心境不同,他似乎對“和運”充滿著信心,突然話鋒一轉,不無得意地說:“隻要我等能堅持下去,那必能讓中國在抗戰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抗戰如失敗,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失敗,有蔣先生的抗戰政府在;就像賭大小,重慶押大,而我們押小,不管開出來的為大為小,總有一方麵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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