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郡太守段文操在巨平城裏接到了左驍衛將軍董純的告警書信。
魯郡與齊郡毗鄰，雙方以泰山為界。齊郡有叛亂，必然會殃及到魯郡，所以當齊郡郡丞張須陀傾力圍剿叛賊之時，魯郡局勢也隨之緊張起來。
齊郡、魯郡是齊魯地區的核心地帶，不但人口多，經濟富裕，而且因為曆史悠久，又是儒家創始人孔老夫子的故鄉，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使得齊魯人與生俱來便有一種優越感，尤其自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之後，齊魯人更是以中土文化正朔而自居。
中土一統，勝利者不是山東人，而是被山東人鄙視為蠻夷的關隴人，這嚴重傷害了山東人的自尊。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敗了也就敗了，城頭變幻大王旗，王朝更替很正常，再說曆史證明，不論誰坐江山，實際控製權柄的都是門閥士族，貴族始終是中土的統治階層。然而，關隴人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土的統一，豈肯與昔日的敵人、今日的手下敗將共享中土的權力和財富？
關隴人是新興貴族，大都是以軍功起家，說白了就是一暴發戶，而山東人都是曆史悠久的老貴族，以經學傳家，累世簪纓，是真正的貴族，兩者根本沒有可比性，試想這種背景下，關隴人豈肯讓山東人掌控權柄？那不等於拱手讓位，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送給了山東人？所以關隴貴族集團，不論是漢姓貴族還是虜姓貴族，也不論是關中、隴西、河東乃至河洛貴族，都不遺餘力的遏製和打擊山東人，堅決捍衛自己的權益。
但是，中土一統了，為了維護統一大業，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實施中央集權製，唯有中央集權才能確保中土長期的和平和統一。如此一來，在中土分裂時期興盛起來的門閥士族政治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礎，但門閥士族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門閥士族政治這一基礎，這一基礎若被摧毀，門閥士族也就難以生存，必然要隨之滅亡。
中土統一後進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觸及到了門閥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關係到了門閥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還能繼續下去嗎？所以先帝采取了溫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漸進，盡可能緩和矛盾，減少衝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風暴還是接連不斷。今上登基後，銳意改革，在山東和江左貴族集團的支持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對權力和財富的占有，並不遺餘力地遏製和打擊各貴族集團尤其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實力，結果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驟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統一的大功臣，他統率軍隊征服了江左，並鎮戍江左達十年之久，穩定和發展了江左，鞏固了統一大業，所以江左貴族集團也就成了今上的堅強後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東人的命運是一樣的，都是關隴人遏製和打擊的對象。現在江左人借助今上的登基，成功進入朝堂，直達權力核心，那麽山東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關隴人的盟友，而進入權力核心是山東人夢寐以求的事情，於是江左人和山東人一拍即合，雙方聯手支持皇帝的激進改革策略，試圖以改革來反製關隴人，遏製和削弱關隴人對權柄的掌控，實現自己東山再起的夢想。
改革進入了快車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隨之激化，關隴人和山東人、江左人的衝突也隨之劇烈。
齊魯人做為山東人的組成部分，距離關隴最遠，與關隴人的隔閡也太深，可以想像雙方之間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讓是齊魯人，長白山義軍也是齊魯人，他們之所以成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舉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曆史原因，也有著對現實政治狀況的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義上是反東征，反徭役，反關隴人的統治，實際上是關隴人和山東人數代積怨的一次總爆發，某種意義上也是皇帝和中樞以中央集權製為目標的激進政治改革策略的失敗。
對於齊郡發生的這場由齊人主導的叛亂，齊魯地區乃至整個山東的貴族都很關注。段文操做為鄰郡太守，尤其關心。
段文操是齊魯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齊魯豪門。拓跋氏北魏分裂時，段文操的父親段威扈從孝武帝西行入關，自此效命於關隴，曆西魏和北周兩朝。段文操聲名不顯，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卻是中土名將，功勳顯赫。段文振文武幹略，在統一大戰和對外戰爭中屢建功勳，曾官至太仆卿。關隴人尚書右仆射蘇威與其有仇怨，曾設計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為民。好在山東貴族齊心協力，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為大將軍。今上登基，重用山東人，首選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書之高位，引為股肱。
當時段文操是衛府武賁郎將，兄弟兩人同在軍中為高官，這也算忌諱之事，遂遭到關隴人的“攻擊”。皇帝於是把段文操調離了軍隊，讓他去督秘書省學士。學士皆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個粗鄙武夫，哪能勝任？結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憤怒之下鞭打學士，遭禦史彈劾。皇帝無奈，隻好將其外放地方，到魯郡做了太守，其背後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齊魯人身份和段氏在齊魯的威望，緩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幫助中央在齊魯地區推進改革，貫徹實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魯郡，理所當然得到了齊魯貴族的歡迎，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本來這是好事，有助於中央改革措施的推進和落實，但事情的發展卻偏離了預想的軌道。
齊魯人自段文操主政魯郡後，感覺有了依靠，有了領袖，有了主心骨，士氣突然就高漲了，膽子也大了。試想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書，當朝宰執，深得皇帝的信任，有這樣一層硬梆梆的關係，齊魯人還怕啥？於是齊魯貴族和關隴官僚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並愈演愈烈。而段文操性格剛嚴，為人刻板，對本集團利益和地域利益非常看重，對關隴人是怎麽看怎麽不舒服，處處維護齊魯人的利益，縱容齊魯人對抗關隴官僚，結果自他入主魯郡後，不但未能幫助中央在齊魯地區推進改革，反而阻礙了改革政策的貫徹實施，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內鬥”上，結果可想而知。
大河洪水泛濫，齊郡受災。齊郡處於大河下遊地段，災情實際上並不非常嚴重，然而，因為齊魯貴族和關隴官僚鬥得“熱火朝天”，官府當然“賑濟不力”。災民得不到賑濟，齊魯貴族怒氣衝天，當然要從中挑唆，蓄意激化矛盾，於是王薄和孟讓便聚集了大批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災民，在長白山舉旗造反了。
張須陀是何時開倉放糧的？在王薄和孟讓率眾舉旗造反之後。
所以，段文操有理由認為，齊郡局勢的急劇惡化，都是張須陀的陰謀，張須陀想逼迫齊人造反，然後混亂齊魯局勢，並借著剿賊的名義，大開殺戒，鏟除異己，打擊齊魯貴族，如此一來，即便東都要整治齊魯官場，也隻能各打五十大板，但張須陀的陰謀卻能得逞，齊魯人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段文操為此非常憤怒，他在給哥哥段文振的書信中，把張須陀和他背後的河洛貴族集團罵得狗血淋頭，並揚言要報複張須陀，要為齊魯人鏟除這個殺人屠夫。段文振知道弟弟的性格，當心弟弟失去理智做出違法之事，那便當真是中了對手的奸計，最終不但拯救不了齊魯人，還把自己賠了進去。段文振當即讓次子段綸日夜兼程趕赴魯郡，待在段文操的身邊，防備段文操做出“過火”舉動。
偏偏張須陀這時候把王薄、孟讓和長白山義軍趕出了齊郡，趕進了魯郡，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段文操，你剿不剿賊？你若不剿，任由賊人逃脫，那就讓這夥賊人在你的地盤上燒殺擄掠吧，而且我還有理由上奏彈劾你，讓你吃不了兜著走，退一步說，就算你哥哥段文振極力袒護你，我的彈劾沒有發揮作用，但這夥賊人如果一直在你的地盤上逍遙法外，而你又一直屢剿不平，你如何向東都交待？
段文操勃然大怒，但急切間找不到應對之策，一籌莫展。
就在此刻，左驍衛將軍董純又來信了，說有夥徐州賊逃竄進了魯郡境內，請他小心防範，全力圍剿。
欺人太甚！段文操出離憤怒了，破口大罵，殺人的心都有了。好，你關隴人做得好，前後夾擊，一定要置我於死地，好，你不仁，我不義，你們把賊逼到我的地盤上，要我剿賊，我偏偏就是不剿，你能奈我何？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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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郡與齊郡毗鄰，雙方以泰山為界。齊郡有叛亂，必然會殃及到魯郡，所以當齊郡郡丞張須陀傾力圍剿叛賊之時，魯郡局勢也隨之緊張起來。
齊郡、魯郡是齊魯地區的核心地帶，不但人口多，經濟富裕，而且因為曆史悠久，又是儒家創始人孔老夫子的故鄉，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使得齊魯人與生俱來便有一種優越感，尤其自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之後，齊魯人更是以中土文化正朔而自居。
中土一統，勝利者不是山東人，而是被山東人鄙視為蠻夷的關隴人，這嚴重傷害了山東人的自尊。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敗了也就敗了，城頭變幻大王旗，王朝更替很正常，再說曆史證明，不論誰坐江山，實際控製權柄的都是門閥士族，貴族始終是中土的統治階層。然而，關隴人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土的統一，豈肯與昔日的敵人、今日的手下敗將共享中土的權力和財富？
關隴人是新興貴族，大都是以軍功起家，說白了就是一暴發戶，而山東人都是曆史悠久的老貴族，以經學傳家，累世簪纓，是真正的貴族，兩者根本沒有可比性，試想這種背景下，關隴人豈肯讓山東人掌控權柄？那不等於拱手讓位，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來的江山送給了山東人？所以關隴貴族集團，不論是漢姓貴族還是虜姓貴族，也不論是關中、隴西、河東乃至河洛貴族，都不遺餘力的遏製和打擊山東人，堅決捍衛自己的權益。
但是，中土一統了，為了維護統一大業，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實施中央集權製，唯有中央集權才能確保中土長期的和平和統一。如此一來，在中土分裂時期興盛起來的門閥士族政治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礎，但門閥士族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門閥士族政治這一基礎，這一基礎若被摧毀，門閥士族也就難以生存，必然要隨之滅亡。
中土統一後進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觸及到了門閥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關係到了門閥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還能繼續下去嗎？所以先帝采取了溫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漸進，盡可能緩和矛盾，減少衝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風暴還是接連不斷。今上登基後，銳意改革，在山東和江左貴族集團的支持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對權力和財富的占有，並不遺餘力地遏製和打擊各貴族集團尤其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實力，結果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驟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統一的大功臣，他統率軍隊征服了江左，並鎮戍江左達十年之久，穩定和發展了江左，鞏固了統一大業，所以江左貴族集團也就成了今上的堅強後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東人的命運是一樣的，都是關隴人遏製和打擊的對象。現在江左人借助今上的登基，成功進入朝堂，直達權力核心，那麽山東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關隴人的盟友，而進入權力核心是山東人夢寐以求的事情，於是江左人和山東人一拍即合，雙方聯手支持皇帝的激進改革策略，試圖以改革來反製關隴人，遏製和削弱關隴人對權柄的掌控，實現自己東山再起的夢想。
改革進入了快車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隨之激化，關隴人和山東人、江左人的衝突也隨之劇烈。
齊魯人做為山東人的組成部分，距離關隴最遠，與關隴人的隔閡也太深，可以想像雙方之間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讓是齊魯人，長白山義軍也是齊魯人，他們之所以成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舉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曆史原因，也有著對現實政治狀況的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義上是反東征，反徭役，反關隴人的統治，實際上是關隴人和山東人數代積怨的一次總爆發，某種意義上也是皇帝和中樞以中央集權製為目標的激進政治改革策略的失敗。
對於齊郡發生的這場由齊人主導的叛亂，齊魯地區乃至整個山東的貴族都很關注。段文操做為鄰郡太守，尤其關心。
段文操是齊魯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齊魯豪門。拓跋氏北魏分裂時，段文操的父親段威扈從孝武帝西行入關，自此效命於關隴，曆西魏和北周兩朝。段文操聲名不顯，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卻是中土名將，功勳顯赫。段文振文武幹略，在統一大戰和對外戰爭中屢建功勳，曾官至太仆卿。關隴人尚書右仆射蘇威與其有仇怨，曾設計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為民。好在山東貴族齊心協力，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為大將軍。今上登基，重用山東人，首選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書之高位，引為股肱。
當時段文操是衛府武賁郎將，兄弟兩人同在軍中為高官，這也算忌諱之事，遂遭到關隴人的“攻擊”。皇帝於是把段文操調離了軍隊，讓他去督秘書省學士。學士皆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個粗鄙武夫，哪能勝任？結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憤怒之下鞭打學士，遭禦史彈劾。皇帝無奈，隻好將其外放地方，到魯郡做了太守，其背後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齊魯人身份和段氏在齊魯的威望，緩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幫助中央在齊魯地區推進改革，貫徹實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魯郡，理所當然得到了齊魯貴族的歡迎，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本來這是好事，有助於中央改革措施的推進和落實，但事情的發展卻偏離了預想的軌道。
齊魯人自段文操主政魯郡後，感覺有了依靠，有了領袖，有了主心骨，士氣突然就高漲了，膽子也大了。試想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書，當朝宰執，深得皇帝的信任，有這樣一層硬梆梆的關係，齊魯人還怕啥？於是齊魯貴族和關隴官僚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並愈演愈烈。而段文操性格剛嚴，為人刻板，對本集團利益和地域利益非常看重，對關隴人是怎麽看怎麽不舒服，處處維護齊魯人的利益，縱容齊魯人對抗關隴官僚，結果自他入主魯郡後，不但未能幫助中央在齊魯地區推進改革，反而阻礙了改革政策的貫徹實施，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內鬥”上，結果可想而知。
大河洪水泛濫，齊郡受災。齊郡處於大河下遊地段，災情實際上並不非常嚴重，然而，因為齊魯貴族和關隴官僚鬥得“熱火朝天”，官府當然“賑濟不力”。災民得不到賑濟，齊魯貴族怒氣衝天，當然要從中挑唆，蓄意激化矛盾，於是王薄和孟讓便聚集了大批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災民，在長白山舉旗造反了。
張須陀是何時開倉放糧的？在王薄和孟讓率眾舉旗造反之後。
所以，段文操有理由認為，齊郡局勢的急劇惡化，都是張須陀的陰謀，張須陀想逼迫齊人造反，然後混亂齊魯局勢，並借著剿賊的名義，大開殺戒，鏟除異己，打擊齊魯貴族，如此一來，即便東都要整治齊魯官場，也隻能各打五十大板，但張須陀的陰謀卻能得逞，齊魯人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段文操為此非常憤怒，他在給哥哥段文振的書信中，把張須陀和他背後的河洛貴族集團罵得狗血淋頭，並揚言要報複張須陀，要為齊魯人鏟除這個殺人屠夫。段文振知道弟弟的性格，當心弟弟失去理智做出違法之事，那便當真是中了對手的奸計，最終不但拯救不了齊魯人，還把自己賠了進去。段文振當即讓次子段綸日夜兼程趕赴魯郡，待在段文操的身邊，防備段文操做出“過火”舉動。
偏偏張須陀這時候把王薄、孟讓和長白山義軍趕出了齊郡，趕進了魯郡，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段文操，你剿不剿賊？你若不剿，任由賊人逃脫，那就讓這夥賊人在你的地盤上燒殺擄掠吧，而且我還有理由上奏彈劾你，讓你吃不了兜著走，退一步說，就算你哥哥段文振極力袒護你，我的彈劾沒有發揮作用，但這夥賊人如果一直在你的地盤上逍遙法外，而你又一直屢剿不平，你如何向東都交待？
段文操勃然大怒，但急切間找不到應對之策，一籌莫展。
就在此刻，左驍衛將軍董純又來信了，說有夥徐州賊逃竄進了魯郡境內，請他小心防範，全力圍剿。
欺人太甚！段文操出離憤怒了，破口大罵，殺人的心都有了。好，你關隴人做得好，前後夾擊，一定要置我於死地，好，你不仁，我不義，你們把賊逼到我的地盤上，要我剿賊，我偏偏就是不剿，你能奈我何？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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