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魯郡。
泗水鷹揚府步兵校尉李百藥,帶著兒子李安期及一於仆從,風塵仆仆抵達首府瑕丘城。
李百藥出身山東超級豪門趙郡李氏漢中房,其父親安平公李德林乃儒林泰鬥,中土名臣,山東貴族集團領袖,四海知名,晚年在與關隴人的博弈中敗北,鬱鬱而終。李百藥襲爵,以才學和操行聞名於世,乃當代儒林名士,不幸的是他卷入了皇統之爭,做為“太子黨”重要成員之一,他的仕途就此急轉直下,尤其聖主登基之後,先是被貶邊陲,接著直接免官了。
大業五年,西征大捷,裴世矩居功至偉,甚得聖寵,在他的關照下,李百藥再入仕途,到魯郡泗水鷹揚府擔任了一個小小的步兵校尉。去年初因老母病重,告假回家,偏偏在此期間魯郡局勢急驟惡化,動蕩不安,於是李百藥遂以各種理由遲滯不歸。
今年七月,魯郡太守段文操親自書告李百藥,魯西南局勢危急,敦促其務必盡快返回相助。
李百藥及其家族已經有了血的教訓丨並且這些教訓的!影響力尚未消除,李百藥當然要明哲保身,尤其在這種政局和時局都日益混亂,無論怎麽站隊都存在巨大風險的情況下,李百藥更不願意出頭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無論身處何地都是一個“出頭鳥”,所以此刻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做一隻縮頭烏龜。
但是,他想做縮頭烏龜,並不代表他就能做縮頭烏龜。
李百藥的老家在河北博陵郡的安平,雖然他這一支追本溯源是趙郡李氏漢中房,但祖上早己遷至河北,反而與趙郡李氏本堂三房聯係密切。就如李密家族,追本溯源是趙郡李氏遼東房,但祖上因為在關隴為官,後代子孫世居關隴,與遼東房的本堂後裔基本沒啥聯係了。李百藥是李氏的傑出子弟,在中土儒林和政壇上的影響力非同一般,當然,這與趙郡李氏以及其父李德林也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如果沒有趙郡李氏這個龐然大物做後盾,沒有李德林遺留下來的深厚人脈和龐大政治遺產,僅靠李百藥本人,絕無可能擁有此等權勢,不過正因為如此,他也成了關隴貴族集團的打擊目標,雖然打擊他的借口始終圍繞著他的“太子黨”身份,但東都上上下下都清楚,打擊他實際上就是打擊山東人,斷絕他的仕途實際上就是遏製和削弱趙郡李氏的權勢。
自中土一統以來,山東五大超級豪門在關隴貴族集團的全麵壓製下,尤其在新興貴族集團尤其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集團的正麵阻擊下,權勢被極大削弱,對中土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這從各豪門所擁有的官僚數量上就能看得出來,當今朝堂上漢姓官僚中,以關中韋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薛氏和柳氏等豪門數量最多,其次便是虜姓中的元氏等個別豪門,而他們都屬於新興貴族,雖然有些豪門也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曆史,但過去貴族等級低,門第不高,與山東五大超級豪門這些曆史悠久、累世簪纓、享譽中土的老貴族根本沒有可比性。
然而,真正決定豪門地位和貴族等級的不是曆史和榮耀,而是實力,是對中土權力和財富的占有量,是對中土命運的掌控力。
門閥士族政治的基礎是貴族等級製度,也就是“尚姓”原則,貴族在分享權力和財富的時候,依據的不是貢獻大小,不是官職高低,而是門第等級。到了本朝,先帝和今上為建立中央集權製度,為廢除門閥士族政治製度,首要目標就是摧毀貴族等級製度,摧毀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分配權,但這個難度太大了,實質上它已經動搖了王朝的統治基礎,所以隻能一步步來,而第一步便是改革貴族等級製度,以“尚姓”原則,改革為“尚官”原則,以官職大小來確定貴族的等級,但要以“尚官”為原則,首要之務是廢除“世襲製”和延續了數百年的“九品中正”選官製度,而“世襲製”和“中正製”是貴族掌控中土權力和財富的第一手段,改革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這一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以山東五大豪門為主的老貴族,因為他們占據了中土最多的權力和財富,而那些新興貴族尤其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過去因為貴族等級低,甚至過去根本連貴族都不是的“暴發戶”,卻因為他們占據的權力和財富非常少,理所當然積極支持這一改革,於是這些數量龐大的“土豪”們隨即成為推動這一改革的動力所在,結果“世襲製”和“中正製”先後廢除,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中土老貴族們,主要是山東和江左兩大貴族集團的實力遭到嚴重打擊,權勢被嚴重遏製和削弱的原因所在。
你動了我的奶酪,奪走了我的口糧,危及到了我的生命,我當然要反擊,於是老貴族們忍無可忍,終於一怒拔劍。
李百藥的老家安平距離趙郡李氏的本堂很近,兩百餘裏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開始,他們這支來自漢中房的李氏子孫,就與李氏本堂三房的子孫,不但利益一致,命運更休戚相關。關鍵時刻,李氏本堂長者找到了李百藥,向他透露了兩個驚人訊息,李百藥非常震驚,當即收拾行裝,辭別老母妻兒,日夜兼程趕赴魯郡。
李百藥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魯郡一個豪望做為兒子的拜師禮送的。能拜在李學士的門下,那可是莫大的榮耀,即便這位當年的太子舍人、東宮學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難,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減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響力依舊令人矚目。當初聖主將其貶出京城,直接“發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廣西桂林,距離東都非常遙遠,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對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後來因為行政區劃製度改革,罷州置郡,官僚數量減少,東都某些人為了把李百藥從邊陲荒蕪之地弄回來,就乘機免了他的官職。無官可做,絕於仕途,李百藥當然隻能回家種田教書了,於是李百藥重回山東,於是李德林、李百藥父子的弟子門生、親朋故舊紛至遝來,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勢力因其“領袖”的回歸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藥在儒林的影響力就恢複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響力,與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基本一致,並且還有一定的放大效應。
中土儒林是中土貴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學術上的理論和觀點,與中土政治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彼此需要,互相影響,共同發展,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以學術文化為基礎的豪門世家不但能夠延續千年,還能始終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土命運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興貴族和低等世家與這些超級豪門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時,這也是中土統一後中央集權製度改革最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記載曆史以來,中土的任何一種政治製度,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學術理論,尤其自漢以後,政治製度與儒學理論的相輔相成就已經成為一種難以違背的天道法則。
漢武帝實施集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學則以“大一統”、“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等新思想為漢武帝的中央集權“保駕護航”。然而,自魏晉以來,中土陷入長達四百餘年的分裂和戰亂,王朝更迭就如走馬燈一般迅速,門閥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權製,董仲舒的新儒學也失去了“市場”,中土文化進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時期。在這種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統,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統,政治製度的大一統,還是就是與政治製度相適應的學術理論的大一統。
現在,先帝、聖主還有他們的誌同道合者,統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後是實施政治製度改革,試圖完成政治製度的大一統,以中央集權製代替門閥士族製度,但依照曆史經驗,若想完成中央集權製度改革,必須同時進行文化大一統,也就是重建與中央集權製相適應的以“君權神授”、“天命論”為基礎的儒家學術理論。
然而,今天這個時代,不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也不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時代,更嚴重的是,在三教相爭中,外來的佛家占據了相當大的優勢,同源同流的儒道兩家聯手都未能擊敗對手,反而被對手打得節節敗退。
當然了,隨著中土疆域的大一統,隨著政治製度大一統的明朗化,隨著“大一統”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文化“大一統”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適者生存,凡順應潮流者必將生存,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則,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適應時代,適應“大一統”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為外來者,有著天生的劣勢,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發展起來,與中土近四百餘年的亂世有著直接關係,而它對中土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的近乎瘋狂的滲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興衰,也嚴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發展,矛盾衝突在所難免,於是便有了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運動。佛家吸取了教訓丨為了生存發展,主動改革,不但在內部進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動配合政治上的需要,還在外部進行融合,在詮釋佛家經義的時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義,甚至不惜代價篡改經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實力排在最後,尤其北教,就是活躍在關隴的樓觀道,同樣在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中慘遭滅頂之災,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發展很快,但麵對“大一統”的新時代,南北兩教也開始了互相融合,還主動吸收佛教教義,取長補短,竭盡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其文化便成為中土的正統文化,其思想便成為中土的正統思想,由此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麵,深刻影響著社會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而自魏晉之後,占統治地位的今文經學陷入絕路,古文經學迅速崛起,並逐漸成為治國之本,所以外來佛教的發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來自山東的以古文經學世代傳承的豪門世家。
儒學是處世治國之學,佛教是出世離俗之教,二者是對立的,但佛教勸世人慈悲愛施,普渡眾生,這與儒家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仁愛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兩者有調和之處,這也是中土貴族官僚在研習儒學的同時,非常虔誠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為大量的貴族官僚們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兩次毀滅性的打擊,但依舊蓬勃發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統”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辯論。
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辯論《老子化胡經》之真偽。儒方代表是蘇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彥琮,道教是道士張賓。
大業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進行了一次三教公開辯論,這次是關於理論、教義的辯論。這場辯論由始平令楊宏主持,道教是道士餘永通,佛教是僧人慧淨。
由這兩次辯論可以看出,以古文經學理論為主的儒家為維持自己治國之本的地位,聯合道教,對嚴重威脅到中土整體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發起了一次次“衝鋒”。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義,則是一種從根本上徹底摧毀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統”遭遇到了巨大阻力,這個阻力遠遠大於政治“大一統”,而阻力來源一方麵是因為佛教蓬勃發展了,滲透到中土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麵麵,與儒道兩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勢,另一方麵則是最高統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兩教的支持。
先帝建國,名義上是受禪,實際上就是篡國,而為了名正言順的篡國,就必須在輿論上贏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學術理論上贏得大義,當時道教就給了先帝輿論上的支持,隨後佛教也廣為宣傳。這對先帝和他的追隨者來說非常關鍵,相比起來,儒家當時的支持就不夠,山東人甚至支持尉遲炯、司馬消難和王謙造反,差點把先帝推翻了。
聖主能夠贏得皇統,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貴族集團的絕對支持,而江左貴族集團與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係非常密切,可以這樣說,若想贏得江左貴族集團的支持,首先就要贏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聖主在江左鎮戍期間,積極“公關”佛道兩教,在佛教受了“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在道教不但奉養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則,還與上清道法主王遠智等諸多著名道士親密交往。聖主登基後,繼續不遺餘力的支持佛道兩教的發展,以便在輿論上大規模的宣傳改革政策,同時在政治上努力贏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這就是文化大一統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學是治國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經學理論為主的儒學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在以中央集權製為主的政治“大一統”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幫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礙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學實質上控製在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北方豪門世家手中,以關隴人為主的新興貴族集團在學術思想這一塊是個“短板”,望塵莫及,為此不得不在治國所需要的儒學理論上依靠山東人,但山東人在“大一統”的改革中是利益損失者,是權力和財富的被剝奪者,當然沒有改革的動力。
山東人既然沒有改革的動力,當然不會幫助關隴人,為大一統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學理論。而儒學“不思進取”,不改革,不創新,不能在輿論上推動改革的前進,那麽反過來就迫使關隴人不得不依靠佛道兩教來控製輿論,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統”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來就等於變相支持佛道兩教,導致文化“大一統”改革的阻力有增無減。
文化不能“大一統”,儒學理論思想不能積極配合中央集權製度的改革,那麽可以想像“大一統”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關隴人和山東人之間的矛盾有多嚴重,而這些阻力和矛盾反過來又嚴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統一大業。
李百藥回到山東,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無所謂,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權,而是他在經史學上的理論思想,這才是他真正的價值所在。
泗水鷹揚府步兵校尉李百藥,帶著兒子李安期及一於仆從,風塵仆仆抵達首府瑕丘城。
李百藥出身山東超級豪門趙郡李氏漢中房,其父親安平公李德林乃儒林泰鬥,中土名臣,山東貴族集團領袖,四海知名,晚年在與關隴人的博弈中敗北,鬱鬱而終。李百藥襲爵,以才學和操行聞名於世,乃當代儒林名士,不幸的是他卷入了皇統之爭,做為“太子黨”重要成員之一,他的仕途就此急轉直下,尤其聖主登基之後,先是被貶邊陲,接著直接免官了。
大業五年,西征大捷,裴世矩居功至偉,甚得聖寵,在他的關照下,李百藥再入仕途,到魯郡泗水鷹揚府擔任了一個小小的步兵校尉。去年初因老母病重,告假回家,偏偏在此期間魯郡局勢急驟惡化,動蕩不安,於是李百藥遂以各種理由遲滯不歸。
今年七月,魯郡太守段文操親自書告李百藥,魯西南局勢危急,敦促其務必盡快返回相助。
李百藥及其家族已經有了血的教訓丨並且這些教訓的!影響力尚未消除,李百藥當然要明哲保身,尤其在這種政局和時局都日益混亂,無論怎麽站隊都存在巨大風險的情況下,李百藥更不願意出頭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無論身處何地都是一個“出頭鳥”,所以此刻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做一隻縮頭烏龜。
但是,他想做縮頭烏龜,並不代表他就能做縮頭烏龜。
李百藥的老家在河北博陵郡的安平,雖然他這一支追本溯源是趙郡李氏漢中房,但祖上早己遷至河北,反而與趙郡李氏本堂三房聯係密切。就如李密家族,追本溯源是趙郡李氏遼東房,但祖上因為在關隴為官,後代子孫世居關隴,與遼東房的本堂後裔基本沒啥聯係了。李百藥是李氏的傑出子弟,在中土儒林和政壇上的影響力非同一般,當然,這與趙郡李氏以及其父李德林也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如果沒有趙郡李氏這個龐然大物做後盾,沒有李德林遺留下來的深厚人脈和龐大政治遺產,僅靠李百藥本人,絕無可能擁有此等權勢,不過正因為如此,他也成了關隴貴族集團的打擊目標,雖然打擊他的借口始終圍繞著他的“太子黨”身份,但東都上上下下都清楚,打擊他實際上就是打擊山東人,斷絕他的仕途實際上就是遏製和削弱趙郡李氏的權勢。
自中土一統以來,山東五大超級豪門在關隴貴族集團的全麵壓製下,尤其在新興貴族集團尤其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集團的正麵阻擊下,權勢被極大削弱,對中土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這從各豪門所擁有的官僚數量上就能看得出來,當今朝堂上漢姓官僚中,以關中韋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薛氏和柳氏等豪門數量最多,其次便是虜姓中的元氏等個別豪門,而他們都屬於新興貴族,雖然有些豪門也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曆史,但過去貴族等級低,門第不高,與山東五大超級豪門這些曆史悠久、累世簪纓、享譽中土的老貴族根本沒有可比性。
然而,真正決定豪門地位和貴族等級的不是曆史和榮耀,而是實力,是對中土權力和財富的占有量,是對中土命運的掌控力。
門閥士族政治的基礎是貴族等級製度,也就是“尚姓”原則,貴族在分享權力和財富的時候,依據的不是貢獻大小,不是官職高低,而是門第等級。到了本朝,先帝和今上為建立中央集權製度,為廢除門閥士族政治製度,首要目標就是摧毀貴族等級製度,摧毀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分配權,但這個難度太大了,實質上它已經動搖了王朝的統治基礎,所以隻能一步步來,而第一步便是改革貴族等級製度,以“尚姓”原則,改革為“尚官”原則,以官職大小來確定貴族的等級,但要以“尚官”為原則,首要之務是廢除“世襲製”和延續了數百年的“九品中正”選官製度,而“世襲製”和“中正製”是貴族掌控中土權力和財富的第一手段,改革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這一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以山東五大豪門為主的老貴族,因為他們占據了中土最多的權力和財富,而那些新興貴族尤其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過去因為貴族等級低,甚至過去根本連貴族都不是的“暴發戶”,卻因為他們占據的權力和財富非常少,理所當然積極支持這一改革,於是這些數量龐大的“土豪”們隨即成為推動這一改革的動力所在,結果“世襲製”和“中正製”先後廢除,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中土老貴族們,主要是山東和江左兩大貴族集團的實力遭到嚴重打擊,權勢被嚴重遏製和削弱的原因所在。
你動了我的奶酪,奪走了我的口糧,危及到了我的生命,我當然要反擊,於是老貴族們忍無可忍,終於一怒拔劍。
李百藥的老家安平距離趙郡李氏的本堂很近,兩百餘裏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開始,他們這支來自漢中房的李氏子孫,就與李氏本堂三房的子孫,不但利益一致,命運更休戚相關。關鍵時刻,李氏本堂長者找到了李百藥,向他透露了兩個驚人訊息,李百藥非常震驚,當即收拾行裝,辭別老母妻兒,日夜兼程趕赴魯郡。
李百藥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魯郡一個豪望做為兒子的拜師禮送的。能拜在李學士的門下,那可是莫大的榮耀,即便這位當年的太子舍人、東宮學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難,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減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響力依舊令人矚目。當初聖主將其貶出京城,直接“發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廣西桂林,距離東都非常遙遠,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對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後來因為行政區劃製度改革,罷州置郡,官僚數量減少,東都某些人為了把李百藥從邊陲荒蕪之地弄回來,就乘機免了他的官職。無官可做,絕於仕途,李百藥當然隻能回家種田教書了,於是李百藥重回山東,於是李德林、李百藥父子的弟子門生、親朋故舊紛至遝來,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勢力因其“領袖”的回歸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藥在儒林的影響力就恢複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響力,與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基本一致,並且還有一定的放大效應。
中土儒林是中土貴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學術上的理論和觀點,與中土政治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彼此需要,互相影響,共同發展,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以學術文化為基礎的豪門世家不但能夠延續千年,還能始終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土命運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興貴族和低等世家與這些超級豪門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時,這也是中土統一後中央集權製度改革最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記載曆史以來,中土的任何一種政治製度,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學術理論,尤其自漢以後,政治製度與儒學理論的相輔相成就已經成為一種難以違背的天道法則。
漢武帝實施集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學則以“大一統”、“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等新思想為漢武帝的中央集權“保駕護航”。然而,自魏晉以來,中土陷入長達四百餘年的分裂和戰亂,王朝更迭就如走馬燈一般迅速,門閥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權製,董仲舒的新儒學也失去了“市場”,中土文化進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時期。在這種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統,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統,政治製度的大一統,還是就是與政治製度相適應的學術理論的大一統。
現在,先帝、聖主還有他們的誌同道合者,統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後是實施政治製度改革,試圖完成政治製度的大一統,以中央集權製代替門閥士族製度,但依照曆史經驗,若想完成中央集權製度改革,必須同時進行文化大一統,也就是重建與中央集權製相適應的以“君權神授”、“天命論”為基礎的儒家學術理論。
然而,今天這個時代,不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也不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時代,更嚴重的是,在三教相爭中,外來的佛家占據了相當大的優勢,同源同流的儒道兩家聯手都未能擊敗對手,反而被對手打得節節敗退。
當然了,隨著中土疆域的大一統,隨著政治製度大一統的明朗化,隨著“大一統”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文化“大一統”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適者生存,凡順應潮流者必將生存,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則,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適應時代,適應“大一統”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為外來者,有著天生的劣勢,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發展起來,與中土近四百餘年的亂世有著直接關係,而它對中土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的近乎瘋狂的滲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興衰,也嚴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發展,矛盾衝突在所難免,於是便有了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運動。佛家吸取了教訓丨為了生存發展,主動改革,不但在內部進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動配合政治上的需要,還在外部進行融合,在詮釋佛家經義的時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義,甚至不惜代價篡改經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實力排在最後,尤其北教,就是活躍在關隴的樓觀道,同樣在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中慘遭滅頂之災,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發展很快,但麵對“大一統”的新時代,南北兩教也開始了互相融合,還主動吸收佛教教義,取長補短,竭盡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其文化便成為中土的正統文化,其思想便成為中土的正統思想,由此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麵,深刻影響著社會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而自魏晉之後,占統治地位的今文經學陷入絕路,古文經學迅速崛起,並逐漸成為治國之本,所以外來佛教的發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來自山東的以古文經學世代傳承的豪門世家。
儒學是處世治國之學,佛教是出世離俗之教,二者是對立的,但佛教勸世人慈悲愛施,普渡眾生,這與儒家的“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仁愛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兩者有調和之處,這也是中土貴族官僚在研習儒學的同時,非常虔誠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為大量的貴族官僚們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兩次毀滅性的打擊,但依舊蓬勃發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統”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辯論。
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辯論《老子化胡經》之真偽。儒方代表是蘇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彥琮,道教是道士張賓。
大業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進行了一次三教公開辯論,這次是關於理論、教義的辯論。這場辯論由始平令楊宏主持,道教是道士餘永通,佛教是僧人慧淨。
由這兩次辯論可以看出,以古文經學理論為主的儒家為維持自己治國之本的地位,聯合道教,對嚴重威脅到中土整體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發起了一次次“衝鋒”。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義,則是一種從根本上徹底摧毀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統”遭遇到了巨大阻力,這個阻力遠遠大於政治“大一統”,而阻力來源一方麵是因為佛教蓬勃發展了,滲透到中土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麵麵,與儒道兩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勢,另一方麵則是最高統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兩教的支持。
先帝建國,名義上是受禪,實際上就是篡國,而為了名正言順的篡國,就必須在輿論上贏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學術理論上贏得大義,當時道教就給了先帝輿論上的支持,隨後佛教也廣為宣傳。這對先帝和他的追隨者來說非常關鍵,相比起來,儒家當時的支持就不夠,山東人甚至支持尉遲炯、司馬消難和王謙造反,差點把先帝推翻了。
聖主能夠贏得皇統,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貴族集團的絕對支持,而江左貴族集團與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係非常密切,可以這樣說,若想贏得江左貴族集團的支持,首先就要贏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聖主在江左鎮戍期間,積極“公關”佛道兩教,在佛教受了“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在道教不但奉養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則,還與上清道法主王遠智等諸多著名道士親密交往。聖主登基後,繼續不遺餘力的支持佛道兩教的發展,以便在輿論上大規模的宣傳改革政策,同時在政治上努力贏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這就是文化大一統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學是治國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經學理論為主的儒學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在以中央集權製為主的政治“大一統”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幫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礙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學實質上控製在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北方豪門世家手中,以關隴人為主的新興貴族集團在學術思想這一塊是個“短板”,望塵莫及,為此不得不在治國所需要的儒學理論上依靠山東人,但山東人在“大一統”的改革中是利益損失者,是權力和財富的被剝奪者,當然沒有改革的動力。
山東人既然沒有改革的動力,當然不會幫助關隴人,為大一統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學理論。而儒學“不思進取”,不改革,不創新,不能在輿論上推動改革的前進,那麽反過來就迫使關隴人不得不依靠佛道兩教來控製輿論,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統”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來就等於變相支持佛道兩教,導致文化“大一統”改革的阻力有增無減。
文化不能“大一統”,儒學理論思想不能積極配合中央集權製度的改革,那麽可以想像“大一統”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關隴人和山東人之間的矛盾有多嚴重,而這些阻力和矛盾反過來又嚴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統一大業。
李百藥回到山東,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無所謂,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權,而是他在經史學上的理論思想,這才是他真正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