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按照天賊所的專家汪三公子的主張，這恰好是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按照他的理論，什麽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統統的都可以丟掉東洋大海裏去，土地都拿來搞建設，搞工業，搞經濟作物種植。隻要我們有錢，還怕在國際市場上買不到糧食嗎？如果真的有那麽一天，人家不賣糧食給我們了，那一定是我們做了什麽不好的事，惹得人家生氣了。
但是，他所描述的這套做法，早在幾百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們就已經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來替我們試驗過了，這條路，走不得！
從明代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尋找新的食物來源，救荒本草等類著作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出現的。還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謂的“避穀之法”，以期在饑餓難忍的情況下苟延數日之性命，但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在明代中後期以後，原產於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馬鈴薯等糧食作物被引種到了中國。這些作物在引進中國之後迅速擴展，普及全國，成為許多地方，特別是山區人民的重要糧食。福建的陳氏父子因為從西班牙人控製的呂宋偷取番薯引種到福建成功，而被家鄉人立廟封神祭祀。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進並沒有象西方引進的蕪菁和三葉草一樣，建立起一個良性的農作製度，它隻是在糧食生產和衣著原料生產之間建立起了一個暫時的平衡，這種平衡之所以是暫時的，是因為隨著人口的增加，又會出現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進就是在增加糧食供應的同時，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長。
考古學家夏鼐指出：“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末年便已接近六千萬，……到明代極盛時仍隻有六千萬有零，……清初以戰亂有所減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達一萬萬四千餘萬，……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萬萬以上……，這樣的人口激增，雖然與版圖的擴大，土地的開辟，以及賦稅的改變……都有關係，但是與明代晚年輸入原產於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關係更大。”因此甘薯玉米的引進並不能解決中國人口的增長和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溫飽問題並沒有因為它們的引進而得到解決。
增加品種既然不能滿足人民對糧食的需求，那麽，我在種植技術上做文章可以嗎？事實證明，有用。但是，用處不大。
前麵提到的套種、桑基魚塘等技術，算是多熟製的範疇之內。多熟製的發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隻是部分地彌補了由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致的糧食減產，而並沒有消除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相反由於缺乏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多熟製的發展必將加大對勞動力的需求，這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多熟製的發展還影響到了畜牧業的發展，江南稻區在實行多熟製以前，曾經有所謂“拋牛”之俗，即在水稻收獲之後，讓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後，由於多熟製的實施，早稻收割之後，種上了晚稻以及菽、麥、麻、蔬等各種作物，放牧已覺不便，明末宋應星就曾做過這樣的計算，“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者半之，既已無牛，則秋獲之後，田中無複芻牧之患。而菽、麥、麻、蔬諸種，紛紛可種，以再獲償半荒之畝，似也相當也。”沿至清代“拋牛”之俗索性被禁，此種做法勢必引起畜力緊張，從而加重勞動力的負擔。這又是促使農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對糧食供應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這就需要尋找新的食物來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和推廣的。
雖然也通過引進新作物，改進種製度，發展多熟製，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卻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農具的倒退。
中國早在漢代時期出現過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發明，如代田法、耬車等，這些發明都是適合大麵積的土地生產需要而出現的。它與近代歐洲農業改良時所采用的某些農具在原理上與相類似，但是這些農具在中國卻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在於農桑結構導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來越少，采用先進技術設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來越少。因此，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廣，如代田法、耦犁和耬車，僅是在西漢京師附近和一些邊遠地區試用過，而並沒有在一個更大的範圍裏推廣使用。不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技術倒退的現象。
唐朝江東犁的出現和明清鐵搭的盛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什麽先進的江東犁在明清時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後的鐵搭所取代？是江東犁不適合江東的自然條件嗎？不是，因為江東犁就是適應當地的土壤耕作條件而最早出現的。那麽，為什麽發明江東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東犁呢?原因在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導致的江南地區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的失衡，這種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來放牧地方都被開墾出來作為農田，而原來一些在收獲之後可以用來放牧的農田也紛紛種上了作物，因而導致了畜牧的萎縮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鐵搭的使用成為可能，而畜牧的萎縮又使得牛耕缺牛，隻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鐵搭代替牛耕。這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據宋應星估計“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力者半之”，這是一種比較保守的估計。一般說來，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頭牛就相應地要補充七到十個勞力。這又陷入了新的一輪人口增加。
除了農具的退化、畜力的使用減少之外，更大的影響則是在於因為土地不能夠大麵積經營，各種水利設施便無法興建，灌溉便又成了問題。
什麽？有看官說這些東西太過於晦澀，看不懂？那麽，不厚道的作者冒著被404的危險，用不遠的年代，甚至是很多人經曆過，至今還被無數文藝作品吹噓的包產到戶來解釋一下。
某個湖南人曾經說過一段列入小學課文竺可楨的話，農作物產量要看水光肥種子氣候工具等多種因素，人的作用則是把這些因素爭取到最佳。總之，隻要是有點種田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句話，種地也叫伺候莊稼。你要把莊稼所需要的水肥種子光照工具等等搞好了，莊稼才會開恩給你一點好收成。隻有那些不知稼穡艱辛的人，才敢瞎說什麽有了積極性，產量翻幾倍得話。積極性當然重要，但是你再積極也是去伺候莊稼的仆人，忘了這點，莊稼可不管你是張三還是李四，那響亮的耳光說來就來。
1984年全麵取消人民公社並且在建國35周年國慶遊行上高舉包幹到戶好的牌匾，可惜第二年全國糧食減產7.44%。你前腳摧毀了各級農村基層組織，把集體掌握的農機具，牲畜一股腦的都給分配了，姑且不說這個過程中是否有腐敗、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發生，將集體生產重新變成了小農經濟，然後美其名曰是進步。可是不想想，從集團作業一夜間變成個體勞動，抗風險能力和經營成本的巨大變化會坑死你的。一窩蜂似的生產導致的穀賤傷農類事件好像都看見過不少。那個階段農村的演變情況，曾經在央視黃金時間播出的電視劇《蒼生》裏有很詳細的描寫。不過，建議大家去看看浩然的原著，裏麵的描寫更是能醫治頭風。呃，好像最早搞包產到戶的那個村子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貧，還在靠著典型光環過活。
當年某些人一邊吹噓積極性，一邊停止了水利投入，甚至拆散了自行發展水利的組織。結果，你牛逼吹的再響，也改變不了頂在荊江一線的是被評價為三七開的那個人在世時期修建的大堤的事實，最惡搞的是，連最後的荊江分洪的底牌，都是開國領袖建的，那些人幹的事情是，把分洪道擠占挪用，搞得大堤上拿著喇叭給大家鼓舞士氣，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最高領袖一身得冷汗。萬般無奈之下，還是開國領袖留下的軍隊挺身而出，甚至打出了這裏就是上甘嶺得標語。
幸好，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荊江一戰，到底還是打贏了，一如積屍如山的上甘嶺。但是最高領袖是真害怕了，這麽搞，怕不是要變北麵的鄰居毛熊？要知道，毛熊可是我們的好老師，連怎麽死，死後是個什麽下場都告訴我們了。怎麽辦？接著吹？最終，最高領袖和繼任者決定向主席投降，您老人家說的對啊。最終，進入新世紀後，國家不但免去了皇糧國稅，更開始投入巨資重振水利，不僅重修水庫水渠，還建立了監測站。
尤其是近些年，新農村，家庭農場，農業機械大規模推廣，土地集約化經營，最高領袖更提出了中國的碗裏必須裝著中國的糧食，同時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抓農村工作，恢複農村基層組織，這才漸漸的補上了當年的缺口，讓我們不至於被白頭鷹掐著脖子問還想不想吃飯了。
哦，似乎又扯遠了。我們還是把注意力轉回到這個時空吧！
在原本的曆史上，因為多熟製的發展和甘薯、玉米等糧食作物的引進的確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得明清之際的農業無論是從總產，還是單產，以及所養活的人口總數來看，都達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水平。以單產而言，十七世紀時，中國每公頃耕地的大米產量已達到2.3公噸，這是現代以前農業技術理論上的最高產量。但是，隨著江南的城鎮化發展，手工業工場的大量出現，稻田的人均麵積還是不斷的縮減。據史料記載，從明後期到清康熙二十年前後，杭州府水田麵積減少30頃，湖州減少了79頃，嘉興減少了1354頃，其中石門縣田減少了1451頃。與此同時，人口卻在不斷地增加，結果是人無耕地的占有量下降，從洪武年間的人均三畝多稻田，漸漸的變成了不到兩畝。減少了接近三分之一。
特別是李守漢開始有意，甚至是惡意的向江南大量出售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以來，江南的糧食作物種植麵積更是每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銳減。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桑樹林，一座座的機坊。每天，江南各地州縣市鎮上所需要的日常糧食油料鹽巴醬醋等物資消耗，都是由在河道裏往來穿梭的大小船隻，在河埠頭將船艙內裝載滿滿的、壓得吃水線快到了船舷的糧米包，菜油壇子，讓那些碼頭上的苦力們喊著號子搬運到庫房之中，然後通過一間間買賣鋪子，發售到需要它們的人手中。
這些糧米油鹽等物，絕大多數來自於吳淞口和杭州灣。江南，已經在李守漢有意識的操作下變成了一個糧食七八成都依賴於進口的地區。嗯，這個比例基本上和現在的南棒子國一樣。不要說三八線北麵的那幾千門火炮把漢城變成一片火海，單單是港口航道附近出現了小型潛艇，那些運輸糧食肉類的貨輪又有幾個還敢冒著生命危險進港卸貨的？他們又不是蘇聯紅海軍，能夠冒著生命危險頂著連天炮火衝進斯大林格勒的港口。所以說，真要是三八線上再起炮火，南棒子那群整容貨們最害怕。不過也沒關係，人家講究的是身土不二，就算是餓死也不會吃非本土出產的農產品的。
“反正隨便幹一天的夥計，就能掙來兩三天的飯食銀子，一天三頓飯，還都是有酒有肉有葷腥的，咱們又何必回鄉下去受那個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罪？”哪怕是碼頭上的腳夫，都如此認為，由此可見，江南的糧食便宜到了一個令人發指的地步了。
也不是沒有人質疑過為什麽南邊來的糧食為什麽這麽便宜。但是，從南中來的水手不會知道這些糧食采購運輸之中的門道，他們隻知道糧食在南中極為便宜，又是主公自己的買賣，當然不會有什麽飄沒、鼠耗雀耗之類的勾當。更何況，這些糧食都是作為北上空船時的壓艙物存在的，自然運費極為低廉。
至於說采購過程中用工業券來收割各處村鎮義倉、思無倉等公益性倉儲內即將到期的陳年稻穀的勾當，更不是那些水手們能夠知曉的內幕了。煤鐵聯合企業出產的鋼鐵，各處製造工坊製造的農具，鐵器，家用器具，各處機房生產出的精致細布，綢緞，都可以用工業券折價購買！大批堆積在思無倉常平倉裏備荒的陳年稻穀便以外人看來極為低廉的價錢被收購了。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在前工業時代的聯合生產攤銷成本手段麵前，小農經濟變得脆弱無比。
這麽一連串的操作下來，江南便再無積粟之家。大家都把錢財、精力投入到了做生意、開工場、建機坊上麵。頂不濟的，也是要搞幾個客棧酒樓飯鋪堆棧庫房之類的買賣來。這都比種田來錢來得快！
“圖爾格，不必擔心。”博洛笑得很是開心，臉上的笑容就像是一頭冬眠後剛剛在春日的陽光裏醒來時便發現了一個碩大的蜂巢的黑熊。他拍了拍自己副手的肩膀，“咱們隻管吩咐下去，這江南之地，有的是人比我們熟悉這裏的情形。我們找不到糧食，自然有人找得到。”
圖爾格聽了博洛的這幾句話，臉上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了一些，“主子，您說的是？”他用手指了指樓下。樓下的一群人剃了頭發，露著鐵青色的頭皮，任憑著湖麵上秋風吹過，在新剃的頭皮上留下一陣陣寒涼之意。頭上是金錢鼠尾，身上是圓領袍服，又站在一群麵目猙獰手執刀槍利刃的清軍當中喜笑顏開的，任憑著誰怎麽看，都覺得萬分詭異。
“不錯，正是這些人！”博洛十分的閑適輕鬆，“他們歸順了我大清，獻城有功，這個自不必說。但是，既然已經剃發易服，身為我大清的官員百姓，那就要為我大清好生做事。不然，我大清養他們作甚？！”
饒是圖爾格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聽了博洛的這話也是不由得起了一陣寒顫。這分明就是隨時準備殺了走狗燉著吃啊！但是，前提是走狗不得力了，不能為他叼來獵物不能為主人撲上去撕咬目標了。
“去！把那姓柳的奴才喊上來，就說主子有差使交給他去辦！”
不消片刻，樓梯上腳步聲響，走上來一人。
“奴才柳攢機，見過二位主子！”
。
但是，他所描述的這套做法，早在幾百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們就已經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來替我們試驗過了，這條路，走不得！
從明代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尋找新的食物來源，救荒本草等類著作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出現的。還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謂的“避穀之法”，以期在饑餓難忍的情況下苟延數日之性命，但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在明代中後期以後，原產於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馬鈴薯等糧食作物被引種到了中國。這些作物在引進中國之後迅速擴展，普及全國，成為許多地方，特別是山區人民的重要糧食。福建的陳氏父子因為從西班牙人控製的呂宋偷取番薯引種到福建成功，而被家鄉人立廟封神祭祀。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進並沒有象西方引進的蕪菁和三葉草一樣，建立起一個良性的農作製度，它隻是在糧食生產和衣著原料生產之間建立起了一個暫時的平衡，這種平衡之所以是暫時的，是因為隨著人口的增加，又會出現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進就是在增加糧食供應的同時，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長。
考古學家夏鼐指出：“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末年便已接近六千萬，……到明代極盛時仍隻有六千萬有零，……清初以戰亂有所減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達一萬萬四千餘萬，……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萬萬以上……，這樣的人口激增，雖然與版圖的擴大，土地的開辟，以及賦稅的改變……都有關係，但是與明代晚年輸入原產於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關係更大。”因此甘薯玉米的引進並不能解決中國人口的增長和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溫飽問題並沒有因為它們的引進而得到解決。
增加品種既然不能滿足人民對糧食的需求，那麽，我在種植技術上做文章可以嗎？事實證明，有用。但是，用處不大。
前麵提到的套種、桑基魚塘等技術，算是多熟製的範疇之內。多熟製的發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隻是部分地彌補了由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致的糧食減產，而並沒有消除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之間的矛盾，相反由於缺乏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多熟製的發展必將加大對勞動力的需求，這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多熟製的發展還影響到了畜牧業的發展，江南稻區在實行多熟製以前，曾經有所謂“拋牛”之俗，即在水稻收獲之後，讓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後，由於多熟製的實施，早稻收割之後，種上了晚稻以及菽、麥、麻、蔬等各種作物，放牧已覺不便，明末宋應星就曾做過這樣的計算，“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者半之，既已無牛，則秋獲之後，田中無複芻牧之患。而菽、麥、麻、蔬諸種，紛紛可種，以再獲償半荒之畝，似也相當也。”沿至清代“拋牛”之俗索性被禁，此種做法勢必引起畜力緊張，從而加重勞動力的負擔。這又是促使農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對糧食供應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這就需要尋找新的食物來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和推廣的。
雖然也通過引進新作物，改進種製度，發展多熟製，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卻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農具的倒退。
中國早在漢代時期出現過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發明，如代田法、耬車等，這些發明都是適合大麵積的土地生產需要而出現的。它與近代歐洲農業改良時所采用的某些農具在原理上與相類似，但是這些農具在中國卻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在於農桑結構導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來越少，采用先進技術設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來越少。因此，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廣，如代田法、耦犁和耬車，僅是在西漢京師附近和一些邊遠地區試用過，而並沒有在一個更大的範圍裏推廣使用。不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技術倒退的現象。
唐朝江東犁的出現和明清鐵搭的盛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為什麽先進的江東犁在明清時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後的鐵搭所取代？是江東犁不適合江東的自然條件嗎？不是，因為江東犁就是適應當地的土壤耕作條件而最早出現的。那麽，為什麽發明江東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東犁呢?原因在於桑爭稻田和棉爭糧田所導致的江南地區人口增長和糧食供應的失衡，這種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來放牧地方都被開墾出來作為農田，而原來一些在收獲之後可以用來放牧的農田也紛紛種上了作物，因而導致了畜牧的萎縮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鐵搭的使用成為可能，而畜牧的萎縮又使得牛耕缺牛，隻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鐵搭代替牛耕。這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據宋應星估計“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力者半之”，這是一種比較保守的估計。一般說來，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頭牛就相應地要補充七到十個勞力。這又陷入了新的一輪人口增加。
除了農具的退化、畜力的使用減少之外，更大的影響則是在於因為土地不能夠大麵積經營，各種水利設施便無法興建，灌溉便又成了問題。
什麽？有看官說這些東西太過於晦澀，看不懂？那麽，不厚道的作者冒著被404的危險，用不遠的年代，甚至是很多人經曆過，至今還被無數文藝作品吹噓的包產到戶來解釋一下。
某個湖南人曾經說過一段列入小學課文竺可楨的話，農作物產量要看水光肥種子氣候工具等多種因素，人的作用則是把這些因素爭取到最佳。總之，隻要是有點種田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句話，種地也叫伺候莊稼。你要把莊稼所需要的水肥種子光照工具等等搞好了，莊稼才會開恩給你一點好收成。隻有那些不知稼穡艱辛的人，才敢瞎說什麽有了積極性，產量翻幾倍得話。積極性當然重要，但是你再積極也是去伺候莊稼的仆人，忘了這點，莊稼可不管你是張三還是李四，那響亮的耳光說來就來。
1984年全麵取消人民公社並且在建國35周年國慶遊行上高舉包幹到戶好的牌匾，可惜第二年全國糧食減產7.44%。你前腳摧毀了各級農村基層組織，把集體掌握的農機具，牲畜一股腦的都給分配了，姑且不說這個過程中是否有腐敗、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發生，將集體生產重新變成了小農經濟，然後美其名曰是進步。可是不想想，從集團作業一夜間變成個體勞動，抗風險能力和經營成本的巨大變化會坑死你的。一窩蜂似的生產導致的穀賤傷農類事件好像都看見過不少。那個階段農村的演變情況，曾經在央視黃金時間播出的電視劇《蒼生》裏有很詳細的描寫。不過，建議大家去看看浩然的原著，裏麵的描寫更是能醫治頭風。呃，好像最早搞包產到戶的那個村子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貧，還在靠著典型光環過活。
當年某些人一邊吹噓積極性，一邊停止了水利投入，甚至拆散了自行發展水利的組織。結果，你牛逼吹的再響，也改變不了頂在荊江一線的是被評價為三七開的那個人在世時期修建的大堤的事實，最惡搞的是，連最後的荊江分洪的底牌，都是開國領袖建的，那些人幹的事情是，把分洪道擠占挪用，搞得大堤上拿著喇叭給大家鼓舞士氣，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最高領袖一身得冷汗。萬般無奈之下，還是開國領袖留下的軍隊挺身而出，甚至打出了這裏就是上甘嶺得標語。
幸好，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荊江一戰，到底還是打贏了，一如積屍如山的上甘嶺。但是最高領袖是真害怕了，這麽搞，怕不是要變北麵的鄰居毛熊？要知道，毛熊可是我們的好老師，連怎麽死，死後是個什麽下場都告訴我們了。怎麽辦？接著吹？最終，最高領袖和繼任者決定向主席投降，您老人家說的對啊。最終，進入新世紀後，國家不但免去了皇糧國稅，更開始投入巨資重振水利，不僅重修水庫水渠，還建立了監測站。
尤其是近些年，新農村，家庭農場，農業機械大規模推廣，土地集約化經營，最高領袖更提出了中國的碗裏必須裝著中國的糧食，同時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抓農村工作，恢複農村基層組織，這才漸漸的補上了當年的缺口，讓我們不至於被白頭鷹掐著脖子問還想不想吃飯了。
哦，似乎又扯遠了。我們還是把注意力轉回到這個時空吧！
在原本的曆史上，因為多熟製的發展和甘薯、玉米等糧食作物的引進的確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得明清之際的農業無論是從總產，還是單產，以及所養活的人口總數來看，都達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水平。以單產而言，十七世紀時，中國每公頃耕地的大米產量已達到2.3公噸，這是現代以前農業技術理論上的最高產量。但是，隨著江南的城鎮化發展，手工業工場的大量出現，稻田的人均麵積還是不斷的縮減。據史料記載，從明後期到清康熙二十年前後，杭州府水田麵積減少30頃，湖州減少了79頃，嘉興減少了1354頃，其中石門縣田減少了1451頃。與此同時，人口卻在不斷地增加，結果是人無耕地的占有量下降，從洪武年間的人均三畝多稻田，漸漸的變成了不到兩畝。減少了接近三分之一。
特別是李守漢開始有意，甚至是惡意的向江南大量出售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以來，江南的糧食作物種植麵積更是每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銳減。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桑樹林，一座座的機坊。每天，江南各地州縣市鎮上所需要的日常糧食油料鹽巴醬醋等物資消耗，都是由在河道裏往來穿梭的大小船隻，在河埠頭將船艙內裝載滿滿的、壓得吃水線快到了船舷的糧米包，菜油壇子，讓那些碼頭上的苦力們喊著號子搬運到庫房之中，然後通過一間間買賣鋪子，發售到需要它們的人手中。
這些糧米油鹽等物，絕大多數來自於吳淞口和杭州灣。江南，已經在李守漢有意識的操作下變成了一個糧食七八成都依賴於進口的地區。嗯，這個比例基本上和現在的南棒子國一樣。不要說三八線北麵的那幾千門火炮把漢城變成一片火海，單單是港口航道附近出現了小型潛艇，那些運輸糧食肉類的貨輪又有幾個還敢冒著生命危險進港卸貨的？他們又不是蘇聯紅海軍，能夠冒著生命危險頂著連天炮火衝進斯大林格勒的港口。所以說，真要是三八線上再起炮火，南棒子那群整容貨們最害怕。不過也沒關係，人家講究的是身土不二，就算是餓死也不會吃非本土出產的農產品的。
“反正隨便幹一天的夥計，就能掙來兩三天的飯食銀子，一天三頓飯，還都是有酒有肉有葷腥的，咱們又何必回鄉下去受那個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罪？”哪怕是碼頭上的腳夫，都如此認為，由此可見，江南的糧食便宜到了一個令人發指的地步了。
也不是沒有人質疑過為什麽南邊來的糧食為什麽這麽便宜。但是，從南中來的水手不會知道這些糧食采購運輸之中的門道，他們隻知道糧食在南中極為便宜，又是主公自己的買賣，當然不會有什麽飄沒、鼠耗雀耗之類的勾當。更何況，這些糧食都是作為北上空船時的壓艙物存在的，自然運費極為低廉。
至於說采購過程中用工業券來收割各處村鎮義倉、思無倉等公益性倉儲內即將到期的陳年稻穀的勾當，更不是那些水手們能夠知曉的內幕了。煤鐵聯合企業出產的鋼鐵，各處製造工坊製造的農具，鐵器，家用器具，各處機房生產出的精致細布，綢緞，都可以用工業券折價購買！大批堆積在思無倉常平倉裏備荒的陳年稻穀便以外人看來極為低廉的價錢被收購了。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在前工業時代的聯合生產攤銷成本手段麵前，小農經濟變得脆弱無比。
這麽一連串的操作下來，江南便再無積粟之家。大家都把錢財、精力投入到了做生意、開工場、建機坊上麵。頂不濟的，也是要搞幾個客棧酒樓飯鋪堆棧庫房之類的買賣來。這都比種田來錢來得快！
“圖爾格，不必擔心。”博洛笑得很是開心，臉上的笑容就像是一頭冬眠後剛剛在春日的陽光裏醒來時便發現了一個碩大的蜂巢的黑熊。他拍了拍自己副手的肩膀，“咱們隻管吩咐下去，這江南之地，有的是人比我們熟悉這裏的情形。我們找不到糧食，自然有人找得到。”
圖爾格聽了博洛的這幾句話，臉上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了一些，“主子，您說的是？”他用手指了指樓下。樓下的一群人剃了頭發，露著鐵青色的頭皮，任憑著湖麵上秋風吹過，在新剃的頭皮上留下一陣陣寒涼之意。頭上是金錢鼠尾，身上是圓領袍服，又站在一群麵目猙獰手執刀槍利刃的清軍當中喜笑顏開的，任憑著誰怎麽看，都覺得萬分詭異。
“不錯，正是這些人！”博洛十分的閑適輕鬆，“他們歸順了我大清，獻城有功，這個自不必說。但是，既然已經剃發易服，身為我大清的官員百姓，那就要為我大清好生做事。不然，我大清養他們作甚？！”
饒是圖爾格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聽了博洛的這話也是不由得起了一陣寒顫。這分明就是隨時準備殺了走狗燉著吃啊！但是，前提是走狗不得力了，不能為他叼來獵物不能為主人撲上去撕咬目標了。
“去！把那姓柳的奴才喊上來，就說主子有差使交給他去辦！”
不消片刻，樓梯上腳步聲響，走上來一人。
“奴才柳攢機，見過二位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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