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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而動全身。。。


    大宋貶抑武將政治地位的目的是為了貫徹實施重文輕武的國策。重文輕武的國策體現在兵製上,就是樞密院的掌兵製度,就是以文製武,用文臣來監督和製約武將。


    如果武將的政治地位提高了,那麽武將的權力隨之增長,國策隨之也要由“重文輕武”改為“文武並重”,而“文武並重”的國策勢必影響到兵製,現行兵製隨之就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也就是說,樞密院的掌兵製度要修改,要廢棄“以文製武”這個貫穿整個兵製的基本策略。


    皇帝迫不得已,答應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他想當然地以為提高武將的品級影響不了根基,但接著他就發現,這是李虎設下的一個陷阱,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一個完全顛覆大宋根基的陷阱。他跳進了這個陷阱,然後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


    按照李虎的奏議,軍職品級大幅提升,看上去很簡單的一件事,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根本行不通。


    大宋政治和軍度的精髓所在就是“地方分權,中央集權,臣僚分權,皇帝集權”。這個基本國策深入政治和軍事製度長達一百多年,造成大宋官製和兵製極其複雜,任何變革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即使是提升軍職品級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同樣如此。


    大宋軍隊,從軍種來說,它禁軍、廂軍、鄉兵、蕃兵、土兵之分;從軍隊編製來說,有係將禁軍和不係將禁軍,這兩者編製不一樣;從軍隊組成來說,有單純的禁軍,有諸軍種混合,比如折家軍就包括上述五個軍種;從軍隊體係來說,有中央禁軍體係,有虎烈軍這樣的藩鎮軍隊有契丹大王府、海大王府這樣的蕃軍;中央禁軍體係也很複雜,有中央衛戍軍,有邊疆鎮戍軍,有戍守地方的軍隊。


    中央禁軍體大宋地方製度密切相連。軍職品級的提升牽涉到了禁軍體係,也必然牽涉到了地方行政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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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的地方製度看上去是路、府軍和縣三級事實上隻有兩級,“路”事實上不能做為一個行政級別。


    大宋地“路”有安撫使路轉運使路之分。安撫使路是按軍事部署來劃分。轉運使路是以財政需要來劃分。安撫使路遠比轉運使路要多。在以安撫使為主地“路”上帥司統領一路禁軍。依常例。帥司長官還兼任本路大府地知府。而知府又兼任本府兵馬都總管領本府廂軍。同理。州一級地知州也兼任本州兵馬轄。統領本州廂軍。


    路一級地安撫使。府州軍級地知府、知州是本地方地文職軍事長官。武將隻能做副職。但是。做為主掌地方軍事地安撫使和主掌地方軍政地知府、知州。他們地行政級別卻非常混亂。


    在軍政兩個體係都要“分權”。在軍隊更要“以文製武”以知府、知州雖然兼任地方軍事長官。但在軍政兩個方麵們都直接聽命於中央。他們和“路”一級地“四司”府署沒有直接隸屬關係。同時中央為了限製知府、知州地權力。設通判為副職以通判來負責具體行政事務和監察州府。通判也直接聽命於中央。這樣一來。從理論上說。知府、知州算是臨時性地差遣。不是常設官職。因此。知府、知州地具體行政級別。就由他們地寄祿官或散官階來確定了。這一職務可以低為七品。也可以高為三品。


    在此舉個例子。比如蘇東坡。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年)。蘇東坡貶官後起複。以正七品地朝奉郎知登州。而在哲宗元佑四年(公元089年)。蘇東坡則以正三品地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安撫使也是一樣。依照大宋律。安撫使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者即可。太中大夫是從四品地文散官。也就是說。安撫使地品秩可以是從四品。也可以高達正二品。


    安撫使是路一級地軍事長官。知府、知州是府州一級地軍政長官。這都是職官。按道理應該有具體地行政級別。但大宋為了“分權”。為了互相牽製。為了最大程度地削弱地方權力。硬是把具體地常設職官。變成了臨時性地非常設職官。結果權力是集中到了中央。但弊端也非常嚴重。地方上機構臃腫職能重疊、行政效率低下。軍隊裏也是一樣。尤其它地指揮係統。更是混亂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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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軍職品級的提升,牽扯麵太大了,就大宋這種複雜的軍政製度來說,無法操作。


    李虎以當前形勢的需要,以軍隊戰鬥力的需要,理所當然地提出改善武將的政治地位,要求重新設定武將的品秩,豈不料,這看似一個不經意的變


    撬動了整個大宋體製。


    皇帝醒悟過來了,李虎的目標其實不是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而是以此為契機,實施變革,顛覆大宋體製,但他醒悟得太遲了,以他現在的處境和實力來說,他已經無力阻止李虎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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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中樞大臣一致同意提高武將的政治地位,接下來,就是具體操作問題。


    李虎拿出了第二個奏議,軍政分離。


    很顯然,要想改變龐大的大宋體製,需要充足的條件和漫長的時間,而變革也要在不斷的摸索、總結和完善中緩慢進行,目前臨時朝廷沒有這個條件,也沒有這個時間,當務之急是生存,是馬上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礎,而要打下這個基礎,需要軍隊,需要通過戰爭來贏取,因此,當前迫切需要提高武人的政治地位,凝聚武人的力量。


    為了達到這個,就要在當前條件下想出對策。


    當前大宋分裂,中土陷入亂,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製,而地方因為長期沒有行政長官,沒有軍權和財權,基本上沒有抵抗力,這從河北戰場就能看得出來。


    年初金軍入:,因為河北禁軍無力抵擋,黃河防線失守,金軍一直殺到了汴京城下,河北四鎮全部失陷。後來,中央雖然放權,允許河北各地募軍抗金,但大宋體製的力量太強大了,所謂的放權也不過是權益變通之計,河北軍民被腐朽的體製捆住了手腳,根本沒辦法抵禦金軍的攻擊。


    這種形勢下,李虎要想在河北打場勝仗,要想在黃河防線堅守更長的時間,要想盡快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必須發揮軍隊的全部力量,而要想達到這一目標,唯一的辦法就是軍政分離。


    李虎有這樣的想法很常。他從遼東崛起之日開始,就是靠軍隊打天下,其後不管在遼西還是在代北,都是軍政合一。現在地盤大了,軍政合一不行了,為了確保軍隊的戰鬥力,軍政必須分離。軍隊一門心思打仗,而臨時朝廷則一門心思籌措糧草,保證軍隊的需要。


    這是亂世,在亂世中生存實力,實力的基礎是武力,沒有強悍的武力必定敗亡,所以大宋那一套不行了,重文輕武、以文製武隻能加速大宋的敗亡,而在軍隊裏的分權和鉗製則會削弱軍隊戰鬥力,會進一步加快大宋的敗亡,但大宋體製是個龐然大物,它就象一頭垂死掙紮的野公牛,它在奔跑之中所產生的巨大衝擊力令人恐懼,讓它停下來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砍斷它的四條腿,雖然這種辦法會傷及自身,但總比讓它一頭衝進懸崖屍骨無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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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從中央到地方,軍政自成體係,互不幹涉,互不牽連。


    朝廷分東西兩府,東府主政,西府主兵。東府長官是宰相、副相,其下有門下、中書和尚書三省。西府長官是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下設十二房。


    東府的政務由宰相、副相負責,近期主要事務是遷都,建新都,征繳更多的錢糧,其中包括進行財經賦稅製度的變革,以收買人心,設法控製更多的州縣。全方位的變革則要等待合適的時機,最起碼要等到定都長安之後。


    西府的事則非常麻煩。


    軍政分離,體現了文武並重的基本國策,但如果完全廢棄“以文製武”之策,顯然矯枉過正了,武將極有可能擁兵自重,所以在軍權的分配上,必須慎之又慎,以防重武輕文,武夫橫行,重現晚唐、五代兵禍連接之亂。


    當年太祖,太宗皇帝用了幾十年時間才完成了樞密院三衙體製,這個兵製的特點就是分權。樞密院主掌兵藉、虎符,三衙管領諸軍,率臣主掌兵柄,把兵權一分為三,“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製”。至於率臣,主掌的則是戰場指揮權。


    樞密院有“發兵之權”,三衙有“握兵之權”,率臣有戰場指揮權,但在大宋一朝,率臣基本上都是文官,大宋靠這種“以文製武、兵權分立”的兵製,消了綿延二百多年的內部兵變,趙氏王朝得以延續了一百六十餘年,但是,這種兵製的弊端也非常可怕,一百六十餘年後的今天,大宋無兵可用,大宋甚至無力抵禦女真人,在金軍第一次入侵中,汴京就被圍攻了一個多月,這是大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樞密院三衙體製的弊端到底在哪?大宋軍隊為什麽不堪一擊?這個問題解決,軍政分離對提升軍隊的戰鬥力幾乎沒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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