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睿呼吸為之一窒，他的臉色變的很難看。【閱讀網】
可是，他還是不得不承認，楚瑜說的是實話。
現在和半年前已經不一樣了，姚萇父子的敗退，已經讓苻宏的位置越發的穩固，現在輕易地，已經不可能動搖了。
某種程度來說，可以講，是自己錯過了這個機會。
但是思來想去，苻睿卻並不後悔，因為這完全是自己仔細的考慮過後的決策，自己權衡了再三，也知道，在之前那個特殊的時間段，是不可能動手的，因為自己想要的，是取而代之，而不是徹底掀翻桌子。
不管怎麽說，自己還是氐人，和苻宏等人在民族利益上是一致的。
既然不是苻宏，那麽苻睿就隻能聯想到涼州的段業了。
“現實，您的意思是說，涼州那邊？”
“不錯。”楚瑜說道，“如今涼州的段業，大肆招兵買馬，雄心勃勃，聽說這一次開科取士，天底下已經有不少人不遠千裏跑去應考，王爺，這可不能小覷啊。”
“喔？”苻睿雖然神色略有觸動，但是很明顯，他看起來並不是太在意。
“王爺。”楚瑜道，“您不能小看這個事情，當今是亂世，固然是依仗戰馬和長刀，可是畢竟，純粹考武力，可以一時取得勝利，但是很難徹底征服天下。就算能，靠武力也不能完全統治天下，終究需要大量的讀書人，而段業這麽一來，天下士子之心，恐怕都向著他了，王爺，這可不是個小事情啊！”
“我知道了！”苻睿雖然態度很謙恭，但是，明顯楚瑜看的出來，他真的不在意。
畢竟他是氐人，漢化雖然深，但是看起來，也是知其表，不知其理，終究還是對讀書人的力量沒有太深刻的認識啊。
一想到這裏，楚瑜心裏不由暗自歎氣。有些東西，沒有經曆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深刻的理解，想靠著幾句話，就說服苻睿這樣極度自信，極為有主見的人，實在太難了。
苻睿可能覺得，隻要有刀槍，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讀書人也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來就是像自己這種人一樣，出主意，搞權謀，幫他打天下。
可是真正讀書人管用的地方，卻不是這裏啊。
楚瑜既仔細讀過聖賢書，也跑過江湖，深深知道，不管是現在的江南，還是如今苻宏統治的關中，慕容垂統治的河北，不管實際統治者是誰，其實都還是皇權不下鄉。他們精銳的軍隊，讓老百姓不敢反抗，他們的官員手握大權，可是從朝廷，到地方的刺史，郡守這些官員，他們本質上是管理下級官員的，而不是直接去管理百姓。
隻有縣官被稱作“親民之官”，其他都被稱作“管官之官”，就是這個意思。
而問題就在於，氐人也好，匈奴人也好，鮮卑人也好，他們都缺乏足夠的人才去當縣官。你讓一個勇士去震懾一個縣內的反叛勢力，這個很容易。
但是你讓他收稅，賑災，審案子，維持地麵，保證徭役，這些事情，對於他們就太難了。
而實際上，大部分縣官，其實都還是漢人。所以別的人或許看不出來，但是楚瑜就知道，這樣的統治基礎是並不穩固的。
而就是這“親民之官”，實際上在治理廣大的農村是依靠的還是本地的鄉紳、士族。所以，在江南也好，在關中也好，每當一任官員上任時，為了在任內地方上能治安良好、征糧順利，首先都要拜訪當地有名望和號召力的士紳，特別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即所謂地望耆老。
因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事實上當時占天下絕大多數地域的農村都是在士紳的直接管理下，是不折不扣的士紳治國。如果不跟他們搞好關係，他們當然不敢直接來對抗你，可是讓你根本沒法工作，最後直接走人，那是完全可以的。
這絕非偶然。因為從漢朝以來，士大夫的地位就逐漸抬高，到了後來，他們入朝為官，彼此呼應，形成了聲勢，就完全成了同氣連枝的整體。從家庭背景看，大部分在中央和地方為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在農村擁有土地的大地主和莊園主。這樣的家庭在兒子自上學年齡起就讓其在私塾或官學中接受正規教育，然後透過察舉，或者孝廉等等方式，進入官場做官。在當官的時候，他們當然也就竭力擴大家族的影響力，給家族積累各種資源。
而到了他們退休離任之後，他們又重返鄉裏，一邊繼續著地主的生涯，一邊發揮餘熱，調解鄉裏糾紛，維護地方治安，協助在任官員的工作。士紳與鄉土的二重身份密不可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謂耕讀世家說的就是這群人。
從教育背景來，士紳們一方麵接受過國家的正統教育，儒家倫理、綱教倫常深入其心；另一方麵從小生活在鄉間，對地方上的風土人情、鄉規民約十分熟悉，往往在二者有矛盾時采用一種園融、通達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使其既不違反大傳統，具有大傳統的合法性，也不有悖於小傳統，具有小傳統的合理性。
多少年來，楚瑜走南闖北看到的效果足夠證明這樣的有效性。從實際作用看，士紳在解決糾紛、祭祀儀典等重要活動中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鄉村之中每逢婚喪嫁娶、祭祖拜神、二造糾紛等事，村長、裏正往往會請有名望的鄉紳主持其事，因為後者見識多、德望高，能讓鄉民信服。
可見，自古而來知識分子即在國家與民眾之間起著協調和紐帶的作用。現代化以後，隨著政權的下鄉和教育資源向城市的聚集，士紳治國的局麵被打破了，知識分子大量聚集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之中，也更多地被吸納進正式的國家體製之中,而脫離了“鄉土性”。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在參與新的國家大傳統的形成，而忽視了在現今城鄉二元的格局下仍舊占全國人口70%以上的農活的農村地區的小傳統的頑強生命力和抵製力量。“送法下鄉”、“文字下鄉”固然重要，在具體的事件中運用良知和理性解決社會衝突，促進和諧發展同樣重要。這就需要我們的知識分子有時放下筆，走出書齋，走向社會，切身感受社會症結所在，找到解決問題得合適方法。
古語有雲，人生在世有三大事，謂之立德、立功、立言，其中以立德為首。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立言是“利在千秋”，即著書立作，流傳後世；立功則是“功在當代”，即積極參與到社會活動特別是社會重大事件的解決中去，運用自己的良知和專業知識服務社會，實現社會正義；立德則是上述二方麵的結合，通過研究學問和踐行學問提升自己的品格，為社會樹立正麵的榜樣。可歎的是，我們中的一部分學者，都隻專注於立言，或是“躲進小樓成一統”搞一些玄之又玄的知識，或是在筆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而忽視了立功，故而也不能立德，其知識品格必然是不完滿的。
立言和立功，其實可以大體類比於韋伯所說的“學術與政治”。在《以學術為業》中，韋伯塑造了一個職業學者形象，竭力將價值判斷和形而上學從科學研究中“除魅”，塑造知識分子的清明品質。在《以政治為業》中，韋伯則立足於世俗的現實政治，呼喚領袖民主製下職業政治家的誕生。表麵上我們似乎很難將這兩幅截然相對的肖像合成到一個人身上。但正是知識分子這內在難以消弭的張力構成了知識分子的本質和使命。“知識分子”一詞最早源於俄文，指稱19世紀俄國那些具備一定西方知識背景同時又具有一定社會批判意識的獨立群體。學術追求和批判人格是知識分子的內在規定性。學術追求關乎個人的學術誌趣，其目的在於求真，本質上是私域中的行為。而批判人格則和社會背景緊密關聯，是對公域的介入，其目的在於求善，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公共關懷。[15]當然，韋伯將學術當作一項嚴肅的專業科學化活動，認為學者的職業精神就在於嚴守價值中立，即嚴格避免將自身主觀的價值判斷引入學術論證和說明的過程，以達到增強學術的真實性與準確性的目的，將學術塑造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但以今天的通說看，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任何學術活動都是學者主觀精神活動的表現，而精神領域的特點在於其個性化和某種程度上的不可通約性。特別是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不同的人文社會科學，其在很大程度上傳達的僅僅是一種帶有學者強烈價值傾向的“意見”，而非客觀意義上的“知識”；即使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也不能絕對免於價值判斷，晚年的牛頓就是一個著例。而這種價值傾向，並非是學者天生帶來的，而是來源於其生命的經曆和世俗的關懷，換句話說，來源於社會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階級論和出生論也並非全無道理。反過來說，社會實踐的活動也要受到學術理念和思想的影響，前者其實就是對後者的踐行，也是後者的生命力所在。韋伯所說的“政治”不應被理解為僅僅是參加選舉、倡導改革等直接的政治性活動，也包括當重大社會事件中正義遭受扭曲時積極參與的社會活動，比如1894年發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正因為有左拉、克雷孟梭、饒勒斯等一批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最終昭白於天下。[16]可見，學術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其並非如韋伯描述的那樣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和存在內在緊張的二個事物，相反，二者在一起構成了知識分子完整的人格和知識品格。而將二者聯係在一起的是對社會正義的不懈追求與深切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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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還是不得不承認，楚瑜說的是實話。
現在和半年前已經不一樣了，姚萇父子的敗退，已經讓苻宏的位置越發的穩固，現在輕易地，已經不可能動搖了。
某種程度來說，可以講，是自己錯過了這個機會。
但是思來想去，苻睿卻並不後悔，因為這完全是自己仔細的考慮過後的決策，自己權衡了再三，也知道，在之前那個特殊的時間段，是不可能動手的，因為自己想要的，是取而代之，而不是徹底掀翻桌子。
不管怎麽說，自己還是氐人，和苻宏等人在民族利益上是一致的。
既然不是苻宏，那麽苻睿就隻能聯想到涼州的段業了。
“現實，您的意思是說，涼州那邊？”
“不錯。”楚瑜說道，“如今涼州的段業，大肆招兵買馬，雄心勃勃，聽說這一次開科取士，天底下已經有不少人不遠千裏跑去應考，王爺，這可不能小覷啊。”
“喔？”苻睿雖然神色略有觸動，但是很明顯，他看起來並不是太在意。
“王爺。”楚瑜道，“您不能小看這個事情，當今是亂世，固然是依仗戰馬和長刀，可是畢竟，純粹考武力，可以一時取得勝利，但是很難徹底征服天下。就算能，靠武力也不能完全統治天下，終究需要大量的讀書人，而段業這麽一來，天下士子之心，恐怕都向著他了，王爺，這可不是個小事情啊！”
“我知道了！”苻睿雖然態度很謙恭，但是，明顯楚瑜看的出來，他真的不在意。
畢竟他是氐人，漢化雖然深，但是看起來，也是知其表，不知其理，終究還是對讀書人的力量沒有太深刻的認識啊。
一想到這裏，楚瑜心裏不由暗自歎氣。有些東西，沒有經曆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深刻的理解，想靠著幾句話，就說服苻睿這樣極度自信，極為有主見的人，實在太難了。
苻睿可能覺得，隻要有刀槍，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讀書人也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作用，在他看來就是像自己這種人一樣，出主意，搞權謀，幫他打天下。
可是真正讀書人管用的地方，卻不是這裏啊。
楚瑜既仔細讀過聖賢書，也跑過江湖，深深知道，不管是現在的江南，還是如今苻宏統治的關中，慕容垂統治的河北，不管實際統治者是誰，其實都還是皇權不下鄉。他們精銳的軍隊，讓老百姓不敢反抗，他們的官員手握大權，可是從朝廷，到地方的刺史，郡守這些官員，他們本質上是管理下級官員的，而不是直接去管理百姓。
隻有縣官被稱作“親民之官”，其他都被稱作“管官之官”，就是這個意思。
而問題就在於，氐人也好，匈奴人也好，鮮卑人也好，他們都缺乏足夠的人才去當縣官。你讓一個勇士去震懾一個縣內的反叛勢力，這個很容易。
但是你讓他收稅，賑災，審案子，維持地麵，保證徭役，這些事情，對於他們就太難了。
而實際上，大部分縣官，其實都還是漢人。所以別的人或許看不出來，但是楚瑜就知道，這樣的統治基礎是並不穩固的。
而就是這“親民之官”，實際上在治理廣大的農村是依靠的還是本地的鄉紳、士族。所以，在江南也好，在關中也好，每當一任官員上任時，為了在任內地方上能治安良好、征糧順利，首先都要拜訪當地有名望和號召力的士紳，特別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即所謂地望耆老。
因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事實上當時占天下絕大多數地域的農村都是在士紳的直接管理下，是不折不扣的士紳治國。如果不跟他們搞好關係，他們當然不敢直接來對抗你，可是讓你根本沒法工作，最後直接走人，那是完全可以的。
這絕非偶然。因為從漢朝以來，士大夫的地位就逐漸抬高，到了後來，他們入朝為官，彼此呼應，形成了聲勢，就完全成了同氣連枝的整體。從家庭背景看，大部分在中央和地方為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在農村擁有土地的大地主和莊園主。這樣的家庭在兒子自上學年齡起就讓其在私塾或官學中接受正規教育，然後透過察舉，或者孝廉等等方式，進入官場做官。在當官的時候，他們當然也就竭力擴大家族的影響力，給家族積累各種資源。
而到了他們退休離任之後，他們又重返鄉裏，一邊繼續著地主的生涯，一邊發揮餘熱，調解鄉裏糾紛，維護地方治安，協助在任官員的工作。士紳與鄉土的二重身份密不可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謂耕讀世家說的就是這群人。
從教育背景來，士紳們一方麵接受過國家的正統教育，儒家倫理、綱教倫常深入其心；另一方麵從小生活在鄉間，對地方上的風土人情、鄉規民約十分熟悉，往往在二者有矛盾時采用一種園融、通達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使其既不違反大傳統，具有大傳統的合法性，也不有悖於小傳統，具有小傳統的合理性。
多少年來，楚瑜走南闖北看到的效果足夠證明這樣的有效性。從實際作用看，士紳在解決糾紛、祭祀儀典等重要活動中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鄉村之中每逢婚喪嫁娶、祭祖拜神、二造糾紛等事，村長、裏正往往會請有名望的鄉紳主持其事，因為後者見識多、德望高，能讓鄉民信服。
可見，自古而來知識分子即在國家與民眾之間起著協調和紐帶的作用。現代化以後，隨著政權的下鄉和教育資源向城市的聚集，士紳治國的局麵被打破了，知識分子大量聚集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之中，也更多地被吸納進正式的國家體製之中,而脫離了“鄉土性”。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在參與新的國家大傳統的形成，而忽視了在現今城鄉二元的格局下仍舊占全國人口70%以上的農活的農村地區的小傳統的頑強生命力和抵製力量。“送法下鄉”、“文字下鄉”固然重要，在具體的事件中運用良知和理性解決社會衝突，促進和諧發展同樣重要。這就需要我們的知識分子有時放下筆，走出書齋，走向社會，切身感受社會症結所在，找到解決問題得合適方法。
古語有雲，人生在世有三大事，謂之立德、立功、立言，其中以立德為首。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立言是“利在千秋”，即著書立作，流傳後世；立功則是“功在當代”，即積極參與到社會活動特別是社會重大事件的解決中去，運用自己的良知和專業知識服務社會，實現社會正義；立德則是上述二方麵的結合，通過研究學問和踐行學問提升自己的品格，為社會樹立正麵的榜樣。可歎的是，我們中的一部分學者，都隻專注於立言，或是“躲進小樓成一統”搞一些玄之又玄的知識，或是在筆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而忽視了立功，故而也不能立德，其知識品格必然是不完滿的。
立言和立功，其實可以大體類比於韋伯所說的“學術與政治”。在《以學術為業》中，韋伯塑造了一個職業學者形象，竭力將價值判斷和形而上學從科學研究中“除魅”，塑造知識分子的清明品質。在《以政治為業》中，韋伯則立足於世俗的現實政治，呼喚領袖民主製下職業政治家的誕生。表麵上我們似乎很難將這兩幅截然相對的肖像合成到一個人身上。但正是知識分子這內在難以消弭的張力構成了知識分子的本質和使命。“知識分子”一詞最早源於俄文，指稱19世紀俄國那些具備一定西方知識背景同時又具有一定社會批判意識的獨立群體。學術追求和批判人格是知識分子的內在規定性。學術追求關乎個人的學術誌趣，其目的在於求真，本質上是私域中的行為。而批判人格則和社會背景緊密關聯，是對公域的介入，其目的在於求善，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公共關懷。[15]當然，韋伯將學術當作一項嚴肅的專業科學化活動，認為學者的職業精神就在於嚴守價值中立，即嚴格避免將自身主觀的價值判斷引入學術論證和說明的過程，以達到增強學術的真實性與準確性的目的，將學術塑造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但以今天的通說看，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任何學術活動都是學者主觀精神活動的表現，而精神領域的特點在於其個性化和某種程度上的不可通約性。特別是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不同的人文社會科學，其在很大程度上傳達的僅僅是一種帶有學者強烈價值傾向的“意見”，而非客觀意義上的“知識”；即使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也不能絕對免於價值判斷，晚年的牛頓就是一個著例。而這種價值傾向，並非是學者天生帶來的，而是來源於其生命的經曆和世俗的關懷，換句話說，來源於社會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階級論和出生論也並非全無道理。反過來說，社會實踐的活動也要受到學術理念和思想的影響，前者其實就是對後者的踐行，也是後者的生命力所在。韋伯所說的“政治”不應被理解為僅僅是參加選舉、倡導改革等直接的政治性活動，也包括當重大社會事件中正義遭受扭曲時積極參與的社會活動，比如1894年發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正因為有左拉、克雷孟梭、饒勒斯等一批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才得以最終昭白於天下。[16]可見，學術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其並非如韋伯描述的那樣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和存在內在緊張的二個事物，相反，二者在一起構成了知識分子完整的人格和知識品格。而將二者聯係在一起的是對社會正義的不懈追求與深切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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