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車，楚天舒與寧馨聯係上了，帶上水果花籃，很快趕到了祝鶴他們家所在的小區。
寧馨紅著眼圈，在小區門口接了他們，刷門禁卡進了單元門。
出了電梯，剛打開房門，就聽見祝庸之的笑聲。
向晚晴和顏婕妤等人好生納悶，祝鶴不是說祝老剛剛喪偶，悲傷過度麽，怎麽不見一絲悲戚，還能笑得如此爽朗？
寧馨給他們泡了茶，眾人落座。
楚天舒說：“老師，您的精神狀態很不錯，我們做學生的就放心了！”
祝庸之笑了笑，指指向晚晴微微隆起的腹部，說：“新生命誕生，老家夥去世，這是大自然的規律，誰也違背不了，傷心也沒用。老伴臨走前，我跟她說了，到了天堂，安心等我幾年，我就去找她，爭取下輩子繼續做夫妻！”
見祝庸之還在談笑風生，衛世傑也開玩笑說：“祝老師，您身體硬朗得很呢，師母在那邊，怕是還得等好多年了。”
祝庸之說：“哈哈，你家師母說了，她願意等，叫我好好的活著，等萌萌生了孩子，把照片給她帶過去。”
聽到這，楚天舒等人都笑了。
向晚晴就問：“萌萌呢，沒回來麽？”
寧馨插話道：“晚晴姐，萌萌現在可不得了，已經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了，祝老師剛和她通了電話，讓她安心讀書，不用回來了。”
祝庸之的豁達開朗感染了所有人。
衛世傑不由得想起了聞家奇常說的一句話，“聰明有種，富貴有根”。
想當初，黎萌還是一個不愛學習被騙進傳銷團夥的“壞”學生，被救出來之後，就像換了一個人，心無旁騖地刻苦用功，一下子就成了尖子生，畢業那年，就沒參加國內的高考，直接考取了哈佛大學。
聊天中，楚天舒又問：“老師，最近又有什麽新作？”
祝庸之開心地說：“有啊，最近我剛寫了一本關於民營經濟研究的小冊子，正好今天你們來了，我就送你們一人一本。”
四人開心地接過書，翻閱起來。
隻聽祝庸之說：“年紀大了，頭腦反應也不敏捷，按說這時不該寫什麽書，做什麽研究，應該把路讓給年輕人。不過後來發現，年紀大也有年紀大的好處，就是已經無欲無求，很多事放得開，在不違背大原則的情況下，可以講點真話。”
衛世傑很有感觸地說：“老師，您這話說得透徹！我最近接觸過很多中青年學者，盡管滿腹才華，卻始終沒有願意腳踏實地幹一番事業的。究其原因，這批人要麽是官迷，整天想著如何往上爬，做學術研究也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要麽就是財迷，想著怎麽撈大錢，根本沒把心思放在學問上。”
“唉，這也不能全怪他們。”祝庸之歎了一口氣：“現在的社會風氣太浮躁，價值觀也有點扭曲，判斷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不是官位就是財產，所以，任何人生活在其中，也隻能去追名逐利。”
祝庸之是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一輩子都在研究官與商，最近這幾年，又偏重於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研究，在任何場合都不忘為市場經濟、為民營企業鼓與呼。
衛世傑隨手翻了幾頁書，其中的一段小故事吸引了他。
祝庸之在書中寫道，一年春運時，有位民工不慎將火車上的茶杯摔碎。
按照規定，列車員自然要找民工索賠，列車員報出的二十塊的賠償價格，也不算是漫天要價。
民工卻不願賠償，雙方爭執起來，從而引出下麵一段對話——
“你們這鐵路，是不是國有企業？”
“不是國有企業，難道是你家開的！”
“國有企業是不是全民共同財產？”
“是！”
“你們剛才看了我的身份證，我是不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那這全民共同財產裏麵，自然有我一份。”
“共同財產，人人都有份。”
“那就好！把你們鐵路的所有資產，平均到每個中國人頭上，怎麽也得好幾百塊。從現在開始，我放棄這好幾百塊錢的權利，將它送給你們。用這幾百塊錢來抵二十塊的賠償金，你們賺大了！”
民工的話似是而非，負責索賠的列車員竟一時語塞。
隨後，祝庸之在書中寫道：這位民工雖有狡辯之嫌，但他講的道理卻值得每個人深思。
國有經濟屬於全體民眾，但這筆財富，如何讓普通民眾看得見、摸得著，卻是個大問題。
我們不妨假設，摔壞茶杯的不是民工，而是鐵路係統的某位高官，列車員還敢索賠嗎？如此說來，國有經濟豈不成了官有經濟？
衛世傑不禁拍案叫絕，一個小故事，竟闡述了如此深刻的道理。關鍵是，娓娓道來的講述，讓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祝庸之接著說：“我向來主張，除非關係國家命脈的重點行業，國有企業都應該退出。國有企業的背後是政府，政府本身就是裁判員，怎麽能親自下場比賽，官商不分，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那還有什麽公平可言！”
衛世傑說：“如此淺顯的道理，很多人卻始終弄不明白。其實越是弱勢群體，越喜歡自由市場經濟，因為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每一個人才有機會。所有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裏，那些沒有關係後台的普通人，怎麽可能獲得公平競爭的環境？”
聊到這裏，衛世傑不禁說：“老師，現在社會上很多人罵民營企業。尤其是在國企改製的過程中，不少民企通過不正當方式，低價買走國企，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那些因此下崗的工人也境遇悲慘。我雖然是做民企的，但對這些現象也很痛恨。遇到有人厲聲斥責時，隻好默不作聲。”
祝庸之說：“正因為如此，才證明了國企改製的必要。你想一想，是誰賤賣了國企？不就是那些原來的廠長、經理以及上級政府部門負責人嗎？而這些人，平時不就是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嗎？在改製過程中，他們尚且大搞權錢交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那麽在平時，他們會認真地經營企業，對國家、對職工負責嗎？！”
一番話振聾發聵，令人大呼痛快。（未完待續）
寧馨紅著眼圈，在小區門口接了他們，刷門禁卡進了單元門。
出了電梯，剛打開房門，就聽見祝庸之的笑聲。
向晚晴和顏婕妤等人好生納悶，祝鶴不是說祝老剛剛喪偶，悲傷過度麽，怎麽不見一絲悲戚，還能笑得如此爽朗？
寧馨給他們泡了茶，眾人落座。
楚天舒說：“老師，您的精神狀態很不錯，我們做學生的就放心了！”
祝庸之笑了笑，指指向晚晴微微隆起的腹部，說：“新生命誕生，老家夥去世，這是大自然的規律，誰也違背不了，傷心也沒用。老伴臨走前，我跟她說了，到了天堂，安心等我幾年，我就去找她，爭取下輩子繼續做夫妻！”
見祝庸之還在談笑風生，衛世傑也開玩笑說：“祝老師，您身體硬朗得很呢，師母在那邊，怕是還得等好多年了。”
祝庸之說：“哈哈，你家師母說了，她願意等，叫我好好的活著，等萌萌生了孩子，把照片給她帶過去。”
聽到這，楚天舒等人都笑了。
向晚晴就問：“萌萌呢，沒回來麽？”
寧馨插話道：“晚晴姐，萌萌現在可不得了，已經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了，祝老師剛和她通了電話，讓她安心讀書，不用回來了。”
祝庸之的豁達開朗感染了所有人。
衛世傑不由得想起了聞家奇常說的一句話，“聰明有種，富貴有根”。
想當初，黎萌還是一個不愛學習被騙進傳銷團夥的“壞”學生，被救出來之後，就像換了一個人，心無旁騖地刻苦用功，一下子就成了尖子生，畢業那年，就沒參加國內的高考，直接考取了哈佛大學。
聊天中，楚天舒又問：“老師，最近又有什麽新作？”
祝庸之開心地說：“有啊，最近我剛寫了一本關於民營經濟研究的小冊子，正好今天你們來了，我就送你們一人一本。”
四人開心地接過書，翻閱起來。
隻聽祝庸之說：“年紀大了，頭腦反應也不敏捷，按說這時不該寫什麽書，做什麽研究，應該把路讓給年輕人。不過後來發現，年紀大也有年紀大的好處，就是已經無欲無求，很多事放得開，在不違背大原則的情況下，可以講點真話。”
衛世傑很有感觸地說：“老師，您這話說得透徹！我最近接觸過很多中青年學者，盡管滿腹才華，卻始終沒有願意腳踏實地幹一番事業的。究其原因，這批人要麽是官迷，整天想著如何往上爬，做學術研究也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要麽就是財迷，想著怎麽撈大錢，根本沒把心思放在學問上。”
“唉，這也不能全怪他們。”祝庸之歎了一口氣：“現在的社會風氣太浮躁，價值觀也有點扭曲，判斷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不是官位就是財產，所以，任何人生活在其中，也隻能去追名逐利。”
祝庸之是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一輩子都在研究官與商，最近這幾年，又偏重於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研究，在任何場合都不忘為市場經濟、為民營企業鼓與呼。
衛世傑隨手翻了幾頁書，其中的一段小故事吸引了他。
祝庸之在書中寫道，一年春運時，有位民工不慎將火車上的茶杯摔碎。
按照規定，列車員自然要找民工索賠，列車員報出的二十塊的賠償價格，也不算是漫天要價。
民工卻不願賠償，雙方爭執起來，從而引出下麵一段對話——
“你們這鐵路，是不是國有企業？”
“不是國有企業，難道是你家開的！”
“國有企業是不是全民共同財產？”
“是！”
“你們剛才看了我的身份證，我是不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那這全民共同財產裏麵，自然有我一份。”
“共同財產，人人都有份。”
“那就好！把你們鐵路的所有資產，平均到每個中國人頭上，怎麽也得好幾百塊。從現在開始，我放棄這好幾百塊錢的權利，將它送給你們。用這幾百塊錢來抵二十塊的賠償金，你們賺大了！”
民工的話似是而非，負責索賠的列車員竟一時語塞。
隨後，祝庸之在書中寫道：這位民工雖有狡辯之嫌，但他講的道理卻值得每個人深思。
國有經濟屬於全體民眾，但這筆財富，如何讓普通民眾看得見、摸得著，卻是個大問題。
我們不妨假設，摔壞茶杯的不是民工，而是鐵路係統的某位高官，列車員還敢索賠嗎？如此說來，國有經濟豈不成了官有經濟？
衛世傑不禁拍案叫絕，一個小故事，竟闡述了如此深刻的道理。關鍵是，娓娓道來的講述，讓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祝庸之接著說：“我向來主張，除非關係國家命脈的重點行業，國有企業都應該退出。國有企業的背後是政府，政府本身就是裁判員，怎麽能親自下場比賽，官商不分，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那還有什麽公平可言！”
衛世傑說：“如此淺顯的道理，很多人卻始終弄不明白。其實越是弱勢群體，越喜歡自由市場經濟，因為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每一個人才有機會。所有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裏，那些沒有關係後台的普通人，怎麽可能獲得公平競爭的環境？”
聊到這裏，衛世傑不禁說：“老師，現在社會上很多人罵民營企業。尤其是在國企改製的過程中，不少民企通過不正當方式，低價買走國企，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那些因此下崗的工人也境遇悲慘。我雖然是做民企的，但對這些現象也很痛恨。遇到有人厲聲斥責時，隻好默不作聲。”
祝庸之說：“正因為如此，才證明了國企改製的必要。你想一想，是誰賤賣了國企？不就是那些原來的廠長、經理以及上級政府部門負責人嗎？而這些人，平時不就是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嗎？在改製過程中，他們尚且大搞權錢交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那麽在平時，他們會認真地經營企業，對國家、對職工負責嗎？！”
一番話振聾發聵，令人大呼痛快。（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