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亮聲色俱厲地道：“不管你以前是什麽職務，有過什麽政績，你在黨校要是表現不好，隻有一個結果：退回。”
誰要是被中央黨校退回去，後果當然很嚴重，不光是丟人現眼，其政治前途也會黯淡了。
王存亮道：“你們這個班是一支部，以前就有一支部的人，被黨校退回去過，是開了先例的。”
王存亮這番話，明顯起了作用，大家不知不覺間，神情都嚴肅多了。
接下來，王存亮強調了“政治安全”問題，胡晨陽記得，以前，他在贛源省委黨校時，也有人反複強調“政治安全”，也就是說，學員不能出問題，包括跑官、嫖娼、包養情婦等，這些都是不能觸碰的紅線。
後來，同學們私下探討，王存亮的話，恐怕也有“殺威棒”的意思，在黨校不同其它地方，還是小心些、規矩些好啊。
中組部派來的聯絡員也跟大家見了麵，姓龔，是位處長，也就三十出頭，說一口流利的京城話，此人看似很客氣，骨子裏卻是有一種傲氣，或許，這是長期在中央機關裏養成的傲氣，他們自己都意識不到。
龔處長介紹說：“你們這期學員共分成9個班級，總共二百九十八名新生，平均年齡四十五點二歲，比上一期低了二點一歲，這是國為，本期錄取的新生，破格錄取了一批三十五歲左右的副地級幹部。”
胡晨陽便是這批所謂“三十五歲左右”的幹部，據說，二支部有位副廳級學員三十歲都不到呢。
不過，胡晨陽也不錯，尤其是他有著鄉長、鄉黨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完整的任職履曆。他的工作經曆和工作經驗，讓他走得很紮實，每到一個新的崗位便能很快適應。
教務處主任姓賈，他介紹說：“黨校為同學們配備了很強的師資力量，幾乎都是博士生導師級別的，你們將要學習的課程。也就是‘三基本’、‘七當代’。都是按照省部級領導需要來為你們安排課程體係，所以，你們這一年的學習，不是輪訓。而是任職培訓！”
聽了賈主任的話，那些正廳級學員，個個眼裏發光，他們能夠來到中央黨校中青班，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進副部級了，
一年啊。一年之後，這二百九十八名學員，都將走上什麽樣的崗位啊？
後來聽說，本來應該是三百位學員的。一人因為援藏，提前提拔了，現任區政府副主席；另一人則是個倒黴蛋，還沒來黨校報到就出了問題，被“拿下”了。
……
開學典禮第二天就正式開課了，黨校上課，基本上都是專題講座形式，學術味道頗濃。通常一堂課下來，半天也就過去了。授課老師確如賈主任所說，大多是博士生導師、教授級別。理論功底十分紮實，稍年輕一些的老師都喜歡運用多媒體方式教學，圖文並茂，生動有趣；也有老師上課時什麽也不帶，提綱都沒有，全裝在腦子裏了，說出來的東西，脈絡清晰，概念明確，讓人不得不服。
這種級別的專題講座，基本上都是古今中外，追本溯源，引經據典，推陳出新，內容翔實，數據紮實，理論聯係實際，也不乏深刻的反思，確實讓大家開闊了視野。
說黨校的老師站在了理論前沿，思想前沿，此話不假。
第一課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問題》，所謂“三基本”之一。
主講老師叫王震江，中央黨校著名的“三王”之一，據說，他以辯論見長，曾經跟同學玩“遊戲”：他一人作為“正方”，讓全班同學作為“反方”，全班同學都辨他不過；緊接著，他又反過來作“反方”，讓全班同學作“正方”，全班同學就拿他剛才的觀點反駁他，居然還是沒辨過他，同學們“很受傷”，王震江則名聲大振。
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再拿一班的同學“消遣”？
他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說到底是我們**人的“老祖宗”，丟不得，要繼承更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有二大理論基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關於剩餘價值，以前隻強調工人勞動創造剩餘價值，現在，我們承認：資本家的管理其實也是一種勞動，也參與了創造剩餘價值，那麽，資本家所謂的“剝削剩餘價值”，至少有一部分應該算是合理的勞動所得，換句話說，這部分不能稱之為剝削？
在談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途徑時，楊教授指出：其實，列寧推行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利用資本主義，現在有人認為，當今的華夏，其實搞的就是**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人自己的解釋，是叫做“有華夏特色的社會主義”。
特色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啊。
課後，有同學開玩笑說：如果當初**將資本家“剝削有功論”，換成楊老師的“參與創造剩餘價值”，或許，更能得到黨內的接受。
所以說，理論需要創新。
或者說，隻要政治需要，總會“創新”出“理論”。
也有人說：沒用，隻要“老毛”不接受，什麽理論都是反動的，整不死你。
……
在黨校學習，學習氛圍真的是很好，不但有必修課，還有大量的選擇修課供同學們選擇，胡晨陽就盡可能多地報了一些選修課，隻要有時間，一些沒報的選修課程他也會去“蹭”聽，他覺得，有這麽好的條件，多聽聽課，多汲取些理論知識，多增加一些知識點，多激發一些思考點，都是好的。
選修課一般都是在晚上，第一堂選修課就是胡晨陽十分感興趣的，叫做《低代價發展模式與當代華夏的發展》，主講人是哲學部的邱教授。課講得很好，遠遠超出了胡晨陽的心理預期。
“發展”與“代價”這一提法本身就蘊含了一種價值判斷，發展總是要付出或者說是伴隨著“代價”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考這個問題，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是有一個認識和深化過程的。一些大哲學家、思想家如霍布斯、盧梭、黑格爾乃至馬克思。都有論述。
邱教授還特別介紹了意大利的“羅馬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成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其成員大多是關注人類未來的世界各國的知名科學家、企業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國際組織高級公務員和政治家等，其領導機構是一個七人執行委員會。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這個俱樂部就深入研究過“發展與代價”問題，1972年發表了第一個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
報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趕超發展戰略”，對發達國家單純地趕超和模仿，隻追求經濟增長，不注意社會整體的綜合協調發展。從而打破了各種傳統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種需要和願望受到忽略，更是造成了諸多嚴重的問題，如環境汙染、資源貧乏、人口爆炸、社會邪惡上升和核威脅等。
羅馬俱樂部也是人類環保組織的先驅。它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人類科技根本無法抑製全球變暖的趨勢，氣候變化並非問題本身，它隻是一個外部現象。現象的本質是在這個有限的地球上，人類始終追求著無限的發展―――這帶來地球人口的增加、資源的耗費以及能源的消費。
邱教授也介紹了：國際上也有一些批評羅馬俱樂部的聲音，主要的批評聲音都來自美國，指責這個俱樂部是個左傾組織。
“左傾組織”，這說明，即使在國際**運動處於低潮的當今。左傾組織仍然是有廣泛影響力的，也是有一定力量的。
邱教授指出：“西方人對發展及其代價的反思批判。對我們有著重要啟示作用：它既有助於我們自覺借鑒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經驗教訓，盡量避免其災難。也要求我們更全麵地看待發展，尋求更合理的發展模式，把代價減到最低限度。
關於“代價”，有二種，一種是“必然性代價”，是與發展有內在必然聯係的；還有一種是人為造成的代價，比如“大躍進”年代砍樹大煉鋼鐵，這種代價慘痛之極，愚蠢之極。
“必然性代價”與發展密不可分，其相互關係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麵：
一、就代價與發展目標而言，發展目標定得適中合理，代價就小；如付出過於沉重代價，則很可能因為發展目標定得太高、發展速度要求太快。
二、就代價與發展動力而言，代價與新生因素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固有矛盾的體現，因而，雙方相互排斥、相互聯結，推動了社會發展。
三、就代價與發展方式而言，發展並不是事物全麵或全部的進化，而總是以某些方麵的率先或優先發展，另一些方麵的暫時犧牲或滯後的形式來進行的。而選擇什麽樣的發展模式，將直接決定發展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徑。手段和途徑不同，代價就會不同。
四、就代價與發展的程度而言，社會發展程度越高，人的自覺性程度越高，人與人和人與自然就越容易形成相互促進、共生共榮的關係，社會主體的各種發展目標就越容易協調一致，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小。反之，社會越不發展、越不文明，人的素質越低，代價的付出就越大，發展對代價的依賴性也就越大。
五、就代價與發展風險而言，代價在沒有出現之前，往往是作為某種風險存在於發展過程之中的，風險的存在意味著既可以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又意味著可能遭遇危險，付出代價。因而風險總是包含著潛在的代價。
結合華夏國情，客觀地評價我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高速度的發展模式，也引發了七大問題：生態、貧富、城鄉、社保就業、“三農”、信仰道德、公共衛生。必須承認，我們的發展並不是十分成功的。
結論：華夏惟有走低代價發展道路，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邱教訓還特別指出：國際上有些“華夏威脅論”，除了偏見與別有用心，也有一種現實的擔心，近些年我們的增長模式其實是一種高代價的增長模式，威脅到環境，也威脅到資源，給西方某些“華夏威脅論”者提供了口實。
這堂課，很對胡晨陽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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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是被中央黨校退回去，後果當然很嚴重，不光是丟人現眼，其政治前途也會黯淡了。
王存亮道：“你們這個班是一支部，以前就有一支部的人，被黨校退回去過，是開了先例的。”
王存亮這番話，明顯起了作用，大家不知不覺間，神情都嚴肅多了。
接下來，王存亮強調了“政治安全”問題，胡晨陽記得，以前，他在贛源省委黨校時，也有人反複強調“政治安全”，也就是說，學員不能出問題，包括跑官、嫖娼、包養情婦等，這些都是不能觸碰的紅線。
後來，同學們私下探討，王存亮的話，恐怕也有“殺威棒”的意思，在黨校不同其它地方，還是小心些、規矩些好啊。
中組部派來的聯絡員也跟大家見了麵，姓龔，是位處長，也就三十出頭，說一口流利的京城話，此人看似很客氣，骨子裏卻是有一種傲氣，或許，這是長期在中央機關裏養成的傲氣，他們自己都意識不到。
龔處長介紹說：“你們這期學員共分成9個班級，總共二百九十八名新生，平均年齡四十五點二歲，比上一期低了二點一歲，這是國為，本期錄取的新生，破格錄取了一批三十五歲左右的副地級幹部。”
胡晨陽便是這批所謂“三十五歲左右”的幹部，據說，二支部有位副廳級學員三十歲都不到呢。
不過，胡晨陽也不錯，尤其是他有著鄉長、鄉黨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完整的任職履曆。他的工作經曆和工作經驗，讓他走得很紮實，每到一個新的崗位便能很快適應。
教務處主任姓賈，他介紹說：“黨校為同學們配備了很強的師資力量，幾乎都是博士生導師級別的，你們將要學習的課程。也就是‘三基本’、‘七當代’。都是按照省部級領導需要來為你們安排課程體係，所以，你們這一年的學習，不是輪訓。而是任職培訓！”
聽了賈主任的話，那些正廳級學員，個個眼裏發光，他們能夠來到中央黨校中青班，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進副部級了，
一年啊。一年之後，這二百九十八名學員，都將走上什麽樣的崗位啊？
後來聽說，本來應該是三百位學員的。一人因為援藏，提前提拔了，現任區政府副主席；另一人則是個倒黴蛋，還沒來黨校報到就出了問題，被“拿下”了。
……
開學典禮第二天就正式開課了，黨校上課，基本上都是專題講座形式，學術味道頗濃。通常一堂課下來，半天也就過去了。授課老師確如賈主任所說，大多是博士生導師、教授級別。理論功底十分紮實，稍年輕一些的老師都喜歡運用多媒體方式教學，圖文並茂，生動有趣；也有老師上課時什麽也不帶，提綱都沒有，全裝在腦子裏了，說出來的東西，脈絡清晰，概念明確，讓人不得不服。
這種級別的專題講座，基本上都是古今中外，追本溯源，引經據典，推陳出新，內容翔實，數據紮實，理論聯係實際，也不乏深刻的反思，確實讓大家開闊了視野。
說黨校的老師站在了理論前沿，思想前沿，此話不假。
第一課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問題》，所謂“三基本”之一。
主講老師叫王震江，中央黨校著名的“三王”之一，據說，他以辯論見長，曾經跟同學玩“遊戲”：他一人作為“正方”，讓全班同學作為“反方”，全班同學都辨他不過；緊接著，他又反過來作“反方”，讓全班同學作“正方”，全班同學就拿他剛才的觀點反駁他，居然還是沒辨過他，同學們“很受傷”，王震江則名聲大振。
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再拿一班的同學“消遣”？
他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說到底是我們**人的“老祖宗”，丟不得，要繼承更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有二大理論基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關於剩餘價值，以前隻強調工人勞動創造剩餘價值，現在，我們承認：資本家的管理其實也是一種勞動，也參與了創造剩餘價值，那麽，資本家所謂的“剝削剩餘價值”，至少有一部分應該算是合理的勞動所得，換句話說，這部分不能稱之為剝削？
在談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途徑時，楊教授指出：其實，列寧推行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利用資本主義，現在有人認為，當今的華夏，其實搞的就是**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人自己的解釋，是叫做“有華夏特色的社會主義”。
特色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啊。
課後，有同學開玩笑說：如果當初**將資本家“剝削有功論”，換成楊老師的“參與創造剩餘價值”，或許，更能得到黨內的接受。
所以說，理論需要創新。
或者說，隻要政治需要，總會“創新”出“理論”。
也有人說：沒用，隻要“老毛”不接受，什麽理論都是反動的，整不死你。
……
在黨校學習，學習氛圍真的是很好，不但有必修課，還有大量的選擇修課供同學們選擇，胡晨陽就盡可能多地報了一些選修課，隻要有時間，一些沒報的選修課程他也會去“蹭”聽，他覺得，有這麽好的條件，多聽聽課，多汲取些理論知識，多增加一些知識點，多激發一些思考點，都是好的。
選修課一般都是在晚上，第一堂選修課就是胡晨陽十分感興趣的，叫做《低代價發展模式與當代華夏的發展》，主講人是哲學部的邱教授。課講得很好，遠遠超出了胡晨陽的心理預期。
“發展”與“代價”這一提法本身就蘊含了一種價值判斷，發展總是要付出或者說是伴隨著“代價”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考這個問題，至少也有二百多年了，是有一個認識和深化過程的。一些大哲學家、思想家如霍布斯、盧梭、黑格爾乃至馬克思。都有論述。
邱教授還特別介紹了意大利的“羅馬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成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其成員大多是關注人類未來的世界各國的知名科學家、企業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國際組織高級公務員和政治家等，其領導機構是一個七人執行委員會。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這個俱樂部就深入研究過“發展與代價”問題，1972年發表了第一個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
報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趕超發展戰略”，對發達國家單純地趕超和模仿，隻追求經濟增長，不注意社會整體的綜合協調發展。從而打破了各種傳統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種需要和願望受到忽略，更是造成了諸多嚴重的問題，如環境汙染、資源貧乏、人口爆炸、社會邪惡上升和核威脅等。
羅馬俱樂部也是人類環保組織的先驅。它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人類科技根本無法抑製全球變暖的趨勢，氣候變化並非問題本身，它隻是一個外部現象。現象的本質是在這個有限的地球上，人類始終追求著無限的發展―――這帶來地球人口的增加、資源的耗費以及能源的消費。
邱教授也介紹了：國際上也有一些批評羅馬俱樂部的聲音，主要的批評聲音都來自美國，指責這個俱樂部是個左傾組織。
“左傾組織”，這說明，即使在國際**運動處於低潮的當今。左傾組織仍然是有廣泛影響力的，也是有一定力量的。
邱教授指出：“西方人對發展及其代價的反思批判。對我們有著重要啟示作用：它既有助於我們自覺借鑒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經驗教訓，盡量避免其災難。也要求我們更全麵地看待發展，尋求更合理的發展模式，把代價減到最低限度。
關於“代價”，有二種，一種是“必然性代價”，是與發展有內在必然聯係的；還有一種是人為造成的代價，比如“大躍進”年代砍樹大煉鋼鐵，這種代價慘痛之極，愚蠢之極。
“必然性代價”與發展密不可分，其相互關係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麵：
一、就代價與發展目標而言，發展目標定得適中合理，代價就小；如付出過於沉重代價，則很可能因為發展目標定得太高、發展速度要求太快。
二、就代價與發展動力而言，代價與新生因素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固有矛盾的體現，因而，雙方相互排斥、相互聯結，推動了社會發展。
三、就代價與發展方式而言，發展並不是事物全麵或全部的進化，而總是以某些方麵的率先或優先發展，另一些方麵的暫時犧牲或滯後的形式來進行的。而選擇什麽樣的發展模式，將直接決定發展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徑。手段和途徑不同，代價就會不同。
四、就代價與發展的程度而言，社會發展程度越高，人的自覺性程度越高，人與人和人與自然就越容易形成相互促進、共生共榮的關係，社會主體的各種發展目標就越容易協調一致，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小。反之，社會越不發展、越不文明，人的素質越低，代價的付出就越大，發展對代價的依賴性也就越大。
五、就代價與發展風險而言，代價在沒有出現之前，往往是作為某種風險存在於發展過程之中的，風險的存在意味著既可以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又意味著可能遭遇危險，付出代價。因而風險總是包含著潛在的代價。
結合華夏國情，客觀地評價我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高速度的發展模式，也引發了七大問題：生態、貧富、城鄉、社保就業、“三農”、信仰道德、公共衛生。必須承認，我們的發展並不是十分成功的。
結論：華夏惟有走低代價發展道路，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邱教訓還特別指出：國際上有些“華夏威脅論”，除了偏見與別有用心，也有一種現實的擔心，近些年我們的增長模式其實是一種高代價的增長模式，威脅到環境，也威脅到資源，給西方某些“華夏威脅論”者提供了口實。
這堂課，很對胡晨陽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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