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然在省城這幾天,在王聰聰的勸說下,一家三口到小非非他外公家聚了一天


    孫梅香抱著小非非和王聰聰聊天,吳天然對王國慶說,爸,我知道你這裏有關曾國藩的書不少,我想找一些看一看


    王國慶說,天然啊,不瞞你說,我是研究曾國藩的半個專家我越是讀他的書,越是覺得這個人神秘莫測,越是覺得他是一座金礦,越值得咱們學習這個人,你是得好好地研讀,我相信,他會對你有幫助


    吳天然說,我隻是對他的修養功夫感興趣


    王國慶說,在他身上,很多方麵都值得琢磨


    王國慶一邊說,一邊把吳天然引到了書房


    吳天然看了看,王國慶的藏書不少,整整有五個書架的各類書籍其中有關曾國藩的占了整整一個書架裏麵有《曾國藩全集》,有《曾國藩評傳》,有《曾國藩家書》,有曾國藩的《冰鑒》,也有相關的報刊雜誌的剪輯看來,自己的嶽父的確是在曾國藩的身上下了很大功夫


    王國慶說,當下研究曾國藩的人不少,湖南有個唐浩明,也算是一個集大成者你可以先看看他對曾國藩的最研究成果但要想真正領會曾國藩的精髓,那還是要讀原著


    吳天然說,好,好


    趁王聰聰他們在外麵閑聊的功夫,吳天然在書房裏找了幾本書,並拿過一份唐浩明的演講材料,隨手翻看起來


    今天講的題目是“曾國藩其人其事”這個題目是比較大的要全麵介紹曾國藩和他所做的事,絕不是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所能說清楚的我把範圍縮小一些,隻談某一個方麵,不做全麵的評說


    從1984年著手編輯《曾國藩全集》開始,我研究曾國藩整整20年這20年裏,我常常會想,在中國曆史上,做出大事業的人可謂數不勝數,近代叱吒風雲的人物也當以千百計,但為什麽曾國藩這個人特別引起人們的興趣?帶著這個問題,我曾仔細研讀有關他的史料我發現,曾國藩作為一個政治家,有著一個明顯區別於中國曆史上政壇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對他格外感興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煉,並以自己人格修煉的完善來促進事功的建立中國曆史上,很少有人自覺去這樣做,別說做得好了


    這是我在20年的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他的一個不同於一般政界人物的地方,即人格修煉和事功同時建立,相互促進孔子在《論語》中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的“為己”,不是今天講的自私自利,而是提高自身的修養孔子的“為人”,也不是今天講的為人民服務,而是指治理、管理別人,即事功可見在孔子時代,已經很明確地有這樣的概念,即治學有兩個方麵的目的“為己”和“為人”在這兩點上,曾國藩都做得比較好,不同於其他的政治人物


    故而今天就準備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切入,談談他的“人”和“事”:他怎樣在事功的建立中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煉,又怎樣通過人格修煉來促使事功的完成我的眼光會較多停留在那些對今人仍有借鑒意義的經驗上


    吳天然想,這些正是我感興趣的地方


    一、曾國藩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所培育出來的一個標本人物,或者說是主流文化所培育出來的最為優秀的成功者


    曾國藩在孔子講的“為己”和“為人”這兩方麵有一種雙重意義的成功,中國主流文化認為這是一種大成功


    什麽是中國的主流文化?所謂主流文化,就是被曆代統治者認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傳統華夏文化這種文化要求人們積極地麵對人生,投入社會,在有限的生命裏,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得到最大的發揮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種積極的文化傳統主流文化對此有一個表述語,就是“內聖外王”,這四個字出自於《莊子?天下》


    所謂“內聖”,就是講心中充滿聖人的學問和道德,並以此塑造自己的內心世界,或者說是按照聖人的標準來進行人格修煉有句話說“人非聖賢”,人既然不是聖賢,故而聖人是永遠做不成的所以嚴格地說,“內聖”隻是一個不斷聖化的過程,不斷向聖人的標準去靠攏,也就是不斷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並不是說要你去做聖人“外王”是表現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義之政,行仁義之道,建王者之業曾國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時候,嚴格按照程朱理學來修身養性,修煉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的口號,這是一個很極端的口號這表示他的決心,而且他一輩子都努力按照這個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還專門寫了一篇名為《聖哲畫像記》的文章曾國藩晚年還在以聖哲作為自己的榜樣,可謂“內聖”做到家了


    中年之後,他奉旨平叛,將混亂14年之久的社會重納入封建正軌,使東南十餘省的百姓重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過的正是一條典型的內聖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認為人格修煉即“聖化”和從政即從事公共事業管理這兩件事情是難以很好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因為“聖化”是屬於理想化的東西,在書齋裏,在山洞裏,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會卻是複雜混亂的,所謂“人心險惡”,從事公共事業管理的人隻能以毒攻毒,治理社會是英雄豪傑的事業,而非聖賢可以做到我也比較讚同這個觀點我想很多人都會這樣認為但曾國藩卻在一個較高層麵上做到了“內聖外王”,這很罕見


    中國主流文化對最為成功者還有一個價值評判體係,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於《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傳》的說法,人若在這三者中某一個方麵有著出類拔萃的表現,有傳之久遠的業績,即可稱為不朽之人當然這裏也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業,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若一個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話,也就是三者並舉,那麽他將是中國主流文化所認為的最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內聖外王”,也難做到“三立”我曾經拿這個標準去衡量中國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國藩因為內聖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廣泛讚譽;因為他建立了一支軍隊平定了太平天國和撚軍,在當時認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奮著述,留下1000萬字的《曾國藩全集》從這三個方麵來說,在當時的社會裏,他應該屬於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吳天然想,內聖外王,雖然今天的標準和內容與古人有所區別,但還是說到了修養的點子上


    二、曾國藩的成功之道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曾氏一生所走過的道路,從中能發現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鑒的成功經驗


    一修身立誌,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清嘉慶十六年1811,曾國藩出生在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雙峰的一個耕讀之家所謂的耕讀之家,就是家裏有讀書人的種田家庭,又耕又讀這在湖南的農村比較普遍,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曾家與一般的耕讀之家不同的地方有這麽幾點


    第一,曾國藩出生的時候,家裏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時候,他的曾祖父還在,直到5歲的時候,曾祖父才去世這樣的家庭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親都比自己的丈夫大,這是他家庭的第二個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歲,他的父親比他的母親小5歲


    第三,他的父親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歲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親,但他不是,他認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國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國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國藩5歲發蒙,23歲中秀才,24歲中舉,28歲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過層層嚴格的考試,改變自己的處境從偏遠的鄉村進入京師做官的人不少,這還算不上很特別曾國藩跟其他科舉優勝者相比,他的特別不同之處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於他進京師以後,不但沒有陶醉在科舉勝利的喜悅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嚴重的不足他覺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養


    到了翰林院以後,他有機會接觸到鄉村所不容易看到的書籍於是在師友的引導下,選擇程朱理學作為修身養性的理論依據他決心要與過去告別把自己的號改為“滌生”所謂“滌”就是滌去過去不好的東西,“生”就是重獲得生過去有一句話,說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滌生”,表示他告別過去、追求嶄境界的決心


    他當時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課,其中最主要的有這麽五個字,即“誠、敬、靜、謹、恒”所謂“誠”,就是要誠實、誠懇,為人表裏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於眾程朱理學非常講究“誠”,它甚至認為“不誠無物”所謂“敬”,就是敬畏,內心裏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輿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間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紀守法;畏輿情,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重視社會輿論、口碑,重視老百姓對你的看法“靜”就是人的心、氣、神、體都要處於一種安靜放鬆的狀態“謹”就是指謹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除了這些,還有一些別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練字,晚上不出門等等


    許多人都認為,修身是很空疏的東西,辦事靠的是才幹和實力但是我們縱觀曾國藩後半生的事業,可知這五個字對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大致守住了這五個字,使得他在**的晚清官場中不入濁流,不陷卑汙


    他當時用什麽樣的辦法來監督自己呢?除和師友一起互相幫助監督之外,主要是靠寫日記他以日記的方式來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檢討,以取得心靈上的日日日的效果,特別是監督自己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的作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獨”


    吳天然想,看來,堅持寫筆記的人不光是他吳天然啊


    曾國藩“慎獨”慎到什麽地步呢?我給大家講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早上起來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別人得了好處,心裏很羨慕於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講要按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但是靈魂深處卻是那麽羨慕金錢,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個朋友家裏去,知道這個朋友得了一筆別敬,心裏又很羨慕他回來後補日記,說上午剛剛進行了自我批評,下午又犯這個毛病,真可謂下流這就是曾氏當時的“慎獨”


    就在這時,他為自己立下誌向他的誌向大大小小比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兩個誌向小的誌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給弟弟的一封信裏寫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謀取非法之財為可恥,而且認為拿自己的積蓄給子孫,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他發了這個誓言:絕不以做官來發財,請老天爺監督,絕對不食言下麵又講:“故立定此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誌也”就是絕不以做官來發財,假如今後薪俸多了,除了讓父母生活好一點以外,其他的錢都送給親戚朋友中貧窮的人這是我的素誌,就是我一貫的誌向這是曾國藩修身立下的誌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誌與他後來大半生的事業比,這隻能算是小的但即便是小誌,對於我們今天的各級領導來說,仍然值得借鑒


    吳天然想,真正能做到這一點,就很不容易了這雖然隻是為官的一條底線,但也是最難做到的一條可以說是為官者的一塊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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