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這些文字是寫給我看的,我之所以把它記錄下來,是為了安慰我的靈魂。當我來到這個世界時,我的父親已經三十六歲,而我的伯父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老年得子,而且是一子頂兩門,內中的辛酸和喜悅隻有伯父和父親明白。每逢過年,父親給我穿戴一新,拉著我的手,去給伯父拜年。父親總是恭恭敬敬地作揖、下跪、磕頭。我學著父親的樣子,把屁股撅起,頭挨著地皮,口裏喊著:“伯、侄子給您拜年了。”這時,伯父盤腿坐在炕上,臉上笑著,顯得滿足而心安理得。


    父親常說的一句話是:“老兄比父哩,我的哥哥比我大(父親)還親。”是呀,為了父親,伯父終生未娶。跑胡宗南那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媽媽從陝北逃難來到鳳棲,跟父親結為夫妻。所以我們的一家來自五湖四海,用伯父的話說:“是用磚頭瓦礫湊合起來的一家人。”


    思緒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無法羈絆;思緒像一團亂麻,漫無邊際;思緒更像一杯酒,讓人眩暈、迷戀,還有那麽一點苦澀。


    媽媽生下妹妹以後,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那時,我們這個小縣城還沒有電燈,我最早見過的電燈是在看幻燈片的時候。遠遠的什麽地方,一台發電機突突地響著,幻燈機前的燈泡突然亮了,放映員把一張張幻燈片放進幻燈機裏,銀幕上便顯出影影綽綽的圖影。記得那是在宣傳抗美援朝,喇叭裏傳出“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歌聲,銀幕前一片黑壓壓的人頭。伯父把我駕在肩膀上,我看得如癡如迷。以後好多天,我們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談論的話題隻有一個,那就是“電”。電對於我們來說,神秘而遙不可及。


    那年月,什麽都奇缺,唯獨太陽笑得燦爛,顯得肆無忌憚。早晨,我被熱烈的陽光吵醒,耳際裏傳來的第一聲呼喚便是:“賣包子咧——”。貴祥叔站在我家土窯畔上,叫賣聲裏藏著誘惑,我肚子裏的饞蟲開始蠕動。伯父便從疊著補丁的夾襖裏掏出皺巴巴的五百元錢,(舊幣,相當於現在的五分錢,一萬元等於現今一元錢,下同)買回了四個香噴噴的包子。我伸出髒兮兮的小手,接過伯父買回來的包子,爬在被窩裏,狼吞虎咽地吃。


    伯父的土窯洞裏有一盞老麻油燈,我記得從來沒有點亮過,做擺設用。那時節雖然麻油隻賣五千元錢一斤,可是伯父起早貪黑一天也掙不回一斤麻油錢。後來有了煤油,伯父買回了半斤煤油,用墨水瓶做了一盞煤油燈,也不常點,隻是偶爾用用。天剛麻麻黑,伯父便給我扒光衣服,哄我鑽進被窩裏,然後天上地下,給我講那些陳年往事。


    聽伯父講,我們老家住在sxlt縣一個叫做支家溝的地方,那個村子座落在xa市和lt縣的交界處,閑暇時,村裏一些人常常步行去西安城隍廟裏看戲,看完戲後又成群結夥步行回到村裏。可見我們村離xa市並不遙遠。


    伯父並沒有講過民國十八年的那一場災難,隻是說關中平原的麥田一眼望不到邊。一到麥收季節,四麵八方趕麥場的麥客全都湧到關中,割一畝麥子兩毛錢,他一天割過五畝麥子,掙一塊現大洋。


    唉——,伯父一聲長歎:“可惜那樣掙錢的好日子並不多,一年隻有幾天。”伯父講了一個笑話:說的是父子兩個陝北人到關中趕麥場,看到一望無際的麥田時驚呆了,父親對兒子說:這麽多的麥子三年都割不完,咱們幹脆到廟裏睡覺去。父子倆睡了三天,起來一看,隻見麥子全部割完運走了,農民們為了趕秋種,在割完麥子的田裏已經堆滿了農家肥,父親又對兒子說:“哎呀呀,咱們幸虧沒有割麥子,你看,田裏熱死了多少人,起了多少墳堆!”


    那誤把糞堆當墳堆的父子二人肯定已經作古。現今的關中,xa市容擴大了十幾倍,一望無際的麥田被一幢幢現代化建築逼迫得不停地後退,坐上汽車走半天,才能看見被割裂得七零八落的麥田。奇怪的是,麥田越來越少,可是人們餐桌上的食品卻越來越豐富,現代科技使糧食產量數倍翻翻,那種遍地餓殍的現象早已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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