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大樓，金庸辦公室裏，金庸的大班台上放滿了書和文稿，牆壁周圍也全部都是書櫃，書櫃中整整齊齊地裝滿了各種書籍。
金庸端坐在大班椅上，神情嚴峻地注視著他對麵的兩個人。他左手邊放著5本書稿，右邊卻是拿著一本明報出版社曾經出版的《七殺》。
在金庸的對麵，坐著沈寶新和潘粵明。沈寶新與金庸年齡相仿，都是40歲出頭，他是《明報》的另一股東；而潘粵生卻還隻有30多歲，他是《明報》的主編。這兩個人是《明報》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庸的左臂右膀。
“我花了6天時間，終於讀完了這5本小說。以我的眼光來看，這五本書的作者，就是《七殺》的作者！我想，這決不會錯！”金庸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的。
潘粵明也感慨地說：“我早就讀完了這5本書稿。嗬嗬，這5本書無疑都是寶貝，我們《明報》和明報出版社又有得賺了。”
“問題是，我們該給這個‘唐嘲’多少稿酬呢？連同《七殺》的稿酬與版稅一並給他嗎？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沈寶新似乎有點擔憂什麽，他歎息一聲道：“寶貝是寶貝，但是這寶貝對於我們來說，實在是太昂貴了。其實，我也看出來了，《七殺》的作者就是唐嘲。他……現在是來向我們討債來了。”
金庸沉吟了一會兒，然後又慢條斯理地說：“該還的，終究是要還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明報》發展這麽迅速，這本《七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沈寶新和潘粵明都不說話了。他們的思緒仿佛回到了幾年前。
1959年5月，金庸出資8萬，沈寶新出資2萬，共同創辦了《明報》。《明報》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盡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雕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就虧空嚴重。《明報》的老員工都記得他當年辛勞的身影，一方麵經常要通宵寫稿，另一方麵又為經濟問題苦惱不已。有一段時間他要靠典當來維持《明報》。
6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1962年，受“大躍進”影響，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
也就是在那時，在梧桐山上，一個難民交給金庸一本叫做《七殺》的手抄本。金庸連夜讀過這部小說之後，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那就是果斷出版《七殺》。
也許《七殺》是大陸頭號“**”的緣故，《七殺》一經出版，3萬冊在香港3天時間就銷售一空。他們接著印刷了好幾次，把《七殺》銷到了台灣、南洋。然後又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向全世界銷售。
《七殺》一本書就讓《明報》賺得盆滿缽滿。《明報》迅速走出困境，並且得到了飛速發展。五年間，《武俠與曆史》雜誌、《明報月刊》、新加波和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新明日報》、《明報周刊》、《明報晚報》、《野馬》雜誌和《華人夜報》相繼創刊。1966年下旬，《明報》通過銀行按揭，用六百多萬元買下了位於北角的全幢共九層的南康大廈，並改名為明報大廈。一時間，《明報》成為了香港舉足輕重的一家傳媒企業。
“老查，按照《七殺》的銷量，再加上這五本小說，我們至少要付給唐嘲200萬啊。而我們剛買了這幢大樓，創刊了《華人夜報》，資金方麵有些吃緊啊。”沈寶新憂心忡忡地說：“這個唐嘲，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選擇這個時候來……”
金庸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現在銀行裏不是還有幾百萬嗎？我想還是還給人家吧。”
沈寶新大搖其頭道：“老查，那不行的！那幾百萬都是有計劃的，你知道的，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投入到了股市裏麵去了……”
“難道還有什麽其他的辦法嗎？”金庸當然知道那些資金的用途和去處，所以他打斷沈寶新的說話。
沈寶新沉吟了一會兒，然後輕聲地說：“唐嘲剛來香港，對香港出版業並不熟悉。我們隨便給他幾個錢就是了。我想，我們用不著這樣算得清清楚楚。”
作為《明報》的高層，潘粵明搖頭道：“我認為這樣不妥。唐嘲能夠把五本《七殺》係列小說讓給我們，就說明唐嘲很看好我們《明報》。誰都知道，這五本書是可以賺大錢的，如果我們給低了，他完全可以找其他出版社。而且，我們這樣做，對《明報》，對老查的聲譽都有莫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做得巧妙一點，我們的聲譽就不會受到什麽影響了。至於這五本書，雖然可以賺錢，但是，決不會再想有《七殺》那麽賺錢了，我們……不要也罷。”沈寶新似乎已經經過了深思熟慮，他早有辦法了。
“我同意粵明的意見。我們雖然是商人，但是我們首先還是文人！對於這種不義之財，我是不會要的。大不了，我們賣掉股票，或者賣掉一兩家報紙。”金庸這次說話很果斷，他不容置疑地說道：“老沈，我們59年――62年，那麽困難的時候都咬牙挺過去了，難道這一次就需要出賣自己的良心嗎？”
沈寶新一愣，他想說什麽，但是最後還是忍住了。
金庸繼續說道：“不是說，唐嘲派了一個人來《明報》工作嗎？我想見見他。”
沈寶新點頭道：“是的，那個人叫做鄭大士。我想，他是唐嘲派來……討債的。這段時間以來，我想他一定知道了我們《七殺》的銷售數量。”說到這裏，他生生地盯了潘粵明一眼，心中的怨恨表露無遺。
潘粵明連忙說：“這個鄭大士剛來香港，沒有落腳之處，他說請我們安排他工作，隻要有口飯吃，有個安生之所就行了。我看見他實在可憐，而且又有唐嘲的五本新小說，所以我就把他留下來了。事實上，這個人還是比較勤奮的，而且與人相處也非常好……”
“好了，不要說了，把他叫進來吧。我馬上見他。”金庸果斷地說。
金庸端坐在大班椅上，神情嚴峻地注視著他對麵的兩個人。他左手邊放著5本書稿，右邊卻是拿著一本明報出版社曾經出版的《七殺》。
在金庸的對麵，坐著沈寶新和潘粵明。沈寶新與金庸年齡相仿，都是40歲出頭，他是《明報》的另一股東；而潘粵生卻還隻有30多歲，他是《明報》的主編。這兩個人是《明報》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庸的左臂右膀。
“我花了6天時間，終於讀完了這5本小說。以我的眼光來看，這五本書的作者，就是《七殺》的作者！我想，這決不會錯！”金庸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的。
潘粵明也感慨地說：“我早就讀完了這5本書稿。嗬嗬，這5本書無疑都是寶貝，我們《明報》和明報出版社又有得賺了。”
“問題是，我們該給這個‘唐嘲’多少稿酬呢？連同《七殺》的稿酬與版稅一並給他嗎？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沈寶新似乎有點擔憂什麽，他歎息一聲道：“寶貝是寶貝，但是這寶貝對於我們來說，實在是太昂貴了。其實，我也看出來了，《七殺》的作者就是唐嘲。他……現在是來向我們討債來了。”
金庸沉吟了一會兒，然後又慢條斯理地說：“該還的，終究是要還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明報》發展這麽迅速，這本《七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沈寶新和潘粵明都不說話了。他們的思緒仿佛回到了幾年前。
1959年5月，金庸出資8萬，沈寶新出資2萬，共同創辦了《明報》。《明報》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盡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雕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就虧空嚴重。《明報》的老員工都記得他當年辛勞的身影，一方麵經常要通宵寫稿，另一方麵又為經濟問題苦惱不已。有一段時間他要靠典當來維持《明報》。
6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1962年，受“大躍進”影響，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
也就是在那時，在梧桐山上，一個難民交給金庸一本叫做《七殺》的手抄本。金庸連夜讀過這部小說之後，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那就是果斷出版《七殺》。
也許《七殺》是大陸頭號“**”的緣故，《七殺》一經出版，3萬冊在香港3天時間就銷售一空。他們接著印刷了好幾次，把《七殺》銷到了台灣、南洋。然後又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向全世界銷售。
《七殺》一本書就讓《明報》賺得盆滿缽滿。《明報》迅速走出困境，並且得到了飛速發展。五年間，《武俠與曆史》雜誌、《明報月刊》、新加波和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新明日報》、《明報周刊》、《明報晚報》、《野馬》雜誌和《華人夜報》相繼創刊。1966年下旬，《明報》通過銀行按揭，用六百多萬元買下了位於北角的全幢共九層的南康大廈，並改名為明報大廈。一時間，《明報》成為了香港舉足輕重的一家傳媒企業。
“老查，按照《七殺》的銷量，再加上這五本小說，我們至少要付給唐嘲200萬啊。而我們剛買了這幢大樓，創刊了《華人夜報》，資金方麵有些吃緊啊。”沈寶新憂心忡忡地說：“這個唐嘲，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選擇這個時候來……”
金庸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現在銀行裏不是還有幾百萬嗎？我想還是還給人家吧。”
沈寶新大搖其頭道：“老查，那不行的！那幾百萬都是有計劃的，你知道的，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投入到了股市裏麵去了……”
“難道還有什麽其他的辦法嗎？”金庸當然知道那些資金的用途和去處，所以他打斷沈寶新的說話。
沈寶新沉吟了一會兒，然後輕聲地說：“唐嘲剛來香港，對香港出版業並不熟悉。我們隨便給他幾個錢就是了。我想，我們用不著這樣算得清清楚楚。”
作為《明報》的高層，潘粵明搖頭道：“我認為這樣不妥。唐嘲能夠把五本《七殺》係列小說讓給我們，就說明唐嘲很看好我們《明報》。誰都知道，這五本書是可以賺大錢的，如果我們給低了，他完全可以找其他出版社。而且，我們這樣做，對《明報》，對老查的聲譽都有莫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做得巧妙一點，我們的聲譽就不會受到什麽影響了。至於這五本書，雖然可以賺錢，但是，決不會再想有《七殺》那麽賺錢了，我們……不要也罷。”沈寶新似乎已經經過了深思熟慮，他早有辦法了。
“我同意粵明的意見。我們雖然是商人，但是我們首先還是文人！對於這種不義之財，我是不會要的。大不了，我們賣掉股票，或者賣掉一兩家報紙。”金庸這次說話很果斷，他不容置疑地說道：“老沈，我們59年――62年，那麽困難的時候都咬牙挺過去了，難道這一次就需要出賣自己的良心嗎？”
沈寶新一愣，他想說什麽，但是最後還是忍住了。
金庸繼續說道：“不是說，唐嘲派了一個人來《明報》工作嗎？我想見見他。”
沈寶新點頭道：“是的，那個人叫做鄭大士。我想，他是唐嘲派來……討債的。這段時間以來，我想他一定知道了我們《七殺》的銷售數量。”說到這裏，他生生地盯了潘粵明一眼，心中的怨恨表露無遺。
潘粵明連忙說：“這個鄭大士剛來香港，沒有落腳之處，他說請我們安排他工作，隻要有口飯吃，有個安生之所就行了。我看見他實在可憐，而且又有唐嘲的五本新小說，所以我就把他留下來了。事實上，這個人還是比較勤奮的，而且與人相處也非常好……”
“好了，不要說了，把他叫進來吧。我馬上見他。”金庸果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