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年，人們，真的瘋了。
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調動寧夏青銅峽的軍隊開槍鎮壓群眾，當場打死101人，致傷殘133人。
“這是革命行動……如果再來，還要照辦！”
康某人大言不慚地說。
在江青、康生一夥策動下，由於解放軍或者解放軍的槍彈，包括機槍等殺傷力很強的武器參與到了派別衝突，中國大地上懷著對立情緒的群眾之間，發生荷槍實彈的武鬥，便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流血的慘劇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這種情況下，1967年9月1日，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堅決反對武鬥。製止武鬥是當前主要任務。”對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物資，以及援越物資的現象，作了嚴厲的批評。
“如果我是戰士，奪我的槍我就開槍！”
同一天，江青卻說。
迫於形勢，江青一夥必須出來講話的，反對武鬥。同時，他們又在強調“文攻武衛”。
9月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便是他們一夥玩弄這一伎倆的最好表現。
“我們也鬥得挺厲害，隻是沒有武鬥就是了。不過，我聲明，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當階級敵人來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我是指那種情況！”
誰都知道，被江青一夥挑逗起來的不同派別的群眾之間，本來說不上是什麽“階級對立”，正像周思來說的：“兩派打架把對方叫做俘虜，把人民內部矛盾敵我化了。”
但是，當時的人們卻都莫名其妙地將它塗上了階級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階級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責對方代表是“反動階級”。
如果以江青“文攻武衛”的邏輯來看，武鬥當然就是派別鬥爭的合法形式。各種派別在武鬥的時候，幾乎都這樣叫喊：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衛。我們的方針就是‘文攻武衛’。我們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強大的政治攻勢，壓倒敵人，摧毀敵人。但是，當敵人膽敢武裝侵犯我們的時候，當敵人殺戮我們的革命戰友時，我們必須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予以迎頭痛擊。”
因此，在全國範圍內已經開始的武鬥，包括使用槍彈的武鬥，在“階段鬥爭”的幌子下，在“文攻武衛”的掩飾之下，愈演愈烈，也越鬥越廣。
在這光怪陸離的武鬥煙火中，中國人的思想也都迷惑徬徨。
1967年底，一個稱為“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組織，簡稱“省無聯”，以《我們的綱領》為題，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一文，提出建立“中華人民公社”，這種思潮為當時中國的派性混亂增添了一種色彩。
在全國武鬥最烈之際，北京的群眾組織同樣分裂為各種派別。
中學紅衛兵中的“四三”、“四四”派；大專院校紅衛兵中的“天派”、“地派”；第七機械工業部的“915”、“916“；……
已為當時的北京市民所熟知。
1967年8月，發生在西單商場的財貿係統的武鬥，雖然當時也曾聞名全國。然而，它與外地的有槍炮參加的，有大量傷亡的武鬥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因而也算不上“首都特產”。
當時北京的特產是，各派團體之間利用自辦的小報進行唇槍舌戰，各自述說各派的觀點，同時言語激昂地批駁對方。
不過，隨著舌戰溫度的上升，武鬥也開始蔓延。
某大學的“團派”與“414”派舌戰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也開始了動武。
這個某大學利用理工科大學的條件，自己製造手槍、手榴彈、長矛、土坦克、穿甲彈……在“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的口號這下，武鬥雙方異常凶殘，互有傷亡。
他們還挖地道、修工事，有許多房屋嚴重破壞。
武鬥中，將科學館的樓頂燒掉了，造成的損失，無法計算。
為了刹住北京北京學生間的武鬥，1968年7月27日，在的指示下，首先向這個某大學派進了首都工人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
接著，工宣隊不僅進駐各類學校，也進駐到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以控製住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局勢。
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武鬥一直延續到1969年至1970年，馳名全國的保定地區大規模武鬥則時間更晚，造成的損失相當的可觀。
1967年，廣西省“聯指”—“422”—“老多”三派之間在桂林、柳州、南寧等地區發生的武鬥，因沿鐵路線架起了機槍，致使兩廣、湖南一帶交通阻塞，國際鐵路運輸失靈，造成的損失更無法估量。
江青等人挑起的武鬥，把整個國家弄得一團混亂，對立派別之間視如仇敵。在武鬥中，獻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別追認為“烈士”，並在自辦的小報上大加宣揚，而對立派卻又稱之為頑固不化的“反革命”。
最無人道的可能要算山東郯城事件上：在一次武鬥中，一方打死對方十八人，他們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子。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那樣的一段時間裏，費凡感覺自己就是那笸籮裏的一枚小小的湯圓，隨著笸籮的來回折騰，滾來滾去的，好像目標明確，卻又是暈頭轉向，一種找不到北的感覺。
似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那個偉人的手裏。
似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由那個偉人手裏的那枚小小的“色子”來決定的，好與壞，幸與不幸，成與敗，就看自己的點數了。
終於，在滾來滾去的過程中，費凡被那個笸籮給甩了出來，他被那時代的浪花拍在了沙灘上。
更可怕的是，他還猜錯了點，站錯了隊！
那麽，好吧，這個站錯了隊的小小的湯圓，你就等著粉身碎骨吧！
無路可走，隻好逃回家！
回到家，哪裏有家，隻有一個更大的陰謀之網正在張網以待，在等著他，自投羅網！
對於那段經曆，費目了解得不多，但可以想像！
“哎喲，你可不知道呀，要是沒有你姥爺，你爸早就沒命了，所以你們老費家是欠我們老胡家的。因為這件事兒，我險些沒讓你姥爺給摔死呀！”
即使是那一年的那個除夕之夜，費目還是從四姨那裏聽說的，不用想像，那是真實的。
那一天，胡芳聽說公社革委會要抓那個“姓費的”時，感覺天要塌了一般，她也顧不上什麽“黙寫不了一整本‘紅寶書’就不讓回家過年”之類的訓示了，撒開腿就往家跑去。
還是“革命經驗”不足喲，這樣的一跑，肯定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費凡的處境更加的危險了。
胡芳跑回四十八頃村，沒有回家，直接跑向了村子的第二條街西數第五家，那裏就是老費家。
靜悄悄的，臘月二十九了，老費家的小院子裏沒有一點兒年味，甚至比平時還要安靜，安靜得有一些淒慘。
幾個紙糊的窗欞格早已在頭幾天的一次抄家時撕破了，胡亂地用幾塊發灰的破棉絮和破布堵住。
走進小屋，就是走進了冰窯，北牆上是一層白白的霜，盛水的水缸不知是被凍壞了還是在抄家時被砸壞了，隻剩下半截兒，裏麵還有一坨白白的冰。
“有人嗎？”
胡芳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小屋子裏轉了一圈兒，沒有人，就喊了一嗓子。
還是沒有人應答！
一種從未有過的冷意從胡芳的後脊梁泛上了頭頂。
“有人嗎？”
“姐呀，我在這兒呀！”
胡芳又喊了一嗓子，有點兒聲撕力竭了，總算是有一個聲音傳來了，弱弱的，就像是從地底下傳來的一樣。
此時的天已經有些發暗了，屋子裏更暗，胡芳沒有害怕，她聽出來了，那個聲音是費凡的小妹妹的。
“費榮，你在哪兒呀，我怎麽沒看到你呀！”
“姐，我在這兒！”
這一下，可把胡芳嚇著了。
從灶門的灰堆裏，突然有一團灰灰的東西動了一下，站了起來。
“呀！”
“姐，你不用怕，是我！”
“哎呀，你怎麽睡到那灶門的灰堆裏了。”
“我冷，我餓，那裏暖和點兒。”
站在胡芳麵前的正是費凡最小的妹妹，費榮，十歲，弱不經風的黃毛小丫頭，看上去又瘦又小，此時就像是一個蓬頭垢麵的小要飯花子。
胡芳的心裏一酸，眼圈兒紅了，費家的現狀連個要飯花子都不如！
費家怎麽可能跟要飯花子相比喲，要飯花子可是貧下中農！
“你們家我大爺和大娘呢？”
“還在河北關著呀，他們不讓回來，我大姐和二姐去給他們送飯了。”
“你吃了嗎？”
“嗯！”
順著費榮的手指方向，胡芳看到炕台上有一隻破碗，裏麵還凍著半塊棒子麵幹糧。
胡芳的鼻子又是一酸，眼圈兒更紅了。
“你哥回來了嗎？”
“沒，沒有！”
費榮這麽一說，胡芳的心更涼了。
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調動寧夏青銅峽的軍隊開槍鎮壓群眾，當場打死101人，致傷殘133人。
“這是革命行動……如果再來，還要照辦！”
康某人大言不慚地說。
在江青、康生一夥策動下，由於解放軍或者解放軍的槍彈，包括機槍等殺傷力很強的武器參與到了派別衝突，中國大地上懷著對立情緒的群眾之間，發生荷槍實彈的武鬥，便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流血的慘劇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這種情況下，1967年9月1日，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堅決反對武鬥。製止武鬥是當前主要任務。”對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物資，以及援越物資的現象，作了嚴厲的批評。
“如果我是戰士，奪我的槍我就開槍！”
同一天，江青卻說。
迫於形勢，江青一夥必須出來講話的，反對武鬥。同時，他們又在強調“文攻武衛”。
9月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便是他們一夥玩弄這一伎倆的最好表現。
“我們也鬥得挺厲害，隻是沒有武鬥就是了。不過，我聲明，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當階級敵人來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我是指那種情況！”
誰都知道，被江青一夥挑逗起來的不同派別的群眾之間，本來說不上是什麽“階級對立”，正像周思來說的：“兩派打架把對方叫做俘虜，把人民內部矛盾敵我化了。”
但是，當時的人們卻都莫名其妙地將它塗上了階級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階級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責對方代表是“反動階級”。
如果以江青“文攻武衛”的邏輯來看，武鬥當然就是派別鬥爭的合法形式。各種派別在武鬥的時候，幾乎都這樣叫喊：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衛。我們的方針就是‘文攻武衛’。我們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強大的政治攻勢，壓倒敵人，摧毀敵人。但是，當敵人膽敢武裝侵犯我們的時候，當敵人殺戮我們的革命戰友時，我們必須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予以迎頭痛擊。”
因此，在全國範圍內已經開始的武鬥，包括使用槍彈的武鬥，在“階段鬥爭”的幌子下，在“文攻武衛”的掩飾之下，愈演愈烈，也越鬥越廣。
在這光怪陸離的武鬥煙火中，中國人的思想也都迷惑徬徨。
1967年底，一個稱為“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組織，簡稱“省無聯”，以《我們的綱領》為題，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一文，提出建立“中華人民公社”，這種思潮為當時中國的派性混亂增添了一種色彩。
在全國武鬥最烈之際，北京的群眾組織同樣分裂為各種派別。
中學紅衛兵中的“四三”、“四四”派；大專院校紅衛兵中的“天派”、“地派”；第七機械工業部的“915”、“916“；……
已為當時的北京市民所熟知。
1967年8月，發生在西單商場的財貿係統的武鬥，雖然當時也曾聞名全國。然而，它與外地的有槍炮參加的，有大量傷亡的武鬥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了，因而也算不上“首都特產”。
當時北京的特產是，各派團體之間利用自辦的小報進行唇槍舌戰，各自述說各派的觀點，同時言語激昂地批駁對方。
不過，隨著舌戰溫度的上升，武鬥也開始蔓延。
某大學的“團派”與“414”派舌戰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也開始了動武。
這個某大學利用理工科大學的條件，自己製造手槍、手榴彈、長矛、土坦克、穿甲彈……在“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的口號這下，武鬥雙方異常凶殘，互有傷亡。
他們還挖地道、修工事，有許多房屋嚴重破壞。
武鬥中，將科學館的樓頂燒掉了，造成的損失，無法計算。
為了刹住北京北京學生間的武鬥，1968年7月27日，在的指示下，首先向這個某大學派進了首都工人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
接著，工宣隊不僅進駐各類學校，也進駐到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以控製住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局勢。
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武鬥一直延續到1969年至1970年，馳名全國的保定地區大規模武鬥則時間更晚，造成的損失相當的可觀。
1967年，廣西省“聯指”—“422”—“老多”三派之間在桂林、柳州、南寧等地區發生的武鬥，因沿鐵路線架起了機槍，致使兩廣、湖南一帶交通阻塞，國際鐵路運輸失靈，造成的損失更無法估量。
江青等人挑起的武鬥，把整個國家弄得一團混亂，對立派別之間視如仇敵。在武鬥中，獻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別追認為“烈士”，並在自辦的小報上大加宣揚，而對立派卻又稱之為頑固不化的“反革命”。
最無人道的可能要算山東郯城事件上：在一次武鬥中，一方打死對方十八人，他們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子。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那樣的一段時間裏，費凡感覺自己就是那笸籮裏的一枚小小的湯圓，隨著笸籮的來回折騰，滾來滾去的，好像目標明確，卻又是暈頭轉向，一種找不到北的感覺。
似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那個偉人的手裏。
似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由那個偉人手裏的那枚小小的“色子”來決定的，好與壞，幸與不幸，成與敗，就看自己的點數了。
終於，在滾來滾去的過程中，費凡被那個笸籮給甩了出來，他被那時代的浪花拍在了沙灘上。
更可怕的是，他還猜錯了點，站錯了隊！
那麽，好吧，這個站錯了隊的小小的湯圓，你就等著粉身碎骨吧！
無路可走，隻好逃回家！
回到家，哪裏有家，隻有一個更大的陰謀之網正在張網以待，在等著他，自投羅網！
對於那段經曆，費目了解得不多，但可以想像！
“哎喲，你可不知道呀，要是沒有你姥爺，你爸早就沒命了，所以你們老費家是欠我們老胡家的。因為這件事兒，我險些沒讓你姥爺給摔死呀！”
即使是那一年的那個除夕之夜，費目還是從四姨那裏聽說的，不用想像，那是真實的。
那一天，胡芳聽說公社革委會要抓那個“姓費的”時，感覺天要塌了一般，她也顧不上什麽“黙寫不了一整本‘紅寶書’就不讓回家過年”之類的訓示了，撒開腿就往家跑去。
還是“革命經驗”不足喲，這樣的一跑，肯定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費凡的處境更加的危險了。
胡芳跑回四十八頃村，沒有回家，直接跑向了村子的第二條街西數第五家，那裏就是老費家。
靜悄悄的，臘月二十九了，老費家的小院子裏沒有一點兒年味，甚至比平時還要安靜，安靜得有一些淒慘。
幾個紙糊的窗欞格早已在頭幾天的一次抄家時撕破了，胡亂地用幾塊發灰的破棉絮和破布堵住。
走進小屋，就是走進了冰窯，北牆上是一層白白的霜，盛水的水缸不知是被凍壞了還是在抄家時被砸壞了，隻剩下半截兒，裏麵還有一坨白白的冰。
“有人嗎？”
胡芳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小屋子裏轉了一圈兒，沒有人，就喊了一嗓子。
還是沒有人應答！
一種從未有過的冷意從胡芳的後脊梁泛上了頭頂。
“有人嗎？”
“姐呀，我在這兒呀！”
胡芳又喊了一嗓子，有點兒聲撕力竭了，總算是有一個聲音傳來了，弱弱的，就像是從地底下傳來的一樣。
此時的天已經有些發暗了，屋子裏更暗，胡芳沒有害怕，她聽出來了，那個聲音是費凡的小妹妹的。
“費榮，你在哪兒呀，我怎麽沒看到你呀！”
“姐，我在這兒！”
這一下，可把胡芳嚇著了。
從灶門的灰堆裏，突然有一團灰灰的東西動了一下，站了起來。
“呀！”
“姐，你不用怕，是我！”
“哎呀，你怎麽睡到那灶門的灰堆裏了。”
“我冷，我餓，那裏暖和點兒。”
站在胡芳麵前的正是費凡最小的妹妹，費榮，十歲，弱不經風的黃毛小丫頭，看上去又瘦又小，此時就像是一個蓬頭垢麵的小要飯花子。
胡芳的心裏一酸，眼圈兒紅了，費家的現狀連個要飯花子都不如！
費家怎麽可能跟要飯花子相比喲，要飯花子可是貧下中農！
“你們家我大爺和大娘呢？”
“還在河北關著呀，他們不讓回來，我大姐和二姐去給他們送飯了。”
“你吃了嗎？”
“嗯！”
順著費榮的手指方向，胡芳看到炕台上有一隻破碗，裏麵還凍著半塊棒子麵幹糧。
胡芳的鼻子又是一酸，眼圈兒更紅了。
“你哥回來了嗎？”
“沒，沒有！”
費榮這麽一說，胡芳的心更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