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時候，我浙江海寧老家有個長工，名叫和生。他是殘廢的，是個駝子，然而隻駝了右邊的一半，形相特別顯得古怪。雖說是長工，但並不做什麽粗重工作，隻是掃地、抹塵，以及接送孩子們上學堂。我哥哥的同學們見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駝，叫他三聲要發怒，再叫三聲翻跟鬥，翻轉來象隻癱淘籮”。“癱淘籮”是我故鄉土話，指破了的淘米竹籮。
那時候我總是拉著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學不要唱，有一次還為此哭了起來，所以和生向來待我特別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總是抱了我上學，因為他的背脊駝了一半，不能背負。那時候他年紀已很老了，我爸爸、媽媽叫他不要抱，免得兩個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厲害，我到他的小房裏去瞧他，拿些點心給他吃。他跟我說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蘇丹陽人，家裏開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鄰居一個美貌的姑娘對了親。家裏積蓄了幾年，就要給他完婚了。這年十二月，一家財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這家財主又開當鋪，又開醬園，家裏有座大花園。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財主家過年要磨好幾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財主家後廳上做。這種磨粉的事我見得多了，隻磨得幾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磚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腳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來的。江南各處的風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說我就懂了。
隻為要趕時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點、十一點鍾。這天他收了工，已經很晚了，正要回家，財主家裏許多人叫了起來：“有賊！”有人叫他到花園去幫同捉賊。他一奔進花園，就給人幾棍子打倒，說他是“賊骨頭”，好幾個人用棍子打得他遍體鱗傷，還打斷了幾根肋骨，他的半邊駝就是這樣造成的。他頭上吃了幾棍，昏暈了過去，醒轉來時，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又有人在他竹籮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銀和銅錢，於是將他送進知縣衙門。賊贓俱在，他也分辯不來，給打了幾十板，收進了監牢。
本來就算是作賊，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在這段時期中，他父親、母親都氣死了，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
他從牢裏出來之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財主少爺隻是受了重傷，卻沒有死。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師爺和獄卒，想將他在獄中害死，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
他說：“真是菩薩保佑，不到一年，老爺來做丹陽縣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說的老爺，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來是“美”字輩，但進學和應考時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滄珊，故鄉的父老們稱他為“滄珊先生”。他於光緒乙酉年中舉，丙戍年中進士，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做知縣有成績，加了同知銜。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丹陽教案”。
鄧之誠先生的“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這件事：
“天津條約許外人傳教，於是教徒之足跡遍中國。莠民入教，輒恃外人為護符，不受官吏鈐束。人民既憤教士之驕橫，又怪其行動詭秘，推測附會，爭端遂起。教民或有死傷，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挾，勒索巨款，甚至歸罪官吏，脅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須革職永不敘用。內政由人幹涉，國已不國矣。教案以千萬計，茲舉其大者：
“……丹陽教案。光緒十七年八月……劉坤一、剛毅奏，本年……江蘇之丹陽、金匱、無錫、陽湖、江陰、如皋各屬教堂，接踵被焚毀，派員前往查辦……蘇屬案，係由丹陽首先滋事，將該縣查文清甄別參革……“（光緒東華錄卷一五）
我祖父被參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將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便向外國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燒教堂的人民，通知為首的兩人逃走，回報上司：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湧而上，焚毀教堂，並無為首之人。跟著他就辭官，朝廷定了“革職”處分。
我祖父此後便在故鄉閑居，讀書做詩自娛，也做了很多公益事業。他編了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出喪之時，丹陽推了十幾位紳士來吊祭。當時領頭燒教堂的兩人一路哭拜而來。據我伯父、父親們的說法，那兩人走一裏路，磕一個頭，從丹陽直磕到我故鄉。對這個說法，現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時候自然信之不疑。不過那兩個人十分感激，最後幾裏路磕頭而來當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時候到台灣，見到了我表哥蔣複聰先生。他是故宮博物院院長，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學是同班同學。他跟我說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讚揚。那都是我本來不知道的。
和生說，我祖父接任做丹陽知縣後，就重審獄中每一個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確是事實，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辭官回家時，索性悄悄將他帶了來，就養在我家裏。
和生直到抗戰時才病死。他的事跡，我爸爸、媽媽從來不跟人說。和生跟我說的時候，以為他那次的病不會好了，也沒叮囑我不可說出來。
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裏。“連城訣”是在這件真事上發展出來的，紀念在我幼小時對我很親切的一個老人。和生到底姓什麽，我始終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當然不會武功。我隻記得他常常一兩天不說一句話。我爸爸媽媽對他很客氣，從來不差他做什麽事。
這部小說寫於一九六三年，那時“明報”和新加坡“南洋商報”合辦一本隨報附送的“東南亞周刊”，這篇小說是為那周刊而寫的，書名本來叫做“素心劍”。
一九七七·四
那時候我總是拉著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學不要唱，有一次還為此哭了起來，所以和生向來待我特別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總是抱了我上學，因為他的背脊駝了一半，不能背負。那時候他年紀已很老了，我爸爸、媽媽叫他不要抱，免得兩個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厲害，我到他的小房裏去瞧他，拿些點心給他吃。他跟我說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蘇丹陽人，家裏開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鄰居一個美貌的姑娘對了親。家裏積蓄了幾年，就要給他完婚了。這年十二月，一家財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這家財主又開當鋪，又開醬園，家裏有座大花園。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財主家過年要磨好幾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財主家後廳上做。這種磨粉的事我見得多了，隻磨得幾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磚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腳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來的。江南各處的風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說我就懂了。
隻為要趕時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點、十一點鍾。這天他收了工，已經很晚了，正要回家，財主家裏許多人叫了起來：“有賊！”有人叫他到花園去幫同捉賊。他一奔進花園，就給人幾棍子打倒，說他是“賊骨頭”，好幾個人用棍子打得他遍體鱗傷，還打斷了幾根肋骨，他的半邊駝就是這樣造成的。他頭上吃了幾棍，昏暈了過去，醒轉來時，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又有人在他竹籮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銀和銅錢，於是將他送進知縣衙門。賊贓俱在，他也分辯不來，給打了幾十板，收進了監牢。
本來就算是作賊，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在這段時期中，他父親、母親都氣死了，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
他從牢裏出來之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財主少爺隻是受了重傷，卻沒有死。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師爺和獄卒，想將他在獄中害死，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
他說：“真是菩薩保佑，不到一年，老爺來做丹陽縣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說的老爺，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來是“美”字輩，但進學和應考時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滄珊，故鄉的父老們稱他為“滄珊先生”。他於光緒乙酉年中舉，丙戍年中進士，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做知縣有成績，加了同知銜。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丹陽教案”。
鄧之誠先生的“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這件事：
“天津條約許外人傳教，於是教徒之足跡遍中國。莠民入教，輒恃外人為護符，不受官吏鈐束。人民既憤教士之驕橫，又怪其行動詭秘，推測附會，爭端遂起。教民或有死傷，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挾，勒索巨款，甚至歸罪官吏，脅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須革職永不敘用。內政由人幹涉，國已不國矣。教案以千萬計，茲舉其大者：
“……丹陽教案。光緒十七年八月……劉坤一、剛毅奏，本年……江蘇之丹陽、金匱、無錫、陽湖、江陰、如皋各屬教堂，接踵被焚毀，派員前往查辦……蘇屬案，係由丹陽首先滋事，將該縣查文清甄別參革……“（光緒東華錄卷一五）
我祖父被參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將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便向外國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燒教堂的人民，通知為首的兩人逃走，回報上司：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湧而上，焚毀教堂，並無為首之人。跟著他就辭官，朝廷定了“革職”處分。
我祖父此後便在故鄉閑居，讀書做詩自娛，也做了很多公益事業。他編了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出喪之時，丹陽推了十幾位紳士來吊祭。當時領頭燒教堂的兩人一路哭拜而來。據我伯父、父親們的說法，那兩人走一裏路，磕一個頭，從丹陽直磕到我故鄉。對這個說法，現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時候自然信之不疑。不過那兩個人十分感激，最後幾裏路磕頭而來當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時候到台灣，見到了我表哥蔣複聰先生。他是故宮博物院院長，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學是同班同學。他跟我說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讚揚。那都是我本來不知道的。
和生說，我祖父接任做丹陽知縣後，就重審獄中每一個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確是事實，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辭官回家時，索性悄悄將他帶了來，就養在我家裏。
和生直到抗戰時才病死。他的事跡，我爸爸、媽媽從來不跟人說。和生跟我說的時候，以為他那次的病不會好了，也沒叮囑我不可說出來。
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裏。“連城訣”是在這件真事上發展出來的，紀念在我幼小時對我很親切的一個老人。和生到底姓什麽，我始終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當然不會武功。我隻記得他常常一兩天不說一句話。我爸爸媽媽對他很客氣，從來不差他做什麽事。
這部小說寫於一九六三年，那時“明報”和新加坡“南洋商報”合辦一本隨報附送的“東南亞周刊”，這篇小說是為那周刊而寫的，書名本來叫做“素心劍”。
一九七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