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國曆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以法治國。法是通過具體的刑名賞罰來實現的。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與其他諸子百家主要研究的哲學及宗教不同，法家的研究範圍屬於社會科學。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管仲、子產、申不害、商鞅、韓非子、李斯、桑弘羊、王安石、張居正、嚴複、梁啟超等。主張社會變革、強化法製。根據中國曆史劃分的法家理論，主要發展為春秋諸侯國在私有產權下的市場經濟和重商主義理論，以管仲為代表。和戰國秦漢的君主製中央集權國家下的公有製計劃經濟理論，以商鞅為代表。法家思想於今，也有可鑒借處。如‘廢私立公‘的道德追求，在這點上，所有法家人物都達成了共識。‘廢私立公‘是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大公無私‘的公私觀是一致的，是最高尚的公私觀，它曾把我們民族的‘利他‘精神，推到了最高位置，對後世及及現在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如《管子》中提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齊法家所說的‘四維‘（禮義廉恥）作為四大傳統美德，到了今天也依然有它們的獨特價值。通俗、簡單來說，‘禮‘指文明禮貌；‘義‘指正義行為；‘廉‘指廉潔奉公精神；‘恥‘指指的是要有羞恥感。這些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今天仍應為我們繼承。中國的法家產生自商朝中期，發展於春秋前期。代表人物有管仲、子產、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戰國末期的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曆史中，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此舉為齊國獲得巨大財富，兵不血刃而成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謀”：管仲讓齊桓公帶著一塊齊國特產的“彤弓石壁”覲見周天子以表衷心，並勸說周天子各諸侯國應都帶這樣的石壁來覲見，不然就是叛逆。各諸侯隻能滿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到齊國買“彤弓石壁”，齊國則對石壁大幅提價。因此發了大財。此事還因尊王攘夷的口號而得到孔子的大加讚賞，《論語》中記載：“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在這次事件標誌著春秋開始，這之後齊國多次如此操作，對周朝的禮樂製度造成巨大衝擊，齊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則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現在史書中。
越國範蠡經濟調控手段，米價低時國家按基準價購糧，以米價上升到基準價時停止；米價高時國家按基準價拋糧，以存量拋光為止。鄭國子產在鄭國進行內政改革。頒布相關法令。包括整理田製。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製，建立土地私有產權登記係統，按田畝征稅等等。子產使用二百斤鐵鑄造一個鼎器，把新製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刑鼎”。商鞅重“法”，申不害則重“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為了防備大臣操縱權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議最高統治者必須用術，君主應以“獨視”、“獨聽”、“獨斷”的手段來實行統治。他認為。“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機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個人的言論和主張可以決定國家的興亡，表明了專製獨裁主義的思想。慎到是法家中強調“勢”治的一派，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他從“棄知去己”的觀點出發，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他以法為最高準則，提倡“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君臣》），強調“法”必須和“勢”相結合，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謂“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但他又認為國家的存亡並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決定。“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提出“守法而不變則衰”。戰國末期的韓非集秦晉法家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將法治理論係統化。他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以法為教”，厲行賞罰，獎勵耕戰。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法律與規章製度。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可以說，法家的曆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曆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曆史退化觀”。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隻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就想過去有什麽經驗可以依循。孔子喜歡援引古代權威周文王和周公來支持自己的學說，這對後世韓愈等許多哲學家有較大的影響。墨子與儒家爭辯，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淩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傳說中比夏禹更古老的聖王。道家為能勝過儒家和墨家，請出伏曦、神農等三皇五帝比堯舜更早幾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學流派中最後出現的一派，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其不得不變化的原因，因此隻能現實地對待當今世界。古代的人民比較淳樸，隻是當時物質條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於當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曾對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評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商鞅也提過：“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法治”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專製主義理論。從文風來看。荀子的散文詞匯豐富，句法規整，層次清晰，論點鮮明；而韓非的散文則善用寓言、比喻，鋒芒銳利。議論透辟。師徒二人的散文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漢初許多政論家的政論文有著直接的影響。代表人物：戰國時期：慎到、韓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吳起、李悝。
商鞅：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魏國人。商鞅早年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孫痤病死後，魏王並沒有重用商鞅。後來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者，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製，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製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韓非子：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采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後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後，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的感歎。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於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采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製定有關的禮儀製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製，堅持郡縣製；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製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製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鹹陽鬧市，並夷三族。
治國之道。1.製定法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是人性趨利避害。同時韓非子還補充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聖人治國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一國之內為善的人不計其數【這是使社會太平的因素】；使少數作惡的【這是社會動蕩的因素】）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是依靠眾人的力量並使（那小部分作惡的人）去除惡。所以。（治理一個國家）不要老是著眼於提倡好的道德，而應致力於建立（那管理少數作惡者的）條文。據此推論，君王隻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會就會天下太平，而隻以宣揚好的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是徒勞的。2.循名而責實：這是法家對“正名”的解釋。君王需要有一套駕馭臣子的權術。而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去完成其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君王隻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於怎樣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導。君王要做的隻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關鍵是君王如何選擇合適人去擔任某項職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能者居上位，無能者淘汰。3.因此，總的說來，法家並不寄希望於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製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那為何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於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
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麽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麵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在政治製度上，法家主張郡縣製。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刑罰，愚民和權術治國。
法律的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麽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製裁。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將“好利惡害”得人性與國家富強結合起來，用賞賜、刑罰誘使、驅使人們“耕”、“戰”、“告奸”，凡是生產糧食多的、殺敵有功的、揭發違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論出身如何，隻要努力按照國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貴榮華，而國家也就富強起來了。
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製度都要隨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製，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禦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當代學者劉木魚（劉鐸）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衛意，在乎君政，政之所為，在乎一道”。
法家建立了名為法治實為人治的“以法治國”封建規章體係，法律是君王統治約束臣民的工具（見後文：法家與現代法治精神的區別），而並不是現代民主“依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製以及法律體製，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人治主體。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麽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而且這裏的“人”僅僅是指普通百姓，越是底層的人就越是被當作是“性惡”的假定對象，越是高層的人就越是被當成是“性善”的對象，因此，法家的“性惡論”與起源於西方基督教的“性惡論”是不可能同日而語的。
在中國曆史中，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此舉為齊國獲得巨大財富，兵不血刃而成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謀”：管仲讓齊桓公帶著一塊齊國特產的“彤弓石壁”覲見周天子以表衷心，並勸說周天子各諸侯國應都帶這樣的石壁來覲見，不然就是叛逆。各諸侯隻能滿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到齊國買“彤弓石壁”，齊國則對石壁大幅提價。因此發了大財。此事還因尊王攘夷的口號而得到孔子的大加讚賞，《論語》中記載：“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在這次事件標誌著春秋開始，這之後齊國多次如此操作，對周朝的禮樂製度造成巨大衝擊，齊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則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現在史書中。
越國範蠡經濟調控手段，米價低時國家按基準價購糧，以米價上升到基準價時停止；米價高時國家按基準價拋糧，以存量拋光為止。鄭國子產在鄭國進行內政改革。頒布相關法令。包括整理田製。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製，建立土地私有產權登記係統，按田畝征稅等等。子產使用二百斤鐵鑄造一個鼎器，把新製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刑鼎”。商鞅重“法”，申不害則重“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為了防備大臣操縱權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議最高統治者必須用術，君主應以“獨視”、“獨聽”、“獨斷”的手段來實行統治。他認為。“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機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個人的言論和主張可以決定國家的興亡，表明了專製獨裁主義的思想。慎到是法家中強調“勢”治的一派，主張君主可以“握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他從“棄知去己”的觀點出發，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他以法為最高準則，提倡“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君臣》），強調“法”必須和“勢”相結合，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謂“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但他又認為國家的存亡並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決定。“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提出“守法而不變則衰”。戰國末期的韓非集秦晉法家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將法治理論係統化。他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以法為教”，厲行賞罰，獎勵耕戰。
韓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主張在政治與治國方術之中，“勢”，即權力與威勢最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政治權術。一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法律與規章製度。韓非子認為“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君王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法捉摸，這是“術”；君王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
可以說，法家的曆史哲學觀相對於其他哲學流派完全是一種全新革命的觀點。儒家墨家道家三家雖然思想主張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種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曆史在逐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回到古代。這就是三家的“曆史退化觀”。三家的這種觀念，來源於中國依循過去經驗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大多是農民，農民通常被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外出旅行。農民種地，按時令變化耕耘種地，隻需憑借過去經驗，遇到新事，就想過去有什麽經驗可以依循。孔子喜歡援引古代權威周文王和周公來支持自己的學說，這對後世韓愈等許多哲學家有較大的影響。墨子與儒家爭辯，援引比周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淩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傳說中比夏禹更古老的聖王。道家為能勝過儒家和墨家，請出伏曦、神農等三皇五帝比堯舜更早幾百年。法家是先秦各哲學流派中最後出現的一派，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其不得不變化的原因，因此隻能現實地對待當今世界。古代的人民比較淳樸，隻是當時物質條件的低下所造成的，古代人民的品德未必普遍高於當代人民。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曾對守株待兔的故事做了評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商鞅也提過：“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主張“法治”的一個學派。儒家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荀卿）是其先驅者，他的弟子韓非子（韓非）則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在政治主張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發展。在尊王道、舉賢能的基礎上，荀子主張兼稱霸力，法後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強調人的能動性，具有唯物主義的思想成分。韓非子與老師的政治思想也不盡相同，他尖銳攻擊儒墨之道，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較完整的封建專製主義理論。從文風來看。荀子的散文詞匯豐富，句法規整，層次清晰，論點鮮明；而韓非的散文則善用寓言、比喻，鋒芒銳利。議論透辟。師徒二人的散文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漢初許多政論家的政論文有著直接的影響。代表人物：戰國時期：慎到、韓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吳起、李悝。
商鞅：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魏國人。商鞅早年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孫痤病死後，魏王並沒有重用商鞅。後來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者，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變法理想的舞台。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製，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製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韓非子：韓非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理論不被當時的韓王所采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後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後，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的感歎。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最後自殺於秦獄中。韓非雖然一生都沒能施展自己的抱負，卻著成了流傳千古的《韓非子》。戰國末年楚國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采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采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製定有關的禮儀製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製，堅持郡縣製；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製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製度。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斬於鹹陽鬧市，並夷三族。
治國之道。1.製定法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是人性趨利避害。同時韓非子還補充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聖人治國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一國之內為善的人不計其數【這是使社會太平的因素】；使少數作惡的【這是社會動蕩的因素】）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是依靠眾人的力量並使（那小部分作惡的人）去除惡。所以。（治理一個國家）不要老是著眼於提倡好的道德，而應致力於建立（那管理少數作惡者的）條文。據此推論，君王隻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會就會天下太平，而隻以宣揚好的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是徒勞的。2.循名而責實：這是法家對“正名”的解釋。君王需要有一套駕馭臣子的權術。而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去完成其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君王隻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於怎樣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導。君王要做的隻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關鍵是君王如何選擇合適人去擔任某項職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能者居上位，無能者淘汰。3.因此，總的說來，法家並不寄希望於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製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那為何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於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
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麽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麵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在政治製度上，法家主張郡縣製。在統治思想上，法家主張以刑罰，愚民和權術治國。
法律的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麽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製裁。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將“好利惡害”得人性與國家富強結合起來，用賞賜、刑罰誘使、驅使人們“耕”、“戰”、“告奸”，凡是生產糧食多的、殺敵有功的、揭發違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論出身如何，隻要努力按照國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貴榮華，而國家也就富強起來了。
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製度都要隨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製，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禦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當代學者劉木魚（劉鐸）在《非法非人治》中提到：“法之衛意，在乎君政，政之所為，在乎一道”。
法家建立了名為法治實為人治的“以法治國”封建規章體係，法律是君王統治約束臣民的工具（見後文：法家與現代法治精神的區別），而並不是現代民主“依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製以及法律體製，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人治主體。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麽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而且這裏的“人”僅僅是指普通百姓，越是底層的人就越是被當作是“性惡”的假定對象，越是高層的人就越是被當成是“性善”的對象，因此，法家的“性惡論”與起源於西方基督教的“性惡論”是不可能同日而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