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珊的臉蛋依然保留著北國少女那種豔紅的顏色。月光照在她那特有的肌膚上，發出貝殼一般的光澤。
“多溫暖啊。”張霈倫把李經珊抱了起來。
“我天生就是溫暖的嘛。”
“這兒早晚已經很冷了吧？”
張霈倫明知她那雙雖像是半睜著的黑眸子，其實是合上了的濃密睫毛，他還是湊近看了看。
李經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愛，雖然他比她要大十九歲。
張霈倫現在已經四十二歲，而且結過兩次婚。他的前兩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個妻子是大理寺卿、軍機章京朱學欽的女兒朱芷香——這位朱學欽先生是浙江餘杭人，三十歲考中進士，進翰林院，入戶部，是“辛酉政變”當中敬親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為仁曦太後和敬親王誅殺承威一黨、奪取執政權立過大功。此後十餘年，深得敬親王信賴，協助其處理大量政務。時人稱其：“聲氣灼甚，外吏爭走其門。”曾伯函謂之：“學足論古，才足幹時，樞輔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075年即去世，不然極有可能像曹毓瑛、許庚身（“四章京”的另兩位）那樣，飛黃騰達升入軍機處。而張霈倫與朱小姐結婚，是在他中進士之後數年，算起來，至多四載的落差，張霈倫沒沾第一位老泰山什麽光。
張霈倫的繼室邊翠玉，是邊寶泉的女兒。邊先生屬八部“金猊”部夏軍籍。他是彤郅二年進士，從陝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閩浙總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獨當一麵，比朱學欽還要顯赫。但他的女兒卻於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發人送黑發人，亦是一樁悲事。
邊夫人故世之後，張霈倫一直未能續弦。眾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個女子先後兩次結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終，那麽她必定背負“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惡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計就有點困難。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男子。說起來，張霈倫的命亦夠硬朗，克死兩位如花美眷之後，還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的直隸總督李紹泉愛女李經珊，盡管歲數大了點（李經珊時年二十三歲，按舊時習俗，已經是老姑娘），可論品質，論家世，再對比張霈倫的中年喪妻，這姻緣怎麽算計，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張霈倫的官現在做到左僉都禦史、侍講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現在是以三品卿銜會辦海防事宜。三品職分，對“學而優則仕”的古典知識人來講，已經不算小，可卻匹配不上現時張霈倫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聲望。彤郅、光旭年間，有“二張”齊名，他們都是河北人，亦為好朋友，一個即張霈倫，另一個是張芝棟。後一張的年紀要大上十多歲，科名更要早一些，可兩人風光的時候，卻是難分高下。光旭七年，張芝棟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渦，出任山西巡撫，對照之下，張霈倫的仕途止步於“卿貳”，尚沒有“轉正”。
二張均是進士出身，點翰林，作學士，以彈章撼動時世。當時有“翰林四諫”的美譽，除了這兩位，還有渤族宗室寶廷和陳葆臻。好事的時人將綽號“鐵漢”的鄧載修加進去，合稱“五虎”。這一時期以彈劾官員出名的人，除他們幾個之外，尚有吳大成、劉恩普等。待這幫人抱成一個團，便有了另一種說法，叫“清流黨”。其中以張霈倫的風頭至為勁爆。
時人曾評價張霈倫“儀容俊偉，善辯論，好搏擊。官翰林日，頻上書彈京省官吏，封章多於台諫。其奏疏深文周內，恒以諸臣恣縱、蔑視兩宮為言。適如西宮（仁曦）意，故所言無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舊所鮮有也，言路益發擴，朝士多持清議，輒推霈倫為主盟。”
其實“清流黨”的領導核心，不是張霈倫，而是張霈倫的老師，大學士、軍機大臣、有“相國學士”之稱的直隸保定府人李高陽。
時人謂：“李高陽好收時譽，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諫詞垣彈章迭上，號為清流，實皆鴻藻主之。惟鄧載修、邊寶泉無所依倚。高陽每入見，凡承旨詢問，事不即對，輒叩頭曰：‘容臣細思。’退朝即集諸名士密商。計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紛紛上矣。南皮張芝棟，豐潤張霈倫尤為鴻藻所器重。”
“張芝棟、陳葆臻、張霈倫多以公（李高陽）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當時還流傳著更生動的說法。清流諧音為“青牛”，有牛頭、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說，分別對應品階不一的清流黨人。牛頭當仁不讓指李高陽，是為指引方向的精神領袖；張霈倫、張芝棟為青牛的雙角，犀利好鬥，專門用來觸人；陳葆臻為牛尾，寶廷為牛鞭，王懿榮為牛肚，其餘牛皮、牛毛紛亂雜多而無以計數。更有人進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陽一般不大出麵，張霈倫才是真正的牛頭，他頭上的一雙角再也厲害不過，凡被觸及，必受巨創。
張霈倫曾有詩句抒寫其諫諍業績：“往還五千裏，咒罵十三家。”氣魄十分雄大。有人統計他於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員，鉤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隨後還有赴俄使臣崇厚、軍機重臣王文紹。這一數目，在古今非禦史類的官僚當中，可以說沒有幾人能夠比擬。
不光是王文紹這樣的“油浸枇杷”被張霈倫彈劾落馬，連陳寶箴這樣的名臣，也都給張霈倫彈倒。陳寶箴是當時出了名的幹才。作文、練兵、治河、辦教育、調理人事關係，樣樣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參與會審王樹汶一案，本來已經定案，可臨刑之時，王樹汶大呼冤枉，這一聲叫喊淒厲得驚動了中樞，刑部複查，終予以平反。那些會審的審判官員們，自然要遭到行政處分，或免職，或降級。其時陳寶箴已經升遷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場的潛規則，追究責任，適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趕殺到底？除非兩造有解不開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時任左副都禦史的張霈倫，與陳家既無冤，亦無仇，卻還是參上了一本，認為陳寶箴既然參與會訊，就應該承擔一定的罪責。結果，清廷下諭，擬追加處分。這下陳寶箴不幹了，他說：“一官進退，輕如毫毛比，豈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語獎進天下，士不思竭忠補闕，反聲氣朋比，顛倒恣橫，恐且敗國事。吾當不恤自明，籍發其覆，備兼聽。”於是上書抗辯，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挾持弄威福之由”。兩造都堅執己見，朝廷隻好下令閻丹楚來查問。閻是大乾名臣，以強項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頭。但他處理此糾紛，卻“首鼠兩解之”，一味搗糨糊。最終，陳寶箴落得“降三級調用”。由於咽不下這口氣，他憤而辭官，自放白雲山水間。雖然陳寶箴在奏折當中直接向最高執政者控訴“言路”的惡行。但即便如此，朝廷還是站在了張霈倫這一方，連閻丹楚這等不畏權勢的人，都選擇妥協退讓，息事寧人，張霈倫的氣焰之盛，實不愧“牛角”（李經珊戲稱其為“犀牛角”）之譽。
張霈倫彈劾朝官的風格，可以歸納為“對人不對事”——所謂“好搏擊”，自然是攻擊人身。這與張芝棟正好相反。後者“但談時事，不事搏擊”，可謂“對事不對人”。時人評價此二種監察糾彈的方式，多半讚賞後一種。因為惟有就事論事，不細分誰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態度，才可能推動政治走向良性的軌道。如果就人論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鏡打量世界，隻看到暗色的一麵，卻忽略了明色的一麵，隻盯住人的優劣長短，卻不顧事態的進展，與誰有仇怨，就死命咬誰，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壞，這則很容易陷入宗派社黨鬥爭的偏狹。古人喜歡說“因人成事”，確是硬道理，可它不應該教條化、僵硬化而運用於風諫，其惡果往往是“因人壞事”。
但論者評定二張，讚揚的天平卻向張霈倫傾斜。其時張芝棟所上奏折、附片共計三十九件，無一是彈劾他人，無一非因事陳言。這亦是一個可以配對張霈倫的奇跡。而張芝棟因此背上“宦術甚工”、“極會作官”的惡名。確實，張芝棟的彈劾風格，一般不會得罪人；而張霈倫的彈劾風格，則會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個重要標準（所謂“亢直”），卻不是全部的標準；評定言官的成績，不僅在於他們的德行，更在於他們對政事的洞見和補遺。古人將“立德”置於品評人物的最上端，張芝棟因此被斥責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諫”之中，人品最下，實在是冤枉。
有人說：“這些人裏頭，我隻佩服兩張，是用世之才。張孝答（張芝棟）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麵，隻嫌功名心重些；張侑樵（張霈倫）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
其實，“躁進”不獨為張霈倫一人的缺點，甚至可以擴大化至幾乎整個“清流黨”。
清流黨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為盛——供職的京官，以儒家傳統觀念為基礎，以國家利益為訴求，以奏疏為主要工具，議論國事，搏擊權要，全麵發揮中原王朝傳統製度中的監察功能。也由於這批官僚常以集體行動以成聲援之勢力，遂有“清流黨”之稱。
而黨爭冠以“清流”之名，是因為他們認為現時朝政腐壞不堪，製度的樞紐已然崩解脫落，需要以道德的名義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黨”之勃興，一是因為“彤光中興”的大局麵，朝廷要作出為打造盛世而虛心納諫的民主姿態，士風高漲，言路大開；二是因為另一種隱秘的派係鬥爭——即斬不斷、理還亂的“南北之爭”——的鼓動，將單個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擰成一股繩，隱然有黨社團體的形狀；三是因為仁曦太後的推波助瀾，借清流的力量打擊敬親王一係。就這幾點最關鍵的原因而言，清流的產生，與儒家道德的自發鼓舞並無什麽直截的關聯。在時人口中，亦少有“諍臣”、“君子之風”的讚譽，多認為他們借搏擊權貴以謀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對帝國執政者能夠容忍這些人的論政方式和意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但道德水準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們極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義殺人。
大乾帝國的南北之爭，地域之爭、正如地域歧視，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個特異現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黨”的牛頭李高陽；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為沈桂芬，後期為翁叔平，翁氏門下聚集的一幫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張季直等，又有一個名號叫“南清流”。
“清流黨”內部，既有漢人，亦有渤人，他們的彈劾標準，與中央-地方權力和利益的分界更無必然的牽連。而對於洋務派與守舊派之爭，清流卻略略介入，姿勢相當曖昧。在洋務與守舊兩派的爭鬥當中，他們的思想立場應該更親近後者。可這裏的“親近”近乎權宜之計。象陳葆臻上《條陳講求洋務六事折》，已明確提出富國強兵隻有“講求洋務”，並建議選員出洋考察，掌握各國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臨事倉茫無定見”。張霈倫既承認“時艱之亟，實以洋務為大端”，又完全讚同洋務派的變法主張，強調要“采西法以敵西人”，認為“變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則莫如武科改試洋槍”。張芝棟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駕駛有方，皆可供我策遺”，因而他在現實活動中“頗以師西法致富強為事”。清流派不僅是出謀劃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經辦洋務的實踐者。如吳大成在吉林創辦機器局，張芝棟在山西籌辦鐵礦，這些都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展進程。
而張佩綸被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當年的守舊派首領斡垠，被敬親王作弄，亦接到類似的任命，他當時的表現，卻是痛哭流涕，大有晚節不保之感，於是以養病為由，被迫辭去了所有職務。張芝棟更滑頭，在京城的時候，以清流自居，對洋務運動的態度極其審慎；到山西擔任巡撫之後，便開口大談洋務，放手大幹洋務，從而成為洋務派的中堅人物。當然，如“五虎”之一的鄧載修，對洋務運動的惡感就相當濃重，但卻隻是少數而已。
事實上，“清流黨”反對洋務充其量隻是表象，他們更多的是反對洋務派官員——就是說，他們的矛頭指向人，而非事。他們如此抉擇，與南北之爭、仁曦太後與敬親王之爭息息相關。在這兩對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過深。簡而言之，南北之爭，清流親近北派，北派與“清流黨”的共同核心李高陽思想保守，敵視洋務；相應的是，作為洋務派之領頭羊的敬親王則一向關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卻不喜李高陽，如此，“清流黨”理所當然要反南派，反敬親王，順帶造成反洋務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後與敬親王相爭持的戰場會怎樣站隊。當然，比較與北派，“清流黨”與仁曦太後的關係更為錯綜複雜。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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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生就是溫暖的嘛。”
“這兒早晚已經很冷了吧？”
張霈倫明知她那雙雖像是半睜著的黑眸子，其實是合上了的濃密睫毛，他還是湊近看了看。
李經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愛，雖然他比她要大十九歲。
張霈倫現在已經四十二歲，而且結過兩次婚。他的前兩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個妻子是大理寺卿、軍機章京朱學欽的女兒朱芷香——這位朱學欽先生是浙江餘杭人，三十歲考中進士，進翰林院，入戶部，是“辛酉政變”當中敬親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為仁曦太後和敬親王誅殺承威一黨、奪取執政權立過大功。此後十餘年，深得敬親王信賴，協助其處理大量政務。時人稱其：“聲氣灼甚，外吏爭走其門。”曾伯函謂之：“學足論古，才足幹時，樞輔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075年即去世，不然極有可能像曹毓瑛、許庚身（“四章京”的另兩位）那樣，飛黃騰達升入軍機處。而張霈倫與朱小姐結婚，是在他中進士之後數年，算起來，至多四載的落差，張霈倫沒沾第一位老泰山什麽光。
張霈倫的繼室邊翠玉，是邊寶泉的女兒。邊先生屬八部“金猊”部夏軍籍。他是彤郅二年進士，從陝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閩浙總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獨當一麵，比朱學欽還要顯赫。但他的女兒卻於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發人送黑發人，亦是一樁悲事。
邊夫人故世之後，張霈倫一直未能續弦。眾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個女子先後兩次結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終，那麽她必定背負“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惡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計就有點困難。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男子。說起來，張霈倫的命亦夠硬朗，克死兩位如花美眷之後，還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的直隸總督李紹泉愛女李經珊，盡管歲數大了點（李經珊時年二十三歲，按舊時習俗，已經是老姑娘），可論品質，論家世，再對比張霈倫的中年喪妻，這姻緣怎麽算計，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張霈倫的官現在做到左僉都禦史、侍講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現在是以三品卿銜會辦海防事宜。三品職分，對“學而優則仕”的古典知識人來講，已經不算小，可卻匹配不上現時張霈倫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聲望。彤郅、光旭年間，有“二張”齊名，他們都是河北人，亦為好朋友，一個即張霈倫，另一個是張芝棟。後一張的年紀要大上十多歲，科名更要早一些，可兩人風光的時候，卻是難分高下。光旭七年，張芝棟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渦，出任山西巡撫，對照之下，張霈倫的仕途止步於“卿貳”，尚沒有“轉正”。
二張均是進士出身，點翰林，作學士，以彈章撼動時世。當時有“翰林四諫”的美譽，除了這兩位，還有渤族宗室寶廷和陳葆臻。好事的時人將綽號“鐵漢”的鄧載修加進去，合稱“五虎”。這一時期以彈劾官員出名的人，除他們幾個之外，尚有吳大成、劉恩普等。待這幫人抱成一個團，便有了另一種說法，叫“清流黨”。其中以張霈倫的風頭至為勁爆。
時人曾評價張霈倫“儀容俊偉，善辯論，好搏擊。官翰林日，頻上書彈京省官吏，封章多於台諫。其奏疏深文周內，恒以諸臣恣縱、蔑視兩宮為言。適如西宮（仁曦）意，故所言無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舊所鮮有也，言路益發擴，朝士多持清議，輒推霈倫為主盟。”
其實“清流黨”的領導核心，不是張霈倫，而是張霈倫的老師，大學士、軍機大臣、有“相國學士”之稱的直隸保定府人李高陽。
時人謂：“李高陽好收時譽，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諫詞垣彈章迭上，號為清流，實皆鴻藻主之。惟鄧載修、邊寶泉無所依倚。高陽每入見，凡承旨詢問，事不即對，輒叩頭曰：‘容臣細思。’退朝即集諸名士密商。計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紛紛上矣。南皮張芝棟，豐潤張霈倫尤為鴻藻所器重。”
“張芝棟、陳葆臻、張霈倫多以公（李高陽）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當時還流傳著更生動的說法。清流諧音為“青牛”，有牛頭、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說，分別對應品階不一的清流黨人。牛頭當仁不讓指李高陽，是為指引方向的精神領袖；張霈倫、張芝棟為青牛的雙角，犀利好鬥，專門用來觸人；陳葆臻為牛尾，寶廷為牛鞭，王懿榮為牛肚，其餘牛皮、牛毛紛亂雜多而無以計數。更有人進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陽一般不大出麵，張霈倫才是真正的牛頭，他頭上的一雙角再也厲害不過，凡被觸及，必受巨創。
張霈倫曾有詩句抒寫其諫諍業績：“往還五千裏，咒罵十三家。”氣魄十分雄大。有人統計他於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員，鉤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隨後還有赴俄使臣崇厚、軍機重臣王文紹。這一數目，在古今非禦史類的官僚當中，可以說沒有幾人能夠比擬。
不光是王文紹這樣的“油浸枇杷”被張霈倫彈劾落馬，連陳寶箴這樣的名臣，也都給張霈倫彈倒。陳寶箴是當時出了名的幹才。作文、練兵、治河、辦教育、調理人事關係，樣樣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參與會審王樹汶一案，本來已經定案，可臨刑之時，王樹汶大呼冤枉，這一聲叫喊淒厲得驚動了中樞，刑部複查，終予以平反。那些會審的審判官員們，自然要遭到行政處分，或免職，或降級。其時陳寶箴已經升遷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場的潛規則，追究責任，適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趕殺到底？除非兩造有解不開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時任左副都禦史的張霈倫，與陳家既無冤，亦無仇，卻還是參上了一本，認為陳寶箴既然參與會訊，就應該承擔一定的罪責。結果，清廷下諭，擬追加處分。這下陳寶箴不幹了，他說：“一官進退，輕如毫毛比，豈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語獎進天下，士不思竭忠補闕，反聲氣朋比，顛倒恣橫，恐且敗國事。吾當不恤自明，籍發其覆，備兼聽。”於是上書抗辯，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挾持弄威福之由”。兩造都堅執己見，朝廷隻好下令閻丹楚來查問。閻是大乾名臣，以強項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頭。但他處理此糾紛，卻“首鼠兩解之”，一味搗糨糊。最終，陳寶箴落得“降三級調用”。由於咽不下這口氣，他憤而辭官，自放白雲山水間。雖然陳寶箴在奏折當中直接向最高執政者控訴“言路”的惡行。但即便如此，朝廷還是站在了張霈倫這一方，連閻丹楚這等不畏權勢的人，都選擇妥協退讓，息事寧人，張霈倫的氣焰之盛，實不愧“牛角”（李經珊戲稱其為“犀牛角”）之譽。
張霈倫彈劾朝官的風格，可以歸納為“對人不對事”——所謂“好搏擊”，自然是攻擊人身。這與張芝棟正好相反。後者“但談時事，不事搏擊”，可謂“對事不對人”。時人評價此二種監察糾彈的方式，多半讚賞後一種。因為惟有就事論事，不細分誰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態度，才可能推動政治走向良性的軌道。如果就人論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鏡打量世界，隻看到暗色的一麵，卻忽略了明色的一麵，隻盯住人的優劣長短，卻不顧事態的進展，與誰有仇怨，就死命咬誰，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壞，這則很容易陷入宗派社黨鬥爭的偏狹。古人喜歡說“因人成事”，確是硬道理，可它不應該教條化、僵硬化而運用於風諫，其惡果往往是“因人壞事”。
但論者評定二張，讚揚的天平卻向張霈倫傾斜。其時張芝棟所上奏折、附片共計三十九件，無一是彈劾他人，無一非因事陳言。這亦是一個可以配對張霈倫的奇跡。而張芝棟因此背上“宦術甚工”、“極會作官”的惡名。確實，張芝棟的彈劾風格，一般不會得罪人；而張霈倫的彈劾風格，則會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個重要標準（所謂“亢直”），卻不是全部的標準；評定言官的成績，不僅在於他們的德行，更在於他們對政事的洞見和補遺。古人將“立德”置於品評人物的最上端，張芝棟因此被斥責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諫”之中，人品最下，實在是冤枉。
有人說：“這些人裏頭，我隻佩服兩張，是用世之才。張孝答（張芝棟）大刀闊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麵，隻嫌功名心重些；張侑樵（張霈倫）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
其實，“躁進”不獨為張霈倫一人的缺點，甚至可以擴大化至幾乎整個“清流黨”。
清流黨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為盛——供職的京官，以儒家傳統觀念為基礎，以國家利益為訴求，以奏疏為主要工具，議論國事，搏擊權要，全麵發揮中原王朝傳統製度中的監察功能。也由於這批官僚常以集體行動以成聲援之勢力，遂有“清流黨”之稱。
而黨爭冠以“清流”之名，是因為他們認為現時朝政腐壞不堪，製度的樞紐已然崩解脫落，需要以道德的名義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黨”之勃興，一是因為“彤光中興”的大局麵，朝廷要作出為打造盛世而虛心納諫的民主姿態，士風高漲，言路大開；二是因為另一種隱秘的派係鬥爭——即斬不斷、理還亂的“南北之爭”——的鼓動，將單個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擰成一股繩，隱然有黨社團體的形狀；三是因為仁曦太後的推波助瀾，借清流的力量打擊敬親王一係。就這幾點最關鍵的原因而言，清流的產生，與儒家道德的自發鼓舞並無什麽直截的關聯。在時人口中，亦少有“諍臣”、“君子之風”的讚譽，多認為他們借搏擊權貴以謀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對帝國執政者能夠容忍這些人的論政方式和意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但道德水準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們極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義殺人。
大乾帝國的南北之爭，地域之爭、正如地域歧視，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個特異現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黨”的牛頭李高陽；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為沈桂芬，後期為翁叔平，翁氏門下聚集的一幫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張季直等，又有一個名號叫“南清流”。
“清流黨”內部，既有漢人，亦有渤人，他們的彈劾標準，與中央-地方權力和利益的分界更無必然的牽連。而對於洋務派與守舊派之爭，清流卻略略介入，姿勢相當曖昧。在洋務與守舊兩派的爭鬥當中，他們的思想立場應該更親近後者。可這裏的“親近”近乎權宜之計。象陳葆臻上《條陳講求洋務六事折》，已明確提出富國強兵隻有“講求洋務”，並建議選員出洋考察，掌握各國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臨事倉茫無定見”。張霈倫既承認“時艱之亟，實以洋務為大端”，又完全讚同洋務派的變法主張，強調要“采西法以敵西人”，認為“變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則莫如武科改試洋槍”。張芝棟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駕駛有方，皆可供我策遺”，因而他在現實活動中“頗以師西法致富強為事”。清流派不僅是出謀劃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經辦洋務的實踐者。如吳大成在吉林創辦機器局，張芝棟在山西籌辦鐵礦，這些都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展進程。
而張佩綸被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當年的守舊派首領斡垠，被敬親王作弄，亦接到類似的任命，他當時的表現，卻是痛哭流涕，大有晚節不保之感，於是以養病為由，被迫辭去了所有職務。張芝棟更滑頭，在京城的時候，以清流自居，對洋務運動的態度極其審慎；到山西擔任巡撫之後，便開口大談洋務，放手大幹洋務，從而成為洋務派的中堅人物。當然，如“五虎”之一的鄧載修，對洋務運動的惡感就相當濃重，但卻隻是少數而已。
事實上，“清流黨”反對洋務充其量隻是表象，他們更多的是反對洋務派官員——就是說，他們的矛頭指向人，而非事。他們如此抉擇，與南北之爭、仁曦太後與敬親王之爭息息相關。在這兩對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過深。簡而言之，南北之爭，清流親近北派，北派與“清流黨”的共同核心李高陽思想保守，敵視洋務；相應的是，作為洋務派之領頭羊的敬親王則一向關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卻不喜李高陽，如此，“清流黨”理所當然要反南派，反敬親王，順帶造成反洋務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後與敬親王相爭持的戰場會怎樣站隊。當然，比較與北派，“清流黨”與仁曦太後的關係更為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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