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下文的“出國”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氣對“向陽紅五號”船的日常工作不無影響。
到1971年初，“向陽紅五號”船改裝工程時斷時續，錢學森當年提出的編組調查船和測量船建造計劃，即“向陽紅10號海洋調查船”、“遠望1號”和“遠望號”軌道測量船的建造還隻有設計圖紙。原來通知“向陽紅五號”船改完後立即出國進行遠洋調查的安排越來越渺茫，就像曠野叢林中漫無邊際奔跑著的一隻小兔，時隱時現，不可捉摸。
1971年9月1日，中國政局上出現了“林彪事件”，思想戰線又一次亂了方寸，軍隊人事變更，將帥沉浮，山雨欲來。
“718工程”是周總理負責的中央專門委員會主抓的。中央專門委員有彪、、作、作，彪的倒台對“718工程”的直接影響不會很大。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思，海空工的和當海軍司令員肖勁光經常受到林彪死黨李作鵬等人的發難和衝擊，國家海洋局的第一任局長齊勇在“718工程”啟動期間就遭到林彪左傾路線衝擊。1967年6月8日，承擔火箭發動機研製工作的第七機械工業部南苑第一分院發生了一場慘烈的武鬥，著名火箭材料專家姚桐斌在武鬥中被造反派打死。姚桐斌曾留學德國，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和錢學森一起回到祖國加人到“兩彈一星”工程的，是主持“兩彈一星”核心部位工作才華橫溢的專家。他的去世被認為是對中國導彈事業的一大損失。
原計劃“向陽紅五號”船最晚在1971年11月遠航印度洋，卻因“林彪事件”而變得遙遙無期。從全國各地來到“向陽紅五號”船的大部分技術人員在“林彪事件”之後都接到回原單位待命的通知。許多人這一走，就沒有再回來過。“向陽紅五號”船的一些出海業務準備工作也被迫停了下來。
197年，已經完成改裝的“向陽紅五號”船卻得不到出海執行遠洋任務的消息，偌大一個萬噸輪，事實上隻有海軍南海艦隊第一批、第二批調過來的軍人留在那裏看守。“向陽紅五號”船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駕駛台前的擋風玻璃，擦過了一回又一回。每一次油漆，都是按照遠洋出國任務的要求刷的，每一回玻璃都擦得沒有一絲汙跡。但這國門卻總也出不去，許多人都有點急了。
國家海洋局隻好請示海軍按建製給“向陽紅五號”船補充兵員，以彌補保衛和後勤工作的急需。197年6月，“向陽紅五號”船經過海軍批準和安排，接到了0多名從湖北、安徽招來的新兵，這批大部分為高中生的新兵，被分到各個專業部門去充實專業分隊人力的不足，同時也送出一部分到全國各有關院校進行專業培訓，以備後需。船上的武裝保衛工作、後勤工作，也因為有新兵的加人而變得從容些了。
二、風波江上惹麻煩
交通部“陪嫁”給國家海洋局的黃埔1號錨地，看似空曠白茫茫一片，卻也是一個風波之地。
這裏是珠江主幹流流經廣州繁華市區後向南人海的一段水上交通要道。當年公路不發達，珠江三角洲與省城廣州的交通運輸主要靠水道，“紅星”號係列客輪是江門、東莞、中山等地區聯係廣州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天有十多班船經過。這裏又處在黃埔長洲島與黃埔區客運輪渡碼頭的航線附近，每半小時有一班輪渡要經過，高峰時有上千人要在“向陽紅五號”船船頭下方過往市區。一個是南來北往的長線客輪經過，一個是城市交通的短線輪渡往來，而剛剛出廠的“向陽紅五號”船就停泊在這裏，如果有特務要偷拍“向陽紅五號”船的鏡頭，或者打探觀察一下動靜，易如反掌，也難於察覺。
黃埔長洲島的長洲鎮洪福市，緊靠“向陽紅五號”船停泊鋪地，這個小村莊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模範村”。這裏沒經過日定殘酷的燒殺掄掠，新舊兩個社會的對比並不如內地強烈，甚至他們跟香港、澳門還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廣州市還沒有建立電視台的時候，他們許多的村民就在屋頂上支起了令人羨慕不已的“魚骨”天線，旁若無人地收看著香港台的電視。
按照部隊的保密條令和“向陽紅五號”船特殊的保密要求，這個錨地應該是最不適合部隊隱蔽的地方。
但為什麽又安排“向陽紅五號”船停泊在這裏，是管理者的疏忽嗎？
會旨夠說得通的理由是兩條：一是欠深條件限製，“向陽紅五號”船是萬噸輪，吃水75米，低潮時，錨地必須有8米以上的水深才符合要求，而黃埔港內，這地特。是這個地有船的港望。雖然長洲島不合適“向陽紅五號”隱蔽，怎麽說也隻是國內的事，把“向陽紅五號”船停靠到黃埔港與外輪一起，那就成為“世界之窗”了。
保密管理是船上特別常務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有新人員上船，船長、政委就要利用部隊常用的“點名”時間，宣布和重申一些保密紀律。給家人寫信不許透露“向陽紅五號”船是做國防工程的，連“718工程”這個代號也不許說。任何親屬也不許帶上船，與朋友親友往來不許透露船上的設備性能，甚至船去過哪裏，將來要去哪裏。寄信的地址是保密的，用一個“廣州市119信箱101號”代替。每天執勤的“安全更”是兩個，一個在梯，檢查上下船人員，稱為“更位長”；另一個在甲板和艙室裏巡察，對容易發生的火警、跑冒油水等進行檢查。更位長最重要的一個職責是白天對過往船隻動靜的觀察，如果發現有人拍攝了“向陽紅五號”船的照片，或者他們很接近五號船的水道航行，值班值勤人員要及時報告給值班船首長並進行追查。船上還配備了一艘非常先進的摩托艇，就來應這些。
一次，這台摩托艇還真派上了用場。
197年的一天，從江門市駛人廣州的“紅星”號客輪上，一位好奇的客人在窗拍攝下了“向陽紅五號”船的照片。這一舉動被敏銳的更位長發現並報告了當班副船長。副船長立報告地“五號”船市安局重點防護單位，與黃埔派出所建立了應急聯動工作協調機製）並由機要員王振春登艇帶派出所的幹警追擊。摩托艇很快在江中間飛駛，不到半個小時就追上了那艘還在江麵全速航行的“紅星”輪，公安人員揮舞著證件逼停客輪後上船檢查，終於在船長的配合下，查到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很配合地交出了膠卷。後來公安部門對這位倒黴的好奇者的政治麵貌、家庭背景、社會關係還進行了審查，未發現海外關係和其他異常才作罷。
與“向陽紅五號”船經常聯係的兩個民用碼頭，一個是黃埔長洲鎮洪福市碼頭，空間距離隻有約00米，一個小船搖一下漿就能到；一個是海珠區新洲碼頭，空間距離000米，是“向陽紅五號”船的軍需物資和人員往來的主“臍帶”接，對這些接“老百姓”的保密防患，曾大費船領導的腦筋。
雖然說，沒有南海分局保衛處的介紹信一律不許登上“向陽紅五號”船是一條“鐵律”，可是經常有當地的一些“關係”通過給船上送菜送水果之類，試圖接近、打聽這個神秘的龐然大物。船上的上士（當年這一稱謂並非軍銜，通常就是對負責主副食品采購的專門士兵的稱呼）和夥房的炊事員都成為長洲島的副食品店、菜店和雜貨店女青年們的“關係人”。戰士不準談戀愛是全軍規定，可是沒有規定不能和女青年打交道，軍民魚水情深也是革命軍隊的傳統，不能一到了“向陽紅五號”船就全改變了吧。海軍艦艇部隊一般服役期是4年，大多數還要多留一年兩年才能退役，因此，“向陽紅五號”船的小夥子大都有二十五六歲，這個年齡，誰不想接近女性？誰不想和姑娘們有點“魚水情深”呢？如果真有“魚水情深”的個別人，這裏麵有沒有情報泄露問題就難說了。船上的政治工作幹部、保密人員不得不考慮一些措施。南海分局保衛部門建議，“上士”、小交通艇艇員之類與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多的職務，幹到一年半載就得換下來。如果發現有什麽“親密”跡象，就得去調查核實，確證者及時處分或處理退伍。不過這項嚴格的紀律執行到1978年後，就有些鬆動了，一個有“上士”經曆的清遠籍戰士小吳，提幹部後就要和的個姑娘結婚。組織上去調查的時候，姑娘就承認了是小吳當“上士”的時候就跟她聯係了，一來二往就許下終生。另一個是航海班戰士，在黃埔島的工人醫院住過院，與其護士小姐認識後許下了終生，這個戰士提幹不久就打報告申請結婚。
在那個年代，紀律是會被嚴格執行的，但對愛情、婚姻這類美好事物，誰也不忍心去破壞。不可否認的是，“向陽紅五號”船當年的特殊身份還真的玉成了不少好姻緣，這已屬於“保密令”以外的收獲，不希望發生的故事中的希望故事了。
三、整合軍人“聯合國”
“向陽紅五號”船是一個“軍人聯合國”，陸、海、空三軍都有。一些由國防科委、兵種院校派來的工程技術人員，還分屬不同的部隊管，去不是上了。時的人不準。一拉鈴開飯，吃著吃著就叫：沒菜啦沒菜啦！煩得炊事員們不停地翻白。
為什麽會搞成煩人的軍人“聯合國”呢？
來於的海，不成。海局承擔“718”任務時，全局海洋科技力量不足千人，而且專業單一，不得已從全國各相關單位和兵種中吸納人才；另一個原因是從組建“向陽紅五號”船那天起，上級領導就沒有打算“向陽紅五號”船是一個長期的建製，開始時甚至是不是一個團職單位都沒有文件明確。南海分局隻好參照調來的船長、政委當時在原部隊的級別作為單位的級別，船上的各部門也沒有明確是什麽級。反正船是交通部的，完成任務後還要送回去；人是從全國各軍兵種和各院校臨時調來的，打完了洲際導彈也得回原單位。既然是一個臨時的單位，所有的人都是“臨時工”，就沒有必要搞統一的軍需供應，著統一的服裝了。
但船上的管理就複雜了。有些專業戰士從西北調來，調來時就已差不多是陸軍的老兵了，這些兵是退伍，還是提幹？不知誰說了算。有些戰士原所在部隊的首長都更換了，新首長甚至不了解還有戰士在“向陽紅五號”船服役。軍裝問題也很突出，部隊每年都要換裝，南方與北方標準不同，“向陽紅五號”船上還隻有海軍的南方軍需品，沒有陸軍、
空軍的被服，更沒有棉大衣、皮大衣或毛皮鞋。每到換發軍裝時，軍需那裏吵成“一鍋粥”，政委那裏也收到意見一大堆，亂成“一堆麻”。
船上在1970年就按上級規定著便服，軍人隻有在外出，有軍人禮儀活動時才著軍裝。海軍給“向陽紅五號”船的所有人員發了兩套專門的中山服，夏天還發了兩件圓領“老頭衫”。中山服是一種卡嘰布灰、藍兩色外套，海軍被服工廠是按照部隊服裝製式規範生產的，大小尺寸按1、、號製發。南方和北方人的身材差距大，許多南方的小個就幾乎找不到合身的衣服穿。隻有船長、政委、副長們是用“毛滌”（毛料加滌綸）量身定做的中山服，穿起來很“挺括”，在其他船員們眼裏威風又帥氣。由於一般船員出國服裝的標準很低，管理也很潦草，不穿軍裝的“規定”執行一段時間後就難以堅持。船上的軍人開始借外出的機會穿上軍裝，過一把當兵的癮，回到船上也不換，在甲板上、艙室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十分招人。僅這一點兮兮拉拉、軍不軍民不民的做派，對於喜歡整齊劃一、強調軍人作風的馬榮典船長來說，就是開會“點名”的常提話題，也是反映到上級的最多的管理問題之一。
197年，鑒於船上的兵種管理問題和執行任務期的延長，中央軍委有關部門決定把“向陽紅五號”船的編製固定下來，由海軍統一管。無論是來自空軍還是陸軍，一律轉到海軍，接受海軍設在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軍需供應；不論你來自西北，還是北京、天津，是院校生還是職工工人背景的技術人員），一律屬“向陽紅五號”船的人（極個別除外原各部隊製發的服裝，不論是皮大衣還是呢大衣，一律上繳，按海軍艦艇部隊南方服裝標準配給。197年月，南海分局“從保留技術骨幹，在較短時間內能擔負任務出發”，從在船上的7名各單位派來的人員中挑選4名幹部戰士和職工留下，充實了各個專業分隊。
四、好消息：定向太平洋
1971年底，“718工程”這條秘密工作線，通過領導傳到船上：“可能不去印度洋了，改去太平洋”。
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都是專家們從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必須滿足800014000千米射程需要而預先要調查測量的兩個落點洋區。當年南太平洋落點洋區因美國才中國的軍事封鎖和政治上的交惡而放棄，被迫初選了南印度洋。
洲際導彈靶場選擇由印度洋轉向太平洋，體現了我國與世界各大國的戰略關係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中國領導人及時抓住這個轉瞬即逝的戰略時機，調整靶場選擇方向完成戰略武器的試驗，對於我們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來說，是一個無以估量的英明判斷。
0世紀60—70年代初，我國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鬥爭，維護世界和平，開始初顯我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國地位，也得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擁護。
1970年9月，我國支持斯裏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提出使印度洋成為和平區的主張。1971年1月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討論宣布印度洋和平區的時候，中國代表就聲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這一正義主張，並且指出蘇、美、英等這些和印度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如果不對印度洋和平區承擔相應的義務，那麽這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就沒有保障。197年7月5日，在中國和斯裏蘭卡兩國總理的聯合公報中，中國政府重申堅決支持印度洋和平區的原則立場，並且認為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印度洋作為和平區的宣言》的決議應當得到尊重。我國在這一時期堅持的外交立場，符合當時我國基本的外交政策，但原計劃在印度洋試驗洲際導彈的計劃將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限製，“718工程”的工作方向必須改變。
197年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訪華。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尼克鬆總統一行。在這個被尼克鬆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裏，美國大步退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的爭議，並在中美聯合公報中指出：“台灣不容置疑地屬於中國，並且希望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雙方各自承諾對進一步發展兩國的關係提供便利，並使關係走上正常化。
中美關係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前景看好，美國在台灣海峽及太平洋地區對中國構成的軍事壓力和緊張局勢得到緩和。中國西進印度洋實施運載火箭全程飛行試驗的計劃可以轉向為東進太平洋。這個改變無論是對於國家戰略還是對於“718工程”都是一個極為關鍵、重要的戰略轉向，是擺在中國人民麵前一個全新的開闊世界。
中國發射運載火箭試驗由印度洋轉向太平洋的另一個理由是：南太平洋尚未宣布為無核區，周邊國家在政治上還不是很敏感。向大洋發射運載火箭的全程飛行試驗必須有一支龐大的海上特混編隊護航，中國護航編隊進人印度洋的航路和運載火箭飛經的地區，除了本土外，還有南海南部的東南亞國家，編隊還須經過馬六甲海峽而人印度洋。雖然多數國家在傳統上與中國沒有大的恩怨和過節，但沿途各國對武器試驗都很敏感，外交上有不少麻煩和變數。轉向挺進太平洋後，洲際導彈從首區到落區沿途隻有菲律賓、所羅門群島、斐濟、圖瓦盧等少數太平洋島國，護航編隊所經航路大多都是太平洋國際公海和可供國際自由航行的海峽。而且太平洋中的大部分島嶼和海域都被美軍控製，美國和蘇聯都在這裏建設了洲際導彈試驗靶場，尚未被宣布為無核區和禁止試驗區。說到底，隻要美國人不搗亂，中國人就要做成這個事！（未完待續）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氣對“向陽紅五號”船的日常工作不無影響。
到1971年初，“向陽紅五號”船改裝工程時斷時續，錢學森當年提出的編組調查船和測量船建造計劃，即“向陽紅10號海洋調查船”、“遠望1號”和“遠望號”軌道測量船的建造還隻有設計圖紙。原來通知“向陽紅五號”船改完後立即出國進行遠洋調查的安排越來越渺茫，就像曠野叢林中漫無邊際奔跑著的一隻小兔，時隱時現，不可捉摸。
1971年9月1日，中國政局上出現了“林彪事件”，思想戰線又一次亂了方寸，軍隊人事變更，將帥沉浮，山雨欲來。
“718工程”是周總理負責的中央專門委員會主抓的。中央專門委員有彪、、作、作，彪的倒台對“718工程”的直接影響不會很大。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思，海空工的和當海軍司令員肖勁光經常受到林彪死黨李作鵬等人的發難和衝擊，國家海洋局的第一任局長齊勇在“718工程”啟動期間就遭到林彪左傾路線衝擊。1967年6月8日，承擔火箭發動機研製工作的第七機械工業部南苑第一分院發生了一場慘烈的武鬥，著名火箭材料專家姚桐斌在武鬥中被造反派打死。姚桐斌曾留學德國，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和錢學森一起回到祖國加人到“兩彈一星”工程的，是主持“兩彈一星”核心部位工作才華橫溢的專家。他的去世被認為是對中國導彈事業的一大損失。
原計劃“向陽紅五號”船最晚在1971年11月遠航印度洋，卻因“林彪事件”而變得遙遙無期。從全國各地來到“向陽紅五號”船的大部分技術人員在“林彪事件”之後都接到回原單位待命的通知。許多人這一走，就沒有再回來過。“向陽紅五號”船的一些出海業務準備工作也被迫停了下來。
197年，已經完成改裝的“向陽紅五號”船卻得不到出海執行遠洋任務的消息，偌大一個萬噸輪，事實上隻有海軍南海艦隊第一批、第二批調過來的軍人留在那裏看守。“向陽紅五號”船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駕駛台前的擋風玻璃，擦過了一回又一回。每一次油漆，都是按照遠洋出國任務的要求刷的，每一回玻璃都擦得沒有一絲汙跡。但這國門卻總也出不去，許多人都有點急了。
國家海洋局隻好請示海軍按建製給“向陽紅五號”船補充兵員，以彌補保衛和後勤工作的急需。197年6月，“向陽紅五號”船經過海軍批準和安排，接到了0多名從湖北、安徽招來的新兵，這批大部分為高中生的新兵，被分到各個專業部門去充實專業分隊人力的不足，同時也送出一部分到全國各有關院校進行專業培訓，以備後需。船上的武裝保衛工作、後勤工作，也因為有新兵的加人而變得從容些了。
二、風波江上惹麻煩
交通部“陪嫁”給國家海洋局的黃埔1號錨地，看似空曠白茫茫一片，卻也是一個風波之地。
這裏是珠江主幹流流經廣州繁華市區後向南人海的一段水上交通要道。當年公路不發達，珠江三角洲與省城廣州的交通運輸主要靠水道，“紅星”號係列客輪是江門、東莞、中山等地區聯係廣州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天有十多班船經過。這裏又處在黃埔長洲島與黃埔區客運輪渡碼頭的航線附近，每半小時有一班輪渡要經過，高峰時有上千人要在“向陽紅五號”船船頭下方過往市區。一個是南來北往的長線客輪經過，一個是城市交通的短線輪渡往來，而剛剛出廠的“向陽紅五號”船就停泊在這裏，如果有特務要偷拍“向陽紅五號”船的鏡頭，或者打探觀察一下動靜，易如反掌，也難於察覺。
黃埔長洲島的長洲鎮洪福市，緊靠“向陽紅五號”船停泊鋪地，這個小村莊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模範村”。這裏沒經過日定殘酷的燒殺掄掠，新舊兩個社會的對比並不如內地強烈，甚至他們跟香港、澳門還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在廣州市還沒有建立電視台的時候，他們許多的村民就在屋頂上支起了令人羨慕不已的“魚骨”天線，旁若無人地收看著香港台的電視。
按照部隊的保密條令和“向陽紅五號”船特殊的保密要求，這個錨地應該是最不適合部隊隱蔽的地方。
但為什麽又安排“向陽紅五號”船停泊在這裏，是管理者的疏忽嗎？
會旨夠說得通的理由是兩條：一是欠深條件限製，“向陽紅五號”船是萬噸輪，吃水75米，低潮時，錨地必須有8米以上的水深才符合要求，而黃埔港內，這地特。是這個地有船的港望。雖然長洲島不合適“向陽紅五號”隱蔽，怎麽說也隻是國內的事，把“向陽紅五號”船停靠到黃埔港與外輪一起，那就成為“世界之窗”了。
保密管理是船上特別常務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有新人員上船，船長、政委就要利用部隊常用的“點名”時間，宣布和重申一些保密紀律。給家人寫信不許透露“向陽紅五號”船是做國防工程的，連“718工程”這個代號也不許說。任何親屬也不許帶上船，與朋友親友往來不許透露船上的設備性能，甚至船去過哪裏，將來要去哪裏。寄信的地址是保密的，用一個“廣州市119信箱101號”代替。每天執勤的“安全更”是兩個，一個在梯，檢查上下船人員，稱為“更位長”；另一個在甲板和艙室裏巡察，對容易發生的火警、跑冒油水等進行檢查。更位長最重要的一個職責是白天對過往船隻動靜的觀察，如果發現有人拍攝了“向陽紅五號”船的照片，或者他們很接近五號船的水道航行，值班值勤人員要及時報告給值班船首長並進行追查。船上還配備了一艘非常先進的摩托艇，就來應這些。
一次，這台摩托艇還真派上了用場。
197年的一天，從江門市駛人廣州的“紅星”號客輪上，一位好奇的客人在窗拍攝下了“向陽紅五號”船的照片。這一舉動被敏銳的更位長發現並報告了當班副船長。副船長立報告地“五號”船市安局重點防護單位，與黃埔派出所建立了應急聯動工作協調機製）並由機要員王振春登艇帶派出所的幹警追擊。摩托艇很快在江中間飛駛，不到半個小時就追上了那艘還在江麵全速航行的“紅星”輪，公安人員揮舞著證件逼停客輪後上船檢查，終於在船長的配合下，查到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很配合地交出了膠卷。後來公安部門對這位倒黴的好奇者的政治麵貌、家庭背景、社會關係還進行了審查，未發現海外關係和其他異常才作罷。
與“向陽紅五號”船經常聯係的兩個民用碼頭，一個是黃埔長洲鎮洪福市碼頭，空間距離隻有約00米，一個小船搖一下漿就能到；一個是海珠區新洲碼頭，空間距離000米，是“向陽紅五號”船的軍需物資和人員往來的主“臍帶”接，對這些接“老百姓”的保密防患，曾大費船領導的腦筋。
雖然說，沒有南海分局保衛處的介紹信一律不許登上“向陽紅五號”船是一條“鐵律”，可是經常有當地的一些“關係”通過給船上送菜送水果之類，試圖接近、打聽這個神秘的龐然大物。船上的上士（當年這一稱謂並非軍銜，通常就是對負責主副食品采購的專門士兵的稱呼）和夥房的炊事員都成為長洲島的副食品店、菜店和雜貨店女青年們的“關係人”。戰士不準談戀愛是全軍規定，可是沒有規定不能和女青年打交道，軍民魚水情深也是革命軍隊的傳統，不能一到了“向陽紅五號”船就全改變了吧。海軍艦艇部隊一般服役期是4年，大多數還要多留一年兩年才能退役，因此，“向陽紅五號”船的小夥子大都有二十五六歲，這個年齡，誰不想接近女性？誰不想和姑娘們有點“魚水情深”呢？如果真有“魚水情深”的個別人，這裏麵有沒有情報泄露問題就難說了。船上的政治工作幹部、保密人員不得不考慮一些措施。南海分局保衛部門建議，“上士”、小交通艇艇員之類與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多的職務，幹到一年半載就得換下來。如果發現有什麽“親密”跡象，就得去調查核實，確證者及時處分或處理退伍。不過這項嚴格的紀律執行到1978年後，就有些鬆動了，一個有“上士”經曆的清遠籍戰士小吳，提幹部後就要和的個姑娘結婚。組織上去調查的時候，姑娘就承認了是小吳當“上士”的時候就跟她聯係了，一來二往就許下終生。另一個是航海班戰士，在黃埔島的工人醫院住過院，與其護士小姐認識後許下了終生，這個戰士提幹不久就打報告申請結婚。
在那個年代，紀律是會被嚴格執行的，但對愛情、婚姻這類美好事物，誰也不忍心去破壞。不可否認的是，“向陽紅五號”船當年的特殊身份還真的玉成了不少好姻緣，這已屬於“保密令”以外的收獲，不希望發生的故事中的希望故事了。
三、整合軍人“聯合國”
“向陽紅五號”船是一個“軍人聯合國”，陸、海、空三軍都有。一些由國防科委、兵種院校派來的工程技術人員，還分屬不同的部隊管，去不是上了。時的人不準。一拉鈴開飯，吃著吃著就叫：沒菜啦沒菜啦！煩得炊事員們不停地翻白。
為什麽會搞成煩人的軍人“聯合國”呢？
來於的海，不成。海局承擔“718”任務時，全局海洋科技力量不足千人，而且專業單一，不得已從全國各相關單位和兵種中吸納人才；另一個原因是從組建“向陽紅五號”船那天起，上級領導就沒有打算“向陽紅五號”船是一個長期的建製，開始時甚至是不是一個團職單位都沒有文件明確。南海分局隻好參照調來的船長、政委當時在原部隊的級別作為單位的級別，船上的各部門也沒有明確是什麽級。反正船是交通部的，完成任務後還要送回去；人是從全國各軍兵種和各院校臨時調來的，打完了洲際導彈也得回原單位。既然是一個臨時的單位，所有的人都是“臨時工”，就沒有必要搞統一的軍需供應，著統一的服裝了。
但船上的管理就複雜了。有些專業戰士從西北調來，調來時就已差不多是陸軍的老兵了，這些兵是退伍，還是提幹？不知誰說了算。有些戰士原所在部隊的首長都更換了，新首長甚至不了解還有戰士在“向陽紅五號”船服役。軍裝問題也很突出，部隊每年都要換裝，南方與北方標準不同，“向陽紅五號”船上還隻有海軍的南方軍需品，沒有陸軍、
空軍的被服，更沒有棉大衣、皮大衣或毛皮鞋。每到換發軍裝時，軍需那裏吵成“一鍋粥”，政委那裏也收到意見一大堆，亂成“一堆麻”。
船上在1970年就按上級規定著便服，軍人隻有在外出，有軍人禮儀活動時才著軍裝。海軍給“向陽紅五號”船的所有人員發了兩套專門的中山服，夏天還發了兩件圓領“老頭衫”。中山服是一種卡嘰布灰、藍兩色外套，海軍被服工廠是按照部隊服裝製式規範生產的，大小尺寸按1、、號製發。南方和北方人的身材差距大，許多南方的小個就幾乎找不到合身的衣服穿。隻有船長、政委、副長們是用“毛滌”（毛料加滌綸）量身定做的中山服，穿起來很“挺括”，在其他船員們眼裏威風又帥氣。由於一般船員出國服裝的標準很低，管理也很潦草，不穿軍裝的“規定”執行一段時間後就難以堅持。船上的軍人開始借外出的機會穿上軍裝，過一把當兵的癮，回到船上也不換，在甲板上、艙室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十分招人。僅這一點兮兮拉拉、軍不軍民不民的做派，對於喜歡整齊劃一、強調軍人作風的馬榮典船長來說，就是開會“點名”的常提話題，也是反映到上級的最多的管理問題之一。
197年，鑒於船上的兵種管理問題和執行任務期的延長，中央軍委有關部門決定把“向陽紅五號”船的編製固定下來，由海軍統一管。無論是來自空軍還是陸軍，一律轉到海軍，接受海軍設在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軍需供應；不論你來自西北，還是北京、天津，是院校生還是職工工人背景的技術人員），一律屬“向陽紅五號”船的人（極個別除外原各部隊製發的服裝，不論是皮大衣還是呢大衣，一律上繳，按海軍艦艇部隊南方服裝標準配給。197年月，南海分局“從保留技術骨幹，在較短時間內能擔負任務出發”，從在船上的7名各單位派來的人員中挑選4名幹部戰士和職工留下，充實了各個專業分隊。
四、好消息：定向太平洋
1971年底，“718工程”這條秘密工作線，通過領導傳到船上：“可能不去印度洋了，改去太平洋”。
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都是專家們從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必須滿足800014000千米射程需要而預先要調查測量的兩個落點洋區。當年南太平洋落點洋區因美國才中國的軍事封鎖和政治上的交惡而放棄，被迫初選了南印度洋。
洲際導彈靶場選擇由印度洋轉向太平洋，體現了我國與世界各大國的戰略關係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中國領導人及時抓住這個轉瞬即逝的戰略時機，調整靶場選擇方向完成戰略武器的試驗，對於我們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來說，是一個無以估量的英明判斷。
0世紀60—70年代初，我國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鬥爭，維護世界和平，開始初顯我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國地位，也得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擁護。
1970年9月，我國支持斯裏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提出使印度洋成為和平區的主張。1971年1月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討論宣布印度洋和平區的時候，中國代表就聲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這一正義主張，並且指出蘇、美、英等這些和印度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如果不對印度洋和平區承擔相應的義務，那麽這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就沒有保障。197年7月5日，在中國和斯裏蘭卡兩國總理的聯合公報中，中國政府重申堅決支持印度洋和平區的原則立場，並且認為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印度洋作為和平區的宣言》的決議應當得到尊重。我國在這一時期堅持的外交立場，符合當時我國基本的外交政策，但原計劃在印度洋試驗洲際導彈的計劃將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限製，“718工程”的工作方向必須改變。
197年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訪華。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尼克鬆總統一行。在這個被尼克鬆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裏，美國大步退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的爭議，並在中美聯合公報中指出：“台灣不容置疑地屬於中國，並且希望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雙方各自承諾對進一步發展兩國的關係提供便利，並使關係走上正常化。
中美關係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前景看好，美國在台灣海峽及太平洋地區對中國構成的軍事壓力和緊張局勢得到緩和。中國西進印度洋實施運載火箭全程飛行試驗的計劃可以轉向為東進太平洋。這個改變無論是對於國家戰略還是對於“718工程”都是一個極為關鍵、重要的戰略轉向，是擺在中國人民麵前一個全新的開闊世界。
中國發射運載火箭試驗由印度洋轉向太平洋的另一個理由是：南太平洋尚未宣布為無核區，周邊國家在政治上還不是很敏感。向大洋發射運載火箭的全程飛行試驗必須有一支龐大的海上特混編隊護航，中國護航編隊進人印度洋的航路和運載火箭飛經的地區，除了本土外，還有南海南部的東南亞國家，編隊還須經過馬六甲海峽而人印度洋。雖然多數國家在傳統上與中國沒有大的恩怨和過節，但沿途各國對武器試驗都很敏感，外交上有不少麻煩和變數。轉向挺進太平洋後，洲際導彈從首區到落區沿途隻有菲律賓、所羅門群島、斐濟、圖瓦盧等少數太平洋島國，護航編隊所經航路大多都是太平洋國際公海和可供國際自由航行的海峽。而且太平洋中的大部分島嶼和海域都被美軍控製，美國和蘇聯都在這裏建設了洲際導彈試驗靶場，尚未被宣布為無核區和禁止試驗區。說到底，隻要美國人不搗亂，中國人就要做成這個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