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早晨，小毛奇的兩個參謀，由於戰地電話屢打不通，經過幾個小時才分別同東線各兵團司令通了話。從他們的談話中，這兩位參謀得到的印象是，情況是嚴重的，但是退卻是過於輕率的辦法。既然加夫龍看來決意要退卻，因此威廉二世和小毛奇破天荒地一致同意決定撤換他。
由誰接替加夫龍指揮第八集團軍呢？加夫龍就是小毛奇推薦的，所以這次他識趣地閉上了嘴巴。威廉二世知道第八集團軍指揮官的重要性，他當然不會胡亂做出決定。但是，這件事情卻難不倒他，因為有劉慶斌在，他知道劉慶斌一定會幫他出主意的。
劉慶斌將手中的電報遞給魯登道夫，苦笑道：“看來陛下是把我當作無所不能的上帝了！”
魯登道夫看完電報後，麵色沉重：“看來陛下心中很急，閣下，你一定要給陛下出出主意！”
劉慶斌也看完了影衛送來的另一封電報，電報是培德夫人發來的，甚至比威廉二世的電報還要長。
“對不起，魯登道夫將軍，陛下的事情看起來很緊急，事實上還有比這件事懷更緊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去做呢！”劉慶斌麵色沉重。
說完，劉慶斌將培德夫人的電報遞給了魯登道夫，全部是德軍在比利時惡行。
8月13日，德國人不僅槍殺平民，而且槍殺比利時教士。這是蓄意製造的事端。在攻陷列日的頭一天，德國人就槍決了六名在瓦薩格抓的人質，並焚毀了巴蒂斯這個村子，以示儆戒。
8月14日，那慕爾附近的昂當小鎮，因有居民襲擊德國軍隊。統率該部的將領將該鎮化為灰燼。並槍決了一百十人。
昂當鎮的焚毀和大屠殺，是在第一集團軍通過列日奔赴布魯塞爾期間發生的。第一集團軍各兵團的司令們，既要遵守時間表，而又受到比利時人炸毀橋梁和鐵路的騷擾，於是就對他們所到的村莊進行無情的報複。跟昂當鎮隔河相望的塞耶，有五十名百姓被殺，許多住家遭到恣意搶劫和燒毀。
8月15日。德軍在拿下三萬二千人口的城市那慕爾後，便張貼通告，宣布：從每條街取得十名人質，倘有人向德國人開槍，就將槍斃這些人質。每當鎮上一有狙擊的報告，這些人質就立即被處決。
8月16日，在塔明被攻陷的當晚。戰鬥一結束。洗劫便開始了，搶了整整一夜和整個第二天。通常在準許搶劫任其恣意妄為的情況下，隨同發生的是酗酒，約束鬆弛，並把士兵引導到所希望於他們的那種野性發作的地步，以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圖。塔明鎮淪陷的當天。約四百名公民在士兵監視下被趕到教堂前的大廣場，行刑隊先是有計劃地向這群人開槍。槍聲停後，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
8月17日，在馬斯河畔的迪南，德軍捉了幾百名人質，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禮拜天，有五十人是從教堂裏抓走的。這些人一直被困在大廣場上，傍晚之後被排成兩隊，女人在一邊，男人在她們對麵分成兩行，前一行的人跪著。兩個行刑隊開到廣場中間，各向一方掃射，直到沒有一個目標豎著為止。經驗明埋葬的屍體計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個星期的嬰兒。
魯登道夫不知道劉慶斌為什麽這麽生氣，自由射手就等於目無法紀，這種想法在包括魯登道夫在內的所有德國人心中根深蒂固。歌德曾說，假如在不講正義和目無法紀兩者之間可以選擇的話，德國人寧願選擇前者。一個在臣民對君主的關係以服從為唯一基礎的國家訓導出來的人，是隻有在權威麵前才感到舒服的人，他們會把平民狙擊手視為禍害之尤。與德國人相反，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國人，則視為威脅國家生存的異端。在蘇瓦鬆，有一座紀念1870年喚起學生和平民起來反抗普魯士人的三位教師的青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曾經有一個德國軍官驚奇地凝視著這塊紀念碑，對一個美國記者說：“你瞧，法國人就是這樣，竟為自由射手樹碑立傳。在德國，是不允許幹這種事的，也不能想象誰幹這樣的事。”
魯登道夫小心翼翼道：“比利時人的反抗是非法的，德國人的報複行為，不論程度如何，都是正當的，合法的。槍殺一名人質，或是屠殺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個城鎮夷為平地，都得一律歸罪於比利時政府，責任必須由那些煽動居民起來反抗德國人的人承擔。”
劉慶斌知道給魯登道夫講道理也是白搭，所以直截了當道：“你告訴陛下，東線的事情現在還不打緊，我會幫他解決的，絕對不會誤事的。但是，他必須允許我先到盧萬，去運送那些書籍！”
盧萬座落在列日到布魯塞爾的公路上，以其大學和無與倫比的圖書館著稱於世，是座中世紀的城市，建於1426年，那時，柏林還隻是一片木棚。設在十四世紀織布工人大廳裏的圖書館，藏書二十三萬卷，其中七百五十份中世紀的手稿和一千多冊古版書，是世所罕見的收藏品。稱為“哥特式藝術珍寶”的市政廳的門牆上的一組石刻騎士、聖人、貴婦人的圖案，即使在同類的雕刻中，也是豐富多彩的。
比利時第一所大學盧萬大學成立距今已經近500年了，培德夫人曾經就在盧萬大學就讀，她非常擔心盧萬城也會被德軍毀於一旦。所以，她請求劉慶斌一定把那些圖書轉移到安特衛普。
魯登道夫點點頭：“好的，閣下，我現在就給陛下回電報！”
威廉二世很快就回電了，他同意了劉慶斌的意見。為了保險起見，他讓魯登道夫將列日的防務交給副司令，親自陪同劉慶斌前往盧萬。
8月19日，劉慶斌和魯登道夫離開列日，直奔盧萬而去。
由誰接替加夫龍指揮第八集團軍呢？加夫龍就是小毛奇推薦的，所以這次他識趣地閉上了嘴巴。威廉二世知道第八集團軍指揮官的重要性，他當然不會胡亂做出決定。但是，這件事情卻難不倒他，因為有劉慶斌在，他知道劉慶斌一定會幫他出主意的。
劉慶斌將手中的電報遞給魯登道夫，苦笑道：“看來陛下是把我當作無所不能的上帝了！”
魯登道夫看完電報後，麵色沉重：“看來陛下心中很急，閣下，你一定要給陛下出出主意！”
劉慶斌也看完了影衛送來的另一封電報，電報是培德夫人發來的，甚至比威廉二世的電報還要長。
“對不起，魯登道夫將軍，陛下的事情看起來很緊急，事實上還有比這件事懷更緊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去做呢！”劉慶斌麵色沉重。
說完，劉慶斌將培德夫人的電報遞給了魯登道夫，全部是德軍在比利時惡行。
8月13日，德國人不僅槍殺平民，而且槍殺比利時教士。這是蓄意製造的事端。在攻陷列日的頭一天，德國人就槍決了六名在瓦薩格抓的人質，並焚毀了巴蒂斯這個村子，以示儆戒。
8月14日，那慕爾附近的昂當小鎮，因有居民襲擊德國軍隊。統率該部的將領將該鎮化為灰燼。並槍決了一百十人。
昂當鎮的焚毀和大屠殺，是在第一集團軍通過列日奔赴布魯塞爾期間發生的。第一集團軍各兵團的司令們，既要遵守時間表，而又受到比利時人炸毀橋梁和鐵路的騷擾，於是就對他們所到的村莊進行無情的報複。跟昂當鎮隔河相望的塞耶，有五十名百姓被殺，許多住家遭到恣意搶劫和燒毀。
8月15日。德軍在拿下三萬二千人口的城市那慕爾後，便張貼通告，宣布：從每條街取得十名人質，倘有人向德國人開槍，就將槍斃這些人質。每當鎮上一有狙擊的報告，這些人質就立即被處決。
8月16日，在塔明被攻陷的當晚。戰鬥一結束。洗劫便開始了，搶了整整一夜和整個第二天。通常在準許搶劫任其恣意妄為的情況下，隨同發生的是酗酒，約束鬆弛，並把士兵引導到所希望於他們的那種野性發作的地步，以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圖。塔明鎮淪陷的當天。約四百名公民在士兵監視下被趕到教堂前的大廣場，行刑隊先是有計劃地向這群人開槍。槍聲停後，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
8月17日，在馬斯河畔的迪南，德軍捉了幾百名人質，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禮拜天，有五十人是從教堂裏抓走的。這些人一直被困在大廣場上，傍晚之後被排成兩隊，女人在一邊，男人在她們對麵分成兩行，前一行的人跪著。兩個行刑隊開到廣場中間，各向一方掃射，直到沒有一個目標豎著為止。經驗明埋葬的屍體計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個星期的嬰兒。
魯登道夫不知道劉慶斌為什麽這麽生氣，自由射手就等於目無法紀，這種想法在包括魯登道夫在內的所有德國人心中根深蒂固。歌德曾說，假如在不講正義和目無法紀兩者之間可以選擇的話，德國人寧願選擇前者。一個在臣民對君主的關係以服從為唯一基礎的國家訓導出來的人，是隻有在權威麵前才感到舒服的人，他們會把平民狙擊手視為禍害之尤。與德國人相反，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國人，則視為威脅國家生存的異端。在蘇瓦鬆，有一座紀念1870年喚起學生和平民起來反抗普魯士人的三位教師的青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曾經有一個德國軍官驚奇地凝視著這塊紀念碑，對一個美國記者說：“你瞧，法國人就是這樣，竟為自由射手樹碑立傳。在德國，是不允許幹這種事的，也不能想象誰幹這樣的事。”
魯登道夫小心翼翼道：“比利時人的反抗是非法的，德國人的報複行為，不論程度如何，都是正當的，合法的。槍殺一名人質，或是屠殺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個城鎮夷為平地，都得一律歸罪於比利時政府，責任必須由那些煽動居民起來反抗德國人的人承擔。”
劉慶斌知道給魯登道夫講道理也是白搭，所以直截了當道：“你告訴陛下，東線的事情現在還不打緊，我會幫他解決的，絕對不會誤事的。但是，他必須允許我先到盧萬，去運送那些書籍！”
盧萬座落在列日到布魯塞爾的公路上，以其大學和無與倫比的圖書館著稱於世，是座中世紀的城市，建於1426年，那時，柏林還隻是一片木棚。設在十四世紀織布工人大廳裏的圖書館，藏書二十三萬卷，其中七百五十份中世紀的手稿和一千多冊古版書，是世所罕見的收藏品。稱為“哥特式藝術珍寶”的市政廳的門牆上的一組石刻騎士、聖人、貴婦人的圖案，即使在同類的雕刻中，也是豐富多彩的。
比利時第一所大學盧萬大學成立距今已經近500年了，培德夫人曾經就在盧萬大學就讀，她非常擔心盧萬城也會被德軍毀於一旦。所以，她請求劉慶斌一定把那些圖書轉移到安特衛普。
魯登道夫點點頭：“好的，閣下，我現在就給陛下回電報！”
威廉二世很快就回電了，他同意了劉慶斌的意見。為了保險起見，他讓魯登道夫將列日的防務交給副司令，親自陪同劉慶斌前往盧萬。
8月19日，劉慶斌和魯登道夫離開列日，直奔盧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