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鴻要的就是王翠翹的話。自己畢竟是對實際情況缺乏掌握，所謂倭寇之害，成因為何，勢力多大，卻都要從王翠翹嘴裏問。因此道：“姐姐說的是，我畢竟遠在京師，對於海上的事並不熟悉。還請姐姐多為我分說一二，以解疑惑。”
王翠翹此時卻故意笑道：“那也可。隻是如今姐姐我說的口幹舌躁，又當如何？”
嚴鴻微微一笑，起身為王翠翹又續了碗茶，雙手捧給王翠翹道：“就由小弟為姐姐倒茶侍奉。”
王翠翹接過茶水，飲了一口道：“好個沒架子的鴻弟，男兒雖多，肯放的下身段來伺候女人的，卻不多見。能找你做相公也是個福氣，若是你把姐姐伺候的好啊，姐姐就把綠珠賞了你做小。”她這半開玩笑半認真，也是為了拿丫鬟籠絡住這個所謂的幹弟弟，別讓他打自己的主意。
嚴鴻卻正色道：“姐姐，兄弟我坦誠相待，已說過多次。綠珠姑娘固然是千裏難尋的佳人，可她的款款芳心，卻另有所屬，我安能仗勢奪愛？兄弟我雖然貪財好色，有些方麵倒想做個正人。姐姐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小弟。真把我弄成那煞星，大家臉上難看，姐夫也討不了好。”
王翠翹聽嚴鴻這樣說，終於是徹底信了他的真心，於是起身道：“如此，卻是姐姐的不是，這裏向鴻弟賠罪。今後，你我姐弟推心置腹，同擔大事。”說罷，盈盈拜了下去。
嚴鴻趕緊扶住：“姐姐，仔細莫傷了我的小甥兒。姐姐認清兄弟這真心真麵，那也是兄弟的幸事。”說罷也拜了一拜。
姐弟倆這一拜，才是真正做到再也心無芥蒂。王翠翹也不隱瞞，便將海上情形為嚴鴻分說端詳。
王翠翹所說的這些，與陸炳當初在錦衣衛衙門裏和嚴鴻說的，倒也相去不遠。所謂倭寇，實則十倭九漢，倭人往往不占主導地位。事實上幾大倭寇勢力裏麵，老板和主力打工仔都是中國人，真正的曰本人擔任的是業務骨幹。
而這些中國人，之所以好好的天朝上國人不當，卻要去當倭寇，連老船主汪直都到平戶那去立國，主要就是因為大明的海禁。禁止私人出海為商，違者視為通番漢殲，加以懲治。
大明朝的海外貿易，實行的是朝貢貿易模式，即海外藩國向大明稱臣，給大明進貢，然後大明回賜財物。進貢使團允許攜帶貨物，也被允許借機做點小生意。除此之外就沒什麽大宗錢物往來了。這種厚往薄來的模式，在後世人眼中或許看起來很傻，因為大明回賜物品價值遠高於進貢物品價值的數倍乃至數十倍，從經濟帳上看，大明絕對是吃虧。
但是如果計算一下政治帳，卻就不是這麽回事。大明朝通過這種模式確立了宗藩地位，萬國為藩屬，大明為共主。既然你要做老大，就自然不能和小弟斤斤計較，你一方麵自稱老大，一方麵卻要和小弟計較你進貢多少我給你多少，還能要點臉不？又不是後世某燈塔希望國，總恨不得占小弟的便宜，大明還沒那麽無恥。
因此大明這種政治貿易，得到的是無形的潛在政治利益。平時賜些財物，一旦開戰，也能通過老大身份命令藩屬國出兵幫忙。當然隨著局麵的變化，大小佛郎機人的強勢到來，大明帝國的長期不作為，這種宗主地位如今已經搖搖欲墜，不複往昔威風。東洋西洋一群過去被三寶太監收服的國家，現在已經在歐洲人的帆船槍炮下動搖反複。但總體上說，明朝官家絕非腦殘，朝貢貿易也並非如後世人想象中的一無是處。
但是，以上說的是國家之間的交易，算政治不算經濟賬。另一方麵，在民間的貿易方麵，大明帝國則是完全的海禁，對於出海經商的，一律視為犯罪，加以緝捕甚至格殺。這事兒就有些過分了。
如果說朱元璋時代，由於戰爭剛剛結束，滿目創痍百廢待興，需要大批的百姓耕種土地恢複生產，因此不許百姓下海貿易，防止大家都去從商逐利，影響更根本的農業生產，這個倒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到了嘉靖時代，原本是國內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開始抽綠的時候，還堅持這種閉關鎖國規定，那就實在是大大不該。這不但減少了原本可能有的大筆貿易進項，而且讓沿海那些老百姓，為了追逐海商之利，不惜成群結隊，武裝出海，乃至組織船隊，與官兵展開正麵的戰爭。
而既然已經武裝殺官了，那麽順帶著燒殺搶掠下，便也成為一些人的選擇。這種情況下，部分曰本浪人的加入，使得這些團體的力量更為強大，終於成為大麵積的倭患。
在大明朝嘉靖年間，一方麵說是倭寇的猖獗使得朝廷采取更為嚴厲的禁海令，可同時越嚴厲的禁海令，又會促使越多的海商勾結倭寇，或者本身變成倭寇，可以說形成了無可救藥的惡姓循環。
那麽，朝中袞袞諸公真的對這種情況不了解？其實也不然。東西兩洋的貨物從來在市場上沒斷絕過，而寧波、杭州等地港口處，出海貿易船隻來往穿梭不斷，隻要不是瞎子都看的見，那為什麽卻又還禁止民間貿易？
實際的原因相當複雜。一方麵，主張禁海的一派官員，有“太祖爺法令”作為金字招牌，在那個封建時代，先天具有絕對優勢。誰要跟他們辯駁，這就是個繞不去的坑。偏生堅持這種觀點的，往往都是些又臭又硬不要命的清流，誰也不敢招惹他們。
第二方麵，朝中長期以來的黨爭，使得要想在這方麵突破陳規進行改革，難度相當大。畢竟，恪守舊製相對來說是安全得多的做法，而要去突破這條紅線，稍有不慎，就麵臨著被敵黨抓住尾巴的危險。因此，朝中各派係相互牽製，誰都不敢去先出頭，誰都等著給先出頭的人收屍，於是自然這麽糾結著保守下去了。
如果說上麵兩方麵主要涉及朝廷，像徐海、王翠翹這樣的江湖人士並不太清楚的話，那麽第三點，則是王翠翹深有體會的。而這一點，恰好嚴鴻相對了解不多。
那就是，那些沿海的大商人已經自成體係。在禁海的大背景下，一方麵斷絕了中小人家自行合法出海經商的可能，另一方麵國家也不會再嚴格的收取海外貿易稅款。這就給那些有權有勢的地頭蛇，反而創造了更好的牟利機會。
他們依仗著戶大人多，勾結倭寇和洋人，巧取豪奪，靠近似明目張膽的走私，為自己賺取了海量的財富。由於他們本身實力雄厚，小股的官兵往往難以招惹他們，大批官兵進剿時，他們又可以依靠安插和收買的眼線，即時避開。因此就算是十投五虧，然而一盈百利，賺的滿盆滿缽。
依靠財富，他們一方麵打造自己的走私軍團，同時又靠財富在朝廷中扶植代理人，或是幹脆讓自家人讀書出仕，形成完整的利益鏈條。這種情況下，“非法”的環境有利於他們的撈取，自然就沒人主張開放海禁。畢竟海禁一開，就要麵臨全麵的合法競爭，而且中央的官僚和內地的富豪們也可能蜂擁而來，那麽這些商人的壟斷利益反而可能隨著“合法化”而遭到限製。
汪直也好，徐海也好，陳東、葉麻也好，與這些江南巨商，都是既有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又有相互競爭，相互侵害的關係。
尤其汪直自己有龐大商隊，在大洋上肆無忌憚，在這些不敢完全和朝廷撕破臉的商人看來，真是羨慕嫉妒恨。但商人們也不憚於經常拿出銀子，參股汪直的買賣，或者幹脆派出自己的幾艘船加入汪直的船隊。
而徐海等倭寇海盜，他們既可能搶劫商船，或者登岸燒殺損害商人利益，但有時又接受商人雇傭，幫助其護送遠航，收取保護費或者幹股。甚至，還被他們邀請來截殺競爭對手，對抗緝捕的官兵，或者登陸燒殺，吸引官兵注意力，以方便他們的商船趁機出航。
而東南乃至朝廷的大員們，同時也和這些商人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勾連。總之，在嘉靖年間，中華帝國的萬裏海疆上，官、商、盜、寇就是這樣錯綜複雜的糾葛在一起，解也解不開。
因此也就難怪，朝廷的多次進剿，雖然打了不少勝仗，敗仗卻打得更多。除了明軍本身的[***]之外，官兵內部都有和海盜勾結的，報案的商人也可能就是倭寇的同夥。這種情況下能保萬無一失才不正常呢。
而倭患不絕的根本，也不再於倭寇兵力有多少，與朝廷官兵的兵力相比哪個多。事實上沿海有的是千千萬萬貧困走投無路的民眾，無論是朝廷還是倭寇、海商，隻要豎起旗幟，都能有足夠的兵力可供招募。隻要海禁一天存在，那麽多殺幾個徐海，也不過換上張海、李海來繼承這亦商亦盜的旗幟而已。
王翠翹此時卻故意笑道：“那也可。隻是如今姐姐我說的口幹舌躁，又當如何？”
嚴鴻微微一笑，起身為王翠翹又續了碗茶，雙手捧給王翠翹道：“就由小弟為姐姐倒茶侍奉。”
王翠翹接過茶水，飲了一口道：“好個沒架子的鴻弟，男兒雖多，肯放的下身段來伺候女人的，卻不多見。能找你做相公也是個福氣，若是你把姐姐伺候的好啊，姐姐就把綠珠賞了你做小。”她這半開玩笑半認真，也是為了拿丫鬟籠絡住這個所謂的幹弟弟，別讓他打自己的主意。
嚴鴻卻正色道：“姐姐，兄弟我坦誠相待，已說過多次。綠珠姑娘固然是千裏難尋的佳人，可她的款款芳心，卻另有所屬，我安能仗勢奪愛？兄弟我雖然貪財好色，有些方麵倒想做個正人。姐姐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小弟。真把我弄成那煞星，大家臉上難看，姐夫也討不了好。”
王翠翹聽嚴鴻這樣說，終於是徹底信了他的真心，於是起身道：“如此，卻是姐姐的不是，這裏向鴻弟賠罪。今後，你我姐弟推心置腹，同擔大事。”說罷，盈盈拜了下去。
嚴鴻趕緊扶住：“姐姐，仔細莫傷了我的小甥兒。姐姐認清兄弟這真心真麵，那也是兄弟的幸事。”說罷也拜了一拜。
姐弟倆這一拜，才是真正做到再也心無芥蒂。王翠翹也不隱瞞，便將海上情形為嚴鴻分說端詳。
王翠翹所說的這些，與陸炳當初在錦衣衛衙門裏和嚴鴻說的，倒也相去不遠。所謂倭寇，實則十倭九漢，倭人往往不占主導地位。事實上幾大倭寇勢力裏麵，老板和主力打工仔都是中國人，真正的曰本人擔任的是業務骨幹。
而這些中國人，之所以好好的天朝上國人不當，卻要去當倭寇，連老船主汪直都到平戶那去立國，主要就是因為大明的海禁。禁止私人出海為商，違者視為通番漢殲，加以懲治。
大明朝的海外貿易，實行的是朝貢貿易模式，即海外藩國向大明稱臣，給大明進貢，然後大明回賜財物。進貢使團允許攜帶貨物，也被允許借機做點小生意。除此之外就沒什麽大宗錢物往來了。這種厚往薄來的模式，在後世人眼中或許看起來很傻，因為大明回賜物品價值遠高於進貢物品價值的數倍乃至數十倍，從經濟帳上看，大明絕對是吃虧。
但是如果計算一下政治帳，卻就不是這麽回事。大明朝通過這種模式確立了宗藩地位，萬國為藩屬，大明為共主。既然你要做老大，就自然不能和小弟斤斤計較，你一方麵自稱老大，一方麵卻要和小弟計較你進貢多少我給你多少，還能要點臉不？又不是後世某燈塔希望國，總恨不得占小弟的便宜，大明還沒那麽無恥。
因此大明這種政治貿易，得到的是無形的潛在政治利益。平時賜些財物，一旦開戰，也能通過老大身份命令藩屬國出兵幫忙。當然隨著局麵的變化，大小佛郎機人的強勢到來，大明帝國的長期不作為，這種宗主地位如今已經搖搖欲墜，不複往昔威風。東洋西洋一群過去被三寶太監收服的國家，現在已經在歐洲人的帆船槍炮下動搖反複。但總體上說，明朝官家絕非腦殘，朝貢貿易也並非如後世人想象中的一無是處。
但是，以上說的是國家之間的交易，算政治不算經濟賬。另一方麵，在民間的貿易方麵，大明帝國則是完全的海禁，對於出海經商的，一律視為犯罪，加以緝捕甚至格殺。這事兒就有些過分了。
如果說朱元璋時代，由於戰爭剛剛結束，滿目創痍百廢待興，需要大批的百姓耕種土地恢複生產，因此不許百姓下海貿易，防止大家都去從商逐利，影響更根本的農業生產，這個倒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到了嘉靖時代，原本是國內所謂資本主義萌芽開始抽綠的時候，還堅持這種閉關鎖國規定，那就實在是大大不該。這不但減少了原本可能有的大筆貿易進項，而且讓沿海那些老百姓，為了追逐海商之利，不惜成群結隊，武裝出海，乃至組織船隊，與官兵展開正麵的戰爭。
而既然已經武裝殺官了，那麽順帶著燒殺搶掠下，便也成為一些人的選擇。這種情況下，部分曰本浪人的加入，使得這些團體的力量更為強大，終於成為大麵積的倭患。
在大明朝嘉靖年間，一方麵說是倭寇的猖獗使得朝廷采取更為嚴厲的禁海令，可同時越嚴厲的禁海令，又會促使越多的海商勾結倭寇，或者本身變成倭寇，可以說形成了無可救藥的惡姓循環。
那麽，朝中袞袞諸公真的對這種情況不了解？其實也不然。東西兩洋的貨物從來在市場上沒斷絕過，而寧波、杭州等地港口處，出海貿易船隻來往穿梭不斷，隻要不是瞎子都看的見，那為什麽卻又還禁止民間貿易？
實際的原因相當複雜。一方麵，主張禁海的一派官員，有“太祖爺法令”作為金字招牌，在那個封建時代，先天具有絕對優勢。誰要跟他們辯駁，這就是個繞不去的坑。偏生堅持這種觀點的，往往都是些又臭又硬不要命的清流，誰也不敢招惹他們。
第二方麵，朝中長期以來的黨爭，使得要想在這方麵突破陳規進行改革，難度相當大。畢竟，恪守舊製相對來說是安全得多的做法，而要去突破這條紅線，稍有不慎，就麵臨著被敵黨抓住尾巴的危險。因此，朝中各派係相互牽製，誰都不敢去先出頭，誰都等著給先出頭的人收屍，於是自然這麽糾結著保守下去了。
如果說上麵兩方麵主要涉及朝廷，像徐海、王翠翹這樣的江湖人士並不太清楚的話，那麽第三點，則是王翠翹深有體會的。而這一點，恰好嚴鴻相對了解不多。
那就是，那些沿海的大商人已經自成體係。在禁海的大背景下，一方麵斷絕了中小人家自行合法出海經商的可能，另一方麵國家也不會再嚴格的收取海外貿易稅款。這就給那些有權有勢的地頭蛇，反而創造了更好的牟利機會。
他們依仗著戶大人多，勾結倭寇和洋人，巧取豪奪，靠近似明目張膽的走私，為自己賺取了海量的財富。由於他們本身實力雄厚，小股的官兵往往難以招惹他們，大批官兵進剿時，他們又可以依靠安插和收買的眼線，即時避開。因此就算是十投五虧，然而一盈百利，賺的滿盆滿缽。
依靠財富，他們一方麵打造自己的走私軍團，同時又靠財富在朝廷中扶植代理人，或是幹脆讓自家人讀書出仕，形成完整的利益鏈條。這種情況下，“非法”的環境有利於他們的撈取，自然就沒人主張開放海禁。畢竟海禁一開，就要麵臨全麵的合法競爭，而且中央的官僚和內地的富豪們也可能蜂擁而來，那麽這些商人的壟斷利益反而可能隨著“合法化”而遭到限製。
汪直也好，徐海也好，陳東、葉麻也好，與這些江南巨商，都是既有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又有相互競爭，相互侵害的關係。
尤其汪直自己有龐大商隊，在大洋上肆無忌憚，在這些不敢完全和朝廷撕破臉的商人看來，真是羨慕嫉妒恨。但商人們也不憚於經常拿出銀子，參股汪直的買賣，或者幹脆派出自己的幾艘船加入汪直的船隊。
而徐海等倭寇海盜，他們既可能搶劫商船，或者登岸燒殺損害商人利益，但有時又接受商人雇傭，幫助其護送遠航，收取保護費或者幹股。甚至，還被他們邀請來截殺競爭對手，對抗緝捕的官兵，或者登陸燒殺，吸引官兵注意力，以方便他們的商船趁機出航。
而東南乃至朝廷的大員們，同時也和這些商人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勾連。總之，在嘉靖年間，中華帝國的萬裏海疆上，官、商、盜、寇就是這樣錯綜複雜的糾葛在一起，解也解不開。
因此也就難怪，朝廷的多次進剿，雖然打了不少勝仗，敗仗卻打得更多。除了明軍本身的[***]之外，官兵內部都有和海盜勾結的，報案的商人也可能就是倭寇的同夥。這種情況下能保萬無一失才不正常呢。
而倭患不絕的根本，也不再於倭寇兵力有多少，與朝廷官兵的兵力相比哪個多。事實上沿海有的是千千萬萬貧困走投無路的民眾，無論是朝廷還是倭寇、海商，隻要豎起旗幟，都能有足夠的兵力可供招募。隻要海禁一天存在，那麽多殺幾個徐海，也不過換上張海、李海來繼承這亦商亦盜的旗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