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6章解鈴還需係鈴人
見總統突然提起財政總長熊希齡，座眾人無不會心一笑，因為眾人都知道，這個熊希齡現有個綽號，叫做“鐵公雞”，想從他控製的財政部裏申請額外經費，那是難之又難，除非是總統親自出麵幹預，否則，那就是一毛不拔。
沒辦法，熊希齡這也是讓總統給逼的，自從一年前那場橫掃官場的“廉政風暴”之後，財政部上上下下是人人自危，因為那場廉政風暴裏，重災區就是這民國的財政部，短短幾天工夫，財政部的辦公室就空了一半，那些蠹蟲很快為他們的瀆職行為付出了代價，總統的那個“督政處”畢竟不是吃閑飯的，而且，也借著那個機會，總統將“督政處”特派員派到了全國各地，這些人不聽命於任何部門，他們隻向總統負責，也隻對總統忠誠，雖然沒有直接逮捕官員的權力，但是卻可以向督政處施加影響，也正因此，他們被人稱為“民國錦衣衛”。
其實總統先生也是被人逼的，有限的經費被無恥之徒到處挪用，這些錢未必就被個人貪墨，但是這畢竟是瀆職，財政部為此付出代價也是理所當然的，按照趙北的本意，他不想這麽早就對官場進行整頓的，可是不整頓不行，他隻能冒險整頓，而且利用這個機會，很方便的“解決”了一些對他不滿的政敵，雖然未必將對方投入監獄，但是隻要一個“瀆職待查”的帽子戴頭上，這些政客就無法翻身。
本來趙北也打算利用手裏的幾根小辮子將不肯加入聯合陣線的熊希齡也趕下台去的，不過當他發現熊希齡理財很有一套的時候，他立刻改變了主意，所以財政總長依舊是熊希齡，現諸事草創，道德退居其次，總統看重的是才能，所謂“唯才是舉”，說得就是這個理。
“聽說財政部準備跟日本政府打官司，總統是否已批準此事？”既然說到熊希齡，劉慶恩就想起一事。
趙北點著頭，說道：“沒錯，財政部正打算派人去日本，請幾名資深律師，起訴日本政府‘不作為’，要求日本政府尊重中國企業的專利申請，嚴厲打擊那些未經許可、授權就仿造‘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日本商人和企業。目前，財政部正與司法部協商此事，至於這場國際官司到底該怎麽打，尚未統一意見，不過，由於我對日本法律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對這件事並不感興趣，我看來，如果真的想報複日本的話，有比打官司好的手段。”
自從四川的那座化學實驗室成功製造出特效消炎藥“磺胺嘧啶”之後，趙北就立即通過各種關係和手段世界各主要工業國申請了工業專利，專利申請人是一個並不存的人，但是這並不影響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權，而且由於是以“藥品”分類申請的專利，所以，隻要專利注冊國不宣布專利作廢，那麽，這種化學合成消炎藥的生產、銷售就受該國法律保護，任何人均不得侵權，而這，也正是趙北決定中國加入《巴黎公約》的主要原因。
日本目前還不是《巴黎公約》的簽字國，所以，理論上來講，它沒有義務遵守《巴黎公約》的限製性條款，但是，由於中國企業日本單獨申請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保護，並得到了日本專利局的批準，因此，從理論上來講，日本的商人和企業也無權仿製這種化學合成消炎藥。
但是問題於，當磺胺嘧啶兩年前正式投入商業生產和銷售之後，迅速以其高效的消炎藥性引起了一場席卷全世界的“磺胺風暴”，所有的工業強國都驚訝的發現，中國企業居然利用非常簡單的方法從化學染料中提煉出了一種非常有效的消炎藥，這足以引起世人的讚歎與嫉妒，於是，嫉妒心的作用下，一些奸商開始蠢蠢欲動，試圖染指這種可以帶來巨大利潤的工業品，有的人拿著化學染料的專利申請向本國專利局請求廢除中國企業所擁有的藥品專利權，有的人則通過政界人士，直接向本國專利局施加壓力，所以，從“磺胺嘧啶”出現國際市場上之後，一場“專利戰”就開打了，折騰了大半年，才逐漸平息下去，由於中國企業是以“藥品”這個含混的條目申請的專利，所以染料商人迅速敗退，而由於中國是《巴黎公約》的簽字國，所以，各國政客確實也實不好自打臉皮的廢除這個專利，後的結果，中國企業成功的保住了這項足以改變世界的專利。
當然，必要的利益交換是不可或缺的，歐洲工業強國承諾保護這項利潤巨大的專利，作為交換，中國製藥企業也承諾給予一些歐美製藥企業專利許可，這些歐美企業可以生產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但是每生產一公斤的藥品原粉，就必須向中方交納五英鎊的專利費，這些專利費收過去後，幾個銀行戶頭上轉幾圈，然後就存入中國鹽業銀行，而這家銀行是直屬於民國財政部的，所以，這些數額驚人的專利使用費就成為了民國財政部的“特別經費”，這個利益鏈屬於國家機密，知道的人非常少，熊希齡是一個。
由於現國家的各種工業建設都需要巨額資金支持，軍隊的軍費也需要財政部全力以赴，所以，熊希齡對於這筆來自化學工業的“特別經費”非常癡迷，現，他基本上就指望這個財源應付那些堵著財政部大門要經費的各路神仙，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他為什麽要跟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雖然中國企業確實日本國內單獨申請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但是，由於沒有加入《巴黎公約》組織，所以，日本政府不必擔心遭到《巴黎公約》組織的報複以及隨之而來的關稅壁壘，再加上日本政府與中國中樞政府之間的齟齬和摩擦，因此，對於日本的商人和企業肆意侵犯中國商人和企業合法利益的奸商勾當，日本政府完全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立場，如此一來，日本造“磺胺嘧啶”不僅泛濫成災，而且不需要向中方交納任何專利使用費。
日本政府的不作為激怒了熊希齡，也激怒了民國財政部，屢次交涉無果之後，經過審慎研究與討論，熊希齡決定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以敦促日本政府尊重國際商業法，尊重中國企業的專利申請，阻止肆無忌憚的侵權行為，維護國際間的正常貿易秩序。
熊希齡將這個決定提請總統批準，但是趙北卻對此舉非常不以為然，因為他看來，如果真的想報複日本的話，中國隻需要向日本商品征收高額關稅就可以了，現海關基本上已掌握中國官員手裏，中樞可以指揮，而且，對於日本政府不保護國際專利的行為，包括英國、法國內的歐洲國家也非常反感，為重要的是，日本奸商製造的廉價磺胺嘧啶通過國際走私也進入了歐洲市場，這直接影響了歐洲藥品製造企業的利潤，所以，如果中國中樞政府以“專利侵權”為借口對日本商品建立起關稅壁壘的話，那麽，歐洲國家也不會對此進行強烈反對，因為這與“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原則並不違背，日本破壞遊戲規則前，所以也不能抱怨中國報複日本。
不過趙北終還是決定聽從熊希齡的建議，先禮後兵，避免與日本提前開戰，同時也借此機會向歐美列強展示一下中國人法治事業上所取得的長足進展，為將來的“治外法權”外交談判鋪平道路。
當然，趙北也明白，所謂“外交談判”，列強看重的不是什麽人文精神、文明進步，而是實力，國家的實力，中國要想取得完全的司法主權，僅僅依靠這種國際法律表演是遠遠不夠的，隻有擊敗一個強國，讓列強認識到中國的價值，這個國家才能真正贏得列強的尊重。
總統批準之後，財政部就立即向報界透露了這個消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不戰而屈人之兵，但是日本政府顯然不將這個壓力放眼裏，畢竟，由於朝鮮半島的反抗運動，日本的十多萬部隊被陷遊擊戰的泥淖裏，日本政府每年的軍費開支足以讓國民厭煩戰爭，現的日本政府財政，除了向民間刮之外，剩下的就是利用對磺胺嘧啶的國際走私支撐了，歐洲各國也都知道，磺胺嘧啶的走私行動中有日本政府的影子，可是礙於英國的麵子，多數國家對此保持了緘默，隻有同盟國集團拚命的借此煽動民眾對協約國集團的仇視，因為日本就是協約國集團的準成員，除了同盟國集團之外，美國也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打擊日本遠東地區的影響力，並加強與中國的“友誼”。
現的世界，因為經濟的競爭而變得越來越動蕩不安，“磺胺風波”隻不過是各國經濟戰的一個縮影罷了。
“日本政府如此肆無忌憚，中樞還是應當謹慎對待。”劉慶恩提醒了一句。
“對於日本政府的舉動，中樞一直高度警惕，不過目前來講，日本政府應該還不會挺而走險，隻要朝鮮的反日遊擊隊還活躍，日本政府就不可能下定決心大舉出兵中國。現我們所要警惕的，其實是日本軍部，自從朝鮮反日運動爆發之後，日本軍部利用圍剿遊擊隊的機會大大的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實際上已經可以左右日本政府的決策，日本政客或許是清醒的，但是日本軍人未必能看清楚國際局勢，再加上日本明治天皇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一旦這個強勢人物死去，日本政局會向何處發展，確實不好說，所以，如果日本軍部背著日本政府采取什麽單方麵行動的話，我倒是不覺得奇怪。”
趙北這話卻也不是危言聳聽，凡事有利必有弊，他所策劃的那場朝鮮反日運動固然拖住了日本後腿，保證了中國這兩年的平穩發展，但是另一方麵，日本軍部也借此機會加強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就去年，日本軍部策劃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聯合起國會裏的反對派，將對華立場“軟弱”的首相西園寺公望趕下了台，下台不到半年的桂太郎又重出任首相，組織了桂太郎內閣，取得了軍部強力支持的桂太郎內閣對華交涉問題上迅速強硬起來，所以，就連趙北也不能肯定的說中國不會與日本這個時候爆發戰爭。
曆史，已因趙北的幹擾而變得麵目全非了，那隻蝴蝶的翅膀確實已引起了一場風暴，它什麽時候會襲擊過來，誰也不清楚。
所以，眼下趙北關心的事情不是財政部起訴日本政府，而是如何善後朝鮮半島的亂局，解鈴還需係鈴人，朝鮮半島的局勢牽動著許多國家政治家的心，而能夠迅速解決這個問題的人也隻有這位民國的大總統了。
見總統突然提起財政總長熊希齡，座眾人無不會心一笑，因為眾人都知道，這個熊希齡現有個綽號，叫做“鐵公雞”，想從他控製的財政部裏申請額外經費，那是難之又難，除非是總統親自出麵幹預，否則，那就是一毛不拔。
沒辦法，熊希齡這也是讓總統給逼的，自從一年前那場橫掃官場的“廉政風暴”之後，財政部上上下下是人人自危，因為那場廉政風暴裏，重災區就是這民國的財政部，短短幾天工夫，財政部的辦公室就空了一半，那些蠹蟲很快為他們的瀆職行為付出了代價，總統的那個“督政處”畢竟不是吃閑飯的，而且，也借著那個機會，總統將“督政處”特派員派到了全國各地，這些人不聽命於任何部門，他們隻向總統負責，也隻對總統忠誠，雖然沒有直接逮捕官員的權力，但是卻可以向督政處施加影響，也正因此，他們被人稱為“民國錦衣衛”。
其實總統先生也是被人逼的，有限的經費被無恥之徒到處挪用，這些錢未必就被個人貪墨，但是這畢竟是瀆職，財政部為此付出代價也是理所當然的，按照趙北的本意，他不想這麽早就對官場進行整頓的，可是不整頓不行，他隻能冒險整頓，而且利用這個機會，很方便的“解決”了一些對他不滿的政敵，雖然未必將對方投入監獄，但是隻要一個“瀆職待查”的帽子戴頭上，這些政客就無法翻身。
本來趙北也打算利用手裏的幾根小辮子將不肯加入聯合陣線的熊希齡也趕下台去的，不過當他發現熊希齡理財很有一套的時候，他立刻改變了主意，所以財政總長依舊是熊希齡，現諸事草創，道德退居其次，總統看重的是才能，所謂“唯才是舉”，說得就是這個理。
“聽說財政部準備跟日本政府打官司，總統是否已批準此事？”既然說到熊希齡，劉慶恩就想起一事。
趙北點著頭，說道：“沒錯，財政部正打算派人去日本，請幾名資深律師，起訴日本政府‘不作為’，要求日本政府尊重中國企業的專利申請，嚴厲打擊那些未經許可、授權就仿造‘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日本商人和企業。目前，財政部正與司法部協商此事，至於這場國際官司到底該怎麽打，尚未統一意見，不過，由於我對日本法律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對這件事並不感興趣，我看來，如果真的想報複日本的話，有比打官司好的手段。”
自從四川的那座化學實驗室成功製造出特效消炎藥“磺胺嘧啶”之後，趙北就立即通過各種關係和手段世界各主要工業國申請了工業專利，專利申請人是一個並不存的人，但是這並不影響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權，而且由於是以“藥品”分類申請的專利，所以，隻要專利注冊國不宣布專利作廢，那麽，這種化學合成消炎藥的生產、銷售就受該國法律保護，任何人均不得侵權，而這，也正是趙北決定中國加入《巴黎公約》的主要原因。
日本目前還不是《巴黎公約》的簽字國，所以，理論上來講，它沒有義務遵守《巴黎公約》的限製性條款，但是，由於中國企業日本單獨申請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保護，並得到了日本專利局的批準，因此，從理論上來講，日本的商人和企業也無權仿製這種化學合成消炎藥。
但是問題於，當磺胺嘧啶兩年前正式投入商業生產和銷售之後，迅速以其高效的消炎藥性引起了一場席卷全世界的“磺胺風暴”，所有的工業強國都驚訝的發現，中國企業居然利用非常簡單的方法從化學染料中提煉出了一種非常有效的消炎藥，這足以引起世人的讚歎與嫉妒，於是，嫉妒心的作用下，一些奸商開始蠢蠢欲動，試圖染指這種可以帶來巨大利潤的工業品，有的人拿著化學染料的專利申請向本國專利局請求廢除中國企業所擁有的藥品專利權，有的人則通過政界人士，直接向本國專利局施加壓力，所以，從“磺胺嘧啶”出現國際市場上之後，一場“專利戰”就開打了，折騰了大半年，才逐漸平息下去，由於中國企業是以“藥品”這個含混的條目申請的專利，所以染料商人迅速敗退，而由於中國是《巴黎公約》的簽字國，所以，各國政客確實也實不好自打臉皮的廢除這個專利，後的結果，中國企業成功的保住了這項足以改變世界的專利。
當然，必要的利益交換是不可或缺的，歐洲工業強國承諾保護這項利潤巨大的專利，作為交換，中國製藥企業也承諾給予一些歐美製藥企業專利許可，這些歐美企業可以生產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但是每生產一公斤的藥品原粉，就必須向中方交納五英鎊的專利費，這些專利費收過去後，幾個銀行戶頭上轉幾圈，然後就存入中國鹽業銀行，而這家銀行是直屬於民國財政部的，所以，這些數額驚人的專利使用費就成為了民國財政部的“特別經費”，這個利益鏈屬於國家機密，知道的人非常少，熊希齡是一個。
由於現國家的各種工業建設都需要巨額資金支持，軍隊的軍費也需要財政部全力以赴，所以，熊希齡對於這筆來自化學工業的“特別經費”非常癡迷，現，他基本上就指望這個財源應付那些堵著財政部大門要經費的各路神仙，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他為什麽要跟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雖然中國企業確實日本國內單獨申請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專利，但是，由於沒有加入《巴黎公約》組織，所以，日本政府不必擔心遭到《巴黎公約》組織的報複以及隨之而來的關稅壁壘，再加上日本政府與中國中樞政府之間的齟齬和摩擦，因此，對於日本的商人和企業肆意侵犯中國商人和企業合法利益的奸商勾當，日本政府完全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立場，如此一來，日本造“磺胺嘧啶”不僅泛濫成災，而且不需要向中方交納任何專利使用費。
日本政府的不作為激怒了熊希齡，也激怒了民國財政部，屢次交涉無果之後，經過審慎研究與討論，熊希齡決定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以敦促日本政府尊重國際商業法，尊重中國企業的專利申請，阻止肆無忌憚的侵權行為，維護國際間的正常貿易秩序。
熊希齡將這個決定提請總統批準，但是趙北卻對此舉非常不以為然，因為他看來，如果真的想報複日本的話，中國隻需要向日本商品征收高額關稅就可以了，現海關基本上已掌握中國官員手裏，中樞可以指揮，而且，對於日本政府不保護國際專利的行為，包括英國、法國內的歐洲國家也非常反感，為重要的是，日本奸商製造的廉價磺胺嘧啶通過國際走私也進入了歐洲市場，這直接影響了歐洲藥品製造企業的利潤，所以，如果中國中樞政府以“專利侵權”為借口對日本商品建立起關稅壁壘的話，那麽，歐洲國家也不會對此進行強烈反對，因為這與“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原則並不違背，日本破壞遊戲規則前，所以也不能抱怨中國報複日本。
不過趙北終還是決定聽從熊希齡的建議，先禮後兵，避免與日本提前開戰，同時也借此機會向歐美列強展示一下中國人法治事業上所取得的長足進展，為將來的“治外法權”外交談判鋪平道路。
當然，趙北也明白，所謂“外交談判”，列強看重的不是什麽人文精神、文明進步，而是實力，國家的實力，中國要想取得完全的司法主權，僅僅依靠這種國際法律表演是遠遠不夠的，隻有擊敗一個強國，讓列強認識到中國的價值，這個國家才能真正贏得列強的尊重。
總統批準之後，財政部就立即向報界透露了這個消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不戰而屈人之兵，但是日本政府顯然不將這個壓力放眼裏，畢竟，由於朝鮮半島的反抗運動，日本的十多萬部隊被陷遊擊戰的泥淖裏，日本政府每年的軍費開支足以讓國民厭煩戰爭，現的日本政府財政，除了向民間刮之外，剩下的就是利用對磺胺嘧啶的國際走私支撐了，歐洲各國也都知道，磺胺嘧啶的走私行動中有日本政府的影子，可是礙於英國的麵子，多數國家對此保持了緘默，隻有同盟國集團拚命的借此煽動民眾對協約國集團的仇視，因為日本就是協約國集團的準成員，除了同盟國集團之外，美國也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打擊日本遠東地區的影響力，並加強與中國的“友誼”。
現的世界，因為經濟的競爭而變得越來越動蕩不安，“磺胺風波”隻不過是各國經濟戰的一個縮影罷了。
“日本政府如此肆無忌憚，中樞還是應當謹慎對待。”劉慶恩提醒了一句。
“對於日本政府的舉動，中樞一直高度警惕，不過目前來講，日本政府應該還不會挺而走險，隻要朝鮮的反日遊擊隊還活躍，日本政府就不可能下定決心大舉出兵中國。現我們所要警惕的，其實是日本軍部，自從朝鮮反日運動爆發之後，日本軍部利用圍剿遊擊隊的機會大大的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實際上已經可以左右日本政府的決策，日本政客或許是清醒的，但是日本軍人未必能看清楚國際局勢，再加上日本明治天皇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一旦這個強勢人物死去，日本政局會向何處發展，確實不好說，所以，如果日本軍部背著日本政府采取什麽單方麵行動的話，我倒是不覺得奇怪。”
趙北這話卻也不是危言聳聽，凡事有利必有弊，他所策劃的那場朝鮮反日運動固然拖住了日本後腿，保證了中國這兩年的平穩發展，但是另一方麵，日本軍部也借此機會加強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就去年，日本軍部策劃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聯合起國會裏的反對派，將對華立場“軟弱”的首相西園寺公望趕下了台，下台不到半年的桂太郎又重出任首相，組織了桂太郎內閣，取得了軍部強力支持的桂太郎內閣對華交涉問題上迅速強硬起來，所以，就連趙北也不能肯定的說中國不會與日本這個時候爆發戰爭。
曆史，已因趙北的幹擾而變得麵目全非了，那隻蝴蝶的翅膀確實已引起了一場風暴，它什麽時候會襲擊過來，誰也不清楚。
所以，眼下趙北關心的事情不是財政部起訴日本政府，而是如何善後朝鮮半島的亂局，解鈴還需係鈴人，朝鮮半島的局勢牽動著許多國家政治家的心，而能夠迅速解決這個問題的人也隻有這位民國的大總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