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打臉,就要打的徹底。


    林子軒又看了看郭沫偌的文章。


    郭沫偌認為林子軒的詩作偏向於愛情詩或者象征性太濃,沒有反抗精神,不具有進步意義,不符合時代潮流。


    反抗是吧?


    林子軒想了想,找到了一首《死水》,這種詩作不適合寄給馮程程,他就沒有寫出來。


    《死水》是聞易多在1925年創作的。


    當時他懷著一腔強烈愛國之情和殷切的期望回國,然而,回國後呈現在他麵前的祖國卻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景象。


    軍閥混戰、帝國主義橫行,以至於作者的感情由失望、痛苦轉至極度的憤怒。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麽世界。”


    詩作通過對“死水”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的多角度、多層麵的譜寫,揭露和諷刺了*不堪的舊社會。


    表達了作者對醜惡現實的絕望、憤慨和深沉的愛國主義感情。


    詩人那些冷嘲熱諷的文字充滿了疾惡如仇的破壞欲,有一股摧枯拉朽,掃蕩舊世界的如火激情。


    而在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後麵實際上是一種熱切的呼喚,呼喚一種光明美好的新生活,呼喚一個充滿生機活力、充滿希望正義的新世界!


    這是一首充滿著對黑暗社會的詛咒與徹底不妥協的戰歌。


    想必這首《死水》的反抗精神夠強烈了吧。


    想起《死水》,林子軒又想到了聞易多的《七子之歌》。


    《七子之歌》共分七首,分別是澳門、香港、台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大。


    在這個年代,這七個地方都被各國列強霸占。


    作者用擬人化的寫法期盼著國家能夠收複失地,重整山河,在字裏行間充滿了濃濃的愛國主義情懷。


    林子軒隻看過其中寫澳門的那一首,因為其在後世被譜成了曲子,傳唱開來。


    於是,他在稿紙上寫下了《澳門之歌》。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姓?


    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


    那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啊母親!我要回來,母親,母親!


    林曉玲看著哥哥不一會就寫了兩首詩作,心中震驚不已。


    第一首《死水》她看的不是很懂,隻覺得透著深深的絕望,她不喜歡,而第二首就不同了,讓她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林子軒並沒有停下來,他又想到了一首《有的人》。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這是臧客家在1949年為了紀念魯訊而寫的詩作,讚頌了魯訊不屈的戰鬥精神。


    林子軒寫了前四句,停頓了下來,下麵的段落不太好寫。


    這和《死水》不同,《死水》用的是象征手法,怎麽理解都可以,而《有的人》則太過直白,在這個時代寫出來容易引起誤解。


    反正這四句提綱挈領,意思表達到了就行了,他沒有繼續寫下去。


    郭沫偌還說林子軒的詩作在形式上不夠自由解放。


    林子軒找了找,還別說,他看過的詩歌中真的沒有像郭沫偌那樣自由奔放的詩作,這種奔放流的自由詩體可能就是他獨一份了。


    不過帶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倒還有幾首,其中餘光仲的《尋李白》無疑是經典之作。


    《尋李白》的外部結構自由而嚴謹,造句、建節與成篇都比較自由舒展,正是自由詩體,而且想象力奇特,天馬行空,超逸絕然,意境宏渾壯美,有太白遺風。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這無疑是全詩最光彩照人的筆墨,和郭沫偌的女神體有的一拚。


    寫完這四首詩,林子軒又寫了一篇新詩評論,叫做《一花獨放不是春》。


    在新詩創作中,單一形式和風格不能算是新詩的繁榮,隻有不同風格的新詩共同發展才算是新詩的興盛。


    不要用自己的創作風格來評判其他人的新詩創作,那不叫詩人,而是詩霸。


    我們的詩壇不需要詩霸,隻要自由的發展就好了。


    林子軒給郭沫偌套上了一個“詩霸”的頭銜,估計夠他受的。


    林曉玲此時已經不知道說什麽好了,她知道哥哥有才華,又寫詩,又創作歌曲,還拍攝電影,可以前沒有親眼見過。


    現在看到哥哥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寫了四首詩,一篇評論,感覺不太真實。


    寫詩真的那麽容易麽,怎麽像是喝白開水一樣。


    林曉玲搖了搖頭,算了,不考慮這麽深刻的問題了,還是趕緊把哥哥的稿子寄出去,給郭沫偌狠狠的一擊。


    林子軒的詩作和評論被寄到了《學燈》編輯部,這是林子軒第一次對新詩之爭做出回應。


    《學燈》此時的主編是鄭震鐸,他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


    這牽扯到了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間的矛盾,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去年《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中,郭沫偌不滿周作仁和魯訊排在他的前麵而寫信給當時《學燈》的主編李時岑抱怨。


    這本來是私下的信件來往,不過被李時岑刊登到他主編的《民鐸》雜誌上,弄的眾人皆知,引起了魯訊和周作仁的不滿。


    魯訊在1921年8月29日寫給周作仁的信中表示“又雲郭沫偌在上海編《創造》,我近來大看不起沫偌田汗之流。又雲東京留學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稱頹廢派者,可笑也。”


    這或許就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間矛盾的起源。


    鄭震鐸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而林子軒的詩歌是周作仁推薦發表到北大《新潮》雜誌上的,林子軒已經被歸於文學研究會這一係的作家之列。


    相對於郭沫偌,林子軒算是自己人。


    看到林子軒對於郭沫偌的反擊,特別是提到“詩霸”這個詞,鄭震鐸不由得撫掌大笑。


    第二日,林子軒的詩作和評論就刊登在了《學燈》上,還附有主編的推薦語。


    自然是偏向林子軒這一邊的。


    由此關於新詩的爭論進入了白熱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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