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12日，林子軒來到了複旦大學，他要在下午講課。
眼前的情景讓他有些錯愕，和後世複旦大學的宏偉氣派不同，此時的複旦大學顯得過於寒酸，和教會辦的上海滬江大學沒有可比性。
複旦大學位於上海虹口區的江灣鎮。
1918年，複旦大學校長李登繪先生去南洋集資15萬，在江灣買了塊地。
1920年冬在江灣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
計有教室樓一座，名簡公堂，辦公樓一座，名奕柱堂，第一學生宿舍一座，教師宿舍一棟，此時建設工程尚未完工，顯得較為雜亂。
1921年，複旦學生為482人，教職員34人，設有文、理、商三科。
這就是林子軒看到的情景，和後世上萬人的大學相比，規模實在是太小了。
學生人數少是這個時代大學的普遍現象，在民國時期能夠上的起大學的學生並不多，從各個大學的學費就可以看出端倪。
北京大學一個學年的學費是六十塊大洋，清華大學隻需要四十塊，複旦大學是一百塊，同濟大學則高達兩百塊大洋。
教會學校和醫科大學的學費是最高的，收費項目也很多。
設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每學年學費高達兩百塊大洋。
此外，還要收取二十塊大洋的書籍費、十塊大洋的校服費，學生去實驗室做試驗，還要繳納二十四塊大洋的試驗費，去圖書館查閱圖書，也要花十塊大洋辦一張借閱卡。
當然，教會學校收費雖高，校園環境和教學質量也相當優越。
比如，北大的學生六個人一間宿舍，宿舍樓裏連個像樣的廁所都沒有，冬天沒有熱水供應，學生凍得瑟瑟發抖。
而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兩個人一間宿舍，每間宿舍都配備了浴缸、飲水器和洗衣設備，學校不間斷供應熱水，每個樓層都有一個小廚房。
教會學校的英語教學是一流的，大多數教科書都用英文編寫，任課教師也多為外籍教授。
相比較而言，民國時代普通百姓的收入，低得可憐。
1932年，燕京大學的學生在北平頤和園附近的掛甲屯做調查，發現當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兩百塊大洋。
一年到頭最多隻能攢下十幾塊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時候還得欠債。
學校這樣的收費標準和老百姓的收入對比，別說是一般的人家，就是小業主的家庭也很難負擔得起，所以大多數年輕人選擇了免費的師範類院校就讀。
林子軒的到來得到了複旦大學的歡迎，他畢竟是享譽國內外的小說名家。
文學係主任親自來迎接，隨後林子軒還和複旦大學的校長李登繪見了一麵，閑聊了一番。
這位校長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印尼爪哇島，是印尼第七代華裔，曾在美國耶魯大學留學，和林子軒談起在美國的往事，很是高興。
看著談笑風生的林子軒，一旁的文學係主任心裏頗為苦惱，他本來想讓林子軒講一講新文學的，這也是青年學生喜歡聽的內容。
林子軒被稱為新文學的三傑，新詩寫的極好，在學生中有極大的影響力。
然而，林子軒給他的課表竟然是講《紅樓夢》。
你這不是新文學，而是複古好不好，就算不講新文學，談談文學創作的技巧也是好的。
不過林子軒非常堅持，這位係主任也沒有辦法，客座教授不是本校的老師，講什麽內容是林子軒的自由。
他在學校裏給林子軒做了宣傳，鼓勵大家都去聽課。
否則沒有學生聽課，林子軒麵子上過不去，如果是講新文學，係主任相信學生會擠滿教室，至於《紅樓夢》……
好像國內還沒有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專門講過《紅樓夢》，大家都是私下裏研究，講課的時候會提到，卻不會單獨開出一門課來講。
這個林子軒實在是不走尋常路啊！
下午一點半，林子軒來到了教室，他朝下麵一看，清一色的男生。
複旦大學從1927年才開始招收女學生，他是沒有機會享受女同學崇拜的目光了。
教室裏來的學生不少，粗略看下來有六七十人，算是很給麵子了，係主任滿意的點了點頭，開始介紹林子軒。
所謂介紹，自然是一陣吹捧，說了林子軒的主要成就。
教室裏的學生對林子軒頗為好奇，他們就在上海，學校裏也有報紙可以看，對林子軒的事跡了解很多。
林子軒出生於1900年，商人家庭出身，小學畢業於上海虹口愛國小學，後在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書，也就是後來的上海中學。
民國時期，上海中學、蘇州中學、揚州中學和杭州高級中學並稱為江南四大名中。
林子軒18歲中學畢業後到美利堅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學習經濟學，兩年後留學歸來，獲取經濟學學士學位。
在他二十歲之前可以說是平淡無奇，除了較為聰慧外，沒有展現出任何文學上的天賦。
而從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寫了數百萬文字的小說和幾十首新詩，可以說是文思泉湧，一下子爆發了出來。
給中國文壇帶來了世界性的榮譽。
這樣的人不由得這些學生不好奇，不過也不是所有學生都是如此，有些郭沫偌的支持者就對林子軒不屑一顧，特別是聽說林子軒講《紅樓夢》更是不願意來聽。
在這個年代，新文學的倡導者們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以魯訊為代表的人繼續走新文化的道路，在小說和新詩方麵開拓前行。
而胡拾則轉了個身，開始“整理國故”。
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傳統文化，研究國學，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
這也是他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但有學者認為這是複古、守舊，是對新文化的背叛。
這是關於新文學方向性的問題，我們是該一往無前的朝前走，還是應該回頭吸收傳統文化的精髓，然後繼續前行。
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裏，青年們沒有耐心回頭看，時代在召喚他們，使命感在召喚他們，他們沒有時間停留，隻能拚命的超前奔跑。
林子軒此時選擇講《紅樓夢》，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整理國故”。
在新文學的倡導者和支持新文學的青年們看來，就是一種複古，一種倒退。
眼前的情景讓他有些錯愕，和後世複旦大學的宏偉氣派不同，此時的複旦大學顯得過於寒酸，和教會辦的上海滬江大學沒有可比性。
複旦大學位於上海虹口區的江灣鎮。
1918年，複旦大學校長李登繪先生去南洋集資15萬，在江灣買了塊地。
1920年冬在江灣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
計有教室樓一座，名簡公堂，辦公樓一座，名奕柱堂，第一學生宿舍一座，教師宿舍一棟，此時建設工程尚未完工，顯得較為雜亂。
1921年，複旦學生為482人，教職員34人，設有文、理、商三科。
這就是林子軒看到的情景，和後世上萬人的大學相比，規模實在是太小了。
學生人數少是這個時代大學的普遍現象，在民國時期能夠上的起大學的學生並不多，從各個大學的學費就可以看出端倪。
北京大學一個學年的學費是六十塊大洋，清華大學隻需要四十塊，複旦大學是一百塊，同濟大學則高達兩百塊大洋。
教會學校和醫科大學的學費是最高的，收費項目也很多。
設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每學年學費高達兩百塊大洋。
此外，還要收取二十塊大洋的書籍費、十塊大洋的校服費，學生去實驗室做試驗，還要繳納二十四塊大洋的試驗費，去圖書館查閱圖書，也要花十塊大洋辦一張借閱卡。
當然，教會學校收費雖高，校園環境和教學質量也相當優越。
比如，北大的學生六個人一間宿舍，宿舍樓裏連個像樣的廁所都沒有，冬天沒有熱水供應，學生凍得瑟瑟發抖。
而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兩個人一間宿舍，每間宿舍都配備了浴缸、飲水器和洗衣設備，學校不間斷供應熱水，每個樓層都有一個小廚房。
教會學校的英語教學是一流的，大多數教科書都用英文編寫，任課教師也多為外籍教授。
相比較而言，民國時代普通百姓的收入，低得可憐。
1932年，燕京大學的學生在北平頤和園附近的掛甲屯做調查，發現當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兩百塊大洋。
一年到頭最多隻能攢下十幾塊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時候還得欠債。
學校這樣的收費標準和老百姓的收入對比，別說是一般的人家，就是小業主的家庭也很難負擔得起，所以大多數年輕人選擇了免費的師範類院校就讀。
林子軒的到來得到了複旦大學的歡迎，他畢竟是享譽國內外的小說名家。
文學係主任親自來迎接，隨後林子軒還和複旦大學的校長李登繪見了一麵，閑聊了一番。
這位校長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印尼爪哇島，是印尼第七代華裔，曾在美國耶魯大學留學，和林子軒談起在美國的往事，很是高興。
看著談笑風生的林子軒，一旁的文學係主任心裏頗為苦惱，他本來想讓林子軒講一講新文學的，這也是青年學生喜歡聽的內容。
林子軒被稱為新文學的三傑，新詩寫的極好，在學生中有極大的影響力。
然而，林子軒給他的課表竟然是講《紅樓夢》。
你這不是新文學，而是複古好不好，就算不講新文學，談談文學創作的技巧也是好的。
不過林子軒非常堅持，這位係主任也沒有辦法，客座教授不是本校的老師，講什麽內容是林子軒的自由。
他在學校裏給林子軒做了宣傳，鼓勵大家都去聽課。
否則沒有學生聽課，林子軒麵子上過不去，如果是講新文學，係主任相信學生會擠滿教室，至於《紅樓夢》……
好像國內還沒有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專門講過《紅樓夢》，大家都是私下裏研究，講課的時候會提到，卻不會單獨開出一門課來講。
這個林子軒實在是不走尋常路啊！
下午一點半，林子軒來到了教室，他朝下麵一看，清一色的男生。
複旦大學從1927年才開始招收女學生，他是沒有機會享受女同學崇拜的目光了。
教室裏來的學生不少，粗略看下來有六七十人，算是很給麵子了，係主任滿意的點了點頭，開始介紹林子軒。
所謂介紹，自然是一陣吹捧，說了林子軒的主要成就。
教室裏的學生對林子軒頗為好奇，他們就在上海，學校裏也有報紙可以看，對林子軒的事跡了解很多。
林子軒出生於1900年，商人家庭出身，小學畢業於上海虹口愛國小學，後在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書，也就是後來的上海中學。
民國時期，上海中學、蘇州中學、揚州中學和杭州高級中學並稱為江南四大名中。
林子軒18歲中學畢業後到美利堅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學習經濟學，兩年後留學歸來，獲取經濟學學士學位。
在他二十歲之前可以說是平淡無奇，除了較為聰慧外，沒有展現出任何文學上的天賦。
而從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寫了數百萬文字的小說和幾十首新詩，可以說是文思泉湧，一下子爆發了出來。
給中國文壇帶來了世界性的榮譽。
這樣的人不由得這些學生不好奇，不過也不是所有學生都是如此，有些郭沫偌的支持者就對林子軒不屑一顧，特別是聽說林子軒講《紅樓夢》更是不願意來聽。
在這個年代，新文學的倡導者們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以魯訊為代表的人繼續走新文化的道路，在小說和新詩方麵開拓前行。
而胡拾則轉了個身，開始“整理國故”。
所謂“整理國故”就是用科學的態度來研究傳統文化，研究國學，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
這也是他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但有學者認為這是複古、守舊，是對新文化的背叛。
這是關於新文學方向性的問題，我們是該一往無前的朝前走，還是應該回頭吸收傳統文化的精髓，然後繼續前行。
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裏，青年們沒有耐心回頭看，時代在召喚他們，使命感在召喚他們，他們沒有時間停留，隻能拚命的超前奔跑。
林子軒此時選擇講《紅樓夢》，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整理國故”。
在新文學的倡導者和支持新文學的青年們看來，就是一種複古，一種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