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的上海市政府名義上是受到北洋政府管轄的。
為什麽說是名義上呢？
清朝末年，隨著租界市政對華界刺激的日益強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紳商發起地方自治運動並成立機構推行自治事業。
1911年，先後建立上海城廂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廳。
辛亥革命爆發，上海光複，上海地區道、府兩級行政機構均被撤廢。
滬軍都督府成為控製上海地區的主要軍政機構，直轄上海縣署和在上海城廂及寶山縣閘北地區的市政機構。
上海地區其他宣布獨立的各縣名義上隸屬於江蘇都督。
這就是為什麽很多上海的學校和行政機構前麵會加上“江蘇”字樣的原因了。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在上海恢複道的建置，統轄上海地區各縣。
北洋政府又先後派鎮守使、護軍使坐鎮上海，實行臨時軍政製度，上海地區的行政權實際操諸軍閥之手。
因為北方軍閥混戰，也影響到上海地區的政權變動。
1915年11月，上海鎮守使鄭汝城遇刺身亡後，北洋政府將上海鎮守使改為淞滬護軍使。
淞滬護軍使何風林上任後，惟皖係軍閥、浙江督郵盧永翔之命是從，浙、滬結成緊密的聯盟，盧永翔繼續獨霸上海的財政收入，這就與盤踞江蘇的直係軍閥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1920年10月，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的李淳暴死於任上，齊燮員繼任江蘇督軍。
齊燮員聲稱：上海是我們江蘇的一部分，一定要奪回。
盧永翔則視上海為自己的經濟生命線，堅決不肯放手，遂反擊道：“上海是浙江的門戶，一定要保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係軍閥把持北京政府。
盧永翔與何風林為了保持浙江、上海的地盤，與張座霖、孫仲山聯絡，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這就是目前上海市政府的形勢，為了爭奪上海，浙江軍閥和江蘇軍閥的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種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對於櫻木俊一的要求非常為難。
電影是個新生事物，北洋政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電影審查製度。
1920年，江蘇、浙江、天津等省市先後頒布電影審查規定，對“誨淫誨盜，敗壞人心習俗”等的本土影片的製作與上映給予審查。
這個是地區性的，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具有太強的約束力，到了1924年，北洋政府內務部才發出通令要求進行電影檢查。
而且《津門大俠霍元甲》可是愛國電影，除了影射日本人，找不到可以禁映的條款。
如果在華界用影射日本人這一條禁映電影，可能會引起暴動。
於是，上海市政府把這件事推給了外交部，畢竟牽扯到日本人，屬於外交事件了。
說實話，上海市政府管不到明星電影公司，因為明星電影公司是在法租界創辦的，有美國人投資，屬於中外合資企業。
這就是林子軒的精明之處了。
他把美國律師彼得遜拉入了明星電影公司裏，給予了一個小股東的身份，並且以彼得遜的名義在美國注冊了一家空殼公司，參與到明星電影公司的投資中來。
這在後世是很常見的現象，為了避稅或者爭取優惠條件，很多中國公司都會披上一層外資的皮囊。
彼得遜律師還是明星電影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和法律顧問。
當然，林子軒為此付出了不少代價，但從長遠來看，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櫻木俊一陷入抓狂的狀態，他以日本領事館的名義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發出抗議，要求禁映《津門大俠霍元甲》。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辦事效率很快，畢竟牽涉到了日本人，派了人來進行調解。
林子軒對此無所謂，那就慢慢調解吧，反正他又不著急。
1922年8月10日，《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在全國發行。
這裏就要說說商務印書館強大的發行能力了，發行是衡量一家出版社實力的重要標準。
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897年，是全國民間第一大出版機構，職工高達數千人，是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出版企業。
它以出版為中心兼顧多種經營。
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
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係列圖書。
出版《東方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誌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製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等。
它在全國各地設有數百所辦事發行機構，可以把書籍和雜誌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鋪開。
林子軒的萬象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完全沒有可比性，就像是一個嬰兒和大人一樣。
這一期的《小說月報》可以說是平淡的很，沒有激進的言論，沒有戰鬥，好像一下子整個世界充滿了和氣。
唯一的亮點恐怕就是林子軒的《邊城》了。
這不是說《邊城》就具有戰鬥性，而是沒有其他可看的，隻有這一篇還能賞析一番。
首先是因為林子軒的名氣足夠大，還因為這是林子軒寫的第一篇有關國內的新文學小說。
於是，《邊城》備受文壇各方的關注。
魯訊看過後沒什麽表態，但心裏頗不以為然，《邊城》把農村寫的太理想化了，與其說寫的是現實主義，不如說是浪漫主義。
林子軒把自己對於美好事物的想象強加在那群農民身上，把農村詩意化，對於新文學的發展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周作仁則頗為讚許，《邊城》中表達的美學觀念深得他心。
包括胡拾等人都發表了意見，認為這是新文學的一種寫作方向。
這種詩意化不是歐美化的詩意，而是來自於本民族內部的詩意化，是對傳統美德的追尋，是一種尋根。
當然，貶低者也有，這次他們不說林子軒文采差了，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批判。
林子軒沒有去過湘西，怎麽能寫出如此優美的湘西風俗呢？這或許是有人代筆。
林子軒對此嗤之以鼻，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麽？
按照這個邏輯，小說家寫的小說都要自己親身經曆一番，那小說家寫女人，就要先做一回女人，寫死人，就要自己先死一次，寫外星球，就要先去一趟外太空。
那不是小說家，那是神經病，小說家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擁有豐富的想象力。
為什麽說是名義上呢？
清朝末年，隨著租界市政對華界刺激的日益強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紳商發起地方自治運動並成立機構推行自治事業。
1911年，先後建立上海城廂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廳。
辛亥革命爆發，上海光複，上海地區道、府兩級行政機構均被撤廢。
滬軍都督府成為控製上海地區的主要軍政機構，直轄上海縣署和在上海城廂及寶山縣閘北地區的市政機構。
上海地區其他宣布獨立的各縣名義上隸屬於江蘇都督。
這就是為什麽很多上海的學校和行政機構前麵會加上“江蘇”字樣的原因了。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在上海恢複道的建置，統轄上海地區各縣。
北洋政府又先後派鎮守使、護軍使坐鎮上海，實行臨時軍政製度，上海地區的行政權實際操諸軍閥之手。
因為北方軍閥混戰，也影響到上海地區的政權變動。
1915年11月，上海鎮守使鄭汝城遇刺身亡後，北洋政府將上海鎮守使改為淞滬護軍使。
淞滬護軍使何風林上任後，惟皖係軍閥、浙江督郵盧永翔之命是從，浙、滬結成緊密的聯盟，盧永翔繼續獨霸上海的財政收入，這就與盤踞江蘇的直係軍閥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1920年10月，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的李淳暴死於任上，齊燮員繼任江蘇督軍。
齊燮員聲稱：上海是我們江蘇的一部分，一定要奪回。
盧永翔則視上海為自己的經濟生命線，堅決不肯放手，遂反擊道：“上海是浙江的門戶，一定要保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係軍閥把持北京政府。
盧永翔與何風林為了保持浙江、上海的地盤，與張座霖、孫仲山聯絡，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這就是目前上海市政府的形勢，為了爭奪上海，浙江軍閥和江蘇軍閥的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種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對於櫻木俊一的要求非常為難。
電影是個新生事物，北洋政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電影審查製度。
1920年，江蘇、浙江、天津等省市先後頒布電影審查規定，對“誨淫誨盜，敗壞人心習俗”等的本土影片的製作與上映給予審查。
這個是地區性的，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具有太強的約束力，到了1924年，北洋政府內務部才發出通令要求進行電影檢查。
而且《津門大俠霍元甲》可是愛國電影，除了影射日本人，找不到可以禁映的條款。
如果在華界用影射日本人這一條禁映電影，可能會引起暴動。
於是，上海市政府把這件事推給了外交部，畢竟牽扯到日本人，屬於外交事件了。
說實話，上海市政府管不到明星電影公司，因為明星電影公司是在法租界創辦的，有美國人投資，屬於中外合資企業。
這就是林子軒的精明之處了。
他把美國律師彼得遜拉入了明星電影公司裏，給予了一個小股東的身份，並且以彼得遜的名義在美國注冊了一家空殼公司，參與到明星電影公司的投資中來。
這在後世是很常見的現象，為了避稅或者爭取優惠條件，很多中國公司都會披上一層外資的皮囊。
彼得遜律師還是明星電影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和法律顧問。
當然，林子軒為此付出了不少代價，但從長遠來看，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櫻木俊一陷入抓狂的狀態，他以日本領事館的名義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發出抗議，要求禁映《津門大俠霍元甲》。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辦事效率很快，畢竟牽涉到了日本人，派了人來進行調解。
林子軒對此無所謂，那就慢慢調解吧，反正他又不著急。
1922年8月10日，《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在全國發行。
這裏就要說說商務印書館強大的發行能力了，發行是衡量一家出版社實力的重要標準。
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897年，是全國民間第一大出版機構，職工高達數千人，是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出版企業。
它以出版為中心兼顧多種經營。
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
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係列圖書。
出版《東方雜誌》、《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誌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製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等。
它在全國各地設有數百所辦事發行機構，可以把書籍和雜誌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鋪開。
林子軒的萬象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完全沒有可比性，就像是一個嬰兒和大人一樣。
這一期的《小說月報》可以說是平淡的很，沒有激進的言論，沒有戰鬥，好像一下子整個世界充滿了和氣。
唯一的亮點恐怕就是林子軒的《邊城》了。
這不是說《邊城》就具有戰鬥性，而是沒有其他可看的，隻有這一篇還能賞析一番。
首先是因為林子軒的名氣足夠大，還因為這是林子軒寫的第一篇有關國內的新文學小說。
於是，《邊城》備受文壇各方的關注。
魯訊看過後沒什麽表態，但心裏頗不以為然，《邊城》把農村寫的太理想化了，與其說寫的是現實主義，不如說是浪漫主義。
林子軒把自己對於美好事物的想象強加在那群農民身上，把農村詩意化，對於新文學的發展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周作仁則頗為讚許，《邊城》中表達的美學觀念深得他心。
包括胡拾等人都發表了意見，認為這是新文學的一種寫作方向。
這種詩意化不是歐美化的詩意，而是來自於本民族內部的詩意化，是對傳統美德的追尋，是一種尋根。
當然，貶低者也有，這次他們不說林子軒文采差了，而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批判。
林子軒沒有去過湘西，怎麽能寫出如此優美的湘西風俗呢？這或許是有人代筆。
林子軒對此嗤之以鼻，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麽？
按照這個邏輯，小說家寫的小說都要自己親身經曆一番，那小說家寫女人，就要先做一回女人，寫死人，就要自己先死一次，寫外星球，就要先去一趟外太空。
那不是小說家，那是神經病，小說家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擁有豐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