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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月唱片公司，正在灌錄唱片，這不是一張國語唱片，而是英文唱片。
林子軒和黎錦揮站在外邊聽著，黃榴霜的聲音並不出彩，經過聲樂培訓後勉強達標。
反正又不是開演唱會，或者要到大劇院演出，隻是拍電影的話足夠了。
黃榴霜離開美國後並沒有直接來上海，而是去了廣東。
她的祖籍是廣東台山，自從她祖父那一輩到美國淘金後就沒有回來過，但書信往來不曾斷絕，在老家還有親人。
回鄉祭祖和親人團聚是應有之義。
黃榴霜的家人支持她的選擇，與其在好萊塢出演那些傷風敗俗的電影，不如回國發展。
她在台山老家呆了一個月的時間才趕往上海，那時候浙奉兩軍正在上海激戰。
在此期間，她了解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和電影圈的信息。
黎民維的香港民新電影公司在廣州設有製片廠，拍攝了大量的短片和紀錄片，在廣東和香港具有頗高的知名度。
但在黃榴霜眼裏，這種規模隻相當於好萊塢末流的電影公司。
她打聽到黎民維正打算把電影公司遷往上海。【ㄨ】
上海才是中國電影製作的中心，相當於美國的好萊塢，其中林子軒的明星電影公司則相當於好萊塢的派拉蒙，是中國電影行業的龍頭企業。
這堅定了她投奔林子軒的決心。
林子軒安排黃榴霜先進行一段時間的聲樂訓練，把歌曲練熟，再出唱片。
《音樂之聲》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拍攝起來難度不大，重點在於音樂。
他準備先把唱片製作出來，銷售到歐美等國，相較於隻能在電影院放映的電影，歌曲更容易傳播，在西方家庭，留聲機較為普及。
等到西方人接受了歌曲。再去宣傳電影，想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這讓林子軒意識到灌錄英文唱片也是一種賺錢的途徑。
可惜在後世他不怎麽聽外國歌曲，隻記得一些鄉村歌曲和電影配樂，比如卡朋特的《昨日重現》和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這類經典曲目。
至於布蘭妮和艾薇兒這些都不是他的菜。
他在腦海裏搜索一下。完整的英文歌曲也就幾十首的樣子，適合這個時代的隻有十幾首，足夠灌錄幾張英文唱片了。
而且，保證每一首都是經典。
於是，他和黎錦揮商議打造英文金曲的計劃。這個計劃讓黎錦揮異常興奮。
作為音樂人，能夠製作出一張響遍全球的唱片是一種極大的榮耀，對於中國的唱片行業來說也是一種突破。
雖然是英文歌曲，但卻是由中國人創作和演唱，這代表著中國音樂走向了世界。
黎錦揮對林子軒非常信任，《音樂之聲》這套唱片已經證明了林子軒創作英文歌曲的才華，這套唱片分為三張，總共十五首歌曲。
每一首都朗朗上口，相信會在西方社會廣為流傳。
明月唱片公司對首張打入西方社會的英文唱片極為重視，在製作上絕對是精益求精。並和上海的各家洋行簽訂了銷售協議。
唯一不足的是黃榴霜的演唱不夠完美，存在著瑕疵，她畢竟沒有經過係統培訓。
對於這個英文金曲計劃，黎錦揮有些迫不及待。
這一次，他要選擇一位合適的演唱者，還要組建一支高水平的樂隊，拉一批誌同道合的音樂人入夥，爭取把中西方音樂融合在一起，打造出經典唱片來。
林子軒不去管這些瑣事，他隻負責提供詞曲。
在後世。他喜歡卡朋特那種鄉村風格的曲子，還有帶著愛爾蘭色彩的神秘園樂隊。
想想能把這些曲子寫下來，錄製成唱片，偶爾聽一聽。也是一種享受。
當然，最重要的是能賺外國人的錢，可以把這些資金用在國內的慈善事業上，做慈善永遠缺錢，能賺一點就賺一點。
他這些日子捐出去不少錢，萬象書局還要半價銷售圖書。和商務印書館打價格戰。
加上五卅慘案的影響，電影公司停頓了兩個月，今年的拍片數量銳減，電影院關門歇業，同樣沒有收益，相比於去年的收入，不足一半。
不光是林子軒，上海的商人大抵如此。
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在那種群情激昂的情況下，這是身為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在大罷工期間，為了讓沒有經濟來源的十幾萬工人維持生計，上海商人還要捐錢捐物，解決罷工工人的後顧之憂。
到了年底，五卅慘案的談判有了最新的進展。
1925年12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致書江蘇外事交涉員許元。
“各委員之判斷書，多數不歸咎於捕房，然老閘捕房總巡麥高雲、捕頭愛活生業已辭工部局職務。工部局為謀此案早日解決計，決定加以核準。惟對於該兩職員以往之勞績，表示感忱。工部局並欲對於五卅遭難者表示惋惜，奉上7萬5千元支票，以作被難家屬撫恤之費。”
殺人行凶者僅僅辭職了事，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讓上海社會各界極為不滿。
12月29日，北洋政府電令江蘇交涉員退還支票，表示不予承認這個結果。
至此，曆時半年之久的五卅案交涉以北洋政府的外交失敗而告終。
這是弱國無外交的最好例證。
尤其是上海談判破裂以後，北洋政府幾乎喪失了處理事件的話語權，如何了結案件成為了西方國家的內部事務。
林子軒讓萬象書局編撰1925年年鑒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五卅慘案上。
要詳細的記下每名遇難者的名字，把事件的經過和各方的反應都記錄下來。
這是這個國家的沉痛記憶，事情雖然過去，卻要永遠的銘記在曆史之中。
在年鑒的卷首語上，林子軒寫了四個字“覺醒之年”。
他認為“五四”是知識分子覺醒的一年，而“五卅”是中國民眾覺醒的一年。
不過，這次談判並非一敗塗地，也為中國人爭取到了不少權益。
比如公共租界交還會審公廨和工部局董事會增設華人董事的談判隨後相繼展開，開啟了中國人參與管理公共租界的先河。
法租界的公董局雖然設有華人董事，但以前華人董事不準參加董事會議，沒有發言權和建議權，隻是一個聽話的執行者。
經過這件事，公董局允許華人董事參加董事會議。
這說明中國人在租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這和五卅慘案中中國人展現出來的覺醒和反抗意識有關，讓西方人認識到這裏畢竟是中國人的地方，需要傾聽中國人的聲音，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未完待續。)
上海明月唱片公司，正在灌錄唱片，這不是一張國語唱片，而是英文唱片。
林子軒和黎錦揮站在外邊聽著，黃榴霜的聲音並不出彩，經過聲樂培訓後勉強達標。
反正又不是開演唱會，或者要到大劇院演出，隻是拍電影的話足夠了。
黃榴霜離開美國後並沒有直接來上海，而是去了廣東。
她的祖籍是廣東台山，自從她祖父那一輩到美國淘金後就沒有回來過，但書信往來不曾斷絕，在老家還有親人。
回鄉祭祖和親人團聚是應有之義。
黃榴霜的家人支持她的選擇，與其在好萊塢出演那些傷風敗俗的電影，不如回國發展。
她在台山老家呆了一個月的時間才趕往上海，那時候浙奉兩軍正在上海激戰。
在此期間，她了解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和電影圈的信息。
黎民維的香港民新電影公司在廣州設有製片廠，拍攝了大量的短片和紀錄片，在廣東和香港具有頗高的知名度。
但在黃榴霜眼裏，這種規模隻相當於好萊塢末流的電影公司。
她打聽到黎民維正打算把電影公司遷往上海。【ㄨ】
上海才是中國電影製作的中心，相當於美國的好萊塢，其中林子軒的明星電影公司則相當於好萊塢的派拉蒙，是中國電影行業的龍頭企業。
這堅定了她投奔林子軒的決心。
林子軒安排黃榴霜先進行一段時間的聲樂訓練，把歌曲練熟，再出唱片。
《音樂之聲》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拍攝起來難度不大，重點在於音樂。
他準備先把唱片製作出來，銷售到歐美等國，相較於隻能在電影院放映的電影，歌曲更容易傳播，在西方家庭，留聲機較為普及。
等到西方人接受了歌曲。再去宣傳電影，想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這讓林子軒意識到灌錄英文唱片也是一種賺錢的途徑。
可惜在後世他不怎麽聽外國歌曲，隻記得一些鄉村歌曲和電影配樂，比如卡朋特的《昨日重現》和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這類經典曲目。
至於布蘭妮和艾薇兒這些都不是他的菜。
他在腦海裏搜索一下。完整的英文歌曲也就幾十首的樣子，適合這個時代的隻有十幾首，足夠灌錄幾張英文唱片了。
而且，保證每一首都是經典。
於是，他和黎錦揮商議打造英文金曲的計劃。這個計劃讓黎錦揮異常興奮。
作為音樂人，能夠製作出一張響遍全球的唱片是一種極大的榮耀，對於中國的唱片行業來說也是一種突破。
雖然是英文歌曲，但卻是由中國人創作和演唱，這代表著中國音樂走向了世界。
黎錦揮對林子軒非常信任，《音樂之聲》這套唱片已經證明了林子軒創作英文歌曲的才華，這套唱片分為三張，總共十五首歌曲。
每一首都朗朗上口，相信會在西方社會廣為流傳。
明月唱片公司對首張打入西方社會的英文唱片極為重視，在製作上絕對是精益求精。並和上海的各家洋行簽訂了銷售協議。
唯一不足的是黃榴霜的演唱不夠完美，存在著瑕疵，她畢竟沒有經過係統培訓。
對於這個英文金曲計劃，黎錦揮有些迫不及待。
這一次，他要選擇一位合適的演唱者，還要組建一支高水平的樂隊，拉一批誌同道合的音樂人入夥，爭取把中西方音樂融合在一起，打造出經典唱片來。
林子軒不去管這些瑣事，他隻負責提供詞曲。
在後世。他喜歡卡朋特那種鄉村風格的曲子，還有帶著愛爾蘭色彩的神秘園樂隊。
想想能把這些曲子寫下來，錄製成唱片，偶爾聽一聽。也是一種享受。
當然，最重要的是能賺外國人的錢，可以把這些資金用在國內的慈善事業上，做慈善永遠缺錢，能賺一點就賺一點。
他這些日子捐出去不少錢，萬象書局還要半價銷售圖書。和商務印書館打價格戰。
加上五卅慘案的影響，電影公司停頓了兩個月，今年的拍片數量銳減，電影院關門歇業，同樣沒有收益，相比於去年的收入，不足一半。
不光是林子軒，上海的商人大抵如此。
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在那種群情激昂的情況下，這是身為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在大罷工期間，為了讓沒有經濟來源的十幾萬工人維持生計，上海商人還要捐錢捐物，解決罷工工人的後顧之憂。
到了年底，五卅慘案的談判有了最新的進展。
1925年12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費信惇致書江蘇外事交涉員許元。
“各委員之判斷書，多數不歸咎於捕房，然老閘捕房總巡麥高雲、捕頭愛活生業已辭工部局職務。工部局為謀此案早日解決計，決定加以核準。惟對於該兩職員以往之勞績，表示感忱。工部局並欲對於五卅遭難者表示惋惜，奉上7萬5千元支票，以作被難家屬撫恤之費。”
殺人行凶者僅僅辭職了事，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讓上海社會各界極為不滿。
12月29日，北洋政府電令江蘇交涉員退還支票，表示不予承認這個結果。
至此，曆時半年之久的五卅案交涉以北洋政府的外交失敗而告終。
這是弱國無外交的最好例證。
尤其是上海談判破裂以後，北洋政府幾乎喪失了處理事件的話語權，如何了結案件成為了西方國家的內部事務。
林子軒讓萬象書局編撰1925年年鑒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五卅慘案上。
要詳細的記下每名遇難者的名字，把事件的經過和各方的反應都記錄下來。
這是這個國家的沉痛記憶，事情雖然過去，卻要永遠的銘記在曆史之中。
在年鑒的卷首語上，林子軒寫了四個字“覺醒之年”。
他認為“五四”是知識分子覺醒的一年，而“五卅”是中國民眾覺醒的一年。
不過，這次談判並非一敗塗地，也為中國人爭取到了不少權益。
比如公共租界交還會審公廨和工部局董事會增設華人董事的談判隨後相繼展開，開啟了中國人參與管理公共租界的先河。
法租界的公董局雖然設有華人董事，但以前華人董事不準參加董事會議，沒有發言權和建議權，隻是一個聽話的執行者。
經過這件事，公董局允許華人董事參加董事會議。
這說明中國人在租界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這和五卅慘案中中國人展現出來的覺醒和反抗意識有關，讓西方人認識到這裏畢竟是中國人的地方，需要傾聽中國人的聲音，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