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8日，承德市群眾在“抗日英雄無字碑”前舉行隆重集會，紀念國恥日“九一八事變”爆發五周年。
白書傑代表熱河省抗日民主政府、熱河警備司令部發表重要講話，再一次重申了“努力工作”、“勿忘國恥”、“還我河山”三個主題。
與此同時，白書傑向全民族發出號召：“方今天下，敵勢凶凶，各政黨、各團體應放棄自己的偏見，聯起手來對抗侵略者。敦促南方政府順應民意，放棄一切苟安求和的幻想，團結全國民眾，準備應對侵略。”
《承德前線日報》采用通欄大標題，全文刊載了白書傑的長篇講話，並且在熱河、平津地區免費散發。電信局也采用明碼電報，反複發出全文。
對於白書傑的這一次講話，有心人很快就發現一個問題！
原來，每一年紀念“九一八事變”的群眾集會，白書傑最後的號召，都是“團結起來，準備打仗！”過去的整個講話從頭到尾，都是殺氣騰騰，讓人不寒而栗。
但是，這一次的講話，白書傑破天荒的沒有提“準備打仗”這四個字，反而在第一個問題上，強調是“努力工作，振興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大談“各方勢力聯起手來，共同麵對侵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大家坐下來好好協商，不要勞民傷財打來打去，讓老百姓受苦，讓漁人得利。
還有，白書傑第一次使用“南方政府”代替原來的“南方賣國政府”，也沒說南方政府賣國，而是采用了“放棄苟安求和”的說法。
種種跡象表明，白書傑最近好像沒有準備打仗，準備轉回頭大搞經濟建設，看樣子是要當“和事佬”和“和平人士”了！
可惜這個時候還沒有“諾貝爾和平獎”，不然的話，小鬼子都有可能出麵給白書傑申請一個回來。隻要能夠把“支那魔鬼”轉變為“和平人士”，其實人家小鬼子真的啥都願意幹。
“一篇耐人尋味的講話！”
這是偽滿洲國的《奉天觀察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標題。評論認為：承德方麵發表了一篇強烈釋放和平意味的講話！由此可見，熱河叛逆經過若幹年頭破血流的經驗教訓，終於明白了“和平”的真諦，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這篇評論最後表示：“我們高興看到熱河方麵釋放的誠意，我們更高興熱河方麵參與到構建日滿共榮的大家庭裏來，我們堅信這個日子為期不遠。時間必將表明，我們的良好願望是值得期待的，也更願意樂見其成。”
這一次，南方政府的輿論喉舌沒有吱聲兒，其它勢力沒有表態。就剩下偽滿洲國那邊喜氣洋洋。
白書傑的一篇講話，引起各方猜測的同時，曆史又被拉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1936年9月18日下午，小鬼子開始在豐台施加壓力。
二十九軍二營五連孫香亭部外出演習歸營時，行至火車站前的正陽大街，迎麵遇見了打靶回來的日軍嘉田大隊穗積的隊伍，狹路相逢，各不相讓。
穗積部下的小隊長岩井少尉，策馬衝入孫香亭的連隊，踏傷士兵。孫部士兵氣憤難忍，便用槍托襲擊馬背，日軍便散開隊形，將孫香亭連包圍。孫連長據理交涉時，反被日軍擄走。
這時，日本兵營聽到消息後，立即由大隊長率步兵趕到現場，又將二十九軍營部包圍。
日軍駐北平的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電報後，率步兵數百人，分乘裝甲車、汽車飛奔豐台。行至大井村附近，與二十九軍的一個連發生衝突，該連亦被日軍包圍。
晚7點以後，駐豐台的二十九軍被分割三處，相互之間失去聯絡。敵我雙方對峙一整夜，戰事一觸即發。
宋哲元得報後，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現場調查，會商解決辦法。日本人步步緊逼，宋哲元步步退讓，最後喪權辱國，於19日達成讓二十九軍撤出豐台的協議。
1936年9月19日上午，宋哲元下達命令：“所有軍隊全部撤出豐台鎮，把防區交給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獨占豐台，為出兵盧溝橋掃清了最後的障礙，史稱“豐台事件”。
白書傑隨即發布通電：“強烈抗議日軍天津住屯軍牟田口廉也製造事端，無恥侵占豐台鎮的醜惡行徑。強烈譴責宋哲元出賣國家利益，必將成為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號召所有愛**人同仇敵愾，把侵略者趕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發現，白書傑的這份通電，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議”這種軟弱無力的外交辭令，而不是發表“聲明”，更沒有說“要采取針對性措施，報複日軍的行動。”
反過來“強烈譴責”當事人宋哲元，好像白書傑把一腔怒氣撒到了自己人身上。這倒很符合華夏大國曆來的處事風格——對外地軟弱無能，對內部強硬得過分。
1936年10月22日，蔣某人飛抵西安，著手“圍剿”陝北紅軍。張學良當麵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某人拒絕。兩人大吵一頓，最後不歡而散。
白書傑再次發表通電：“強烈譴責南方政府和蔣某人置民族大義和國家危亡於不顧，肆意挑起內戰，徹底違背了全國民意，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樣的話說多了，那就沒有人相信。
白書傑一改往日的行事風格，連續使用“強烈譴責”這樣軟弱無力的外交辭令，人們很快就習慣了他這種虛張聲勢的做派。現在已經完全當放屁一樣，再也沒有“有心人士”勞力費神去猜測了。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某人祝壽，再次當麵陳情，勸蔣某人聯共抗日，遭蔣某人嚴詞拒絕。
對於張學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請求，蔣某人堅決並強令東北軍立即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某人，請纓抗戰，蔣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進廢紙簍裏麵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某人，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同時向蔣某人麵報，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現在根本彈壓不住，所以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
蔣某人略作猶豫，就同意了張學良的請求，定於一天後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蔣某人由洛陽到抵西安，就住在華清池。與此同時，蔣某人發布命令，立即抽調三十萬中央軍嫡係部隊“進剿”紅軍。
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登門進諫，遭蔣某人拒絕。蔣某人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某人，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某人拒絕，而且把張學良直接轟出了房間。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某人，蔣某人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全國動員令，這一次一定畢其功於一役，要取得徹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蔣某人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商談接下來的剿匪進兵事宜。張學良和楊虎城這一次是鐵了心，絕對不和陝北紅軍作戰，始終不接受出兵命令。
蔣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臨陣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張學良和楊虎城不是傻子，老蔣的這一次臨陣換將如果得逞的話，他們兩個人就算走到頭了。所謂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說的就是這個時候。
蔣某人自以為權傾天下，沒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蔣某人的天下，根本搖搖欲墜，但他沒有絲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通報了蔣某人不僅不想抗日，反而準備對東北軍、西北軍采取措施的決定，同時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晨5時，張、楊二人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拿老蔣。老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麵，被發現活捉。
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被殺。
當天，張、楊二人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一次中國近代史上的兵諫，因為發生在西安，所以史稱為“西安事變”。
這件事情來得及時，白書傑自然高興不過。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發表《聲明》：“驚聞西安發生事變，竊以為此事大有轉圜之餘地。如果勢力各方放棄陳見，以民族大義為重，能夠秉公而談，達成抗日之諒解，則中華民族幸甚！”
“何應欽曆來狼子野心，已成為賣國急先鋒。竊取國民政府名義，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純屬非法。派遣飛機到西安上空示威，純屬蠱惑民心，製造動亂！蔣某人雖然舉止失當，但還是民國首腦，何應欽私調軍隊，形同謀反，其心當誅！”
“正告南京朝廷裏麵的賣國賊：西安之變，自有協商之辦法。如果你們膽敢派兵靠近潼關附近五十公裏，熱河警備司令部即日興師，討伐賣國賊何應欽，誅滅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無恥之徒！此布天下，鹹以知聞。”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白書傑代表熱河省抗日民主政府、熱河警備司令部發表重要講話，再一次重申了“努力工作”、“勿忘國恥”、“還我河山”三個主題。
與此同時，白書傑向全民族發出號召：“方今天下，敵勢凶凶，各政黨、各團體應放棄自己的偏見，聯起手來對抗侵略者。敦促南方政府順應民意，放棄一切苟安求和的幻想，團結全國民眾，準備應對侵略。”
《承德前線日報》采用通欄大標題，全文刊載了白書傑的長篇講話，並且在熱河、平津地區免費散發。電信局也采用明碼電報，反複發出全文。
對於白書傑的這一次講話，有心人很快就發現一個問題！
原來，每一年紀念“九一八事變”的群眾集會，白書傑最後的號召，都是“團結起來，準備打仗！”過去的整個講話從頭到尾，都是殺氣騰騰，讓人不寒而栗。
但是，這一次的講話，白書傑破天荒的沒有提“準備打仗”這四個字，反而在第一個問題上，強調是“努力工作，振興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大談“各方勢力聯起手來，共同麵對侵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大家坐下來好好協商，不要勞民傷財打來打去，讓老百姓受苦，讓漁人得利。
還有，白書傑第一次使用“南方政府”代替原來的“南方賣國政府”，也沒說南方政府賣國，而是采用了“放棄苟安求和”的說法。
種種跡象表明，白書傑最近好像沒有準備打仗，準備轉回頭大搞經濟建設，看樣子是要當“和事佬”和“和平人士”了！
可惜這個時候還沒有“諾貝爾和平獎”，不然的話，小鬼子都有可能出麵給白書傑申請一個回來。隻要能夠把“支那魔鬼”轉變為“和平人士”，其實人家小鬼子真的啥都願意幹。
“一篇耐人尋味的講話！”
這是偽滿洲國的《奉天觀察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標題。評論認為：承德方麵發表了一篇強烈釋放和平意味的講話！由此可見，熱河叛逆經過若幹年頭破血流的經驗教訓，終於明白了“和平”的真諦，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這篇評論最後表示：“我們高興看到熱河方麵釋放的誠意，我們更高興熱河方麵參與到構建日滿共榮的大家庭裏來，我們堅信這個日子為期不遠。時間必將表明，我們的良好願望是值得期待的，也更願意樂見其成。”
這一次，南方政府的輿論喉舌沒有吱聲兒，其它勢力沒有表態。就剩下偽滿洲國那邊喜氣洋洋。
白書傑的一篇講話，引起各方猜測的同時，曆史又被拉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1936年9月18日下午，小鬼子開始在豐台施加壓力。
二十九軍二營五連孫香亭部外出演習歸營時，行至火車站前的正陽大街，迎麵遇見了打靶回來的日軍嘉田大隊穗積的隊伍，狹路相逢，各不相讓。
穗積部下的小隊長岩井少尉，策馬衝入孫香亭的連隊，踏傷士兵。孫部士兵氣憤難忍，便用槍托襲擊馬背，日軍便散開隊形，將孫香亭連包圍。孫連長據理交涉時，反被日軍擄走。
這時，日本兵營聽到消息後，立即由大隊長率步兵趕到現場，又將二十九軍營部包圍。
日軍駐北平的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電報後，率步兵數百人，分乘裝甲車、汽車飛奔豐台。行至大井村附近，與二十九軍的一個連發生衝突，該連亦被日軍包圍。
晚7點以後，駐豐台的二十九軍被分割三處，相互之間失去聯絡。敵我雙方對峙一整夜，戰事一觸即發。
宋哲元得報後，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現場調查，會商解決辦法。日本人步步緊逼，宋哲元步步退讓，最後喪權辱國，於19日達成讓二十九軍撤出豐台的協議。
1936年9月19日上午，宋哲元下達命令：“所有軍隊全部撤出豐台鎮，把防區交給日本人。”
至此，小鬼子獨占豐台，為出兵盧溝橋掃清了最後的障礙，史稱“豐台事件”。
白書傑隨即發布通電：“強烈抗議日軍天津住屯軍牟田口廉也製造事端，無恥侵占豐台鎮的醜惡行徑。強烈譴責宋哲元出賣國家利益，必將成為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號召所有愛**人同仇敵愾，把侵略者趕出去。”
有心人士再次發現，白書傑的這份通電，竟然是第一次使用了“抗議”這種軟弱無力的外交辭令，而不是發表“聲明”，更沒有說“要采取針對性措施，報複日軍的行動。”
反過來“強烈譴責”當事人宋哲元，好像白書傑把一腔怒氣撒到了自己人身上。這倒很符合華夏大國曆來的處事風格——對外地軟弱無能，對內部強硬得過分。
1936年10月22日，蔣某人飛抵西安，著手“圍剿”陝北紅軍。張學良當麵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某人拒絕。兩人大吵一頓，最後不歡而散。
白書傑再次發表通電：“強烈譴責南方政府和蔣某人置民族大義和國家危亡於不顧，肆意挑起內戰，徹底違背了全國民意，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同樣的話說多了，那就沒有人相信。
白書傑一改往日的行事風格，連續使用“強烈譴責”這樣軟弱無力的外交辭令，人們很快就習慣了他這種虛張聲勢的做派。現在已經完全當放屁一樣，再也沒有“有心人士”勞力費神去猜測了。
1936年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某人祝壽，再次當麵陳情，勸蔣某人聯共抗日，遭蔣某人嚴詞拒絕。
對於張學良提出率兵北上抗日的請求，蔣某人堅決並強令東北軍立即剿.共，否則就把他的部隊撤離到東邊去遣散。
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某人，請纓抗戰，蔣某人看都不看，直接扔進廢紙簍裏麵去了。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某人，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同時向蔣某人麵報，自己的部下都要翻天了，現在根本彈壓不住，所以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
蔣某人略作猶豫，就同意了張學良的請求，定於一天後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蔣某人由洛陽到抵西安，就住在華清池。與此同時，蔣某人發布命令，立即抽調三十萬中央軍嫡係部隊“進剿”紅軍。
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登門進諫，遭蔣某人拒絕。蔣某人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某人，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某人拒絕，而且把張學良直接轟出了房間。
1936年12月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某人，蔣某人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全國動員令，這一次一定畢其功於一役，要取得徹底成功。
1936年12月11日晚，蔣某人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商談接下來的剿匪進兵事宜。張學良和楊虎城這一次是鐵了心，絕對不和陝北紅軍作戰，始終不接受出兵命令。
蔣某人勃然大怒，就在酒桌上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臨陣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張學良和楊虎城不是傻子，老蔣的這一次臨陣換將如果得逞的話，他們兩個人就算走到頭了。所謂逼上梁山，迫不得已，說的就是這個時候。
蔣某人自以為權傾天下，沒有人敢把他如何。殊不知他蔣某人的天下，根本搖搖欲墜，但他沒有絲毫自知自明。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通報了蔣某人不僅不想抗日，反而準備對東北軍、西北軍采取措施的決定，同時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晨5時，張、楊二人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拿老蔣。老蔣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麵，被發現活捉。
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衝等人被殺。
當天，張、楊二人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一次中國近代史上的兵諫，因為發生在西安，所以史稱為“西安事變”。
這件事情來得及時，白書傑自然高興不過。
1936年12月3日，他再次發表《聲明》：“驚聞西安發生事變，竊以為此事大有轉圜之餘地。如果勢力各方放棄陳見，以民族大義為重，能夠秉公而談，達成抗日之諒解，則中華民族幸甚！”
“何應欽曆來狼子野心，已成為賣國急先鋒。竊取國民政府名義，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純屬非法。派遣飛機到西安上空示威，純屬蠱惑民心，製造動亂！蔣某人雖然舉止失當，但還是民國首腦，何應欽私調軍隊，形同謀反，其心當誅！”
“正告南京朝廷裏麵的賣國賊：西安之變，自有協商之辦法。如果你們膽敢派兵靠近潼關附近五十公裏，熱河警備司令部即日興師，討伐賣國賊何應欽，誅滅所有和小鬼子勾勾搭搭的無恥之徒！此布天下，鹹以知聞。”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