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說過,我師父是一個超級牛叉的人。


    果然,用了這些教材沒多久,遠橋便在學術界聲名鵲起了。遠橋的成名給我們武當大學帶來的好處是招生問題解決了,有成百上千的人想要踏進我們武當大學的校門。


    當時,我也是想要擴招的。後來我想了想,再擴招的話,我不成了少林大學的翻版了嗎?


    於是我決定走精英路線,通過筆試麵試等手段來招生,第五期,我隻招了兩個學生,一個是蓮舟一個是岱岩,這樣,我們的經費也可以少一些。


    畢竟,人數少的話好管理。那段時間,我們經費確實很緊張,一日三餐都吃不飽,隻有到秋天,水稻、番薯等豐收的時候,我們才能填飽肚子。


    我們是自食其力的,所以吃著自己種的番薯,我們很開心,有一天,我記得是一個夜晚,我們烤番薯吃,吃得開心極了,我詩興大發,寫下了一首小詩:“武當番薯好,個個大如豬。吃了番薯仔,個個是靚仔。”


    後來,我聽說郭襄也想建個大學弄個校長玩玩。我隻能用“玩玩”這個詞來形容她,因為她這個人不太可能真會弄個校長來把自己的自由禁錮的。


    她是那種天馬行空的人,校長這活瑣事太多了,需要像一隻雞一樣不停的用爪子刨地,她是一隻飛翔在天空上的鷹,不會對這樣的事感興趣的。


    盡管我這樣想,但是,當我收到請帖的時候,還是很高興,因為那些年,郭襄一直在江湖上混,畢竟,要是有個大學,能安定下來,也不是一件壞事。


    前文我提到這也是郭襄的一個心願,指的就是一個安定的心願。


    於是,在創派大典的七天前,我就出發了。那時我還年輕,遠橋還是個孩子,我離開了武當山,先騎馬再坐車再乘船再坐車再騎馬再走路,終於趕到了峨眉山腳下。


    當我越接近峨眉山,我就越覺得有問題。說不出哪裏有問題,隻是一種直覺吧。


    我終於沒有上山去,我用手在山腳下一塊石壁上刻下了五個字:“峨眉天下秀。”


    我刻得很深很深,這樣,不管有多少年,這些字都不會磨滅了。除非海枯石爛,否則,那五個字就在那裏。


    刻完字後,我就回到武當山了。我想,要是郭襄還在峨眉山,她一定能看到我在石塊上刻的字的,她也一定能看出來。


    我回到武當山之後,因為要完成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所以我把自己關進了圖書館,也就是後來的真武洞。


    我夜以繼日的寫,查資料做做推論下結論做修改,因為我知道,要是這篇論文發了,那麽它將對學術界產生地震式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對與武當大學這樣一所新創立的大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篇論文就是關於郭靖少子郭破虜在宋元戰爭中去向的問題,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學術難題,困擾學術界已經很多年了,對於武當大學這樣一所新創立的大學來說,曆史係還很薄弱。


    所以當時我就想,要是我能夠將這個學術難題給解開,那麽武當大學的曆史係在全國各大學排名上,至少能殺進前三。


    這是從學校的層麵考慮,另外,就我個人來說,也對郭破虜的下落十分關心。因為在我在江湖上當小混混的時候,曾經與他有過數麵之緣,我們曾經一起喝過酒抽過煙。


    所以,後來當有謠傳說他在宋元大戰中變節投降,成了漢奸這樣的說法,我總是十分不信。(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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