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之中，雖然一改自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製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
它有了“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這般規定，使古代賦稅製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
同時，也將商人納入了征稅的範疇之內。不過，卻隻有一句“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而已。對於向商人征收何種稅目，征收多少，卻未有做出一個細致詳盡的劃分和規定來。
蓋因古人並無商品經濟之意識，對於商人，也隻是按照戶頭收取了戶稅而已。
或者說，其實在古時候，統治階級，也就是“士”這一階層，對於商品經濟，其實是有一種潛意識中的恐懼心理的。封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潛意識中本能的恐懼。因資產階級的壯大，必然危及封建階級的統治地位。
這一次，夏鴻升準備將工商寫入稅製，同時也準備朕將一些常見的商業稅種加入到稅法之中。
同樣的，商人的權利，也借此機會得到一些李世民能夠接受的程度內的解放。
“陛下，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夏鴻升對李世民說道：“所以農人貧困，他們本身所能夠創造出來的財富基數就不多。在這為數不多的基數上麵，朝廷要收稅，農民要生活，可東西就那麽多，所以就導致了農民的生活困苦，朝廷的收入也不多。”
“不錯，百姓之苦，朕看在眼裏，所以朕才減免賦稅，重新丈量土地，劃分田畝，力圖使百姓可以安居樂業。”李世民點了點頭，說道。
夏鴻升又繼續說道：“而商賈呢？說得難聽一些，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用特殊手段獲取利益。他們每日都去集市遊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占有非常豐厚的利潤。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遊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陛下，這話聽起來，是不是便覺得商人可恨可惱？”
“不錯。”李世民皺了皺眉頭，說道。
“所以自古以來，因為這樣的商人令人覺得可恨可惱，所以曆朝曆代的君王，都會重農抑商，還會去貶低商人的地位，比如秦規定商人不能穿絲綢衣物，漢代規定商人申報不實要沒收家財……到了我朝，亦規定商戶不能入朝為官，其子嗣亦不可參與科舉，諸如此類。”夏鴻升笑了笑，對李世民說道：“可是陛下，用這些規矩來懲罰商人，最後的結果呢？是，商人是地位低下了，是為人所不齒了，是被文人們看不起了。可於國來說，朝廷無視了這一最能夠積累財富的群體，放過了這一塊肥肉，於商人自己來說，他們雖然受到了種種歧視，可他們所賺取的錢財，卻一點兒沒少。他們的生活過的更好，商人始終都是最有錢的那一部分。其實，治理商人，就應當像當初大禹治水一般，堵不如疏啊！”
“如何疏？”李世民聽得倒是起了興趣來，又往前坐了坐，問道。
“逐步放開對商人的部分限製，對商人的行為，不是以限製其同其他百姓一樣的權利，而是通過律法和稅收來加以管控和引導。”夏鴻升沉聲說道。
“放開商限？！”李世民雙眼一凝，眉頭緊蹙，盯著夏鴻升，一字一頓的說道：“你是在同朕說笑？”
夏鴻升搖了搖頭：“微臣並非說笑。開放商限，使商人同尋常百姓擁有一樣的權利。相應的，商人須向朝廷納稅。如此一來，商人有了更多的機會，更加有利，便不會反對納稅。同時，朝廷也獲得了極大的收入，這些收入可以被朝廷用來投入農業，又或是其他地方，使得其他各個行業也有所發展。朝廷從商人身上得到收入，拿來反哺其他行業。當然，朝廷須對商人的交易市場進行監管，以防個別商人結黨壟斷，這裏麵還有許多要管控商業的地方，具體出來就十分細瑣了。另外，朝廷還可以通過調節稅收，來引導商人。比方說朝廷要鼓勵海商了，那就對海商減稅，或是返稅，減少關稅，這樣一來，商人們就積極投身海商。朝廷站在客觀的立場，不帶鄙夷和刻意壓迫的去製定出一部律法來，規定商人能夠怎樣做生意，不能怎樣做生意。如此一來，向商人納稅，就不會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反而帶給了他們便利。他們自然就會主動納稅。”(未完待續。)
它有了“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這般規定，使古代賦稅製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
同時，也將商人納入了征稅的範疇之內。不過，卻隻有一句“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而已。對於向商人征收何種稅目，征收多少，卻未有做出一個細致詳盡的劃分和規定來。
蓋因古人並無商品經濟之意識，對於商人，也隻是按照戶頭收取了戶稅而已。
或者說，其實在古時候，統治階級，也就是“士”這一階層，對於商品經濟，其實是有一種潛意識中的恐懼心理的。封建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潛意識中本能的恐懼。因資產階級的壯大，必然危及封建階級的統治地位。
這一次，夏鴻升準備將工商寫入稅製，同時也準備朕將一些常見的商業稅種加入到稅法之中。
同樣的，商人的權利，也借此機會得到一些李世民能夠接受的程度內的解放。
“陛下，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夏鴻升對李世民說道：“所以農人貧困，他們本身所能夠創造出來的財富基數就不多。在這為數不多的基數上麵，朝廷要收稅，農民要生活，可東西就那麽多，所以就導致了農民的生活困苦，朝廷的收入也不多。”
“不錯，百姓之苦，朕看在眼裏，所以朕才減免賦稅，重新丈量土地，劃分田畝，力圖使百姓可以安居樂業。”李世民點了點頭，說道。
夏鴻升又繼續說道：“而商賈呢？說得難聽一些，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用特殊手段獲取利益。他們每日都去集市遊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占有非常豐厚的利潤。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遊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陛下，這話聽起來，是不是便覺得商人可恨可惱？”
“不錯。”李世民皺了皺眉頭，說道。
“所以自古以來，因為這樣的商人令人覺得可恨可惱，所以曆朝曆代的君王，都會重農抑商，還會去貶低商人的地位，比如秦規定商人不能穿絲綢衣物，漢代規定商人申報不實要沒收家財……到了我朝，亦規定商戶不能入朝為官，其子嗣亦不可參與科舉，諸如此類。”夏鴻升笑了笑，對李世民說道：“可是陛下，用這些規矩來懲罰商人，最後的結果呢？是，商人是地位低下了，是為人所不齒了，是被文人們看不起了。可於國來說，朝廷無視了這一最能夠積累財富的群體，放過了這一塊肥肉，於商人自己來說，他們雖然受到了種種歧視，可他們所賺取的錢財，卻一點兒沒少。他們的生活過的更好，商人始終都是最有錢的那一部分。其實，治理商人，就應當像當初大禹治水一般，堵不如疏啊！”
“如何疏？”李世民聽得倒是起了興趣來，又往前坐了坐，問道。
“逐步放開對商人的部分限製，對商人的行為，不是以限製其同其他百姓一樣的權利，而是通過律法和稅收來加以管控和引導。”夏鴻升沉聲說道。
“放開商限？！”李世民雙眼一凝，眉頭緊蹙，盯著夏鴻升，一字一頓的說道：“你是在同朕說笑？”
夏鴻升搖了搖頭：“微臣並非說笑。開放商限，使商人同尋常百姓擁有一樣的權利。相應的，商人須向朝廷納稅。如此一來，商人有了更多的機會，更加有利，便不會反對納稅。同時，朝廷也獲得了極大的收入，這些收入可以被朝廷用來投入農業，又或是其他地方，使得其他各個行業也有所發展。朝廷從商人身上得到收入，拿來反哺其他行業。當然，朝廷須對商人的交易市場進行監管，以防個別商人結黨壟斷，這裏麵還有許多要管控商業的地方，具體出來就十分細瑣了。另外，朝廷還可以通過調節稅收，來引導商人。比方說朝廷要鼓勵海商了，那就對海商減稅，或是返稅，減少關稅，這樣一來，商人們就積極投身海商。朝廷站在客觀的立場，不帶鄙夷和刻意壓迫的去製定出一部律法來，規定商人能夠怎樣做生意，不能怎樣做生意。如此一來，向商人納稅，就不會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反而帶給了他們便利。他們自然就會主動納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