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楓隱約記得，前世有幾位大學生為了救一個落水的人，結果人救出來了，他們卻死了，當時幾乎整個社會都在討論，用幾個人的命去換一個人的命，值不值？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必然有著不同的答案。
但斯蒂文在這方麵的處理卻非常高明，這種高明體現在故事的起因和結局。
起因是瑞恩的母親有四個孩子，卻有三個戰死，為了不讓一個失去三個孩子的母親傷心，值不值？結局是一場阻擊戰，並最終取得勝利，這是軍人的榮耀，值不值？
通過這樣的觀點，毫無疑問，這麽做是值得的，影片中幾乎每一個人都實現了軍人的價值，也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人文主義。
所以，從電影的角度而言，《拯救大兵瑞恩》絕對稱得上是一部偉大的作品。
但如果透過影片去看曆史，卻又是另外一回事，應該說，影片中所展現的人文主義，不過是一種看似美利堅的人文主義思想。
所有人都知道，美國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全世界的後勤商人，見風使舵的鍾擺陣營。
我們也知道，在以反法西斯陣營完全勝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謂的陣營對壘，並不是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來簡單劃分輸贏和好壞。
更加中肯的說法，這是一場帶給全人類的浩劫，而這種浩劫，是基於政治陣營上的巨大遊戲，以及對世界人民的漠視和冷淡。
誠然，政治陣營是絕對給自己做足美好和英雄的功課。這就是為什麽會出現各種標榜模範和先鋒隊伍，以及無窮無盡的神話傳說。
而在戰後幾十年後的好萊塢，美國人愕然發現自己在二戰中所付出的努力，不是被埋沒殆盡，就是自己利益熏心，未等做出楷模，戰爭就結束了。
因此，納粹德國成了美國人民站在正義陣營中的邪惡化身，英勇無畏的美軍戰士成了橫跨海洋的急先鋒，甚至是神一般的存在，民主自由的衛道士。
而斯蒂文正是一個能撓到大眾癢處的商人，虛構了自己的神話，卻仍然假戲像真一樣。
這就如同以坦誠之心和流氓手段，對待初出茅廬的姑娘一樣，真假莫辨。
是的，從曆史的角度而言，《拯救大兵瑞恩》就是這樣一部影片，而斯蒂文之所以敢這麽虛構影片的底氣，也在於美國在二戰中是反法西斯陣營，是戰勝國，所以他可以大膽地想象，可以肆無忌憚地德國士兵看做無情的納粹。
李書楓記得，前世在廈大讀書時，一群人在芙蓉湖畔討論《拯救大兵瑞恩》時，一位德國留學生說道：“如果，二戰中，我們德國不是侵略國，那我們也會拍攝出這樣的影片，甚至拍攝得更好。”
這話並不假，在當時德意誌思想的引導下，德軍作戰異常勇猛，戰場中有無數現實的英雄，而不是虛構的。
“但不管怎麽說，它還是一部好電影，一部值得學習的電影。”
李書楓又站在一個電影人的角度來看這部影片，雖然它隻是好萊塢對人道主義的一種理想假扮，但思想高度和表達方式卻翻了幾番，是值得任何一個電影人學習的。
“感覺心裏有些堵。”茱莉亞皺了皺眉頭，正是因為被影片所感動，所以就像心裏有個結一樣，一時間難以解開。
“寶貝，看來你消化不良了。”李書楓低聲玩笑道。
“你才消化不良呢。”茱莉亞白了他一眼，不過心境也從影片中脫離了出來，但依然忍不住稱讚了一句：“真是一部好電影。”
翌日，影片就上映了，各大媒體馬上就針對影片做出大量的評論，其中《洛杉磯時報》寫的內容與李書楓想法不盡相同，但又多出一點，也就是對人性的探索。
戰場上，並不是每個人都不懼犧牲，這一點，斯蒂文處理得非常到位，通過對翻譯官的詳細描述，種種的害怕讓我們更深地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也更深刻地認識到人性在戰爭中的表現。
《芝加哥太陽》報則一如既往地寫一些特別的東西，而這次，它將李書楓也拉了進去，把李書楓和斯蒂文、《拯救大兵瑞恩》和《我的團長我的團》進行了一次大對比。
通過這次對比，也可以看得出《芝加哥太陽報》敏銳的新聞捕捉能力。
去年，媒體影迷將李書楓、斯蒂文和卡梅隆三位導演做對比，而去年李書楓拍攝戰爭片《我的團長我的團》，今天斯蒂文也拍攝戰爭片《拯救大兵瑞恩》。
不是可以很好地互相對比？不是更能吸引觀眾的眼球？
不過兩個人通過這兩部影片的對比是不客觀的，《拯救大兵瑞恩》並非斯蒂文的巔峰之作，而《我的團長我的團》卻是李書楓巔峰之作，根本沒有可比性。
但如果隻是單純地把兩部影片進行對比，無疑，《我的團長我的團》要勝出很多。
《拯救大兵瑞恩》首映期為周末三天，所有人都期待它能打破票房榜上的僵局，然而，事情並非想象中那麽完美。
首映三天的票房竟然隻有3000萬美元，遠遠達不到眾人的預想，而按照斯蒂文自己的構想，首映三天，最少也要拿下4500萬美元，畢竟是周末啊。
“難道，會跟《我的團長我的團》一樣？”
雪莉不由皺起眉頭，《我的團長我的團》首映三天的票房也不高，但第二周的票房卻高得能嚇死人，最終成為第一部突破十億大關的影片。
雪莉心中很忐忑，畢竟《我的團長我的團》隻是個別現象，很難被複製。
可她卻真的很不甘，她還指望著《拯救大兵瑞恩》打破票房市場的僵局，進而為下半年要上映的幾部影片造勢。
首映三天過去，福克斯公司也按照約定推出《我為瑪麗狂》（又名：哈啦瑪莉），這部影片的投資並不大，卻是典型的小投資大回報型影片，也是福克斯的底氣所在，絕對能夠靠著這部影片在票房市場上撈一把。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必然有著不同的答案。
但斯蒂文在這方麵的處理卻非常高明，這種高明體現在故事的起因和結局。
起因是瑞恩的母親有四個孩子，卻有三個戰死，為了不讓一個失去三個孩子的母親傷心，值不值？結局是一場阻擊戰，並最終取得勝利，這是軍人的榮耀，值不值？
通過這樣的觀點，毫無疑問，這麽做是值得的，影片中幾乎每一個人都實現了軍人的價值，也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人文主義。
所以，從電影的角度而言，《拯救大兵瑞恩》絕對稱得上是一部偉大的作品。
但如果透過影片去看曆史，卻又是另外一回事，應該說，影片中所展現的人文主義，不過是一種看似美利堅的人文主義思想。
所有人都知道，美國在二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全世界的後勤商人，見風使舵的鍾擺陣營。
我們也知道，在以反法西斯陣營完全勝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謂的陣營對壘，並不是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來簡單劃分輸贏和好壞。
更加中肯的說法，這是一場帶給全人類的浩劫，而這種浩劫，是基於政治陣營上的巨大遊戲，以及對世界人民的漠視和冷淡。
誠然，政治陣營是絕對給自己做足美好和英雄的功課。這就是為什麽會出現各種標榜模範和先鋒隊伍，以及無窮無盡的神話傳說。
而在戰後幾十年後的好萊塢，美國人愕然發現自己在二戰中所付出的努力，不是被埋沒殆盡，就是自己利益熏心，未等做出楷模，戰爭就結束了。
因此，納粹德國成了美國人民站在正義陣營中的邪惡化身，英勇無畏的美軍戰士成了橫跨海洋的急先鋒，甚至是神一般的存在，民主自由的衛道士。
而斯蒂文正是一個能撓到大眾癢處的商人，虛構了自己的神話，卻仍然假戲像真一樣。
這就如同以坦誠之心和流氓手段，對待初出茅廬的姑娘一樣，真假莫辨。
是的，從曆史的角度而言，《拯救大兵瑞恩》就是這樣一部影片，而斯蒂文之所以敢這麽虛構影片的底氣，也在於美國在二戰中是反法西斯陣營，是戰勝國，所以他可以大膽地想象，可以肆無忌憚地德國士兵看做無情的納粹。
李書楓記得，前世在廈大讀書時，一群人在芙蓉湖畔討論《拯救大兵瑞恩》時，一位德國留學生說道：“如果，二戰中，我們德國不是侵略國，那我們也會拍攝出這樣的影片，甚至拍攝得更好。”
這話並不假，在當時德意誌思想的引導下，德軍作戰異常勇猛，戰場中有無數現實的英雄，而不是虛構的。
“但不管怎麽說，它還是一部好電影，一部值得學習的電影。”
李書楓又站在一個電影人的角度來看這部影片，雖然它隻是好萊塢對人道主義的一種理想假扮，但思想高度和表達方式卻翻了幾番，是值得任何一個電影人學習的。
“感覺心裏有些堵。”茱莉亞皺了皺眉頭，正是因為被影片所感動，所以就像心裏有個結一樣，一時間難以解開。
“寶貝，看來你消化不良了。”李書楓低聲玩笑道。
“你才消化不良呢。”茱莉亞白了他一眼，不過心境也從影片中脫離了出來，但依然忍不住稱讚了一句：“真是一部好電影。”
翌日，影片就上映了，各大媒體馬上就針對影片做出大量的評論，其中《洛杉磯時報》寫的內容與李書楓想法不盡相同，但又多出一點，也就是對人性的探索。
戰場上，並不是每個人都不懼犧牲，這一點，斯蒂文處理得非常到位，通過對翻譯官的詳細描述，種種的害怕讓我們更深地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也更深刻地認識到人性在戰爭中的表現。
《芝加哥太陽》報則一如既往地寫一些特別的東西，而這次，它將李書楓也拉了進去，把李書楓和斯蒂文、《拯救大兵瑞恩》和《我的團長我的團》進行了一次大對比。
通過這次對比，也可以看得出《芝加哥太陽報》敏銳的新聞捕捉能力。
去年，媒體影迷將李書楓、斯蒂文和卡梅隆三位導演做對比，而去年李書楓拍攝戰爭片《我的團長我的團》，今天斯蒂文也拍攝戰爭片《拯救大兵瑞恩》。
不是可以很好地互相對比？不是更能吸引觀眾的眼球？
不過兩個人通過這兩部影片的對比是不客觀的，《拯救大兵瑞恩》並非斯蒂文的巔峰之作，而《我的團長我的團》卻是李書楓巔峰之作，根本沒有可比性。
但如果隻是單純地把兩部影片進行對比，無疑，《我的團長我的團》要勝出很多。
《拯救大兵瑞恩》首映期為周末三天，所有人都期待它能打破票房榜上的僵局，然而，事情並非想象中那麽完美。
首映三天的票房竟然隻有3000萬美元，遠遠達不到眾人的預想，而按照斯蒂文自己的構想，首映三天，最少也要拿下4500萬美元，畢竟是周末啊。
“難道，會跟《我的團長我的團》一樣？”
雪莉不由皺起眉頭，《我的團長我的團》首映三天的票房也不高，但第二周的票房卻高得能嚇死人，最終成為第一部突破十億大關的影片。
雪莉心中很忐忑，畢竟《我的團長我的團》隻是個別現象，很難被複製。
可她卻真的很不甘，她還指望著《拯救大兵瑞恩》打破票房市場的僵局，進而為下半年要上映的幾部影片造勢。
首映三天過去，福克斯公司也按照約定推出《我為瑪麗狂》（又名：哈啦瑪莉），這部影片的投資並不大，卻是典型的小投資大回報型影片，也是福克斯的底氣所在，絕對能夠靠著這部影片在票房市場上撈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