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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驍飛宣布永久取締複民黨後，國內一些激進的報紙鼓吹“二次武裝暴動”，複民黨控製的報紙借機汙蔑宋驍飛是在破壞憲法中的結社自由，“政府殺人”，說宋驍飛是“民賊獨夫”。有些受日本人資助的報紙還攻擊宋驍飛的私生活，比如北京《中國報》頭版的一篇文章，“我們希望具有一個崇高道德理念的總統，但宋驍飛總統的私人生活是國家道德的恥辱，他本人就是一個偏房之子，他有五位夫人，他並不覺得這一道德體係有什麽不對。”
在總統府的辦公室，當總統府秘書處副秘書長阮忠樞拿著一疊這樣的報紙跟宋驍飛匯報時，宋驍飛一笑了之，道：“吃飯說話，是人生下來就有的權力，那些讀書人，吃飽了飯，閑著沒事發發牢騷，不用太緊張。”
阮忠樞說，“要是單純文人發發牢騷，我也就不來打擾總統了。這段日子，各地的報紙都出現了一些過激的言論，肆意詆諆總統和席氏家族的聯姻是政商勾結，任命席家棟為財政副總長是收了席家的賄賂，說中國找泰西各國的借款大部分都落入了你私人的腰包，所我們的政府是萬惡政府，。”
宋驍飛聽了，問：“新聞不是要報道真相嗎？”
阮忠樞道：“這些個書生，大都隻有良心而已，哪有真相？現在全國的報紙一千多家，大都道聽途說。捏造新聞，謠言滿天飛，什麽樣吸引眼球，就怎麽寫。有很多報紙倡言無忌。淆惑觀聽，則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斷難寬容。”
宋驍飛聽了阮忠樞的話，陷入了沉思。他也深知言論自由的好處，容蓉從泰西給他帶回來的書裏，就有“觀點的自由市場”理論，這是英國政論家、文學家約翰.彌爾頓在1644年《論出版自由》中提出的。彌爾頓認為，真理是通過各種意見、觀點之間自由辯論和競爭獲得的，而非權力賜予的，必須允許各種思想、言論、價值觀在社會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個自由市場一樣，才能讓人們在比較和鑒別中認識真理。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指出：“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的意見，假如我們確信。要窒閉它也仍是一種謬誤”。
但宋驍飛也同時意識到，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民主也極有可能是脆弱的，政府內閣頻繁更替，議會裏拳腳相向，如果這樣的“言論自由”若不依法限製。發生在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發生在一個有三萬萬農民，大多數人還吃不飽飯的中國，實足擾亂大局。李鴻章的君主立憲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縱容了報紙的言論自由，結果很多人都誤以為李鴻章要稱帝，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穩定政治，發展經濟。對於一個90%的人口還是文盲的國家。民生顯然要比民主更重要。現在1895年，接下來的二十年，對中國的複興極其重要，如果失去了這寶貴的二十年發展經濟的機會，等到日本強大了。到一戰、二戰，中國人民就會淪為亡國奴。
宋驍飛想起李鴻章臨終前跟他說的那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於是決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便後人會誤解，吹毛求疵，宋驍飛還是決定先義無反顧地集權，發展經濟！而且，在建國大業馬上就要開始，新憲法的製定也在緊鑼密鼓修訂當中，北京是一國之首都，這時不能放任某些報紙胡說八道。於是，宋驍飛給阮忠樞簽發了一道總統令，讓他去找段祺瑞，讓他出兵，凡是鼓吹“二次武裝暴動”、“袒護逆黨複民黨”、“煽惑國民”的報紙，一律封殺報館，停止出版，相關報紙的主編和記者，全部下放到各地農村，住牛棚，和貧困的農民一起勞動，體驗生活，改造思想。
隨後十天，阮忠樞和段祺瑞開始查封京城的報館，因鼓吹“二次武裝暴動”、“袒護逆黨複民黨”、“煽惑國民”而被封殺的報紙有四十餘家，其中中央政府直接下令執行的有：北京的《日日新聞》、《民國報》、《民主報》、《亞東新聞》、《中央新聞》《正宗愛國報》、《京話報》、《華報》、《國報》、《超然報》，吉林的《新吉林報》，福建的《民報》、《群報》、《共和報》，上海的《飛艇報》、《中華民報》，被禁止在北京發行的有南京的《中華報》，浙江的《天鍾報》，湖南的《女權報》，上海的《民立報》，被下放到各地農村，住牛棚，體驗農民生活的記者編輯一千餘人。這雖然對全國的一千多家報紙來說，隻是少數，但殺雞儆猴，頓時，全國的輿論收斂了很多。
那天，宋驍飛去西城太平畔的醇王府拜訪段祺瑞，他想讓段祺瑞擔任陸軍總長的職務，先去試探一下他的態度。
醇王府的豪宅是宋驍飛送給段祺瑞的，他到北京之後，沒有買過一處宅子，也沒有買過一片地皮，一直和弟弟妹妹租房居住，家人比較多，宋驍飛便把這宅子送給他們一大家人居住。段祺瑞怕別人說閑話，三次推卻不要，直到宋驍飛板下臉，道：“芝泉，你再客氣，我可要翻臉了!”段祺瑞一家人才住了進去。
這麽多年，段祺瑞為人嚴肅刻板，不苟言笑，一直堅持“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但唯一的愛好就是下圍棋，而且棋癮很大，見宋驍飛來訪，談完正事，非要拉著他下一盤圍棋：“大哥，我們好久都沒有像以前那樣在軍營裏秉燭下棋了，今日一定要好好殺一盤！”
宋驍飛見段祺瑞興致很高，便答應了，兩人在醇王府後花園的一棵老槐樹下擺上方桌和棋盤，準備痛痛快快較量一下。
宋驍飛執黑子，段祺瑞執黑子，兩人下得興致正濃，一位穿著西洋裙的姑娘，氣勢洶洶拿著一份報紙趕了過來，把報紙“啪”地扔在棋盤之上，攪亂了棋局，杏眼圓睜，氣鼓鼓地說：“你們幹的好事，還有心思在這下棋呢！”
段祺瑞平日最痛恨自己的棋局被人攪和，大怒站起，道：“容姑娘，有話好好說，大哥好不容易和我下一盤圍棋，你為何要掃我們的興？”
來人正是總統府秘書長的千金，《強國報》的總編輯容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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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驍飛宣布永久取締複民黨後，國內一些激進的報紙鼓吹“二次武裝暴動”，複民黨控製的報紙借機汙蔑宋驍飛是在破壞憲法中的結社自由，“政府殺人”，說宋驍飛是“民賊獨夫”。有些受日本人資助的報紙還攻擊宋驍飛的私生活，比如北京《中國報》頭版的一篇文章，“我們希望具有一個崇高道德理念的總統，但宋驍飛總統的私人生活是國家道德的恥辱，他本人就是一個偏房之子，他有五位夫人，他並不覺得這一道德體係有什麽不對。”
在總統府的辦公室，當總統府秘書處副秘書長阮忠樞拿著一疊這樣的報紙跟宋驍飛匯報時，宋驍飛一笑了之，道：“吃飯說話，是人生下來就有的權力，那些讀書人，吃飽了飯，閑著沒事發發牢騷，不用太緊張。”
阮忠樞說，“要是單純文人發發牢騷，我也就不來打擾總統了。這段日子，各地的報紙都出現了一些過激的言論，肆意詆諆總統和席氏家族的聯姻是政商勾結，任命席家棟為財政副總長是收了席家的賄賂，說中國找泰西各國的借款大部分都落入了你私人的腰包，所我們的政府是萬惡政府，。”
宋驍飛聽了，問：“新聞不是要報道真相嗎？”
阮忠樞道：“這些個書生，大都隻有良心而已，哪有真相？現在全國的報紙一千多家，大都道聽途說。捏造新聞，謠言滿天飛，什麽樣吸引眼球，就怎麽寫。有很多報紙倡言無忌。淆惑觀聽，則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斷難寬容。”
宋驍飛聽了阮忠樞的話，陷入了沉思。他也深知言論自由的好處，容蓉從泰西給他帶回來的書裏，就有“觀點的自由市場”理論，這是英國政論家、文學家約翰.彌爾頓在1644年《論出版自由》中提出的。彌爾頓認為，真理是通過各種意見、觀點之間自由辯論和競爭獲得的，而非權力賜予的，必須允許各種思想、言論、價值觀在社會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個自由市場一樣，才能讓人們在比較和鑒別中認識真理。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指出：“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的意見，假如我們確信。要窒閉它也仍是一種謬誤”。
但宋驍飛也同時意識到，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民主也極有可能是脆弱的，政府內閣頻繁更替，議會裏拳腳相向，如果這樣的“言論自由”若不依法限製。發生在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發生在一個有三萬萬農民，大多數人還吃不飽飯的中國，實足擾亂大局。李鴻章的君主立憲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縱容了報紙的言論自由，結果很多人都誤以為李鴻章要稱帝，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穩定政治，發展經濟。對於一個90%的人口還是文盲的國家。民生顯然要比民主更重要。現在1895年，接下來的二十年，對中國的複興極其重要，如果失去了這寶貴的二十年發展經濟的機會，等到日本強大了。到一戰、二戰，中國人民就會淪為亡國奴。
宋驍飛想起李鴻章臨終前跟他說的那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於是決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即便後人會誤解，吹毛求疵，宋驍飛還是決定先義無反顧地集權，發展經濟！而且，在建國大業馬上就要開始，新憲法的製定也在緊鑼密鼓修訂當中，北京是一國之首都，這時不能放任某些報紙胡說八道。於是，宋驍飛給阮忠樞簽發了一道總統令，讓他去找段祺瑞，讓他出兵，凡是鼓吹“二次武裝暴動”、“袒護逆黨複民黨”、“煽惑國民”的報紙，一律封殺報館，停止出版，相關報紙的主編和記者，全部下放到各地農村，住牛棚，和貧困的農民一起勞動，體驗生活，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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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驍飛見段祺瑞興致很高，便答應了，兩人在醇王府後花園的一棵老槐樹下擺上方桌和棋盤，準備痛痛快快較量一下。
宋驍飛執黑子，段祺瑞執黑子，兩人下得興致正濃，一位穿著西洋裙的姑娘，氣勢洶洶拿著一份報紙趕了過來，把報紙“啪”地扔在棋盤之上，攪亂了棋局，杏眼圓睜，氣鼓鼓地說：“你們幹的好事，還有心思在這下棋呢！”
段祺瑞平日最痛恨自己的棋局被人攪和，大怒站起，道：“容姑娘，有話好好說，大哥好不容易和我下一盤圍棋，你為何要掃我們的興？”
來人正是總統府秘書長的千金，《強國報》的總編輯容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