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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七千字大章犒勞書友，求訂閱支持正版
在曆史上，德國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是1871年統一後，不到二十年時間，成為歐洲工業強國。.tw[]而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十年時間，完成了工業化，重點發展了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中華共和國在宋驍飛的領導下，繼承洋務運動三十年工業基礎上，經過成功的貨幣改革，借鑒德國和蘇聯的發展模式，政府重點發展國防工業和重工業，民間資本投資重工業和輕工業，加上對外殖民擴張得到日本等國的戰爭賠款，以及菲律賓、印尼、九州等殖民地的原料和廉價勞動力，到1905年，中國雖然還沒有完全完成工業化，但綜合國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軍力也在世界上屈指可數，除了潛艇、坦克、飛機這些秘密武器，常規陸軍發展到一百萬人，海軍達到五萬人。
但中國經濟發展背後，社會的重大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麵：中國麵臨的第一個社會重大問題，就是官員腐敗問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文化，致使官本位的思想意識深入中國社會的層層麵麵，加之中國是一個重人情的社會，所以盡管已經建立了共和國，巡撫變成了民政長、省主席等，因為複興黨一黨長期執政，缺乏民主監督，權力沒有被關進籠子裏，各級官員的貪汙腐敗還是成了社會的毒瘤。這一點宋驍飛倒是不擔心，在中國廉政公署成立之後，已經開始準備，重點開展打擊腐敗行動。
第二大問題就是高房價。盛宣懷的政府為了快速推動城市化，城市的無主土地基本被收歸了國有，地產商惡意炒高房價，許多地方政府喜歡用推高地價的手段來增加政府收入，因為房價的飛速上漲，全麵推高了物價的飛升。這直接導致了很多年輕人在城市裏買不起房，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高房價，動則上萬銀元，一般國家公務員都買不起了。居民收入差距也進一步拉大。
第三大問題就是環境問題，有些官員盲目發展經濟，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工業汙染導致江河的水發臭，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內蒙古高原的草原部分退化和沙化。
第四個是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問題。開放報禁之後，中國以“仁”為體，以“禮”為用，天人合一。家國一體，講道論理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儒家的“三綱五常”被批判，加上現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術培訓，中國的曆史傳統和文化藝術的傳承鏈條斷裂了。這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危機。中國古代講究“耕讀傳家”，這是中國農業文明的“血脈”，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傳”，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民工日益增大，舊的秩序在崩塌，西方傳教士在農村活動頻繁。
這些問題前三個都是政府的問題。宋驍飛覺得隻要下定決心，以壯士斷腕的方式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倒可以解決，但是第四個問題，讓宋驍飛有一些頭疼，因為思想的爭論。不能通過政府的強製力解決。在宋驍飛的理念裏，政府是絕對不能控製人民思想的，因為曆史上政教合一的國家，不管教義是什麽，都是殘酷的暴政。即便是基督教那麽宣揚愛和寬容的政教。在中世紀，歐洲也是一片黑暗。
對傳統文化開炮最狠的人，是魯迅。魯迅和宋驍飛對話後，就出名了，得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賞識，因為年輕氣盛的魯迅渾身充盈著民主、激進、“比學趕幫超”的思想，蔡元培推薦他進入當時的教育部任職，魯迅的職務是教育部僉事，相當於現在的正處級，是宋驍飛大總統破例欽定的。
宋驍飛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有人問當時的領導人，假如魯迅還活著，會是個什麽樣子？當時的主席“想了想”，然後才說，假設魯迅還活著，他隻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識大體不說話，另一種選擇是在監獄渡過。現場的人聽了，都嚇了一跳，再也沒有人敢往下問。宋驍飛覺得既然可以開放報禁，不妨讓魯迅這樣的人好好說話，也許對民眾有好處。
沒想到魯迅的第一炮，就對中國傳統文化開了重重的一炮。魯迅到教育部任職後，對教育部新編的“曆史教科書”不滿，寫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偏激的話：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麽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麽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曆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曆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曆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卻不大看得明白了，隻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複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都像複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麽？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篇文章發表在當時的《京報》的文藝副刊上，因為魯迅本來已經有點名氣了。這時對熱心傳統文化的學者開炮，而且把中國曆史分成“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引起很多人的不滿，紛紛到教育部門前請願，要求革除魯迅的公職。這事甚至鬧到了教育總長嚴複那裏，但因為魯迅是宋驍飛總統欽點的教育部僉事。加之嚴複認為魯迅文章的觀點是在強調中國曆史上民眾沒有人權，並沒有在意。
魯迅接著在《京報》的“自由談”欄目發表了第二篇文章，《談“西學東漸”的問題》：我們習慣於用傳統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維來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邏輯，這本無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時會造成“驢唇不對馬嘴”。特別是用傳統的中國哲學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礎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隻學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義，我們習慣於批判，認為這等同於我們所講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圖。這種認識就比較膚淺了，隻看到“形”。實際上，功利主義哲學是建立在結果主義的道德推理（即認為判斷一個行為是否道德，取決於行為的後果，而不理會這些行為的本身，如善意的謊言）基礎上的，有一整套係統的闡述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其代表人物是邊沁，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他明確係統地表達了功利主義道德理論，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將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確的、公正的，最終提出了“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治學說。可見，功利主義是理性的，我們用非理性的思維去理解，隻會得到一些淺薄的結論。可惜的是，現在連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傳統的非理性主義者的詰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誕。
比如有些學者反對言論自由。常用的邏輯是：“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或者“你們的言論也是不自由的”，隻差沒有跳起來說“我們比你們更自由了”。全然忘了當初毛主席教導的“請看事實”。這樣的邏輯好比鄰居說你家姑娘醜，你反駁說，“沒有絕對的醜”或者“你家的姑娘也醜”。
這種情況的出現，跟傳統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關。我們重視從實踐層麵考察精神，對精神指導實踐則做得不夠。這直接導致實用主義的泛濫。這在有些情況下，是很危險的。比如法律，如果沒有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做後盾，法律就可能成為專製的工具。
現在，有些學者還抱有這種洋洋自得的心態：“現在很多西方國家學者在反思他們的文化，在向我們學習，所以傳統文化比現代文明優越”。抱著這種邏輯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話“不恥下問”，而且根本不了解西方學者有反思的傳統。打個比喻，西方的學者是在反思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卻躲在陰暗裏質疑陽光的價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陽光下去。這就有點可笑了。
我們很多老學究，抱著傳統文化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不放，否定普世價值和文化。按照他們的邏輯，世界上的人有兩種。一種是人，一種是中國人，迂腐可笑。人類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沒有泯滅。人性決定了一些道德底線。這些底線。比如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對同類的悲憫之心，對誠實善良的信仰……因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無不具有”！
這個社會已經被貼上太多的標簽：道德感崩塌，價值觀淪喪，各種醜惡的行徑橫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隨波逐流。很多人疑問，這個社會怎麽啦？那麽你不妨先問問自己，你到底怎麽了？
道德感、價值觀隻不過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個社會不是道德感崩塌。而是道德觀點多元化了。這個社會不是價值觀淪喪，而是個人價值觀多元化了。把“混亂”換一個詞，叫做多元化。
對每一個思考者來說，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方與西化的交流。姓資與姓社的爭辯，防左與反右的徘徊，在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產生著碰撞的火花。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很多人感到無所適從，但這是曆史的進步，意味著個體的自由。嚴格意義來講，所謂的社會道德。社會價值觀，都是個人道德，個體價值觀的衍生，是“意識構建的產物”。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所信仰的道德，你在你個人的領域就是自己的上帝。但記住，自由意味著責任。你是你自己的上帝，也意味著你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實現你自己的個人價值，就是實現社會價值。對你自己盡責，也就是擔負起社會的責任。
也就是說，在個人領域。社會怎樣，其實跟你沒關係。你依然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依然可以選擇為自己的未來努力。你選擇毀滅也好，沉淪也罷，信仰你所信仰的，不要把社會拿來當借口。你不配，也不可能代表整個社會，何況這社會還是個“柏拉圖的洞穴”。
當然，多元並不意味著沒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人的尺度，誠信、禮義廉恥等。所以，在這個社會，堅守底線，每一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把人這個大寫的字立起來，也就足夠。獨裁者之所以成為全人類的敵人，恰恰是因為泯滅了人性。當以為什麽東西都可以成為借口，當別人做什麽都以為是懷有卑劣的目的，這樣的人，其實已經沒有道德底線，已經泯滅了人性。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重要大國，國民應該提高對正義的認識。對正義的認識並不複雜，順從內心的第一感覺就可以了，因為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以“人的尺度”就足夠。
有些老人，喜歡跟年輕人講傳統道德。其實這就更沒必要了。一般來講，皓首蒼顏的老頭子，跟在籃球、足球場上發泄荷爾蒙的年輕人講傳統道德，這跟一個性無能的人，勸說青年人禁.欲的效果會差不多。
人老了，看不懂這個世界，不明白年輕人在想什麽，可以裝裝滿清貴族，提提鳥籠，溜達公園，做個對社會有益無害的一類。何必倚老賣老，賣弄自己的無知，不講人性，談何道德，這何止是反智，簡直辱智。不過，年輕人也不必失望，多點時間和耐心等，等那批變老的壞人死光了，這世界會不會好點？要聲明一下，這句話，不是我的首創，典出《論語》“憲問”：“老而不死，是為賊”。
魯迅的這篇文章，為“功利主義”正名，強調個體的責任，特別是最後兩句“年輕人也不必失望，多點時間和耐心等，等那批變老的壞人死光了，這世界會不會好點？”和故意曲解的“老而不死，是為賊”，讓很多老家夥氣得直跳腳。連被下放到河北農村勞動的辜鴻銘看到此文章，都寫文章罵魯迅“誤人子弟”，有一個叫章士釗的年輕人，主編《甲寅》，主張學生尊孔讀經，提倡文言，氣憤不過，竟然跑到教育部跟魯迅約架。
但是嚴複還是礙於宋驍飛的麵子，隻約談了一下魯迅。魯迅不以為然，隨即在《京報》上發表了第三篇文章，《為金錢正名》：中國人受了多年傳統教育，形成刻板觀念：“金錢是萬惡之源”，所以跟錢有關的活動就都是“陰謀”。那麽不含任何“社會勞動”的“金融活動”就肯定是“萬惡的資本家”的“驚天大陰謀”。這對那些沒有經濟常識的人來講，的確是“醍醐灌頂”，實際上卻不過是一個儒家道德思想下偏執的“怪胎”。依我之見，“沒錢才是萬惡之源”。
的確。現當代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金錢有關。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金錢。世界上每一次的“惡”，都跟金錢有關，但這是否意味著金錢就是萬惡之源？在我看來，恰恰沒錢才是萬惡之源！世界上的違法犯罪，多是為了一個“利”字，窮根究底，就是因為沒錢或者缺錢。
人人道德上譴責金錢，在行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這是為什麽呢？根源還在於我們的傳統思維。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激烈衝突。主要表現在兩者對“逐利”的態度不一樣。
儒家強調金錢的罪惡。儒家很多時候不承認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強調“誅心之論”。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個前提，那就是“正心”，所謂“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個“心正”，強調的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傳統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為是受正統鄙視的。這也是為什麽資本主義在中國一直無法發展壯大的原因。到了共和國，也還有無知的人提出“節製資本”，限製私人資本。隻願發展“國家資本”。所以馬.克.思說得好，理解東方社會的關鍵，在於清楚東方社會不存在私有製。在我看來，至少是不鼓勵私有製。
然而，在市場經濟中，其核心就是“價值規律”。金錢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尺度。商人如果靠誠實勞動來謀取自己的利益。是無可非議的。在道德上，商人並不比子曾曰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的君子低一等。英國大哲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在經濟上，每個人“逐利”對整個社會是有好處的。
市場經濟並不是不講道德的。隻是市場經濟的道德。跟儒家尊崇的那種“內心”的道德不一樣。市場經濟是要靠契約精神，也就是誠信為基礎的：誠信靠契約來保障，誠信有契約來保障。這是很多國人不清楚的地方，也是其優越性的地方。
說到底，金錢本質上隻是一種貨幣，支付媒介。金錢是萬惡之源，隻不過是把人性惡的一麵轉移到金錢身上。中國傳統文化裏沒有“原罪”的概念，隻好把“萬惡”強加到金錢的身上。我們說的“物欲橫流”，實際上是“人欲橫流”。從這個意義上講，金錢是個好東西，它“童叟無欺”，其背後蘊含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公正”，這比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君子要高尚得多。
為金錢正名，實際上是替“資本家說話”，這在當時，不被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理解，到教育總長嚴複那裏告狀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紛紛要求教育部解除魯迅的公職。嚴複的壓力很大，隻好去找宋驍飛。宋驍飛叫人把魯迅也叫來，三人在會議室裏長談。
嚴複跟宋驍飛匯報了魯迅的三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以及大家對魯迅這個人的看法：“這個人刻薄寡恩，崇洋媚外，年輕氣盛，自負狂傲”。
宋驍飛對嚴複說：“魯迅的三篇文章，我都看過了，都不錯，他的骨頭還是挺硬的。你覺得有什麽問題呀？”
嚴複說：“我個人倒沒有什麽意見。隻是底下的人對他意見很大。”
宋驍飛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個風氣不好。我看魯迅不但不應該去職，還應該升官。比如第一篇文章，講的就很好，批評你們教育部編纂的曆史教科書，我覺得說的還不夠。我也看了你們組織專家編撰的曆史教科書，我一般都是不幹涉你們的工作，但我實在是看不下去。真是死抱著傳統的臭裹腳布，又臭又長。除了一些年月日，枯燥的數字和事件，很多曆史指導思想都是有問題。”
嚴複聽到宋驍飛的批評，額頭直冒冷汗，小聲問道：“大總統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我們好改正。”
宋驍飛說：“比如太平天國這一段曆史。我們後人該如何看？不能出於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就加以美化吹噓。要向魯迅說的那樣，以人性為尺度，去客觀評判這段曆史。不僅洪秀全本人荒淫無恥，殘暴愚民，後宮佳麗幾千人，以他為首的太平軍造反，造成中華民族一次曆史性大災難。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死亡就多達四五千萬。中國當時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經濟受到極慘重的打擊。沙皇俄國還趁清朝政府與太平軍作你死我活的搏鬥，東北與華北兵力空虛，侵占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如實認識洪秀全及太平軍，我個人認為，必須尊重事實，必須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福祉、社會文明進步為準則。”
嚴複說：“大總統說得對。不過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說太平天國曾經舉起過‘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類的旗號，定都天京之後，還頒布過《資政新篇》，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思想。”
宋驍飛哈哈大笑：“那些個磚家，隻會在曆史資料裏研究學問，應該關到牛棚裏去！評價一個人，重要的不是他說了什麽，而要看他幹了什麽。更何況《資政新篇》，開篇就是“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也”。洪秀全他們剛剛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們自私、狹隘、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的劣根性。在洪秀全的眼裏，婦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隸，根本就不把婦女當人看。天王府連太監也不設，妃嬪加上服役的女官，總計有二千三百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個男人。你再看看他寫的那些惡心的淫詩，什麽狗屁東西。”
魯迅在旁邊站了半響，這時忍不住插話說：“大總統，嚴總長，洪秀全有兩大罪，一是走了以往中國幾千年的造反者的老路，封建迷信起家，迷惑了無數善良的老百姓；二是放任太平軍對無辜百姓的殘殺，太平天國十幾年中國死了幾千萬百姓！至於選妃、猜忌濫殺功臣，和這大罪相比，反而是小事了。還有很多曆史人物，我覺得也是要重新評價的，比如李自成，驕奢淫逸就不說了，在北京搞的那點事大家都知道，臨走的一把火險些把故宮變成阿房宮；張獻忠這個王八蛋，不投降的殺，投降的也要殺，官兵殺，普通老百姓也要殺，不聽話的殺，聽話的也要殺；在四川搞個大西政權短短兩年，天府之國被他殺成人間地獄。”
宋驍飛點點頭，對嚴複說：“嚴總長，這曆史教科書的問題很大，我的意見，給魯迅再官升一級，讓魯迅擔任教材司的主事，主持重修曆史教材，我對此很期待。”
嚴複說：“既然大總統有此意，我沒有意見。”
周末七千字大章犒勞書友，求訂閱支持正版
在曆史上，德國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是1871年統一後，不到二十年時間，成為歐洲工業強國。.tw[]而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十年時間，完成了工業化，重點發展了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中華共和國在宋驍飛的領導下，繼承洋務運動三十年工業基礎上，經過成功的貨幣改革，借鑒德國和蘇聯的發展模式，政府重點發展國防工業和重工業，民間資本投資重工業和輕工業，加上對外殖民擴張得到日本等國的戰爭賠款，以及菲律賓、印尼、九州等殖民地的原料和廉價勞動力，到1905年，中國雖然還沒有完全完成工業化，但綜合國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軍力也在世界上屈指可數，除了潛艇、坦克、飛機這些秘密武器，常規陸軍發展到一百萬人，海軍達到五萬人。
但中國經濟發展背後，社會的重大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麵：中國麵臨的第一個社會重大問題，就是官員腐敗問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文化，致使官本位的思想意識深入中國社會的層層麵麵，加之中國是一個重人情的社會，所以盡管已經建立了共和國，巡撫變成了民政長、省主席等，因為複興黨一黨長期執政，缺乏民主監督，權力沒有被關進籠子裏，各級官員的貪汙腐敗還是成了社會的毒瘤。這一點宋驍飛倒是不擔心，在中國廉政公署成立之後，已經開始準備，重點開展打擊腐敗行動。
第二大問題就是高房價。盛宣懷的政府為了快速推動城市化，城市的無主土地基本被收歸了國有，地產商惡意炒高房價，許多地方政府喜歡用推高地價的手段來增加政府收入，因為房價的飛速上漲，全麵推高了物價的飛升。這直接導致了很多年輕人在城市裏買不起房，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高房價，動則上萬銀元，一般國家公務員都買不起了。居民收入差距也進一步拉大。
第三大問題就是環境問題，有些官員盲目發展經濟，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工業汙染導致江河的水發臭，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內蒙古高原的草原部分退化和沙化。
第四個是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問題。開放報禁之後，中國以“仁”為體，以“禮”為用，天人合一。家國一體，講道論理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儒家的“三綱五常”被批判，加上現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術培訓，中國的曆史傳統和文化藝術的傳承鏈條斷裂了。這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危機。中國古代講究“耕讀傳家”，這是中國農業文明的“血脈”，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傳”，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民工日益增大，舊的秩序在崩塌，西方傳教士在農村活動頻繁。
這些問題前三個都是政府的問題。宋驍飛覺得隻要下定決心，以壯士斷腕的方式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倒可以解決，但是第四個問題，讓宋驍飛有一些頭疼，因為思想的爭論。不能通過政府的強製力解決。在宋驍飛的理念裏，政府是絕對不能控製人民思想的，因為曆史上政教合一的國家，不管教義是什麽，都是殘酷的暴政。即便是基督教那麽宣揚愛和寬容的政教。在中世紀，歐洲也是一片黑暗。
對傳統文化開炮最狠的人，是魯迅。魯迅和宋驍飛對話後，就出名了，得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賞識，因為年輕氣盛的魯迅渾身充盈著民主、激進、“比學趕幫超”的思想，蔡元培推薦他進入當時的教育部任職，魯迅的職務是教育部僉事，相當於現在的正處級，是宋驍飛大總統破例欽定的。
宋驍飛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有人問當時的領導人，假如魯迅還活著，會是個什麽樣子？當時的主席“想了想”，然後才說，假設魯迅還活著，他隻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識大體不說話，另一種選擇是在監獄渡過。現場的人聽了，都嚇了一跳，再也沒有人敢往下問。宋驍飛覺得既然可以開放報禁，不妨讓魯迅這樣的人好好說話，也許對民眾有好處。
沒想到魯迅的第一炮，就對中國傳統文化開了重重的一炮。魯迅到教育部任職後，對教育部新編的“曆史教科書”不滿，寫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偏激的話：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麽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麽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曆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曆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曆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卻不大看得明白了，隻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複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都像複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麽？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篇文章發表在當時的《京報》的文藝副刊上，因為魯迅本來已經有點名氣了。這時對熱心傳統文化的學者開炮，而且把中國曆史分成“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引起很多人的不滿，紛紛到教育部門前請願，要求革除魯迅的公職。這事甚至鬧到了教育總長嚴複那裏，但因為魯迅是宋驍飛總統欽點的教育部僉事。加之嚴複認為魯迅文章的觀點是在強調中國曆史上民眾沒有人權，並沒有在意。
魯迅接著在《京報》的“自由談”欄目發表了第二篇文章，《談“西學東漸”的問題》：我們習慣於用傳統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維來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邏輯，這本無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時會造成“驢唇不對馬嘴”。特別是用傳統的中國哲學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礎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隻學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義，我們習慣於批判，認為這等同於我們所講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圖。這種認識就比較膚淺了，隻看到“形”。實際上，功利主義哲學是建立在結果主義的道德推理（即認為判斷一個行為是否道德，取決於行為的後果，而不理會這些行為的本身，如善意的謊言）基礎上的，有一整套係統的闡述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其代表人物是邊沁，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他明確係統地表達了功利主義道德理論，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將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確的、公正的，最終提出了“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治學說。可見，功利主義是理性的，我們用非理性的思維去理解，隻會得到一些淺薄的結論。可惜的是，現在連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傳統的非理性主義者的詰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誕。
比如有些學者反對言論自由。常用的邏輯是：“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或者“你們的言論也是不自由的”，隻差沒有跳起來說“我們比你們更自由了”。全然忘了當初毛主席教導的“請看事實”。這樣的邏輯好比鄰居說你家姑娘醜，你反駁說，“沒有絕對的醜”或者“你家的姑娘也醜”。
這種情況的出現，跟傳統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關。我們重視從實踐層麵考察精神，對精神指導實踐則做得不夠。這直接導致實用主義的泛濫。這在有些情況下，是很危險的。比如法律，如果沒有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做後盾，法律就可能成為專製的工具。
現在，有些學者還抱有這種洋洋自得的心態：“現在很多西方國家學者在反思他們的文化，在向我們學習，所以傳統文化比現代文明優越”。抱著這種邏輯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話“不恥下問”，而且根本不了解西方學者有反思的傳統。打個比喻，西方的學者是在反思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卻躲在陰暗裏質疑陽光的價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陽光下去。這就有點可笑了。
我們很多老學究，抱著傳統文化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不放，否定普世價值和文化。按照他們的邏輯，世界上的人有兩種。一種是人，一種是中國人，迂腐可笑。人類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沒有泯滅。人性決定了一些道德底線。這些底線。比如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對同類的悲憫之心，對誠實善良的信仰……因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無不具有”！
這個社會已經被貼上太多的標簽：道德感崩塌，價值觀淪喪，各種醜惡的行徑橫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隨波逐流。很多人疑問，這個社會怎麽啦？那麽你不妨先問問自己，你到底怎麽了？
道德感、價值觀隻不過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個社會不是道德感崩塌。而是道德觀點多元化了。這個社會不是價值觀淪喪，而是個人價值觀多元化了。把“混亂”換一個詞，叫做多元化。
對每一個思考者來說，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方與西化的交流。姓資與姓社的爭辯，防左與反右的徘徊，在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產生著碰撞的火花。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很多人感到無所適從，但這是曆史的進步，意味著個體的自由。嚴格意義來講，所謂的社會道德。社會價值觀，都是個人道德，個體價值觀的衍生，是“意識構建的產物”。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所信仰的道德，你在你個人的領域就是自己的上帝。但記住，自由意味著責任。你是你自己的上帝，也意味著你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實現你自己的個人價值，就是實現社會價值。對你自己盡責，也就是擔負起社會的責任。
也就是說，在個人領域。社會怎樣，其實跟你沒關係。你依然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依然可以選擇為自己的未來努力。你選擇毀滅也好，沉淪也罷，信仰你所信仰的，不要把社會拿來當借口。你不配，也不可能代表整個社會，何況這社會還是個“柏拉圖的洞穴”。
當然，多元並不意味著沒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人的尺度，誠信、禮義廉恥等。所以，在這個社會，堅守底線，每一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把人這個大寫的字立起來，也就足夠。獨裁者之所以成為全人類的敵人，恰恰是因為泯滅了人性。當以為什麽東西都可以成為借口，當別人做什麽都以為是懷有卑劣的目的，這樣的人，其實已經沒有道德底線，已經泯滅了人性。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重要大國，國民應該提高對正義的認識。對正義的認識並不複雜，順從內心的第一感覺就可以了，因為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以“人的尺度”就足夠。
有些老人，喜歡跟年輕人講傳統道德。其實這就更沒必要了。一般來講，皓首蒼顏的老頭子，跟在籃球、足球場上發泄荷爾蒙的年輕人講傳統道德，這跟一個性無能的人，勸說青年人禁.欲的效果會差不多。
人老了，看不懂這個世界，不明白年輕人在想什麽，可以裝裝滿清貴族，提提鳥籠，溜達公園，做個對社會有益無害的一類。何必倚老賣老，賣弄自己的無知，不講人性，談何道德，這何止是反智，簡直辱智。不過，年輕人也不必失望，多點時間和耐心等，等那批變老的壞人死光了，這世界會不會好點？要聲明一下，這句話，不是我的首創，典出《論語》“憲問”：“老而不死，是為賊”。
魯迅的這篇文章，為“功利主義”正名，強調個體的責任，特別是最後兩句“年輕人也不必失望，多點時間和耐心等，等那批變老的壞人死光了，這世界會不會好點？”和故意曲解的“老而不死，是為賊”，讓很多老家夥氣得直跳腳。連被下放到河北農村勞動的辜鴻銘看到此文章，都寫文章罵魯迅“誤人子弟”，有一個叫章士釗的年輕人，主編《甲寅》，主張學生尊孔讀經，提倡文言，氣憤不過，竟然跑到教育部跟魯迅約架。
但是嚴複還是礙於宋驍飛的麵子，隻約談了一下魯迅。魯迅不以為然，隨即在《京報》上發表了第三篇文章，《為金錢正名》：中國人受了多年傳統教育，形成刻板觀念：“金錢是萬惡之源”，所以跟錢有關的活動就都是“陰謀”。那麽不含任何“社會勞動”的“金融活動”就肯定是“萬惡的資本家”的“驚天大陰謀”。這對那些沒有經濟常識的人來講，的確是“醍醐灌頂”，實際上卻不過是一個儒家道德思想下偏執的“怪胎”。依我之見，“沒錢才是萬惡之源”。
的確。現當代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金錢有關。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金錢。世界上每一次的“惡”，都跟金錢有關，但這是否意味著金錢就是萬惡之源？在我看來，恰恰沒錢才是萬惡之源！世界上的違法犯罪，多是為了一個“利”字，窮根究底，就是因為沒錢或者缺錢。
人人道德上譴責金錢，在行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這是為什麽呢？根源還在於我們的傳統思維。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激烈衝突。主要表現在兩者對“逐利”的態度不一樣。
儒家強調金錢的罪惡。儒家很多時候不承認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強調“誅心之論”。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個前提，那就是“正心”，所謂“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個“心正”，強調的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傳統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為是受正統鄙視的。這也是為什麽資本主義在中國一直無法發展壯大的原因。到了共和國，也還有無知的人提出“節製資本”，限製私人資本。隻願發展“國家資本”。所以馬.克.思說得好，理解東方社會的關鍵，在於清楚東方社會不存在私有製。在我看來，至少是不鼓勵私有製。
然而，在市場經濟中，其核心就是“價值規律”。金錢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尺度。商人如果靠誠實勞動來謀取自己的利益。是無可非議的。在道德上，商人並不比子曾曰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的君子低一等。英國大哲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在經濟上，每個人“逐利”對整個社會是有好處的。
市場經濟並不是不講道德的。隻是市場經濟的道德。跟儒家尊崇的那種“內心”的道德不一樣。市場經濟是要靠契約精神，也就是誠信為基礎的：誠信靠契約來保障，誠信有契約來保障。這是很多國人不清楚的地方，也是其優越性的地方。
說到底，金錢本質上隻是一種貨幣，支付媒介。金錢是萬惡之源，隻不過是把人性惡的一麵轉移到金錢身上。中國傳統文化裏沒有“原罪”的概念，隻好把“萬惡”強加到金錢的身上。我們說的“物欲橫流”，實際上是“人欲橫流”。從這個意義上講，金錢是個好東西，它“童叟無欺”，其背後蘊含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公正”，這比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君子要高尚得多。
為金錢正名，實際上是替“資本家說話”，這在當時，不被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理解，到教育總長嚴複那裏告狀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紛紛要求教育部解除魯迅的公職。嚴複的壓力很大，隻好去找宋驍飛。宋驍飛叫人把魯迅也叫來，三人在會議室裏長談。
嚴複跟宋驍飛匯報了魯迅的三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以及大家對魯迅這個人的看法：“這個人刻薄寡恩，崇洋媚外，年輕氣盛，自負狂傲”。
宋驍飛對嚴複說：“魯迅的三篇文章，我都看過了，都不錯，他的骨頭還是挺硬的。你覺得有什麽問題呀？”
嚴複說：“我個人倒沒有什麽意見。隻是底下的人對他意見很大。”
宋驍飛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個風氣不好。我看魯迅不但不應該去職，還應該升官。比如第一篇文章，講的就很好，批評你們教育部編纂的曆史教科書，我覺得說的還不夠。我也看了你們組織專家編撰的曆史教科書，我一般都是不幹涉你們的工作，但我實在是看不下去。真是死抱著傳統的臭裹腳布，又臭又長。除了一些年月日，枯燥的數字和事件，很多曆史指導思想都是有問題。”
嚴複聽到宋驍飛的批評，額頭直冒冷汗，小聲問道：“大總統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我們好改正。”
宋驍飛說：“比如太平天國這一段曆史。我們後人該如何看？不能出於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就加以美化吹噓。要向魯迅說的那樣，以人性為尺度，去客觀評判這段曆史。不僅洪秀全本人荒淫無恥，殘暴愚民，後宮佳麗幾千人，以他為首的太平軍造反，造成中華民族一次曆史性大災難。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死亡就多達四五千萬。中國當時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經濟受到極慘重的打擊。沙皇俄國還趁清朝政府與太平軍作你死我活的搏鬥，東北與華北兵力空虛，侵占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如實認識洪秀全及太平軍，我個人認為，必須尊重事實，必須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福祉、社會文明進步為準則。”
嚴複說：“大總統說得對。不過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說太平天國曾經舉起過‘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類的旗號，定都天京之後，還頒布過《資政新篇》，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思想。”
宋驍飛哈哈大笑：“那些個磚家，隻會在曆史資料裏研究學問，應該關到牛棚裏去！評價一個人，重要的不是他說了什麽，而要看他幹了什麽。更何況《資政新篇》，開篇就是“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也”。洪秀全他們剛剛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們自私、狹隘、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的劣根性。在洪秀全的眼裏，婦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隸，根本就不把婦女當人看。天王府連太監也不設，妃嬪加上服役的女官，總計有二千三百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個男人。你再看看他寫的那些惡心的淫詩，什麽狗屁東西。”
魯迅在旁邊站了半響，這時忍不住插話說：“大總統，嚴總長，洪秀全有兩大罪，一是走了以往中國幾千年的造反者的老路，封建迷信起家，迷惑了無數善良的老百姓；二是放任太平軍對無辜百姓的殘殺，太平天國十幾年中國死了幾千萬百姓！至於選妃、猜忌濫殺功臣，和這大罪相比，反而是小事了。還有很多曆史人物，我覺得也是要重新評價的，比如李自成，驕奢淫逸就不說了，在北京搞的那點事大家都知道，臨走的一把火險些把故宮變成阿房宮；張獻忠這個王八蛋，不投降的殺，投降的也要殺，官兵殺，普通老百姓也要殺，不聽話的殺，聽話的也要殺；在四川搞個大西政權短短兩年，天府之國被他殺成人間地獄。”
宋驍飛點點頭，對嚴複說：“嚴總長，這曆史教科書的問題很大，我的意見，給魯迅再官升一級，讓魯迅擔任教材司的主事，主持重修曆史教材，我對此很期待。”
嚴複說：“既然大總統有此意，我沒有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