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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青一身青花旗袍，在美國國會山演講，溫婉大氣，打動人心，美國的《紐約時報》等媒體配上她的演說照片，整版報道。很多報紙都以歐洲文明衰落，中國和美國文明崛起為主題，討論究竟是哪一種文明代表人類未來文明的方向。
在一戰之前，歐洲無疑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前沿，特別是文藝複興之後，歐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特別是19世紀時，大部分英國人對未來充滿自信。他們對從啟蒙思想家開始就提出的進步理念持全然相信的態度，相信未來一定會比現在更好。當然，英國人完全有資格和自信來擁有如此的觀念的。“日不落帝國”的建立，使得全世界的財富在向英國流淌，英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類似於現在的美國，雄踞於地球之上。
同樣的情形幾乎發生在整個歐洲，從1500年開始，歐洲因其日益增強的軍事地位，以及科學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奇跡，在全球化的開始階段就成為了世界的中心。那時，整個世界體係就是以歐洲為中心而建立的。這樣一種地位使得歐洲人充滿著無比優越的驕傲與自信。
但自從一戰爆發後，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感歎的那樣：“從此，歐洲的燈光已經熄滅，不再會重新點燃。”
剛開始，打響戰爭的每個國家，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奧匈帝國等，他們的君主都認為自己一定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勝利，戰爭很快就將結束。主流社會和普通大眾也是這樣想的。所以，在戰爭之初。各國家的人民都踴躍參戰。在征兵所，男人們蜂擁而至，唯恐戰爭在他們參軍前就結束了。歡樂的閱兵遊行把他們送到前線。當時有士兵寫下這樣一首詩給自己的友人：
當你回到家中
請告訴我的父老鄉親
為了他們的明天
我們甘願奉獻自己的今天
這樣的詩句，多麽英勇無畏和豪邁！但當戰爭繼續。特別是凡爾登變成名副其實的“絞肉機”，動則幾十萬人的傷亡，帶給德國、法國、奧匈帝國、沙俄等血腥和慘烈的犧牲，尤其是俄國，1908年傷亡超過一百萬人。各種毀滅性的武器，超出人們的想象時。巨量的死亡使得他們開始思考為什麽要進行這場戰爭，英國、俄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
大戰對歐洲整個知識階層的心態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導致了一種廣泛的失望。歐洲的精英階級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開始反思。歐洲文明是否真的優人一等，當一個千年文明不能抵禦這場血腥風暴時，它的文化一定發生了某種問題！其所標榜的科學和民主，到底是不是毫無瑕疵的好東西呢？
麵對慘重的死亡，各國報紙不約而同地使用“崩潰”這樣的字眼來描述這一慘狀。(..tw)那些好玩的子彈殼和漂亮的軍服，曾是年輕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當他夢想成真，才發現戰爭並不是所想的那樣“好人”和“壞人”的戰鬥。真實的戰爭是殘酷的，爆炸，屍體。鮮血，砸死的母子，在戰火中化成廢墟的家園。燒毀的街道，還有在斷壁殘垣中挖出來的小孩屍體……年輕人稚嫩的心靈被無情的戰爭現實狠狠地割了一刀。他們目睹人類空前的大屠殺，發現戰爭遠不是他們原來設想的那種英雄的事業，彈盡糧絕、自相殘殺，表現極端狀態下人的生存欲望降低到動物本能的殘忍，把戰爭的殘酷推向了極致，所謂“民主”“光榮”“犧牲”都是騙人的東西。他們心靈中留下了無法醫治的創傷。
宋驍飛每天都會看世界各大報紙，他看到歐美國家知識分子對自己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禁對歐美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表示欽佩。他意識到。批判精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不過這也不能怪他們的骨頭軟。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氛中，權力是一把沾滿鮮血的刀子。顧忌到官員和皇帝的尊嚴、麵子，囿於“批評就是反動”的潛規則，那些該說不該說的反對聲音和不同見解，成了“抹黑”和“攻擊”的罪證，也隻好埋到了肚子裏，鮮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蓋，不能見到發展和扶持的陽光，繼續深入思考的動力也就會受到極大抑製。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會發展的積極性，以及為社會提供與時俱進精神力量的智慧，可能就會成為空談，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就這樣陷入了漆黑的沼澤裏，開不出科學與民主的花來，倒是權力鬥爭、各種玄之又玄的東西，比如陰陽五行呀，甚囂塵上。
宋驍飛和容蓉隨後離開了華盛頓，來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哥倫比亞大學的大思想家輩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國國王喬治二世所建，比美國建國曆史還長，目的在於造就其殖民地的統治者，沒想到培養的卻是自己的掘墓人――哥倫比亞大學前兩屆畢業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從起草憲法者到後來當上總統、財政部長的，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這群人後來被稱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那個地方臨近金融區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紐約市政府所在。後來學校擴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現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倫比亞大學最終遷到了百老匯116街的今址。
宋驍飛臨行訪美前，容蓉特意讓他去她的母校參觀，代表中國政府捐款50萬美元，資助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開設孔子係，讓美國人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宋驍飛覺得這也是好事，答應了她。
哥倫比亞大學與中國的淵源頗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當時的哥倫比亞大學發生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當時按照美國人的習慣被稱為“豬仔”、來自中國廣東的華工丁龍。這位貧窮的華工終生未婚，省吃儉用，想將一生積蓄捐獻給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學。懇請它開設一個漢學研究係。
有人捐錢，美國大學一般是樂於接受的。但這筆捐款是有條件的，它提出要建立一個漢學係。另外，建漢學係要用多少錢，這個卑微的華工根本沒有概念。他自己沒有上過學，一生的積蓄是1.2萬美元，這在當時也是巨款，但對要在世界著名大學建立一個學術係科來說，差得太遠。第三個條件就更重要了：還要看人的品行。美國名牌大學也並不是誰捐的錢都收的。
為了用這筆捐款達成自己的心願。丁龍一輩子省吃儉用，感動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將軍。卡本蒂埃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優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和女校的校董，他很珍視主仆之間的承諾與情誼。
為了實現自己仆人的這個願望，卡本蒂埃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任校長斡旋，自己又陸續捐款將近50萬美元，甚至捐獻出了自己在紐約的住房；建成哥倫比亞大學丁龍東亞係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瀕臨破產，隻得搬回紐約上州鄉村的老家度過餘生。這場持續多年的捐獻史無前例甚至堪稱悲壯。但當年哥倫比亞大學校方還是不願意以丁龍這樣一個無名之輩來命名和設立一個係科，卡本蒂埃始終堅持用仆人丁龍來命名這個係科。否則他就撤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妥協了，於是，哥倫比亞大學一直還有丁龍東亞係。
正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人大有淵源。所以哥倫比亞大學對宋驍飛的到來表示歡迎。在哥倫比亞大學，宋驍飛還會見了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宋驍飛和這個年近五十的大哲學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和批判精神。
1884年杜威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美日心理學教科書，在當時很受歡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工作十年，這十年是他對心理學有重大影響的時期，1904年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
宋驍飛和杜威的會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的一間教授辦公室。這辦公室時學院分給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幾平方米，兩人進行了深入交談。席慕青也在現場。
宋驍飛謙虛地向杜威請教：“杜教授，現在很多中國官員。認為批判或批評中國，就是摸黑中國，你怎麽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著說：“其實，批判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自人類擁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生命之火。正是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否樹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為能否真正鼓勵創新、鼓勵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所在。批判和批評還不大一樣。”
宋驍飛問：“你說批判和批評不一樣？”
杜威回答說：“是的，批判，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對曆史或現實作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以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其著眼點是廣闊的未來。批判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宋驍飛問：“什麽條件？言論自由？”
“是的。”杜威說：“批判還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獨立，並且，批判必須要講究邏輯！不能風馬牛不相及地亂批評。實際上不管大總統你承認與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宏大的批判過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不妨看作是生物發展對自身的批判，隻不過這種批判已經自然化了，顯不出其主動性和意識性來。人類社會的批判走的是一個相對短暫的過程。朝代的延續，社會的更替，感謝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個逐步朝向高級的過程。無疑，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宋驍飛說：“你把批判的意義說得太過了吧？再偉大的知識分子，他的知識和經驗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呀。知識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負呀。”
“是的。”杜威說：“我剛才確實誇大了批判精神的意義，但批判，是知識分子唯一的武器，實在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麵對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統治者。前者掌握生殺大權，後者有潮水般的守舊思維，也會殺人。批判的艱難之旅，往往就是這樣驚險地開始。而這些都還不是批判最可怕的敵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的劣根性，人類的劣根性實在不少，無知，嫉妒，自私……有時候先知者往往會被石頭砸死。但是，沒有批判精神的人類，與木偶無異；沒有批判精神的社會，是羊群的聚居地；沒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後挨打；沒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
宋驍飛和容蓉聽了，都很讚同杜威的意見。宋驍飛訪問完哥倫比亞大學，覺得美國的文化確實有很多東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國好好學習，他也開始考慮中華文明革新的大問題。他在想，必須讓科學和民主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他便和席幕青在美國考察了一段時間，為回國以後的改革做準備。
這一考察，宋驍飛發現了中華文明到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缺陷：由於傳統儒家思想以禮製等形式幾乎無處不在地管轄著人們，幾部哲學史或思想史，如四書五經，在文化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便超過了其他任何文學史、文化史以及經濟史、政治史等。而人們的現代生活，卻往往最需要法律、經濟、文明政治來調和各種利益，這時，傳統思想就走向了遠離現實經濟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明，不是從現實中來的，而是從所謂的聖人的腦子中構建的。簡單地說，中國人習慣於腦子裏先有一個理想的社會，然後用所謂的禮製和道德去規範人們的一切行為，包括經濟行為，企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的道德社會，然而這個道德社會不考慮現實中人們的各種利益衝突，最終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與現實矛盾，大家都講道德而不講利益分配的公開規則（常常以法律形式表現），最後偽君子盛行。
而美國人恰恰相反，美國人務實，人們發現是現實的經濟而不是思想引領社會，以至支配政治的動力，經濟活動已成為社會的中心和人們關切的焦點，整個美國文化便是從現實的利益規範中來的，是法治文化，所以美國的政治學、經濟學等都很發達。大家都講公開的規則，而道德在個人領域被極大壓縮，最後反而是美國文化，從實際出發，有一種強大的攝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才被很多美國人奉為圭臬，大放異彩！
除了華盛頓，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宋驍飛還去了很多大公司，比如總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輸油管道，車間流水線上一台台待整裝的汽車，讓宋驍飛大為震驚，他強烈意識到：現代的工業，每一顆螺絲釘，每一條流水線，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且，工業體係，還真不是那些知識分子在腦子能空想出來的，必須強調真抓實幹的精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務虛的傳統，也該批判一下了！(未完待續)
席慕青一身青花旗袍，在美國國會山演講，溫婉大氣，打動人心，美國的《紐約時報》等媒體配上她的演說照片，整版報道。很多報紙都以歐洲文明衰落，中國和美國文明崛起為主題，討論究竟是哪一種文明代表人類未來文明的方向。
在一戰之前，歐洲無疑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前沿，特別是文藝複興之後，歐洲人也以文明的代表自居。特別是19世紀時，大部分英國人對未來充滿自信。他們對從啟蒙思想家開始就提出的進步理念持全然相信的態度，相信未來一定會比現在更好。當然，英國人完全有資格和自信來擁有如此的觀念的。“日不落帝國”的建立，使得全世界的財富在向英國流淌，英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類似於現在的美國，雄踞於地球之上。
同樣的情形幾乎發生在整個歐洲，從1500年開始，歐洲因其日益增強的軍事地位，以及科學和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奇跡，在全球化的開始階段就成為了世界的中心。那時，整個世界體係就是以歐洲為中心而建立的。這樣一種地位使得歐洲人充滿著無比優越的驕傲與自信。
但自從一戰爆發後，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感歎的那樣：“從此，歐洲的燈光已經熄滅，不再會重新點燃。”
剛開始，打響戰爭的每個國家，德國、英國、法國，俄國、奧匈帝國等，他們的君主都認為自己一定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勝利，戰爭很快就將結束。主流社會和普通大眾也是這樣想的。所以，在戰爭之初。各國家的人民都踴躍參戰。在征兵所，男人們蜂擁而至，唯恐戰爭在他們參軍前就結束了。歡樂的閱兵遊行把他們送到前線。當時有士兵寫下這樣一首詩給自己的友人：
當你回到家中
請告訴我的父老鄉親
為了他們的明天
我們甘願奉獻自己的今天
這樣的詩句，多麽英勇無畏和豪邁！但當戰爭繼續。特別是凡爾登變成名副其實的“絞肉機”，動則幾十萬人的傷亡，帶給德國、法國、奧匈帝國、沙俄等血腥和慘烈的犧牲，尤其是俄國，1908年傷亡超過一百萬人。各種毀滅性的武器，超出人們的想象時。巨量的死亡使得他們開始思考為什麽要進行這場戰爭，英國、俄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
大戰對歐洲整個知識階層的心態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導致了一種廣泛的失望。歐洲的精英階級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開始反思。歐洲文明是否真的優人一等，當一個千年文明不能抵禦這場血腥風暴時，它的文化一定發生了某種問題！其所標榜的科學和民主，到底是不是毫無瑕疵的好東西呢？
麵對慘重的死亡，各國報紙不約而同地使用“崩潰”這樣的字眼來描述這一慘狀。(..tw)那些好玩的子彈殼和漂亮的軍服，曾是年輕人天真而浪漫的幻想，但當他夢想成真，才發現戰爭並不是所想的那樣“好人”和“壞人”的戰鬥。真實的戰爭是殘酷的，爆炸，屍體。鮮血，砸死的母子，在戰火中化成廢墟的家園。燒毀的街道，還有在斷壁殘垣中挖出來的小孩屍體……年輕人稚嫩的心靈被無情的戰爭現實狠狠地割了一刀。他們目睹人類空前的大屠殺，發現戰爭遠不是他們原來設想的那種英雄的事業，彈盡糧絕、自相殘殺，表現極端狀態下人的生存欲望降低到動物本能的殘忍，把戰爭的殘酷推向了極致，所謂“民主”“光榮”“犧牲”都是騙人的東西。他們心靈中留下了無法醫治的創傷。
宋驍飛每天都會看世界各大報紙，他看到歐美國家知識分子對自己文明的批判和反思，不禁對歐美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表示欽佩。他意識到。批判精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不過這也不能怪他們的骨頭軟。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氛中，權力是一把沾滿鮮血的刀子。顧忌到官員和皇帝的尊嚴、麵子，囿於“批評就是反動”的潛規則，那些該說不該說的反對聲音和不同見解，成了“抹黑”和“攻擊”的罪證，也隻好埋到了肚子裏，鮮活的思想萌芽被“一言堂”所遮蓋，不能見到發展和扶持的陽光，繼續深入思考的動力也就會受到極大抑製。久而久之，思想活力、社會發展的積極性，以及為社會提供與時俱進精神力量的智慧，可能就會成為空談，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就這樣陷入了漆黑的沼澤裏，開不出科學與民主的花來，倒是權力鬥爭、各種玄之又玄的東西，比如陰陽五行呀，甚囂塵上。
宋驍飛和容蓉隨後離開了華盛頓，來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哥倫比亞大學的大思想家輩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國國王喬治二世所建，比美國建國曆史還長，目的在於造就其殖民地的統治者，沒想到培養的卻是自己的掘墓人――哥倫比亞大學前兩屆畢業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發起人和領導者，從起草憲法者到後來當上總統、財政部長的，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這群人後來被稱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那個地方臨近金融區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紐約市政府所在。後來學校擴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現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倫比亞大學最終遷到了百老匯116街的今址。
宋驍飛臨行訪美前，容蓉特意讓他去她的母校參觀，代表中國政府捐款50萬美元，資助哥倫比亞大學文學院開設孔子係，讓美國人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宋驍飛覺得這也是好事，答應了她。
哥倫比亞大學與中國的淵源頗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當時的哥倫比亞大學發生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當時按照美國人的習慣被稱為“豬仔”、來自中國廣東的華工丁龍。這位貧窮的華工終生未婚，省吃儉用，想將一生積蓄捐獻給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學。懇請它開設一個漢學研究係。
有人捐錢，美國大學一般是樂於接受的。但這筆捐款是有條件的，它提出要建立一個漢學係。另外，建漢學係要用多少錢，這個卑微的華工根本沒有概念。他自己沒有上過學，一生的積蓄是1.2萬美元，這在當時也是巨款，但對要在世界著名大學建立一個學術係科來說，差得太遠。第三個條件就更重要了：還要看人的品行。美國名牌大學也並不是誰捐的錢都收的。
為了用這筆捐款達成自己的心願。丁龍一輩子省吃儉用，感動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將軍。卡本蒂埃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優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和女校的校董，他很珍視主仆之間的承諾與情誼。
為了實現自己仆人的這個願望，卡本蒂埃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任校長斡旋，自己又陸續捐款將近50萬美元，甚至捐獻出了自己在紐約的住房；建成哥倫比亞大學丁龍東亞係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瀕臨破產，隻得搬回紐約上州鄉村的老家度過餘生。這場持續多年的捐獻史無前例甚至堪稱悲壯。但當年哥倫比亞大學校方還是不願意以丁龍這樣一個無名之輩來命名和設立一個係科，卡本蒂埃始終堅持用仆人丁龍來命名這個係科。否則他就撤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妥協了，於是，哥倫比亞大學一直還有丁龍東亞係。
正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人大有淵源。所以哥倫比亞大學對宋驍飛的到來表示歡迎。在哥倫比亞大學，宋驍飛還會見了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宋驍飛和這個年近五十的大哲學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和批判精神。
1884年杜威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美日心理學教科書，在當時很受歡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工作十年，這十年是他對心理學有重大影響的時期，1904年他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
宋驍飛和杜威的會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的一間教授辦公室。這辦公室時學院分給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幾平方米，兩人進行了深入交談。席慕青也在現場。
宋驍飛謙虛地向杜威請教：“杜教授，現在很多中國官員。認為批判或批評中國，就是摸黑中國，你怎麽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著說：“其實，批判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自人類擁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生命之火。正是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否樹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為能否真正鼓勵創新、鼓勵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所在。批判和批評還不大一樣。”
宋驍飛問：“你說批判和批評不一樣？”
杜威回答說：“是的，批判，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對曆史或現實作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以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其著眼點是廣闊的未來。批判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宋驍飛問：“什麽條件？言論自由？”
“是的。”杜威說：“批判還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獨立，並且，批判必須要講究邏輯！不能風馬牛不相及地亂批評。實際上不管大總統你承認與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宏大的批判過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不妨看作是生物發展對自身的批判，隻不過這種批判已經自然化了，顯不出其主動性和意識性來。人類社會的批判走的是一個相對短暫的過程。朝代的延續，社會的更替，感謝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個逐步朝向高級的過程。無疑，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宋驍飛說：“你把批判的意義說得太過了吧？再偉大的知識分子，他的知識和經驗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呀。知識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負呀。”
“是的。”杜威說：“我剛才確實誇大了批判精神的意義，但批判，是知識分子唯一的武器，實在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麵對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統治者。前者掌握生殺大權，後者有潮水般的守舊思維，也會殺人。批判的艱難之旅，往往就是這樣驚險地開始。而這些都還不是批判最可怕的敵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的劣根性，人類的劣根性實在不少，無知，嫉妒，自私……有時候先知者往往會被石頭砸死。但是，沒有批判精神的人類，與木偶無異；沒有批判精神的社會，是羊群的聚居地；沒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後挨打；沒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
宋驍飛和容蓉聽了，都很讚同杜威的意見。宋驍飛訪問完哥倫比亞大學，覺得美國的文化確實有很多東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國好好學習，他也開始考慮中華文明革新的大問題。他在想，必須讓科學和民主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他便和席幕青在美國考察了一段時間，為回國以後的改革做準備。
這一考察，宋驍飛發現了中華文明到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缺陷：由於傳統儒家思想以禮製等形式幾乎無處不在地管轄著人們，幾部哲學史或思想史，如四書五經，在文化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便超過了其他任何文學史、文化史以及經濟史、政治史等。而人們的現代生活，卻往往最需要法律、經濟、文明政治來調和各種利益，這時，傳統思想就走向了遠離現實經濟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明，不是從現實中來的，而是從所謂的聖人的腦子中構建的。簡單地說，中國人習慣於腦子裏先有一個理想的社會，然後用所謂的禮製和道德去規範人們的一切行為，包括經濟行為，企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的道德社會，然而這個道德社會不考慮現實中人們的各種利益衝突，最終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與現實矛盾，大家都講道德而不講利益分配的公開規則（常常以法律形式表現），最後偽君子盛行。
而美國人恰恰相反，美國人務實，人們發現是現實的經濟而不是思想引領社會，以至支配政治的動力，經濟活動已成為社會的中心和人們關切的焦點，整個美國文化便是從現實的利益規範中來的，是法治文化，所以美國的政治學、經濟學等都很發達。大家都講公開的規則，而道德在個人領域被極大壓縮，最後反而是美國文化，從實際出發，有一種強大的攝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才被很多美國人奉為圭臬，大放異彩！
除了華盛頓，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宋驍飛還去了很多大公司，比如總部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輸油管道，車間流水線上一台台待整裝的汽車，讓宋驍飛大為震驚，他強烈意識到：現代的工業，每一顆螺絲釘，每一條流水線，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且，工業體係，還真不是那些知識分子在腦子能空想出來的，必須強調真抓實幹的精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務虛的傳統，也該批判一下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