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實錄》有關文字關於劉福通的結局，以往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元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的部將呂珍攻圍安豐，城破，劉福通被殺陸深的《平胡錄》、高岱的《鴻‘欲’錄》、郎瑛的《七修類稿》、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查繼佐的《罪惟錄》乃至清代官修的《明史》等等，而究其根源，則來自明代官修的《明太祖實錄)由文獻記載和前人研究成果可知，《明太祖實錄》凡三修，初修於建文元年，再修於朱棣即位之初，三修於永樂九年，至永樂十六年五月最終完成。.訪問:щщщ.。前兩本俱毀，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為三修本。在三修本中，對劉福通結局的記載如下:“(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等於安豐，人其城，殺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勢日盛，以安豐來附，至是為珍所殺三月辛醜朔，上(按:指朱元璋)率右盡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是時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其城.
但是，明朝對曆史的刪改十分粗糙，遠沒有清朝玩四庫全書那樣近百年的文字獄，早就堵住了質疑者的嘴巴，很多事情也編的相當純熟.以至於留下了很多尾巴.
潘梗章撰(國史考異》，在引錄了《明太祖實錄》《國初事跡》《記事錄》等書的相關文字之後，著重指出了兩點:第一，安豐城並未被呂珍攻破。理由是:“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為小明王在焉故也。誠令安豐已沒於張氏，則太祖必不親行矣。第二，“安豐說”與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有矛盾。“然考太祖即位告祭文，曆舉截定之地，以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並稱不難看出.潘栓章指出的這兩點是致命的。隻要其中任何一點能夠成立，都意味著劉福通並未被呂珍殺死於安豐。這也就等於說，《明太祖實錄》關於此事的記載不真實。而從潘桂章的依據看，他所說的這兩點又很難否定。
先說安豐城未被呂珍攻破。當時朱元璋的對手，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二者相比，顯然陳友諒的威脅更大。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安豐城還在韓林兒、劉福通的掌握之中，朱元璋才有必要親自前往，以便解決一般將領無力解決的複雜政治問題。如果安豐城己被呂珍攻占，他就沒必要冒著失去根據地的危險，親自率大軍去與呂珍爭一日之短長。即使需要打這一仗，也隻需派一員將領帶兵足矣，根本不需要朱元璋親自將兵。因為這種仗即使打點了，所得也不大，萬一失利，後果卻不堪設想。對於這樣的利害關係，朱元璋應當能夠看到。而朱元璋去了安豐又是事實。這就說明安豐城並未被呂珍攻破。這樣一來，劉福通死於安豐的可能‘性’便很小了。從情理上講，即便死，也隻能死於野戰。而以劉福通在紅巾軍中的地位和身份，他又不大可能親臨戰陣。
再著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該文在許多文獻中都可見到，但具體內容略有不同，其中《明太祖實錄》所載為:“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勘定……廬州左君粥、安豐劉福通……等，愜兵息民於田裏。“這裏明確將“安豐劉福通”作為被朱元璋徽定的群雄之一，可見朱元璋自己也承認劉福通是亡在他手上的。這就等於說明，潘捏章的推論“福通蓋非死於珍者也”是正確的。當然，對於朱元璋即位告祭文中提到劉福通之名，還可以做出其它解釋。例如王世貞認為:“史惟稱劉福通而不及韓林兒。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蓋諱之也。”不過這與潘#1章的解釋並無矛盾，隻是關注的間題有所不同而巳。王世貞關注的是告祭文中本應寫作“安豐韓林兒”的地方寫成了“安豐劉福通”，所以他說“蓋諱之也”。潘梗章關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劉福通之名這一事實，因此他說“福通蓋非死於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認告祭文中有隱諱，這也不能成為開脫朱元璋的理由。應該看到，劉福通是龍鳳政權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於紅軍，對於劉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樣需要隱晦，然而事實上在告祭文中卻沒有隱諱。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於:既然韓林兒之名必須隱諱，如果再將劉福通之名隱去，此事便沒法記了。於是隻好避重就輕，隻言劉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韓林兒。
除了潘檉章指出的以上兩方麵，“安豐說”還存在另外兩個明顯疑點。
其一，呂珍如果能夠殺死劉福通，他為什麽沒有同時殺死韓林兒?在龍鳳政權中，韓林兒是皇帝，劉福通是丞相，韓林兒的地位至少在名義上比劉福通高。當安豐受攻時，韓林兒、劉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攝諸情理，呂珍若能破城殺死劉福通，他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韓林兒，即使不將其殺死，至少也會將其帶回去請功。然而結果卻是韓林兒既未被殺，也未被呂珍所俘，反而被遲列的朱元璋帶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豐說，‘，這種現象實在沒法解釋。
其二，《元史》為何不載此事?劉福通在元末是個著名人物。對於這樣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間修的《元史》中理應對其結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記韓林兒、劉福通，隻記至至正十九年元軍攻占沛梁。“劉福通奉其偽主遁，退據安豐’，便沒了下文。《元史》這樣記，顯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來解說，當時參預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於是最合理的解釋便是要隱諱。然而隱諱什麽呢?很明顯，隻有劉福通之死與朱元璋有關，才有隱諱的必要。倘若劉福通之死與朱元璋毫無關係，朱元璋隻是未能來得及救他，據實直書不僅不會對朱元璋的聲譽有什麽損害，反而更能說明他的仁義。有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樂而不為呢?
對於我們而言，既然已經知道《明太祖實錄》記載劉福通結局的文字有諸多疑點，那麽對荃於此文字的“安豐說”，又怎麽能夠輕易相信它就是實情呢?
，劉福通死於瓜州渡的具體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記載是，’遇風‘浪’掀舟沒”，屬於意外事故，而在寧王朱權奉敕編撰的《通鑒博論》中，則是被人為地淹死。該書卷下1載:“是歲(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二者相較，應當說《通鑒博論》的說法更符合情理，當為真實曆史的反映。之所以這樣講，乃是因為，如果韓林兒果係死於意外事故，朱權奉軟編撰《通鑒博論》，沒有必耍將此事“栽贓”到廖永忠頭上，因為這樣勢必會使朱元璋擺脫不了幹係。至於《通鑒博論》在這裏隻提到韓林兒，並未提劉福通，則可理解為是出於文字省略，因為從《庚申外史》的記載看，劉福通此時是與韓林兒在一起的，所以他們應當都是被廖永忠沉滯死的。
《明太祖實錄》在靖難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麵的失實，不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至於該書中隱諱朱元璋的過失和惡行，亦包括很多方麵，而掩蓋朱元璋與龍鳳政權的關係，則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該書中不記至正二十三年後韓林兒的情況，對朱元璋及其父祖曾受韓林兒封號亦諱莫如深，便說明了這一點。具體到劉福通結局問題上，也可發現明顯的隱諱之處。例如，該書記呂珍殺劉福通的文字為“殺福通等”，從書中自從記載了此事之後絕口不提韓林兒來看，這個“等”字應當包括了韓林兒。然而韓林兒又確實未死於安豐。這一點不僅現在是公認的事實，即使在當時，朱元璋對此也不否認，否則《通鑒博論》中就不會記廖永忠沉舟殺死韓林兒之事了。可見，誠如潘檉章所雲:“史臣於龍鳳事委曲避諱，既不著小明王之終，故於安豐之役直言劉福通為呂珍所殺，而小明王之亡隱然言外矣o’。再如，書中記劉福通向朱元璋求援，其文為:“先是福通等兵勢日盛，以安豐來附。”這顯然是鬼話。在紅軍係列裏，韓林兒、劉福通的地位最高，朱元璋乃是他們的屬下。作為統帥的韓、劉二人怎麽會“來附”作為屬下的朱元璋?
按常理說劉福通的真實結局為:至正二十三年，劉福通、韓林兒所在的安豐遭到呂珍圍攻。朱元璋率軍至安豐，擊敗呂珍，並將韓、劉二人作為俘虜帶回滁州。此後三年間，朱元璋利用小明王的影響，不斷擴大自己的實力。到了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看到小明王已失去利用價值，遂派廖永忠押送二人赴應天，並於瓜步沉舟將二人淹死。事後為掩蓋真相，於修《元史》時對韓、劉二人到安豐之後發生的事情全然不提。至朱棣重修。
但是，明朝對曆史的刪改十分粗糙，遠沒有清朝玩四庫全書那樣近百年的文字獄，早就堵住了質疑者的嘴巴，很多事情也編的相當純熟.以至於留下了很多尾巴.
潘梗章撰(國史考異》，在引錄了《明太祖實錄》《國初事跡》《記事錄》等書的相關文字之後，著重指出了兩點:第一，安豐城並未被呂珍攻破。理由是:“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為小明王在焉故也。誠令安豐已沒於張氏，則太祖必不親行矣。第二，“安豐說”與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有矛盾。“然考太祖即位告祭文，曆舉截定之地，以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並稱不難看出.潘栓章指出的這兩點是致命的。隻要其中任何一點能夠成立，都意味著劉福通並未被呂珍殺死於安豐。這也就等於說，《明太祖實錄》關於此事的記載不真實。而從潘桂章的依據看，他所說的這兩點又很難否定。
先說安豐城未被呂珍攻破。當時朱元璋的對手，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二者相比，顯然陳友諒的威脅更大。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安豐城還在韓林兒、劉福通的掌握之中，朱元璋才有必要親自前往，以便解決一般將領無力解決的複雜政治問題。如果安豐城己被呂珍攻占，他就沒必要冒著失去根據地的危險，親自率大軍去與呂珍爭一日之短長。即使需要打這一仗，也隻需派一員將領帶兵足矣，根本不需要朱元璋親自將兵。因為這種仗即使打點了，所得也不大，萬一失利，後果卻不堪設想。對於這樣的利害關係，朱元璋應當能夠看到。而朱元璋去了安豐又是事實。這就說明安豐城並未被呂珍攻破。這樣一來，劉福通死於安豐的可能‘性’便很小了。從情理上講，即便死，也隻能死於野戰。而以劉福通在紅巾軍中的地位和身份，他又不大可能親臨戰陣。
再著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該文在許多文獻中都可見到，但具體內容略有不同，其中《明太祖實錄》所載為:“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勘定……廬州左君粥、安豐劉福通……等，愜兵息民於田裏。“這裏明確將“安豐劉福通”作為被朱元璋徽定的群雄之一，可見朱元璋自己也承認劉福通是亡在他手上的。這就等於說明，潘捏章的推論“福通蓋非死於珍者也”是正確的。當然，對於朱元璋即位告祭文中提到劉福通之名，還可以做出其它解釋。例如王世貞認為:“史惟稱劉福通而不及韓林兒。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蓋諱之也。”不過這與潘#1章的解釋並無矛盾，隻是關注的間題有所不同而巳。王世貞關注的是告祭文中本應寫作“安豐韓林兒”的地方寫成了“安豐劉福通”，所以他說“蓋諱之也”。潘梗章關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劉福通之名這一事實，因此他說“福通蓋非死於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認告祭文中有隱諱，這也不能成為開脫朱元璋的理由。應該看到，劉福通是龍鳳政權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於紅軍，對於劉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樣需要隱晦，然而事實上在告祭文中卻沒有隱諱。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於:既然韓林兒之名必須隱諱，如果再將劉福通之名隱去，此事便沒法記了。於是隻好避重就輕，隻言劉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韓林兒。
除了潘檉章指出的以上兩方麵，“安豐說”還存在另外兩個明顯疑點。
其一，呂珍如果能夠殺死劉福通，他為什麽沒有同時殺死韓林兒?在龍鳳政權中，韓林兒是皇帝，劉福通是丞相，韓林兒的地位至少在名義上比劉福通高。當安豐受攻時，韓林兒、劉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攝諸情理，呂珍若能破城殺死劉福通，他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韓林兒，即使不將其殺死，至少也會將其帶回去請功。然而結果卻是韓林兒既未被殺，也未被呂珍所俘，反而被遲列的朱元璋帶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豐說，‘，這種現象實在沒法解釋。
其二，《元史》為何不載此事?劉福通在元末是個著名人物。對於這樣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間修的《元史》中理應對其結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記韓林兒、劉福通，隻記至至正十九年元軍攻占沛梁。“劉福通奉其偽主遁，退據安豐’，便沒了下文。《元史》這樣記，顯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來解說，當時參預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於是最合理的解釋便是要隱諱。然而隱諱什麽呢?很明顯，隻有劉福通之死與朱元璋有關，才有隱諱的必要。倘若劉福通之死與朱元璋毫無關係，朱元璋隻是未能來得及救他，據實直書不僅不會對朱元璋的聲譽有什麽損害，反而更能說明他的仁義。有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樂而不為呢?
對於我們而言，既然已經知道《明太祖實錄》記載劉福通結局的文字有諸多疑點，那麽對荃於此文字的“安豐說”，又怎麽能夠輕易相信它就是實情呢?
，劉福通死於瓜州渡的具體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記載是，’遇風‘浪’掀舟沒”，屬於意外事故，而在寧王朱權奉敕編撰的《通鑒博論》中，則是被人為地淹死。該書卷下1載:“是歲(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二者相較，應當說《通鑒博論》的說法更符合情理，當為真實曆史的反映。之所以這樣講，乃是因為，如果韓林兒果係死於意外事故，朱權奉軟編撰《通鑒博論》，沒有必耍將此事“栽贓”到廖永忠頭上，因為這樣勢必會使朱元璋擺脫不了幹係。至於《通鑒博論》在這裏隻提到韓林兒，並未提劉福通，則可理解為是出於文字省略，因為從《庚申外史》的記載看，劉福通此時是與韓林兒在一起的，所以他們應當都是被廖永忠沉滯死的。
《明太祖實錄》在靖難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麵的失實，不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至於該書中隱諱朱元璋的過失和惡行，亦包括很多方麵，而掩蓋朱元璋與龍鳳政權的關係，則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該書中不記至正二十三年後韓林兒的情況，對朱元璋及其父祖曾受韓林兒封號亦諱莫如深，便說明了這一點。具體到劉福通結局問題上，也可發現明顯的隱諱之處。例如，該書記呂珍殺劉福通的文字為“殺福通等”，從書中自從記載了此事之後絕口不提韓林兒來看，這個“等”字應當包括了韓林兒。然而韓林兒又確實未死於安豐。這一點不僅現在是公認的事實，即使在當時，朱元璋對此也不否認，否則《通鑒博論》中就不會記廖永忠沉舟殺死韓林兒之事了。可見，誠如潘檉章所雲:“史臣於龍鳳事委曲避諱，既不著小明王之終，故於安豐之役直言劉福通為呂珍所殺，而小明王之亡隱然言外矣o’。再如，書中記劉福通向朱元璋求援，其文為:“先是福通等兵勢日盛，以安豐來附。”這顯然是鬼話。在紅軍係列裏，韓林兒、劉福通的地位最高，朱元璋乃是他們的屬下。作為統帥的韓、劉二人怎麽會“來附”作為屬下的朱元璋?
按常理說劉福通的真實結局為:至正二十三年，劉福通、韓林兒所在的安豐遭到呂珍圍攻。朱元璋率軍至安豐，擊敗呂珍，並將韓、劉二人作為俘虜帶回滁州。此後三年間，朱元璋利用小明王的影響，不斷擴大自己的實力。到了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看到小明王已失去利用價值，遂派廖永忠押送二人赴應天，並於瓜步沉舟將二人淹死。事後為掩蓋真相，於修《元史》時對韓、劉二人到安豐之後發生的事情全然不提。至朱棣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