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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要求我寫個新的後記。我以為四十五年前此書初版的《後記》已經說明了寫作經過以及此書之所以成為“半肢癱瘓”的原因；那麽，“新”的後記又將說些什麽呢？但是出版社卻提出具體的要求：說說此書的寫作意圖。
無可奈何，隻好勉力試為之。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烏魯木齊，曾應新疆學院學生的要求，作了一次講演。當時的講演記錄後來登載在《新疆日報》的副刊，加了個題目：《子夜是怎樣寫成的？》解放後，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子夜》把這個講演記錄的一部分譯為英文，用《關於子夜》的題目登在本文的前頁，算是代序。但是那次的講演隻是以《子夜》為引線，泛論了小說寫作的如何必須有生活經驗作基礎，如何分析社會現象，確定主題思想，然後把握典型環境，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要說《子夜》的寫作意圖，無非如此這般。但意圖同實踐，總有距離。就《子夜》而言，它能完成意圖的百分之幾呢？那麽，具體地簡要地說來，不過如下：
《子夜》的時代背景是一九三○年春末夏初。這短短的時間內，有幾件大事值得一提。第一，國民黨內部爭權的鬥爭，又一次爆發為內戰。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為一方，蔣介石為另一方，沿津浦鐵路一帶作戰，其規模之大，戰爭的激烈，創造了國民黨內戰的紀錄。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業也受到阻礙。第二，歐洲經濟恐慌影響到當時中國的民族工業，一些以外銷為主要業務的輕工業受到嚴重打擊，瀕於破產。第三，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挽救自己，就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成為普遍現象，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罷工浪潮一時高漲。第四，處於三座大山殘酷壓迫下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武裝起義，勢已燎原。
《子夜》原來的計畫是打算通過農村（那裏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發展）與城市（那裏敵人力量比較集中因而也是比較強大的）兩者革命發展的對比，反映出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的整個麵貌，加強作品的革命樂觀主義。小說的第四章就是伏筆。但這樣大的計畫，非當時作者的能力所能勝任，寫到後來，隻好放棄。而又舍不得已寫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書中成為遊離部分。同時，單寫城市工人運動，既已不能表現當時的革命主流，而當時的城市工人運動在李立三路線的錯誤指導之下，雖然聲勢浩大，敵人驚惶失措，而革命力量也蒙受了不少的損失，這就使小說的氣氛，雖有悲壯之處，而大體仍然暗淡，顯不出中國革命進行的偉大氣魄與最後的必然勝利的前景。
對於立三路線，小說是作了批判的，但不深入。也沒有描寫到當時地下黨員中間反立三路線的鬥爭。
以上種種，都與作者當時的生活經驗有關。
這本書寫了三個方麵：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作者與有接觸，並且熟悉，比較真切地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後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得多了。至於農村革命勢力的發展，則連“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願意向壁虛構，結果隻好不寫。
此所以我稱這部書是“半肢癱瘓”的。
剩下一個問題不可以不說幾句：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同當時頗為熱鬧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有關。當時參加論戰者，大致提出了這樣三個論點：一、中國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打倒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它是代表了帝國主義、大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是當前革命的任務；工人、農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中，這是革命派。二、認為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應由中國資產階級來擔任。這是托派。三、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在既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也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夾縫中取得生存與發展，從而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這是當時一些自稱為進步的資產階級學者的論點。《子夜》通過吳蓀甫一夥終於買辦化，強烈地駁斥了後二派的謬論。在這一點上，《子夜》的寫作意圖和實踐，算是比較接近的。
當然，《子夜》的缺點和錯誤還很多，讀者自知，這裏就不嚕嗦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
茅盾記於北京
出版社要求我寫個新的後記。我以為四十五年前此書初版的《後記》已經說明了寫作經過以及此書之所以成為“半肢癱瘓”的原因；那麽，“新”的後記又將說些什麽呢？但是出版社卻提出具體的要求：說說此書的寫作意圖。
無可奈何，隻好勉力試為之。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烏魯木齊，曾應新疆學院學生的要求，作了一次講演。當時的講演記錄後來登載在《新疆日報》的副刊，加了個題目：《子夜是怎樣寫成的？》解放後，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子夜》把這個講演記錄的一部分譯為英文，用《關於子夜》的題目登在本文的前頁，算是代序。但是那次的講演隻是以《子夜》為引線，泛論了小說寫作的如何必須有生活經驗作基礎，如何分析社會現象，確定主題思想，然後把握典型環境，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要說《子夜》的寫作意圖，無非如此這般。但意圖同實踐，總有距離。就《子夜》而言，它能完成意圖的百分之幾呢？那麽，具體地簡要地說來，不過如下：
《子夜》的時代背景是一九三○年春末夏初。這短短的時間內，有幾件大事值得一提。第一，國民黨內部爭權的鬥爭，又一次爆發為內戰。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為一方，蔣介石為另一方，沿津浦鐵路一帶作戰，其規模之大，戰爭的激烈，創造了國民黨內戰的紀錄。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業也受到阻礙。第二，歐洲經濟恐慌影響到當時中國的民族工業，一些以外銷為主要業務的輕工業受到嚴重打擊，瀕於破產。第三，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挽救自己，就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成為普遍現象，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罷工浪潮一時高漲。第四，處於三座大山殘酷壓迫下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武裝起義，勢已燎原。
《子夜》原來的計畫是打算通過農村（那裏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發展）與城市（那裏敵人力量比較集中因而也是比較強大的）兩者革命發展的對比，反映出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的整個麵貌，加強作品的革命樂觀主義。小說的第四章就是伏筆。但這樣大的計畫，非當時作者的能力所能勝任，寫到後來，隻好放棄。而又舍不得已寫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書中成為遊離部分。同時，單寫城市工人運動，既已不能表現當時的革命主流，而當時的城市工人運動在李立三路線的錯誤指導之下，雖然聲勢浩大，敵人驚惶失措，而革命力量也蒙受了不少的損失，這就使小說的氣氛，雖有悲壯之處，而大體仍然暗淡，顯不出中國革命進行的偉大氣魄與最後的必然勝利的前景。
對於立三路線，小說是作了批判的，但不深入。也沒有描寫到當時地下黨員中間反立三路線的鬥爭。
以上種種，都與作者當時的生活經驗有關。
這本書寫了三個方麵：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作者與有接觸，並且熟悉，比較真切地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後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得多了。至於農村革命勢力的發展，則連“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願意向壁虛構，結果隻好不寫。
此所以我稱這部書是“半肢癱瘓”的。
剩下一個問題不可以不說幾句：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同當時頗為熱鬧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有關。當時參加論戰者，大致提出了這樣三個論點：一、中國社會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打倒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它是代表了帝國主義、大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是當前革命的任務；工人、農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共產黨手中，這是革命派。二、認為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應由中國資產階級來擔任。這是托派。三、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在既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也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夾縫中取得生存與發展，從而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這是當時一些自稱為進步的資產階級學者的論點。《子夜》通過吳蓀甫一夥終於買辦化，強烈地駁斥了後二派的謬論。在這一點上，《子夜》的寫作意圖和實踐，算是比較接近的。
當然，《子夜》的缺點和錯誤還很多，讀者自知，這裏就不嚕嗦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
茅盾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