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此時的義渠人力量薄弱，還成不了什麽氣候，在大秦的百萬鐵甲之前，顯得微乎其微，不過一旦秦國與韓國交戰，到時候雙方膠著，秦國大軍自然是要東出的，等到了那個時候鹹陽城中必然空虛，此刻顯得微不足道的義渠人，到時候必然要成為秦國的心腹大患！在加之，到時候若是裏應外合的話，大軍暴露在韓國，一時三刻無法回援，整個國家將陷入，十分危險的處境之中！秦武王贏蕩對此那是十分的明了，見孟說並未表態，繼續說道：
“大將軍可曾知道，這幹涸的河道，平日裏看不出什麽危害，所以這農人，都會將自己的牛羊趕到河道之中覓食，誰曾想，這河道本就是水流之所在，等上遊大水來臨的時候，下遊的人，來不及撤退，少不得要損失一些牛馬！眼下的義渠人雖然微不足道，但是等大軍悉數東出以後，這些義渠人就不可小覷了！
眼下若是不能將這些義渠人早早解決的話，早晚還是會出問題的，就算秦軍能夠及時回師的話，也會耽誤了東征的大計！今夜召見大將軍就是為了能夠尋求一個萬全之策！”秦武王贏蕩說道。
孟說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實在沒有料到，作為一國諸侯的秦武王贏蕩，居然能夠將問題看得如此的透徹，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尋常人等的決定，就算不能帶來成功，也不會有多少害處。但是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所以的決定，都必須慎之又慎，反複權衡，一旦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很有可能，整個國家都會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之中，再想回頭的話，恐怕都沒有機會了！
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一要義是以正治國。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門邪道；而治兵要“奇”，則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用領兵打仗的“詭道”來治國是不行的，而用治國的“正道”來領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
儒家宗師荀子最反對的也是治國不正，權術橫行。荀子曾經說過：“人君者，隆禮遵賢而王，重法愛民則霸，好色多詐則危，權謀傾覆幽暗則亡。”
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最糟糕的一種治國方案。權術一旦橫行，就會把國家帶入毫無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內耗必然增加，所費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具體來說，以正治國，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運轉的良性規則，而且這一規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暢通，國家這一組織係統就會健康運作，自動調節，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幹預。
當年各路諸侯為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羈絆，以至於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韓昭侯時期，申不害曾在韓國主政。
申不害打破血緣宗親的束縛，重用賢才，銳意改革，把弱小的韓國帶進了“戰國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個哥哥，想借助兄弟的關係在韓國謀個一官半職。於是，申不害便去向韓昭侯求情。
可是，韓昭侯卻拒絕了申不害的請求：“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本來就是你主張的。而現在，你又來為自己的哥哥跑關係，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商君在我大秦國推行的新法。秦國之所以能夠稱雄於天下，正是因為商君為我大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製度。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定透明地執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為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決不失信於民。
當年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法令已詳細製訂但尚未公布，商君怕百姓難以相信，就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杆，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蹊蹺，沒人動手去搬。商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拿著木杆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命人賞賜給他五十金。這時，商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果然得到了民眾的信任。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大秦在硝煙四起的大爭之世脫穎而出的關鍵。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於民。就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眼下大將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秦武王贏蕩一番說辭，極其精妙，將國家不得不麵對，又不能不麵對的事情，仔細的說給孟說聽！
“大王卑職愚鈍，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孟說還是不敢直抒胸臆，生怕錯誤的判斷了局勢！
“這“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二要義是選賢與能。就是要將合適的人安置在合適的位置，充分發揮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對具體的事務進行幹預。“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君主作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親為，而是要學會將主動權交給手下的大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
“大將軍可曾知道，這幹涸的河道，平日裏看不出什麽危害，所以這農人，都會將自己的牛羊趕到河道之中覓食，誰曾想，這河道本就是水流之所在，等上遊大水來臨的時候，下遊的人，來不及撤退，少不得要損失一些牛馬！眼下的義渠人雖然微不足道，但是等大軍悉數東出以後，這些義渠人就不可小覷了！
眼下若是不能將這些義渠人早早解決的話，早晚還是會出問題的，就算秦軍能夠及時回師的話，也會耽誤了東征的大計！今夜召見大將軍就是為了能夠尋求一個萬全之策！”秦武王贏蕩說道。
孟說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實在沒有料到，作為一國諸侯的秦武王贏蕩，居然能夠將問題看得如此的透徹，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尋常人等的決定，就算不能帶來成功，也不會有多少害處。但是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所以的決定，都必須慎之又慎，反複權衡，一旦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很有可能，整個國家都會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之中，再想回頭的話，恐怕都沒有機會了！
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一要義是以正治國。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門邪道；而治兵要“奇”，則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用領兵打仗的“詭道”來治國是不行的，而用治國的“正道”來領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
儒家宗師荀子最反對的也是治國不正，權術橫行。荀子曾經說過：“人君者，隆禮遵賢而王，重法愛民則霸，好色多詐則危，權謀傾覆幽暗則亡。”
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最糟糕的一種治國方案。權術一旦橫行，就會把國家帶入毫無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內耗必然增加，所費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具體來說，以正治國，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運轉的良性規則，而且這一規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暢通，國家這一組織係統就會健康運作，自動調節，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幹預。
當年各路諸侯為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羈絆，以至於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韓昭侯時期，申不害曾在韓國主政。
申不害打破血緣宗親的束縛，重用賢才，銳意改革，把弱小的韓國帶進了“戰國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個哥哥，想借助兄弟的關係在韓國謀個一官半職。於是，申不害便去向韓昭侯求情。
可是，韓昭侯卻拒絕了申不害的請求：“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本來就是你主張的。而現在，你又來為自己的哥哥跑關係，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商君在我大秦國推行的新法。秦國之所以能夠稱雄於天下，正是因為商君為我大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製度。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定透明地執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為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決不失信於民。
當年商鞅剛開始變法的時候，法令已詳細製訂但尚未公布，商君怕百姓難以相信，就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杆，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就賞給十金。百姓們感到此事蹊蹺，沒人動手去搬。商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於是有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拿著木杆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命人賞賜給他五十金。這時，商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果然得到了民眾的信任。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大秦在硝煙四起的大爭之世脫穎而出的關鍵。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於民。就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眼下大將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秦武王贏蕩一番說辭，極其精妙，將國家不得不麵對，又不能不麵對的事情，仔細的說給孟說聽！
“大王卑職愚鈍，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孟說還是不敢直抒胸臆，生怕錯誤的判斷了局勢！
“這“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二要義是選賢與能。就是要將合適的人安置在合適的位置，充分發揮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對具體的事務進行幹預。“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君主作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親為，而是要學會將主動權交給手下的大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