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杜自遠肩上的任務壓力巨大，心裏的疑慮也同樣巨大。情報人員共同的職業病，就是時時都有的疑心。盡管他們經過訓練，能夠把自己的疑心藏得很深，甚至深不可測。但疑心，總是如空氣一般，懸浮在他們的周圍。
杜自遠絕不敢依靠武漢當地的公安部門，他甚至不敢依靠湖北調查局的力量。原因極其簡單。這些單位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隨時都要向上級匯報他們最近的工作。這些匯報的內容最後會流到什麽地方，是杜自遠不敢想像的。他擔心這些內容可能會落在“水葫蘆”的耳朵裏。
楚伯林也明白杜自遠的疑慮。他最後提了一個建議，“老杜，可否了解一下當地駐軍的情況。如果可能，我們或許可以使用軍隊的力量，參與我們的秘密調查。”
杜自遠很讚成這個建議。毫無疑問，軍隊與情報係統，與當地的公安係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係統。“水葫蘆”未必有能力把手伸進軍隊裏。他可以考慮利用。
思考片刻，杜自遠立即給現任的武漢軍區魏參謀長，也就是當年在落鳳嶺向武鳳英宣布整編命令的六縱魏副參謀長打了一個電話。詢問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湖北省軍區的司令員，竟然是原閩浙贛邊遊擊縱隊的副司令員李雲林。
杜自遠放下電話時就明白，他終於找到一個他可以信任的人了。
第二天，老羅經過一番周密的安排，杜自遠和秦東海於傍晚登上了前往哈爾濱的火車。他們此行的公開任務，是調查剛剛在哈爾濱發生的外國間諜案。
列車經過天津時，停車六分鍾。杜自遠和秦東海利用這個機會在站台上轉了一轉，活動一下身體。他們還在站台裏的售貨車上買了一袋子“十八街”大麻花帶回到車廂裏。入夜，十一點多鍾時，他們悄悄在唐山下了火車。
一輛天津警備區的吉普車將他們送到唐山機場。一架軍用運輸機正等著他們。
杜自遠登上飛機時，周圍一片黑暗。隻有機翼上的幾盞小燈勾勒出巨獸一般的機身。杜自遠看著這架飛機，心裏忍不住就有一陣抑止不住的恍惚。
這是一架美國道格拉斯公司於一九三六年設計生產的dc-3型客機。它有兩台1200馬力的“pratt&whitneyr-1830”式發動機，最大時速為368公裏，艙門設在機尾的左側。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最多隻能算是一架小型客機。因為它的載客量隻有二十八人。不過，它卻有一個相當誇張的名字：“空中列車”。
二戰期間，美軍大量征用這種飛機，並將它改裝為軍用運輸機。它的軍用型號為c-47。在著名的“駝峰”航線上飛行的，就是這種飛機。它為中國的抗戰，運送了大量的軍用物資。它也是公認的最成功的軍用運輸機之一。
杜自遠看著這架飛機，不能不想到另一架飛機。也是這種dc-3機型，也是雙發動機，並且是由運輸機臨時改裝為客機的。它是屬於印度空軍的飛機。一九五五年四月，它曾在中國進行過一次秘密飛行。
杜自遠心中顫栗地想到絕密的“星辰”計劃。那次秘密飛行，就是“星辰”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那個“星辰”計劃，也是他心裏的痛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的中午，杜自遠送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佐竹登上的，不是這種飛機，而是另一架更豪華也更氣派，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l-749a型客機。他眼睜睜地看著黃佐竹沉穩地登上飛機。杜自遠從他的臉上看出來，他是知道此去凶多吉少的。但是，他卻臉上帶著微笑，向站在飛機下的杜自遠揮手。
那個時候，黃佐竹的妻子已經懷孕六個月了。他臨行前對他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你要多多保重自己。”黃佐竹因“克什米爾公主號”的爆炸而犧牲。和他同乘這架飛機的，還有其他十名同誌。
這個時候，當杜自遠和秦東海乘坐的軍用運輸機，轟鳴著從唐山機場騰空而起時，悠悠往事，像雲霧一樣淹沒了杜自遠，讓他心中顫抖，難以抑止。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二月底，“鄭遠山案”意外以“失敗”告終。杜自遠為此鬱悶和苦惱，幾乎難以自拔。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向部”的電報，隻有四個字：“原地待命！”
一連十幾天，他再也沒接到“向部”的進一步指示。他隻能在香港等待。
在這段時間裏，他和楚伯林，與馮頓一起，著手整理台灣各情報係統在香港的詳細情況。馮頓對這些情況原來就有一些積累，再加上這一次的詳細調查，他幾乎掌握了台灣特務的所有情況，包括詳細的地址和名單，以及他們隸屬的情報機構。
杜自遠看著這些地址和名單，心裏確實有些吃驚。他沒想到，台灣特務已經滲透到香港的各個層麵。在香港政府裏，在警察、監獄、司法係統裏，一直到學校和教會，還有許多公司或社會團體裏，都有台灣特務。幾乎可以這麽說，表麵上統治香港的是港英總督府，但實際控製香港的，卻是台灣的特務機構。
不久，杜自遠通過秘密信使，將這份詳細的名單和地址送回北京。
隻過了三天，杜自遠接到“向部”發來的密電，命令他立刻返回北京。電文是：“你速回京。”杜自遠明白，這是叫他獨自回京。楚伯林等人，還要繼續在香港等待。
就在杜自遠抵京的這一天，他參加了唯一一次涉及“星辰”計劃的絕密會議。
會議地點就在“向部”的辦公室裏。參加會議的隻有三個人：杜自遠、“向部”，和辦公室設在中南海裏麵的陳主任。
會議並不長。陳主任一如既往地用嚴厲的眼神瞪著杜自遠。
杜自遠心中恐懼，很擔心因為“鄭遠山案”的失敗，他會在這次會議上受到追究。但是，“向部”和陳主任，卻一句也未提到“鄭遠山案”。
陳主任從他的皮包裏抽出一份文件，扔到杜自遠麵前，說：“這是你送回來的！”
杜自遠一看，正是他三天前送回北京的密件，其中全部都是台灣特務機關設在香港的機構、據點和人員名單。
他低聲說：“是。”心裏卻非常疑惑。
陳主任仍然瞪著他，嚴厲地說：“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有那麽大的力量，我們今後的工作怎麽開展！這個問題你想過沒有！你想怎麽辦！怎麽解決！”
杜自遠目瞪口呆。潛伏在香港的台灣特務，根本不在他的工作範圍之內。陳主任卻因此責怪他，仿佛是他造成了這麽嚴重的惡果。
但他不敢回答，更不敢反駁，隻能默默地坐著，表情僵硬地看著他。
辦公室裏很安靜。窗外的陽光燦爛地照耀著，但杜自遠的心裏，卻是一片灰暗。
陳主任繼續斥責說：“總有一天，香港我們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有那麽多的國民黨特務，始終和我們搗亂，我們能順利收回嗎！收回以後，我們能夠安穩嗎！你想沒想過這些問題！”
杜自遠的心裏，更加苦惱了。他仍然不敢說話。
“向部”終於動了一下。他先拍了拍陳主任的手臂，似乎是示意他不要急躁。
之後，他緩緩轉向杜自遠，輕聲說：“自遠同誌，香港，幾乎完全被台灣特務所把持，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正如陳主任說的，香港遲早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但那是以後的事。但是現在，它幾乎是我們唯一的出口和進口。現在這種情況，對我們非常不利。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可能解決起來不容易，但我們一定要逐步采取措施，逐步在香港壯大我們的力量，壓縮台灣特務的活動空間。”
杜自遠後來才知道，“向部”最後那兩句話，其實就是“星辰”計劃的核心。
在這樣兩位高層麵前，其實沒有杜自遠說話的餘地。他隻能聽著。
“向部”繼續說：“現在有了一個機會。所以，陳主任製定了一個計劃，名為‘星辰’計劃。這個計劃僅限我們三個人知道，由你具體執行。”
他說完，用尖銳的目光盯著杜自遠。他顯然要確認，杜自遠是否領會了他的意思。之後，他就向陳主任點了點頭。
陳主任從自己的皮包裏取出一份卷宗，隔著“向部”推過來，說：“你看看吧！”
杜自遠小心地拿起卷宗。卷宗的封麵上，隻用鉛筆寫著兩個草字：“星辰”。
卷宗上沒有製定時間，沒有批準文號，沒有密級，更沒有說明。隻有那兩個讓人觸目驚心的鉛筆草字：“星辰”。
杜自遠隱約感覺，這樣的卷宗可能更有份量。
他慢慢打開卷宗，心裏更加吃驚。這個卷宗裏的文件如此之短，它其實隻有兩頁紙，並且是手寫的。它顯然出於陳主任的手筆。
杜自遠絕不敢依靠武漢當地的公安部門，他甚至不敢依靠湖北調查局的力量。原因極其簡單。這些單位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隨時都要向上級匯報他們最近的工作。這些匯報的內容最後會流到什麽地方，是杜自遠不敢想像的。他擔心這些內容可能會落在“水葫蘆”的耳朵裏。
楚伯林也明白杜自遠的疑慮。他最後提了一個建議，“老杜，可否了解一下當地駐軍的情況。如果可能，我們或許可以使用軍隊的力量，參與我們的秘密調查。”
杜自遠很讚成這個建議。毫無疑問，軍隊與情報係統，與當地的公安係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係統。“水葫蘆”未必有能力把手伸進軍隊裏。他可以考慮利用。
思考片刻，杜自遠立即給現任的武漢軍區魏參謀長，也就是當年在落鳳嶺向武鳳英宣布整編命令的六縱魏副參謀長打了一個電話。詢問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湖北省軍區的司令員，竟然是原閩浙贛邊遊擊縱隊的副司令員李雲林。
杜自遠放下電話時就明白，他終於找到一個他可以信任的人了。
第二天，老羅經過一番周密的安排，杜自遠和秦東海於傍晚登上了前往哈爾濱的火車。他們此行的公開任務，是調查剛剛在哈爾濱發生的外國間諜案。
列車經過天津時，停車六分鍾。杜自遠和秦東海利用這個機會在站台上轉了一轉，活動一下身體。他們還在站台裏的售貨車上買了一袋子“十八街”大麻花帶回到車廂裏。入夜，十一點多鍾時，他們悄悄在唐山下了火車。
一輛天津警備區的吉普車將他們送到唐山機場。一架軍用運輸機正等著他們。
杜自遠登上飛機時，周圍一片黑暗。隻有機翼上的幾盞小燈勾勒出巨獸一般的機身。杜自遠看著這架飛機，心裏忍不住就有一陣抑止不住的恍惚。
這是一架美國道格拉斯公司於一九三六年設計生產的dc-3型客機。它有兩台1200馬力的“pratt&whitneyr-1830”式發動機，最大時速為368公裏，艙門設在機尾的左側。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最多隻能算是一架小型客機。因為它的載客量隻有二十八人。不過，它卻有一個相當誇張的名字：“空中列車”。
二戰期間，美軍大量征用這種飛機，並將它改裝為軍用運輸機。它的軍用型號為c-47。在著名的“駝峰”航線上飛行的，就是這種飛機。它為中國的抗戰，運送了大量的軍用物資。它也是公認的最成功的軍用運輸機之一。
杜自遠看著這架飛機，不能不想到另一架飛機。也是這種dc-3機型，也是雙發動機，並且是由運輸機臨時改裝為客機的。它是屬於印度空軍的飛機。一九五五年四月，它曾在中國進行過一次秘密飛行。
杜自遠心中顫栗地想到絕密的“星辰”計劃。那次秘密飛行，就是“星辰”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那個“星辰”計劃，也是他心裏的痛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的中午，杜自遠送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佐竹登上的，不是這種飛機，而是另一架更豪華也更氣派，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l-749a型客機。他眼睜睜地看著黃佐竹沉穩地登上飛機。杜自遠從他的臉上看出來，他是知道此去凶多吉少的。但是，他卻臉上帶著微笑，向站在飛機下的杜自遠揮手。
那個時候，黃佐竹的妻子已經懷孕六個月了。他臨行前對他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你要多多保重自己。”黃佐竹因“克什米爾公主號”的爆炸而犧牲。和他同乘這架飛機的，還有其他十名同誌。
這個時候，當杜自遠和秦東海乘坐的軍用運輸機，轟鳴著從唐山機場騰空而起時，悠悠往事，像雲霧一樣淹沒了杜自遠，讓他心中顫抖，難以抑止。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二月底，“鄭遠山案”意外以“失敗”告終。杜自遠為此鬱悶和苦惱，幾乎難以自拔。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向部”的電報，隻有四個字：“原地待命！”
一連十幾天，他再也沒接到“向部”的進一步指示。他隻能在香港等待。
在這段時間裏，他和楚伯林，與馮頓一起，著手整理台灣各情報係統在香港的詳細情況。馮頓對這些情況原來就有一些積累，再加上這一次的詳細調查，他幾乎掌握了台灣特務的所有情況，包括詳細的地址和名單，以及他們隸屬的情報機構。
杜自遠看著這些地址和名單，心裏確實有些吃驚。他沒想到，台灣特務已經滲透到香港的各個層麵。在香港政府裏，在警察、監獄、司法係統裏，一直到學校和教會，還有許多公司或社會團體裏，都有台灣特務。幾乎可以這麽說，表麵上統治香港的是港英總督府，但實際控製香港的，卻是台灣的特務機構。
不久，杜自遠通過秘密信使，將這份詳細的名單和地址送回北京。
隻過了三天，杜自遠接到“向部”發來的密電，命令他立刻返回北京。電文是：“你速回京。”杜自遠明白，這是叫他獨自回京。楚伯林等人，還要繼續在香港等待。
就在杜自遠抵京的這一天，他參加了唯一一次涉及“星辰”計劃的絕密會議。
會議地點就在“向部”的辦公室裏。參加會議的隻有三個人：杜自遠、“向部”，和辦公室設在中南海裏麵的陳主任。
會議並不長。陳主任一如既往地用嚴厲的眼神瞪著杜自遠。
杜自遠心中恐懼，很擔心因為“鄭遠山案”的失敗，他會在這次會議上受到追究。但是，“向部”和陳主任，卻一句也未提到“鄭遠山案”。
陳主任從他的皮包裏抽出一份文件，扔到杜自遠麵前，說：“這是你送回來的！”
杜自遠一看，正是他三天前送回北京的密件，其中全部都是台灣特務機關設在香港的機構、據點和人員名單。
他低聲說：“是。”心裏卻非常疑惑。
陳主任仍然瞪著他，嚴厲地說：“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有那麽大的力量，我們今後的工作怎麽開展！這個問題你想過沒有！你想怎麽辦！怎麽解決！”
杜自遠目瞪口呆。潛伏在香港的台灣特務，根本不在他的工作範圍之內。陳主任卻因此責怪他，仿佛是他造成了這麽嚴重的惡果。
但他不敢回答，更不敢反駁，隻能默默地坐著，表情僵硬地看著他。
辦公室裏很安靜。窗外的陽光燦爛地照耀著，但杜自遠的心裏，卻是一片灰暗。
陳主任繼續斥責說：“總有一天，香港我們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有那麽多的國民黨特務，始終和我們搗亂，我們能順利收回嗎！收回以後，我們能夠安穩嗎！你想沒想過這些問題！”
杜自遠的心裏，更加苦惱了。他仍然不敢說話。
“向部”終於動了一下。他先拍了拍陳主任的手臂，似乎是示意他不要急躁。
之後，他緩緩轉向杜自遠，輕聲說：“自遠同誌，香港，幾乎完全被台灣特務所把持，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正如陳主任說的，香港遲早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但那是以後的事。但是現在，它幾乎是我們唯一的出口和進口。現在這種情況，對我們非常不利。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可能解決起來不容易，但我們一定要逐步采取措施，逐步在香港壯大我們的力量，壓縮台灣特務的活動空間。”
杜自遠後來才知道，“向部”最後那兩句話，其實就是“星辰”計劃的核心。
在這樣兩位高層麵前，其實沒有杜自遠說話的餘地。他隻能聽著。
“向部”繼續說：“現在有了一個機會。所以，陳主任製定了一個計劃，名為‘星辰’計劃。這個計劃僅限我們三個人知道，由你具體執行。”
他說完，用尖銳的目光盯著杜自遠。他顯然要確認，杜自遠是否領會了他的意思。之後，他就向陳主任點了點頭。
陳主任從自己的皮包裏取出一份卷宗，隔著“向部”推過來，說：“你看看吧！”
杜自遠小心地拿起卷宗。卷宗的封麵上，隻用鉛筆寫著兩個草字：“星辰”。
卷宗上沒有製定時間，沒有批準文號，沒有密級，更沒有說明。隻有那兩個讓人觸目驚心的鉛筆草字：“星辰”。
杜自遠隱約感覺，這樣的卷宗可能更有份量。
他慢慢打開卷宗，心裏更加吃驚。這個卷宗裏的文件如此之短，它其實隻有兩頁紙，並且是手寫的。它顯然出於陳主任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