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法官問了好幾堂,劉家語一再重複地對答這些話。他後來竟對家語說:“你這個青年,寫什麽小說?要好好地學點兒法律,有朝一日咱們祖籍膠東蓬萊的吳佩孚吳大帥,重新得勢,我們膠東人跟上他就有希望了……”


    王一平關在劉家語對麵的牢房裏,通過各自門上的小圓洞可以相互看到。家語每次過堂回來,都要找機會給他擺擺手表示沒事,攥攥拳頭寄意要有信心。


    一平同誌很堅強,也很機敏。在被審訊時,他也沒有暴露二人的政治身份,而且對劉家語編《泡沫》、《浪花》的事也未講一個字。隻說劉家語在北平靠寫文章糊口念書,他是劉家語的同鄉同學常有交往。


    於是,二人說的一致,使敵人抓不到把柄。押了十幾天過了幾次堂後,他們就叫劉家語和王一平找保釋放。要劉家語找保的還是那個法官。他還一再解釋為什麽要取保,怎麽取保。劉家語說:“我是個窮學生,隻身來北平,朋友很少,哪裏去找保!我無罪被捕,要不你們就放人,要不你們還押著。”


    這個法官出主意說:“你在山東會館住過,那裏頭有人可以保你吧?”


    劉家語一想會館裏看大門、燒水的老張頭,也不例外地是地下同誌,就說:“會館裏看大門的老張頭,同我很談得來,這個人可能願保,那你們得先放王一平,讓他出去找老張商量。”


    這個法官雙眼一亮:“好,我就先放了王一平,讓他找老張頭保你倆。說真話,我要不是同你二人是老鄉,才懶得操這份心呐!”


    就這樣,王一平先出去找老張,開了一張蓋有山東會館戳子的保單,二人得以獲釋。


    這次劉家語所以能夠脫險,很重要的一條在於反動當局沒有抓到什麽證據,特別是沒有發覺他和《泡沫》、《浪花》的關係。如果不是這樣,那就難以過關了。


    當時的這件事,讓劉家語怎麽也想不到的是,三十一年之後,這次被捕卻成了劉家語很大的麻煩。


    一九六七年,又是五一節前後,造反派在北京大街上貼出了“打倒大叛徒穀牧”的大標語,重新提起這樁舊案。王一平同誌因此也受到牽連。因為查劉家語這段曆史問題,劉家語受到造反派不知多少次審問和批判,曆時兩年之久。他們跑了大半個中國,據說花了數萬元的路費。當年看押和審訊家語的警察、法官都被找到了。


    調查中,有人以“立功贖罪”為誘餌,示意這幾個當時還被管製的人出具家語“叛變”的證明。這幾個國民黨警察、法官說,他們在舊社會犯了罪,在新社會不能再嫁禍於人犯新罪,都證明劉家語“口未吐實”。


    從軍警督察處出獄後,黨組織通知劉家語已不適宜繼續在北平工作,準備轉移到外地去。劉家語另外換了個住處,隱蔽起來等候分配。從這時到八月離開北平,黨組織還交給劉家語一項任務。那是六月底,黨的交通員通知劉家語:第二天上午在公主墳街口有人同你接頭,並詳細交代了接頭的暗號。


    劉家語於次日按時前往,照事先的約定,家語左手肘部搭著一件長衫,右手拿著一本卷起來的報紙。接頭的李雪峰同誌對過暗號後,指示:“劉同誌,你今天去北京大學參加一個討論文學方向的集會。”


    劉家語說:“我尚未恢複在左聯的工作。”


    李雪峰說:“這是黨組織的委派,你一定前往。”


    “好吧!”劉家語道。


    去沙灘北大參加集會那天,在約定地點接劉家語的是秦川同誌。他把劉家語領進會場。參加這個討論會的有北大的學生,也有校外的青年,有幾百人。討論的內容是關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有的讚成前者,有的主張後一個提法。各抒己見,爭得很激烈。


    會議結束時,要劉家語發言表態。他說:“同誌們,講清楚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的事,現在時間已晚,以後我們再開會討論一次,我願在下次會上講講自己的看法。”


    “好吧!”


    會議就這樣收了場,以後也沒有再開。劉家語內心是讚成“國防文學”這個提法的,因為它明確簡練,動員團結麵廣,符合當時抗日救亡形勢的需要。


    但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是左翼文壇旗手魯迅先生提出來的,家語對之不能公開地說不同意。


    多虧當時沒有講出自己的看法,否則,在他被人批判時,家語的“罪名”還得加一條“鼓吹國防文學”。


    到了八月初的一天,劉家語接黨組織通知:立即做好準備,明天乘車去西安,到東北軍工作。劉家語孤身一人,行李一件,說走就可以走,沒什麽要準備的。但是欠了公寓十幾塊錢的夥食費,囊中羞澀,實在付不了賬,無奈隻得不告而去。


    建國後,一九五五年,劉家語調北京工作,還特意去找過那家公寓,希望給以補償。星移物換,那裏連原來的房子都沒有了,房主更不知去向。劉家語對此一直感到有負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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