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教授說，回到十年前，說起是非標準，我能夠清晰地告訴你，現在真的模糊了。模糊歸模糊，相信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杆秤，這杆秤就是是非標準。
我們的目標當然就是要找這杆秤，但要找這杆秤必不可以忽視了過去——十年，畢竟不是個簡單的概念，凡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感覺：過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總象彈指一揮間的事兒，今後的十年似乎隻有一帆風順的人才不會覺得漫長，但永遠的一帆風順是不存在的。
過去十年發生的事兒叫做故事，而今後十年發生的事兒隻能是猜測，因為故事總要比猜測更清晰，所以故事總會影響到猜測。
不必做猜測，隻要耐心地咂摸這些故事，應該不難體會到複雜至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是非標準的悄然變化。
相信兄弟們通過前麵的講述已經了解了我，實事求是地說，自考取民辦教師直至做副校長的這段時間裏，我的標準跟多數同行一樣還是明確的。
那個時候，民辦和公辦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差距多是因為本人的學業或者當時普遍為社會所承認的從父輩那裏接班轉換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辦教師的待遇也略高於普通農民，並且逐步看到了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而轉正的希望，同時因為教師從事的是腦力勞動，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無論民辦教師還是普通農民對於這種差距從心理上還是能夠接受的，尤其是象我這種憑自己成績的情況，由於受當時招生數量的限製，畢竟屬於少數，人們隻有羨慕的份兒。
當時的我雖經曆過一些挫折，也曾因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師範學院之後，免費吃著農村隻有過年才能吃到的飯菜，感恩很快就衝散了委屈。
畢業的時候，不少同學被分配到了縣城的學校，條件雖好了些，卻遠不如同等工資待遇的農村學校來得實惠——不僅離家近、消費低，而且那時候的鄉村中學公辦教師少，三兩年總能混個校長主任幹幹，還享受著學生家長輪番管飯的待遇。
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國人古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管先生飯的規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過過年的水平，先生卻隻需付每天一角錢的飯費，即使這一角錢也不過是個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飯當成了一項義務而少有人去關注這一角錢的飯費。
總的來說，當時的現實是既存在差距又讓人感到公平，因為公平而感恩而充滿希望。因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價值觀念便是追求業績，教師的業績便是學生的成績，量化而具體，所以做教師被公認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職業。
差距是不公平感產生的根源，而市場經濟必然要產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長那年，在與所有的民辦教師都轉成了公辦工資成倍增長的同時，周圍人的生活都有了明顯改善，甚至奇跡般地冒出了不少誌得意滿的暴發戶。
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善對比，對比的結果無疑正一點兒一點兒地吞噬掉他們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優越感。——如果說這些生活優越的暴發戶能夠有一些比如學業上的突出表現，內心的道德力量或許還能夠抑製因不公平而造成的嚴重心理失衡，但殘酷的現實恰恰是這些極為牛氣的暴發戶往往並非學業上的佼佼者，隻要頭腦靈活或者能夠攀上一二個過得硬的關係，即使那些在學業上曾經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樣能做。
與之相反，幾年後的地方政府的錢突然間一下子變少了似的，逐步開始出現了不能足額發放甚至拖欠工資的問題，不要說那些暴發戶，即使與縣城裏的那些同樣在牢騷滿腹的同行們相比，也足以加劇內心的不公平：他們不僅工作生活環境明顯優於鄉村，工資標準雖同樣不足卻明顯高於鄉村且能夠按時發放，僅住房製度改革時理所當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讓鄉村教師為之奮鬥一輩子。這便是現實，即使不被人注意，仍舊客觀地存在著。
我們沒有必要過多地關注差距，不妨正視一下我們學校麵對差距的三類表現：一類是想方設法托關係甚至於求爺爺告奶奶調離了教育係統，一部分從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銷、糧食、物資等當時最為熱門的行業。從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風得意馬蹄輕”；有的則止步於一般科員，終日裏滿腹牢騷，象是誰欠了他三百錢似的。即使這樣，也算是好的，而去熱門行業的那部分則多數隻有空自慨歎世事難料的份兒，因為隻趾高氣揚地風光了沒幾年便已下了崗，慘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師。當然，也有暴發的，但畢竟是少數。
另一類是實在抵不住金錢的誘惑幹脆下了海，有的確宏圖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說什麽“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有的則終究誌大才疏，奮不顧身地躍入了大海才發現，原來自己不會遊泳，待水把自己淹沒時，雖悔綠了腸子，卻隻有竭力掙紮，常常又礙於情麵，黃連吞到肚裏臉上卻仍在笑，其實比哭還難看，頂著如此臉麵東遊西蕩著。
這兩類畢竟屬於少數，當時被稱之為勇者，最多的當數第三類，即既羨魚又缺少下水勇氣的那類。這類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種表現：一種是雖沒有勇氣下水，終經不住誘惑或者說禁不住手癢，把做一些無可厚非的偶爾也把手伸向學生的小買賣當成了第二職業，走下井台，又立馬走向櫃台，算盤珠子撥得嘩嘩直響。
另一種則別出新裁地把研究學生家長當成了時髦，憑著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會上辦點兒小事兒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縣長局長，象一些有權階級一樣吃點兒喝點兒更是不在話下，而且還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則便要你今天明天後天地排號，除非奴顏媚骨地把禮物送到家。
三是被稱之為弱智少見的那種，這種人雖不能領導卻在主導著潮流，雖也牢騷滿腹卻畢竟還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夠耐心地做進一步觀察，應該不難發現這種人認死理兒，常常為一些小事兒就爭得臉紅脖子粗，有時候甚至會為此好長時間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雞腸”。
我應該屬於第三種人，也曾經辦過輔導班之類的業務，雖迫於生計，也不肯為“三鬥米而折腰”，但麵對變化絲毫不為所動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選擇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關於這一點兒，前麵的講述曾有提及，現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時，正是我最困難的時候。
我所說的困難，並非指前麵曾提及的單純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確定的做陶行知一樣的教育家的目標如何去實現。
說起這個目標，其中也有個過程，因為人的目標是有層次的，總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環境等諸多因素的製約，就象饑餓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標定在做科學家上一樣。
在考取師範學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當時的目標或許當真有點兒狹隘，即是願我所有的生龍活虎的學生都能夠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樣的覆轍。
為此，我深入地與他們交心，講我的經曆、感受以及大膽地無異於幻想的設想，內容自然盡是些或許並不高尚的隻有在他們長大後才能真正體會得到的如何擺脫農業簡單勞動而吃上商品糧。
孩子因為經曆的空白想象力最豐富，農村的孩子同樣不缺乏想象，看得出來，他們正在被我誇張了的“美景”吸引著誘惑著。這曾經是我最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為我的誇張甚至得到了學生家長的一致認同便具有了強大的助推力。
由於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當然地也有諸如“難道農業勞動就不重要嗎？”之類的問題提出，但這些問題很容易就能被“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以及二者之間所創造的生活後果”的簡單的現實對比所逐一否定。
現實意義上的對比具有最強大的激發力，由於對比方法的采納與應用，雖有時自己也會覺得牽強，但孩子們總容易被統一到強烈要求改變處境的旗幟下。
這便是原動力，我認為，隻有激發出原動力，人的追求才會持久。但對於孩子們來說，僅有原動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輔之以經常的強有力的說理誘導和嚴格的懲戒措施來鞏固原動力。
後來的實踐證明，這兩條剛柔相濟的措施是有效的：強有力的說理誘導作為“柔”的一麵，要求老師必須首先具備足以讓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夠引起共鳴的學識和品行，這多少需要點兒天分，幹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師這個本身就充盈著天分的行業。
具備相當的學識和品行並不困難，難的是如何引起共鳴，而要引起共鳴必須要燃燒激情，無論處於如何艱難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觀傳染給學生，用燃燒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遠置於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個具有這方麵天分的人，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我是個木訥的人，但在麵對孩子時卻總能智計百出口若懸河。
其實，燃燒自己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須建立在心與心交流的基礎上全身心地投入，隻有這樣才能以“柔”濟“剛”保障嚴格懲戒措施的效果。
對於孩子們的缺點，我從不隱瞞甚至包庇，必要認真地指出，隻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點兒的小錯也是不可饒恕的，必須進行體罰懲戒。在我前期的學生中，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受過我的體罰，因此有的人指責我對待學生過於苛刻，但由於我巧妙地運用了“柔”而讓孩子們的學業成績大幅提升，我反而贏得了孩子及其家長的尊重。
單純靠激情維持的人永遠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標，因為清晰的目標必首先經過理性思考，沒有理性的目標隻能是模糊的不明確的。說實在的，直到進入師範學院之後，我這個或許定得過高的目標才漸漸清晰起來。所以說，我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優厚的待遇回到我們鄉中學，並非單純為了麗萍，多少總帶有點兒為了這個目標而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私心。
那個時候，在我看來，人才相對匱乏的鄉村中學存有比人才濟濟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負的更大空間。——經驗告訴我，事實也這樣，越是落後越是混亂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績。我比那些因留戀縣城而哭喊著要求留縣城工作的同學早五六年時間做到副校長位置的事實勿庸置辯地證明了我當時看法的正確，這也是差距產生後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說起做副校長這段經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學的父親：他是一位並不被同行看好的老鄉鎮幹部，或許命運偏喜歡眷顧這種人，臨到退休的時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書記。對於這樣的任命，連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後來自一位老朋友那裏了解到，原來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鄰縣的組織部長，與縣委組織部長一起開會時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這樣的結局。
多年的鄉鎮工作經曆讓他養成了孤傲執拗的性格，所以他並沒有對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應有的反應，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門心思要做成點兒事兒。因此，做了不到兩年便退居二線不再管事兒。
或許果如他後來感慨的那樣，小人物的命運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兒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遺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樣，也是相對的，對於我來說，他又是實實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話便改變了我的命運。
應該承認，這裏麵不單純有巧合的因素，最關鍵的還是沾了地域狹小讓他能夠充分了解我的光兒。問心無愧地說，他力主我做副校長並不存有半點兒私心。我常常想，這或許是由他特殊的經曆所促成的。他不僅希望我做副校長，而且想讓我鍛煉幾年後做校長，他想把我培養成全縣最年輕的校長。
現實是，優秀的教師不一定適合做校長，象我實在不具備做校長那種協調各方的能力，原也不想做什麽校長，但礙於他的情麵又不得不做。幸喜有他的鼎力支持，我盡可以無拘無束地施展自己的抱負而不必去顧忌那些所謂的應酬，卻恰恰中了他的意，他因此總大會小會地表揚我。他當然是為了提高我的威信，但他分明忽視了“佼佼者易折”的道理，我無疑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在他二線後，由於麗萍的參與，他的好意反讓我失掉了教課的機會。
我曆來認為，生活上的困難並不可怕，它不僅能夠磨練人的意誌，而且長期處於這樣的困境中，隻要前方閃現一丁點兒火花，就容易激發人的希望，因為希望，生活常常會比讓自己麻木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帆風順更加有滋有味，但沒有人甘願處於這樣的困境，因為這樣的困境也是對人的意誌力的一種考驗。最可怕的，往往是過慣了優裕的生活，思想卻如同激流中的航船忽而衝至巔峰忽而跌入穀底，眩暈得讓人喪失了目標。
麗萍當然不會理解這些和我的想法，她跟多數人一樣認為，無所事事的總務處副主任的位置是個難得的肥差。從副校長到副主任讓我徹底從既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教研工作中撤出來，難道真如她所說是我的解脫？可我心中的夢又如何做下去呢？
生活總是在不停地給人製造著麻煩，又絕不肯讓人一下子便陷入絕境。這或許也算是一條法則吧。——難耐的寂寞和失落無情地噬咬著我，受了同事們因差距而引發的已達到了極致的變化的誘惑，勉強做了一點兒輔導孩子的事兒，卻居然沾染了自己最反感的銅臭氣，雖改善了經濟上的困境，卻讓我更加彷徨。我不知道如果沒有我那位過來做校長的校友的幫忙，我的耐心還能不能維持下去。
麗萍不象我，她似乎總有一股遏製不住的激情，從不知道後退。在經曆過一番成功與失敗的折騰之後，她不顧我和同事對她異想天開的譏笑，居然成為我們鄉中學眾多不折不撓參考教師中第一個通過國家公務員考錄的人，而且是女人。
我再次走向課堂時，她正處於積蓄力量準備再次衝刺的階段，已無暇再過多關注我的事情，而且此時的我們也因為大舅哥的意外歸來而暫時擺脫了困境，正是我該有所作為的時候。
2
然而，我卻突然可怕地發現自己似乎已完全喪失了原來的激情，象一個迫切地要得到某東西卻又總是得不到急切間墜入深淵的想醒來又無法醒來的噩夢。——《教學大綱》變得那樣地生澀難懂，象我總被外界某個事物閃斷而無法凝聚到一個點兒上的神思一樣不可理解，我隻有固守自己原來的教學方法，卻不再象過去那樣激情四射遊刃有餘，而且總遊離於《大綱》之外無法收攏自己而讓自己感到從未有過的吃力。
現實是，這個曾經令我暗中頗為自得的教學方法，僅僅不過幾年的時間，已不能用來激發學生的原動力，反而被他們當成了一種幼稚的空洞的說教。因此，他們對於我的授課就象我的授課一樣感到沒勁。
理所當然地，在隨後的一次集中體現教學成果的測試中，原先名列全校前茅的我們班一下子跌倒了全校的倒數第一。為此，讓我重返課堂的那位校友校長對我總是脫離《教學大綱》的做法委婉地提出了質疑和批評。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情，盡管我很快便了解到，這次其中考試的成績不少班級都來自於“手拉手”，還是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所謂的“手拉手”，是我做副校長期間倡導的一種教學方法，即按照學生的學習成績和性格特征結成幫扶對子以實現共同提高。
這種方法居然被人創造性地應用到了考試上，而且獲得了榮譽，並且同樣可以自豪地享受榮譽，不能不說是對我莫大的諷刺。
為此，我不顧同事們的敵視，猛烈地抨擊這種典型的舞弊行為，盡管我的抨擊除了讓我陷入尷尬之外，對於現狀並沒有多少改變，但我固執地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彌補對我高貴的自尊的傷害，我因此而充滿了激情，又因為激情而讓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雖竭力平緩卻仍難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縣教育局的重視，工作組很快就進駐了我們鄉中學，很快就做出了“我因為嫉妒而狂言亂語”的結論。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長。校長正滿臉怒氣，工作組的到來顯然讓他狼狽不堪。看得出來，他對舞弊事件並非象他說的那樣毫無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這種舞弊行為，而且正是因為他的四處打點四處賠不是才爭取到了這種結論。對於我的到來，或許出於校友的緣故，他的臉上勉強擠出了一點兒比哭還難看的笑意，顯不出任何歡迎的真誠，因為他明顯地把臉別向一邊，沒有一句歡迎的話，隻顧自言自語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惡於虎啊”，便麵無表情地離開了。我呆立當地，半晌無語。
時隔不久，我教導處主任的位置雖沒有被免掉，但實際上已成了空職，因為另一個教導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組撤離後的第二天便已下來了，他忙不迭地全麵主持起了教導處的工作。一個不大的教導處有兩個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務會，實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這似乎怪不得新來的教導主任，因為校長習慣的用征求意見的方式對教務處工作的安排不再衝著我而總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記了我的存在。我實已形同虛設，沒有人給我安排工作，也沒有人向我匯報工作。我無法忍受這種尷尬，便不再出席校務會，當然也沒有人再通知我，教導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動不再出席會議的一周後自動地不了了之。
這並沒有遲滯我抨擊舞弊的決心和步伐，我必須對花樣翻新的舞弊行為有一個全麵地了解，這不單純是一個騙取榮譽的問題，長此以往將是對學生道德和信仰的毀滅性打擊。我的神經由此變得敏感，顯然在無限地誇大著舞弊危害性的同時，同樣敏感地洞察著一切。
事實上，在反舞弊問題上我並不孤立，但我的極端行為還是從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沒有人在公開場合跟我溝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堅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說一句話。
不過，我沒有因為壓力而放棄，從發動學生揭露舞弊行為企圖化被動為主動的活動中和同樣實施了舞弊行為卻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騷中，我很快便掌握了這些確不易找出證據的舞弊行為的足夠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為已發展至監考老師之間相互“關照”以應對鄉教委為防止舞弊行為而采取的不同年級不同學校的教師互相調換監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閱卷和分數統計上做手腳，同一鄉的教師之間畢竟還是相熟的嘛，更可惡的竟然有個別人每到考試便要以考務費的名義向學生收取舞弊活動經費。
對於這些明目張膽地舞弊行為，我認為，必須要進行無情地鞭撻，我不停地向縣報社電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沒人理睬。唯一的辦法，隻有潔身自好，用實事求是的成績來反擊，事實勝過雄辯，雖然必須要等到升學的時候。因此，我把分數看得更重了，對學生的要求也愈加嚴厲。
這時，另一個預想不到的意外發生了。事情得從已做了鎮長的麗萍說起，她從不過多地過問我的事情，卻顯然洞察了我的內心。那一段，為了幫我實現目標，她經常把她們鎮中學的一些測試題捎給我。她們鎮中學是全縣的名校，這些測試題確具有很高的水平，對我的教學幫助非常大。
臨近期末考試的時候，她又給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內容有不少是我從未向學生講過的，測試的平均成績當然是極低的。
問題便出在這份我測試後即著重進行了講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試的卷子發下來之後，我發現期末考試的所有試題幾乎就是這份卷子的翻版。
決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所以，我們班雖然獲得了全縣統考第一名的成績，我卻象吞了綠頭蒼蠅一樣惡心，盡管並沒有人知道事情的內幕，我仍然覺得同行們分明在指指點點地罵著偽君子，我感到自己象做了賊一樣沒臉見人，巴不得覓一地縫鑽進去不再出來，或者把自己攪成肉沫重塑一個自我，自然也不會去出席全縣舉行的先進表彰會。我感覺自己四肢無力，迷迷糊糊的，根本已無力走進鄉中學的大門。幸喜組織上為照顧我和麗萍兩地分居的實際，我被調入了麗萍所在鎮的中學。
我是個心裏藏不住事兒的人，心裏藏不住事兒的人往往心重嘴鬆，遇有高興的事兒，總喜歡說出來炫耀一番；而碰上煩心的事兒，則常常嘮叨不休，仿佛完全喪失了主意。這類人通常幹不成大事，但這類人也有一般好處，那就是追求執著，對自己要求苛刻，不能容忍汙垢哪怕是對自己一絲一毫的沾染。
嶄新的環境無疑不僅絲毫沒有趕走我的鬱悶和落魄，反而變本加厲地折磨起我來。實在經不住這種持久的暗無天日的折磨，我決定向縣教育局坦白一切，似乎不這樣我便無法活下去。
可是連續寫了十多封信，卻始終不見回音，直至我利用一個周的時間通過跟蹤盯梢的辦法見到了局長，縣教育局的工作組才總算派了下來。
工作組卻似乎並沒有做什麽，隻是先後到兩處中學吃過一次飯便草草收兵了，走時沒有留下任何結論。
我因為工作組的到來逐步放鬆下來的心情再度緊張起來，再三地跑去追問校長，校長均不置可否地搖著頭笑笑。我迫切地需要一個結論，似乎隻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結論才能安慰自己，我象口渴的人期盼著甘泉一樣期盼著這個我不可能得到的結論。
已做了書記的麗萍卻全然不能理解我，自從她考取了公務員，身上的質樸便一點兒一點兒地消褪，官氣而帶來的霸氣正籠罩著她。在我決定再次去找局長或到更高的層次討說法時，我們發生了第一次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凡事到底應不應該有個明確的標準。
在我看來，凡事都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而麗萍則認為，不少事情原本就是模糊的，完全沒有必要非要爭出個是非長短。爭論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隨著麗萍逐漸養成的那種最讓我不待見的居高臨下勿容置疑的神態和語氣顯露出來，由於她口不擇言的一句“非要攪出亂子才肯安心？真是有病”，爭論便演成了爭吵。
人隻要霸氣多了就會有匪氣，為防止我再去“鬧”，她居然象對待上訪戶那樣待我，把我反鎖了起來，派一些巧言辭令的幹部隔著窗戶輪番做我的工作。
因為根本觀點的對立，我根本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麽，也不想聽他們在說什麽，隻不停地呼號。這些幹部顯然有所顧忌，但又想盡快完成書記交辦的任務，必定事先翻了不少書，準備了企圖說服我的長篇大論，其中的一位甚至準備了厚厚的一摞講稿，我卻讓之變成了毫無用途的一堆廢紙。過不了幾天，他們必定是黔驢技窮了，便不再跟我說話，又迫於書記的嚴令，隻能在門外陪我，我甚至聽到了一位肥胖者的鼾聲。
我把所有的怨氣都灑向了麗萍，惡毒地把她想象成巫婆，心裏千遍萬遍地咒罵著。我是一個丈夫，更是一個有尊嚴的人，我的意誌不可動搖。所以，在我莊嚴地提出離婚遭到拒絕後，我開始絕食，我要而且隻能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維護我的尊嚴。
我很快就迷糊起來，她們終於慌了手腳，我感覺她們在不停地向我的體內輸著冰涼的液體。這些液體竟真的管用，我漸漸又有了些力氣，但仍拒絕吃飯，於是她們又給我輸液。我敢肯定，要不是外出進貨的大舅哥提早趕回來，這必是一個難纏之局。我惡毒地想象著她焦躁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態，疲憊之中居然有一絲快感泛起。
或許果如麗萍所說，我真的病了，我的眼前出現了幻覺：那一刻，我覺得這世上一切都是虛偽的，人與人之間原本就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關係，學生利用老師獲得知識，而老師則在利用學生騙取榮譽。
基於這樣的認識，所有的東西都變了味，原先那些因為真誠而燦爛的笑由於真誠的缺失倏而變成諂笑倏而變成嘲笑倏而變成獰笑。
諂笑衝向麗萍，但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坐的那個鎮委書記的位子；嘲笑針對我，一個在外人看來必須依賴女人過活的人；而獰笑則刺向我極其柔弱的內心——那就是狂風肆虐的原野上的一支鵝毛，恐懼地毫無所依。
受了這些幻覺中的因素的刺激，我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時而哭，時而笑；時而嘴裏嘰裏咕嚕地不知說些什麽，有時甚至會自顧自地開一些不著邊影的玩笑，時而不停地數落著自己編排一些自己的不是咒罵著自己。
不過，也別認為我糊塗，那一刻，我絕對是清醒的，既然我們無權也無能力反對別人，咒罵自己總不會犯錯吧。我的這種因脆弱的感情經受重創而引發的被醫生稱之為“失心”的病，顯然被麗萍當成了精神病，其實，從我決定向局長坦白一切時，她就認定我有病，要不是大舅哥竭力反對，我恐怕早已被送進了因曾經去探望我患病的同學而畏之如虎的精神病院。
實在應該感謝大舅哥，他不僅救了我，而且讓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事情本身的標準是嚴格的明確的，隻是因為利益的多元化促進了人的裂變，才讓原本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起來模糊起來，隻有與時俱進才能逐步適應進而改造日趨複雜的環境，但與時俱進並不是一句空話，必須要努力。
自從明白了這個道理，我的情緒竟逐漸平緩下來，周圍的環境也不再那麽怪怪的讓人無法接受。我的意識總算恢複了，雖然心情仍難免悶悶的，但盡快地回到課堂卻是我第一位的迫切要求。
校長跟麗萍一樣不理解也不理會我的要求，他熱情地接待了我，滿臉堆笑地勸我先養好病，討好地說這既是對我本人負責，又是對他們的麗萍書記負責。
我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堂堂的人民教師，為什麽非要跟別人聯係到一起呢？難道我連獨立的人格也沒有嗎？我的自尊心再次執拗起來，我竭力地平息著自己的情緒，唯恐他們又認為我犯了病，其實，我感覺即使在他們認為我犯病而緊張兮兮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麽兩樣，不過是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難道這也有錯？我想不通，或許我真的病了，因為我居然竭斯底裏地衝校長吼道，我沒病，根本就沒病！
校長奴顏媚骨地輕撫著我的脊背，嘴裏柔聲地說著“別生氣，你確沒病”，那意思分明我就是病人，唯恐我犯了病而惹得他擔責任——他決定派我去做報時工。
這可是學校裏不少人都在爭搶的既輕鬆又舒適的工作，卻非我所願。我知道，他必定是事先得到了麗萍的授意才這樣做的，******，一絲骨氣都沒有，你們才有病哩，我決定去找她，怕什麽，難道她是老虎嗎？女人真的都是老虎嗎？
其時，我們的危機已達到了頂點，原因是我在意識恢複後所做的另一件事，那就是離婚，我感覺自己成了她的一塊招牌一種擺設，我必須與之離婚，而且隻有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她堅決不肯，甚至暫時放棄了她的高貴和獨斷專行，溫柔地待我。這種溫柔已不同於過去，處處都洋溢著虛偽與做作，正如記不清哪位兄弟所說，虛偽與做作的東西是最醜陋的。因此，她越溫柔，我離婚的決心越堅定。
3
我去找過幾乎所有可能管離婚的部門，包括法院在內，沒有一家肯受理我的案子。我突然記起了同行們經常議論的關於分居六個月便可以自動離婚的故事，便四處覓地睡覺以達到與之離婚的目的。
她卻總能不失時機地找到我，與我同房而居，即使我故意去找那些極髒極亂極差的地方，包括驢棚牛棚之類，她煩極了，卻故作大度地跟著我，嘴裏說著“夫妻本是同命鳥”。
我明確地感受到了她的無奈，惡作劇地不停地換著地方，仍無法擺脫她，最終隻能造成了這樣的事實：盡管我們再沒有做過夫妻之間的事兒，因為我們都喪失了做那種事兒的興趣，但畢竟我們仍在同房，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能說得清，似這樣便永遠達不到分居六個月的期限。
我覺得如此竟漸漸有了夫妻的感覺，雖然我們仍在僵持著，似乎這種僵持便是夫妻間該有的？但為了那份原就屬於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選擇了放棄，所以我才有資格重又回到了課堂。
我回到學校，正是同行們反對鎮政府拖欠工資由偷偷地向上級寫信、選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級上訪等秘密形式轉為公開的時候。
據組織者講，他們到上級的任何一個部門都是一張笑臉一杯熱茶，而且總能認真地聽取他們不厭其煩的訴苦和請求，可就是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三番五次之後，工作人員依舊熱情，卻明顯在躲著他們，他們的態度難免激烈，才有一位據說是****局的副局長接待了他們。
這位副局長具有極高的政治理論素質和口才，從建國前到改革開發，從貧困山區到革命老區，背書似地給他們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論課，中間沒有絲毫的停頓，偏偏不肯觸及正題。最後他們急了，語氣變得冷厲嚴峻：我們已經來了十趟，你幹脆告訴我們，我們的問題到什麽時候才能夠解決？
副局長立即麵露難色，喋喋不休地訴起了財政的困難。
既如此，為何又有那麽多錢去吃？
副局長熱臉碰到了冷屁股，一下子噎住了，結結巴巴地分辯道，反正我沒去吃，有許多問題，當真是一時說不清的。
在他們看來，象****局副局長這麽大的官兒都說不清的事兒，必定是非常困難的，但他們終究要吃飯，而且隻是在爭取按照規定原該屬於他們的利益，因此有極端者提議實行全鎮總****。
人被逼急了，往往容易做出極端的事兒，但為了避免被人秋後算賬，組織者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僅僅一張不知被誰何時貼到各中小學校的通知便演成了這次****。
因為我和麗萍的關係，自是沒人告訴我真相，我相信不少人是知道真相的，直至我稀裏糊塗地參加
了這次****，不少同行才開始對我熱情起來，但在我麵前說話仍明顯地有所保留。
這次****的結果，是我們的工資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兌現，趾高氣揚的機關幹部則連續有三個月沒有領到工資。同時，始終處於迷糊狀態隻知道巴結書記的鎮教委主任被免了職，麗萍也因此受到了領導的嚴厲批評，進縣委班子的希望暫時成了泡影。
此後不久，她嚴肅認真地找我談話，要求我能協助她剛調整的教委主任查明事件的幕後操縱者。我才不會去做如此蠢事呢，更何況我壓根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絕不會去做。我玩世不恭的態度顯然激怒了她，她指著我的鼻子，臉漲得通紅，口氣卻有些發軟：人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難道你非要看著別人把你老婆活生生地扒光嗎？說著，眼裏竟噙著淚。我才不去管這麽多呢，而且想起她那氣急敗壞的模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想笑。
從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了同行們常玩笑地提及的人生第二春的說法——我覺得，自己的思想豁然貫通了，象被堵塞的水管突然被激流打通，信心倍增，仿佛又回到了做民辦教師的時光，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應該承認，麗萍確是個做官的天才——她居然於茫無頭緒中找出了頭緒，不動聲色便讓亂成了一鍋粥的教育係統迅速安靜了下來。
現在看來，她其實每一步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才能象高明的鋼琴師那樣巧妙地彈奏——經過緊張地競爭答辯上崗，全鎮百分之八十的中小學校長主任離了崗。
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有背景的那種，盡管背景不大，至多能攀上鎮裏的副職之流，已足夠讓他們走上學校的領導崗位。隻要是多少有點兒背景的人，在教師隊伍中雖同樣讓人羨慕，內心畢竟還是萬般不服的，盡管其中也有不少才華出眾的佼佼者，最讓人敬重的還是毫無背景的實幹家，雖然這次調整也包含了部分這樣的實幹家，但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讓具有管理欲望的人由此看到了某種希望，因此得到了絕大多數教師的擁護。
社會的殘酷性往往便體現在這裏，在一部分人歡欣鼓舞的同時，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觀失望。麗萍並沒有讓這種悲觀失望無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讓他們隨同一部分教師交流到了別的鎮，多數到了財政狀況明顯優於原單位的鎮，隻有少數被調到了財政狀況更差的鎮。
到財政較好的鎮，雖丟了官，卻多拿了工資，心裏畢竟還算平衡；到較差鎮的人，多是****的堅定組織者，雖老大不樂意，卻經不住新任校領導強大的思想攻勢和丟飯碗的威脅，隻有自認倒黴的份兒，因為調整雖讓你感到渾身不自在，終是無懈可擊，更何況離了群，你根本無法再掀起多大風浪，到了新單位同樣要享受嘴裏熱烈歡迎卻無人理睬的冷遇，於是隻能以時常湧起在心裏的“人挪活，樹挪死”的可憐想法來安慰自己。
這種在教育係統少見的不少人仍心存懼意的沒有任何上進的異鎮交流方式的人事調整結束後，麗萍立即又對作為****焦點的工資問題進行了改革。
其實，所謂的改革並沒有多少新意，隻是按國家的調資標準進行了理順，讓人們對自己應得的工資數額有了個大概了解，而且限於鎮級財力隻能在原標準上提五個百分點發放，麗萍卻借此做足了文章：在改革的許多天之前，風已放了出來，立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傳得沸沸揚揚，讓人們的心裏泛起了許多期冀，從而淡化了****和人事調整的印象。
隻有人們按時把工資拿到手，並且發現自己實際上隻比原來多拿了不足五十元——原來的工資由國家、省、地三部分組成，現在隻按國家標準執行時，難免要產生些許的失落，但政府畢竟說了實話，而且一再道歉，尤其是與工資甚至有所下降的鎮級機關幹部相比較，雖然仍有個別人提出了工資“含金量”的問題，醇厚的天性還是讓他們感到稍稍平衡了些。
而鑒於上次****教訓的麗萍，也一改從不過問教育的作風，經常地深入到全鎮的各中小學，友好而且親切地與教職工甚至學生開展一些麵對麵地溝通與交流，讓這些原本沒有見過多大世麵尤其是象麗萍這種大官的師長們，倍感受寵若驚，心裏隱隱生出一些感激，漸漸地便對****生出了悔意。
對於這種不近實際的作秀，尤其是麵對她正逐漸恢複的居高臨下的洋洋自得，雖然我的視覺已正常了許多，仍難免要忿忿不平，隻有忘我地去與學生們接觸，企圖找出目前形勢下新的教學方法，鬱悶才會稍稍減輕些。
現在的學生已不同於我們做學生時那樣清澈單純，複雜的環境讓他們的思想同樣變得複雜起來，甚至比複雜的環境更複雜一些，他們對老師的喜怒哀樂能夠了如指掌，比對自己了解得更全麵。對於我的鬱悶，他們給予了高度關注，這讓我感到甚是狼狽。
我新接手的初一·三班有一個頭不高的孩子，聰明伶俐，顯然是一幫男孩兒的頭兒，隻是學習成績如他的個頭一樣，似乎永遠長不高。他父親曾為此與我多次探討過，這位經商業績頗為不俗的父親比其他的父親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盡快提高成績，言語中多次提及自己遺產繼承權的問題，甚至揚言隻要能夠幫他兒子提高成績，他將不惜重金。
我一貫反感這種以金錢自詡卻又惜財如命自以為有了錢便是大爺便能辦成一切的人，他的話顯然激起了我的高傲，便沒好氣地回絕了他。其實，培養好每一個學生，是我始終堅持的原則。
這位父親居然把我們之間不愉快的談話告訴了兒子，並胡言亂語地預言說什麽我將對其不利。兒子似乎比老子更具靈性，但小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大人的影響，便一味地討好我，於是便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老師，何必那麽鬱悶呢？人生不就是那麽一回事嘛，得過且過唄。他居然看出了我隱藏極深的鬱悶，而且說出了我意料之外的人生態度。
答：我沒有感到鬱悶啊。
勸：別裝了，誰還看不出？不過，別擔心，誰要是欺侮咱，咱盡可以修理他。
好奇地問：怎麽修理呢？
答非所問：您認識飛哥嗎？飛哥是我們縣最有名的小混混，看得出來是這小子的崇拜對象。
我一驚，隨即理直氣壯地答：我認識公安局長。
毫不掩飾著急且一本正經地勸：公安局長不如飛哥管用，我爹認識他，隻要咱哥們兒一句話……
未及他說完，我心裏罵著“勢力小子”，手已向他的臉上閃過去。
“啪”地一聲脆響，他用手捂著臉，恐懼地盯著我後退著。
我的心突然軟了，難道這一切應該怪罪一個孩子嗎？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來，人也呆可可地許久不說話。
我的失常變化讓他驚慌失措起來，他兩手輕輕地搖著我的胳膊，嘴裏則不住地叫著“老師”。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開展信仰教育的想法，而且覺得這是唯一的長久之策。人的不少想法都是在不經意間產生的，經過後來的再三斟酌和推敲，往往能夠發展成為金點子，從而解決長期困惑自己的難題。
後來，我把這種教育與激活欲望的方法結合起來，運用到教學實踐，發展成了一種以共青團活動為載體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注重人的信仰的培養和創造性的開發，因為用於非書本學習的活動時間增多，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卻遭到了急切追求學業成績的家長們的激烈反對。我不得不動用了麗萍的力量，校長才勉強肯讓我試驗下去，他理所當然地也為此承受力了巨大的壓力。
三年後的畢業考試，確是一個連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結果——我們班級的六十餘名同學全部如願升入了高中，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小個子居然考取了縣重點高中。
就在公布成績的那一天，這小子居然從他爹的賬戶上盜走了六十萬，全部捐給了希望工程。
他爹自是火燒火燎地發急，而他卻悠然自得地坐上了去西部旅遊的火車。
我雖沒有縱容他的這種做法，卻並不反對，而此刻的他已是畢業的學生，我盡可以置身事外，因此他爹隻有朝我幹瞪眼的份兒，除了指責我教育失誤外，再沒有任何難為我的理由，雖然他在去西部之前曾給我打過一個電話，絮絮叨叨說了不少，我卻一句也沒有聽清。
這時候，我又有了一個想法：自覺轟轟烈烈的時候，並不一定真的轟轟烈烈。感覺中的轟轟烈烈需有人欣賞，卻不一定有人欣賞。我偏偏喜歡這種無人欣賞的轟轟烈烈，注定了我的悲劇。從悲劇中不難看出，我性格懦弱，卻並不懦弱。我喜歡改進，但不喜歡改過。一個人改過並不容易，更何況我不想改過。
教授說，回到十年前，說起是非標準，我能夠清晰地告訴你，現在真的模糊了。模糊歸模糊，相信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杆秤，這杆秤就是是非標準。
我們的目標當然就是要找這杆秤，但要找這杆秤必不可以忽視了過去——十年，畢竟不是個簡單的概念，凡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感覺：過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總象彈指一揮間的事兒，今後的十年似乎隻有一帆風順的人才不會覺得漫長，但永遠的一帆風順是不存在的。
過去十年發生的事兒叫做故事，而今後十年發生的事兒隻能是猜測，因為故事總要比猜測更清晰，所以故事總會影響到猜測。
不必做猜測，隻要耐心地咂摸這些故事，應該不難體會到複雜至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是非標準的悄然變化。
相信兄弟們通過前麵的講述已經了解了我，實事求是地說，自考取民辦教師直至做副校長的這段時間裏，我的標準跟多數同行一樣還是明確的。
那個時候，民辦和公辦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差距多是因為本人的學業或者當時普遍為社會所承認的從父輩那裏接班轉換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辦教師的待遇也略高於普通農民，並且逐步看到了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而轉正的希望，同時因為教師從事的是腦力勞動，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無論民辦教師還是普通農民對於這種差距從心理上還是能夠接受的，尤其是象我這種憑自己成績的情況，由於受當時招生數量的限製，畢竟屬於少數，人們隻有羨慕的份兒。
當時的我雖經曆過一些挫折，也曾因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師範學院之後，免費吃著農村隻有過年才能吃到的飯菜，感恩很快就衝散了委屈。
畢業的時候，不少同學被分配到了縣城的學校，條件雖好了些，卻遠不如同等工資待遇的農村學校來得實惠——不僅離家近、消費低，而且那時候的鄉村中學公辦教師少，三兩年總能混個校長主任幹幹，還享受著學生家長輪番管飯的待遇。
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國人古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管先生飯的規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過過年的水平，先生卻隻需付每天一角錢的飯費，即使這一角錢也不過是個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飯當成了一項義務而少有人去關注這一角錢的飯費。
總的來說，當時的現實是既存在差距又讓人感到公平，因為公平而感恩而充滿希望。因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價值觀念便是追求業績，教師的業績便是學生的成績，量化而具體，所以做教師被公認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職業。
差距是不公平感產生的根源，而市場經濟必然要產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長那年，在與所有的民辦教師都轉成了公辦工資成倍增長的同時，周圍人的生活都有了明顯改善，甚至奇跡般地冒出了不少誌得意滿的暴發戶。
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善對比，對比的結果無疑正一點兒一點兒地吞噬掉他們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優越感。——如果說這些生活優越的暴發戶能夠有一些比如學業上的突出表現，內心的道德力量或許還能夠抑製因不公平而造成的嚴重心理失衡，但殘酷的現實恰恰是這些極為牛氣的暴發戶往往並非學業上的佼佼者，隻要頭腦靈活或者能夠攀上一二個過得硬的關係，即使那些在學業上曾經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樣能做。
與之相反，幾年後的地方政府的錢突然間一下子變少了似的，逐步開始出現了不能足額發放甚至拖欠工資的問題，不要說那些暴發戶，即使與縣城裏的那些同樣在牢騷滿腹的同行們相比，也足以加劇內心的不公平：他們不僅工作生活環境明顯優於鄉村，工資標準雖同樣不足卻明顯高於鄉村且能夠按時發放，僅住房製度改革時理所當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讓鄉村教師為之奮鬥一輩子。這便是現實，即使不被人注意，仍舊客觀地存在著。
我們沒有必要過多地關注差距，不妨正視一下我們學校麵對差距的三類表現：一類是想方設法托關係甚至於求爺爺告奶奶調離了教育係統，一部分從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銷、糧食、物資等當時最為熱門的行業。從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風得意馬蹄輕”；有的則止步於一般科員，終日裏滿腹牢騷，象是誰欠了他三百錢似的。即使這樣，也算是好的，而去熱門行業的那部分則多數隻有空自慨歎世事難料的份兒，因為隻趾高氣揚地風光了沒幾年便已下了崗，慘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師。當然，也有暴發的，但畢竟是少數。
另一類是實在抵不住金錢的誘惑幹脆下了海，有的確宏圖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說什麽“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有的則終究誌大才疏，奮不顧身地躍入了大海才發現，原來自己不會遊泳，待水把自己淹沒時，雖悔綠了腸子，卻隻有竭力掙紮，常常又礙於情麵，黃連吞到肚裏臉上卻仍在笑，其實比哭還難看，頂著如此臉麵東遊西蕩著。
這兩類畢竟屬於少數，當時被稱之為勇者，最多的當數第三類，即既羨魚又缺少下水勇氣的那類。這類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種表現：一種是雖沒有勇氣下水，終經不住誘惑或者說禁不住手癢，把做一些無可厚非的偶爾也把手伸向學生的小買賣當成了第二職業，走下井台，又立馬走向櫃台，算盤珠子撥得嘩嘩直響。
另一種則別出新裁地把研究學生家長當成了時髦，憑著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會上辦點兒小事兒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縣長局長，象一些有權階級一樣吃點兒喝點兒更是不在話下，而且還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則便要你今天明天後天地排號，除非奴顏媚骨地把禮物送到家。
三是被稱之為弱智少見的那種，這種人雖不能領導卻在主導著潮流，雖也牢騷滿腹卻畢竟還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夠耐心地做進一步觀察，應該不難發現這種人認死理兒，常常為一些小事兒就爭得臉紅脖子粗，有時候甚至會為此好長時間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雞腸”。
我應該屬於第三種人，也曾經辦過輔導班之類的業務，雖迫於生計，也不肯為“三鬥米而折腰”，但麵對變化絲毫不為所動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選擇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關於這一點兒，前麵的講述曾有提及，現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時，正是我最困難的時候。
我所說的困難，並非指前麵曾提及的單純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確定的做陶行知一樣的教育家的目標如何去實現。
說起這個目標，其中也有個過程，因為人的目標是有層次的，總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環境等諸多因素的製約，就象饑餓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標定在做科學家上一樣。
在考取師範學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當時的目標或許當真有點兒狹隘，即是願我所有的生龍活虎的學生都能夠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樣的覆轍。
為此，我深入地與他們交心，講我的經曆、感受以及大膽地無異於幻想的設想，內容自然盡是些或許並不高尚的隻有在他們長大後才能真正體會得到的如何擺脫農業簡單勞動而吃上商品糧。
孩子因為經曆的空白想象力最豐富，農村的孩子同樣不缺乏想象，看得出來，他們正在被我誇張了的“美景”吸引著誘惑著。這曾經是我最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為我的誇張甚至得到了學生家長的一致認同便具有了強大的助推力。
由於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當然地也有諸如“難道農業勞動就不重要嗎？”之類的問題提出，但這些問題很容易就能被“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以及二者之間所創造的生活後果”的簡單的現實對比所逐一否定。
現實意義上的對比具有最強大的激發力，由於對比方法的采納與應用，雖有時自己也會覺得牽強，但孩子們總容易被統一到強烈要求改變處境的旗幟下。
這便是原動力，我認為，隻有激發出原動力，人的追求才會持久。但對於孩子們來說，僅有原動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輔之以經常的強有力的說理誘導和嚴格的懲戒措施來鞏固原動力。
後來的實踐證明，這兩條剛柔相濟的措施是有效的：強有力的說理誘導作為“柔”的一麵，要求老師必須首先具備足以讓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夠引起共鳴的學識和品行，這多少需要點兒天分，幹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師這個本身就充盈著天分的行業。
具備相當的學識和品行並不困難，難的是如何引起共鳴，而要引起共鳴必須要燃燒激情，無論處於如何艱難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觀傳染給學生，用燃燒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遠置於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個具有這方麵天分的人，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我是個木訥的人，但在麵對孩子時卻總能智計百出口若懸河。
其實，燃燒自己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須建立在心與心交流的基礎上全身心地投入，隻有這樣才能以“柔”濟“剛”保障嚴格懲戒措施的效果。
對於孩子們的缺點，我從不隱瞞甚至包庇，必要認真地指出，隻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點兒的小錯也是不可饒恕的，必須進行體罰懲戒。在我前期的學生中，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受過我的體罰，因此有的人指責我對待學生過於苛刻，但由於我巧妙地運用了“柔”而讓孩子們的學業成績大幅提升，我反而贏得了孩子及其家長的尊重。
單純靠激情維持的人永遠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標，因為清晰的目標必首先經過理性思考，沒有理性的目標隻能是模糊的不明確的。說實在的，直到進入師範學院之後，我這個或許定得過高的目標才漸漸清晰起來。所以說，我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優厚的待遇回到我們鄉中學，並非單純為了麗萍，多少總帶有點兒為了這個目標而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私心。
那個時候，在我看來，人才相對匱乏的鄉村中學存有比人才濟濟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負的更大空間。——經驗告訴我，事實也這樣，越是落後越是混亂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績。我比那些因留戀縣城而哭喊著要求留縣城工作的同學早五六年時間做到副校長位置的事實勿庸置辯地證明了我當時看法的正確，這也是差距產生後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說起做副校長這段經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學的父親：他是一位並不被同行看好的老鄉鎮幹部，或許命運偏喜歡眷顧這種人，臨到退休的時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書記。對於這樣的任命，連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後來自一位老朋友那裏了解到，原來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鄰縣的組織部長，與縣委組織部長一起開會時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這樣的結局。
多年的鄉鎮工作經曆讓他養成了孤傲執拗的性格，所以他並沒有對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應有的反應，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門心思要做成點兒事兒。因此，做了不到兩年便退居二線不再管事兒。
或許果如他後來感慨的那樣，小人物的命運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兒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遺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樣，也是相對的，對於我來說，他又是實實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話便改變了我的命運。
應該承認，這裏麵不單純有巧合的因素，最關鍵的還是沾了地域狹小讓他能夠充分了解我的光兒。問心無愧地說，他力主我做副校長並不存有半點兒私心。我常常想，這或許是由他特殊的經曆所促成的。他不僅希望我做副校長，而且想讓我鍛煉幾年後做校長，他想把我培養成全縣最年輕的校長。
現實是，優秀的教師不一定適合做校長，象我實在不具備做校長那種協調各方的能力，原也不想做什麽校長，但礙於他的情麵又不得不做。幸喜有他的鼎力支持，我盡可以無拘無束地施展自己的抱負而不必去顧忌那些所謂的應酬，卻恰恰中了他的意，他因此總大會小會地表揚我。他當然是為了提高我的威信，但他分明忽視了“佼佼者易折”的道理，我無疑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在他二線後，由於麗萍的參與，他的好意反讓我失掉了教課的機會。
我曆來認為，生活上的困難並不可怕，它不僅能夠磨練人的意誌，而且長期處於這樣的困境中，隻要前方閃現一丁點兒火花，就容易激發人的希望，因為希望，生活常常會比讓自己麻木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帆風順更加有滋有味，但沒有人甘願處於這樣的困境，因為這樣的困境也是對人的意誌力的一種考驗。最可怕的，往往是過慣了優裕的生活，思想卻如同激流中的航船忽而衝至巔峰忽而跌入穀底，眩暈得讓人喪失了目標。
麗萍當然不會理解這些和我的想法，她跟多數人一樣認為，無所事事的總務處副主任的位置是個難得的肥差。從副校長到副主任讓我徹底從既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教研工作中撤出來，難道真如她所說是我的解脫？可我心中的夢又如何做下去呢？
生活總是在不停地給人製造著麻煩，又絕不肯讓人一下子便陷入絕境。這或許也算是一條法則吧。——難耐的寂寞和失落無情地噬咬著我，受了同事們因差距而引發的已達到了極致的變化的誘惑，勉強做了一點兒輔導孩子的事兒，卻居然沾染了自己最反感的銅臭氣，雖改善了經濟上的困境，卻讓我更加彷徨。我不知道如果沒有我那位過來做校長的校友的幫忙，我的耐心還能不能維持下去。
麗萍不象我，她似乎總有一股遏製不住的激情，從不知道後退。在經曆過一番成功與失敗的折騰之後，她不顧我和同事對她異想天開的譏笑，居然成為我們鄉中學眾多不折不撓參考教師中第一個通過國家公務員考錄的人，而且是女人。
我再次走向課堂時，她正處於積蓄力量準備再次衝刺的階段，已無暇再過多關注我的事情，而且此時的我們也因為大舅哥的意外歸來而暫時擺脫了困境，正是我該有所作為的時候。
2
然而，我卻突然可怕地發現自己似乎已完全喪失了原來的激情，象一個迫切地要得到某東西卻又總是得不到急切間墜入深淵的想醒來又無法醒來的噩夢。——《教學大綱》變得那樣地生澀難懂，象我總被外界某個事物閃斷而無法凝聚到一個點兒上的神思一樣不可理解，我隻有固守自己原來的教學方法，卻不再象過去那樣激情四射遊刃有餘，而且總遊離於《大綱》之外無法收攏自己而讓自己感到從未有過的吃力。
現實是，這個曾經令我暗中頗為自得的教學方法，僅僅不過幾年的時間，已不能用來激發學生的原動力，反而被他們當成了一種幼稚的空洞的說教。因此，他們對於我的授課就象我的授課一樣感到沒勁。
理所當然地，在隨後的一次集中體現教學成果的測試中，原先名列全校前茅的我們班一下子跌倒了全校的倒數第一。為此，讓我重返課堂的那位校友校長對我總是脫離《教學大綱》的做法委婉地提出了質疑和批評。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情，盡管我很快便了解到，這次其中考試的成績不少班級都來自於“手拉手”，還是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所謂的“手拉手”，是我做副校長期間倡導的一種教學方法，即按照學生的學習成績和性格特征結成幫扶對子以實現共同提高。
這種方法居然被人創造性地應用到了考試上，而且獲得了榮譽，並且同樣可以自豪地享受榮譽，不能不說是對我莫大的諷刺。
為此，我不顧同事們的敵視，猛烈地抨擊這種典型的舞弊行為，盡管我的抨擊除了讓我陷入尷尬之外，對於現狀並沒有多少改變，但我固執地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彌補對我高貴的自尊的傷害，我因此而充滿了激情，又因為激情而讓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雖竭力平緩卻仍難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縣教育局的重視，工作組很快就進駐了我們鄉中學，很快就做出了“我因為嫉妒而狂言亂語”的結論。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長。校長正滿臉怒氣，工作組的到來顯然讓他狼狽不堪。看得出來，他對舞弊事件並非象他說的那樣毫無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這種舞弊行為，而且正是因為他的四處打點四處賠不是才爭取到了這種結論。對於我的到來，或許出於校友的緣故，他的臉上勉強擠出了一點兒比哭還難看的笑意，顯不出任何歡迎的真誠，因為他明顯地把臉別向一邊，沒有一句歡迎的話，隻顧自言自語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惡於虎啊”，便麵無表情地離開了。我呆立當地，半晌無語。
時隔不久，我教導處主任的位置雖沒有被免掉，但實際上已成了空職，因為另一個教導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組撤離後的第二天便已下來了，他忙不迭地全麵主持起了教導處的工作。一個不大的教導處有兩個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務會，實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這似乎怪不得新來的教導主任，因為校長習慣的用征求意見的方式對教務處工作的安排不再衝著我而總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記了我的存在。我實已形同虛設，沒有人給我安排工作，也沒有人向我匯報工作。我無法忍受這種尷尬，便不再出席校務會，當然也沒有人再通知我，教導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動不再出席會議的一周後自動地不了了之。
這並沒有遲滯我抨擊舞弊的決心和步伐，我必須對花樣翻新的舞弊行為有一個全麵地了解，這不單純是一個騙取榮譽的問題，長此以往將是對學生道德和信仰的毀滅性打擊。我的神經由此變得敏感，顯然在無限地誇大著舞弊危害性的同時，同樣敏感地洞察著一切。
事實上，在反舞弊問題上我並不孤立，但我的極端行為還是從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沒有人在公開場合跟我溝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堅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說一句話。
不過，我沒有因為壓力而放棄，從發動學生揭露舞弊行為企圖化被動為主動的活動中和同樣實施了舞弊行為卻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騷中，我很快便掌握了這些確不易找出證據的舞弊行為的足夠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為已發展至監考老師之間相互“關照”以應對鄉教委為防止舞弊行為而采取的不同年級不同學校的教師互相調換監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閱卷和分數統計上做手腳，同一鄉的教師之間畢竟還是相熟的嘛，更可惡的竟然有個別人每到考試便要以考務費的名義向學生收取舞弊活動經費。
對於這些明目張膽地舞弊行為，我認為，必須要進行無情地鞭撻，我不停地向縣報社電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沒人理睬。唯一的辦法，隻有潔身自好，用實事求是的成績來反擊，事實勝過雄辯，雖然必須要等到升學的時候。因此，我把分數看得更重了，對學生的要求也愈加嚴厲。
這時，另一個預想不到的意外發生了。事情得從已做了鎮長的麗萍說起，她從不過多地過問我的事情，卻顯然洞察了我的內心。那一段，為了幫我實現目標，她經常把她們鎮中學的一些測試題捎給我。她們鎮中學是全縣的名校，這些測試題確具有很高的水平，對我的教學幫助非常大。
臨近期末考試的時候，她又給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內容有不少是我從未向學生講過的，測試的平均成績當然是極低的。
問題便出在這份我測試後即著重進行了講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試的卷子發下來之後，我發現期末考試的所有試題幾乎就是這份卷子的翻版。
決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所以，我們班雖然獲得了全縣統考第一名的成績，我卻象吞了綠頭蒼蠅一樣惡心，盡管並沒有人知道事情的內幕，我仍然覺得同行們分明在指指點點地罵著偽君子，我感到自己象做了賊一樣沒臉見人，巴不得覓一地縫鑽進去不再出來，或者把自己攪成肉沫重塑一個自我，自然也不會去出席全縣舉行的先進表彰會。我感覺自己四肢無力，迷迷糊糊的，根本已無力走進鄉中學的大門。幸喜組織上為照顧我和麗萍兩地分居的實際，我被調入了麗萍所在鎮的中學。
我是個心裏藏不住事兒的人，心裏藏不住事兒的人往往心重嘴鬆，遇有高興的事兒，總喜歡說出來炫耀一番；而碰上煩心的事兒，則常常嘮叨不休，仿佛完全喪失了主意。這類人通常幹不成大事，但這類人也有一般好處，那就是追求執著，對自己要求苛刻，不能容忍汙垢哪怕是對自己一絲一毫的沾染。
嶄新的環境無疑不僅絲毫沒有趕走我的鬱悶和落魄，反而變本加厲地折磨起我來。實在經不住這種持久的暗無天日的折磨，我決定向縣教育局坦白一切，似乎不這樣我便無法活下去。
可是連續寫了十多封信，卻始終不見回音，直至我利用一個周的時間通過跟蹤盯梢的辦法見到了局長，縣教育局的工作組才總算派了下來。
工作組卻似乎並沒有做什麽，隻是先後到兩處中學吃過一次飯便草草收兵了，走時沒有留下任何結論。
我因為工作組的到來逐步放鬆下來的心情再度緊張起來，再三地跑去追問校長，校長均不置可否地搖著頭笑笑。我迫切地需要一個結論，似乎隻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結論才能安慰自己，我象口渴的人期盼著甘泉一樣期盼著這個我不可能得到的結論。
已做了書記的麗萍卻全然不能理解我，自從她考取了公務員，身上的質樸便一點兒一點兒地消褪，官氣而帶來的霸氣正籠罩著她。在我決定再次去找局長或到更高的層次討說法時，我們發生了第一次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凡事到底應不應該有個明確的標準。
在我看來，凡事都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而麗萍則認為，不少事情原本就是模糊的，完全沒有必要非要爭出個是非長短。爭論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隨著麗萍逐漸養成的那種最讓我不待見的居高臨下勿容置疑的神態和語氣顯露出來，由於她口不擇言的一句“非要攪出亂子才肯安心？真是有病”，爭論便演成了爭吵。
人隻要霸氣多了就會有匪氣，為防止我再去“鬧”，她居然象對待上訪戶那樣待我，把我反鎖了起來，派一些巧言辭令的幹部隔著窗戶輪番做我的工作。
因為根本觀點的對立，我根本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麽，也不想聽他們在說什麽，隻不停地呼號。這些幹部顯然有所顧忌，但又想盡快完成書記交辦的任務，必定事先翻了不少書，準備了企圖說服我的長篇大論，其中的一位甚至準備了厚厚的一摞講稿，我卻讓之變成了毫無用途的一堆廢紙。過不了幾天，他們必定是黔驢技窮了，便不再跟我說話，又迫於書記的嚴令，隻能在門外陪我，我甚至聽到了一位肥胖者的鼾聲。
我把所有的怨氣都灑向了麗萍，惡毒地把她想象成巫婆，心裏千遍萬遍地咒罵著。我是一個丈夫，更是一個有尊嚴的人，我的意誌不可動搖。所以，在我莊嚴地提出離婚遭到拒絕後，我開始絕食，我要而且隻能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維護我的尊嚴。
我很快就迷糊起來，她們終於慌了手腳，我感覺她們在不停地向我的體內輸著冰涼的液體。這些液體竟真的管用，我漸漸又有了些力氣，但仍拒絕吃飯，於是她們又給我輸液。我敢肯定，要不是外出進貨的大舅哥提早趕回來，這必是一個難纏之局。我惡毒地想象著她焦躁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態，疲憊之中居然有一絲快感泛起。
或許果如麗萍所說，我真的病了，我的眼前出現了幻覺：那一刻，我覺得這世上一切都是虛偽的，人與人之間原本就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關係，學生利用老師獲得知識，而老師則在利用學生騙取榮譽。
基於這樣的認識，所有的東西都變了味，原先那些因為真誠而燦爛的笑由於真誠的缺失倏而變成諂笑倏而變成嘲笑倏而變成獰笑。
諂笑衝向麗萍，但不是她本人，而是她坐的那個鎮委書記的位子；嘲笑針對我，一個在外人看來必須依賴女人過活的人；而獰笑則刺向我極其柔弱的內心——那就是狂風肆虐的原野上的一支鵝毛，恐懼地毫無所依。
受了這些幻覺中的因素的刺激，我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時而哭，時而笑；時而嘴裏嘰裏咕嚕地不知說些什麽，有時甚至會自顧自地開一些不著邊影的玩笑，時而不停地數落著自己編排一些自己的不是咒罵著自己。
不過，也別認為我糊塗，那一刻，我絕對是清醒的，既然我們無權也無能力反對別人，咒罵自己總不會犯錯吧。我的這種因脆弱的感情經受重創而引發的被醫生稱之為“失心”的病，顯然被麗萍當成了精神病，其實，從我決定向局長坦白一切時，她就認定我有病，要不是大舅哥竭力反對，我恐怕早已被送進了因曾經去探望我患病的同學而畏之如虎的精神病院。
實在應該感謝大舅哥，他不僅救了我，而且讓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事情本身的標準是嚴格的明確的，隻是因為利益的多元化促進了人的裂變，才讓原本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起來模糊起來，隻有與時俱進才能逐步適應進而改造日趨複雜的環境，但與時俱進並不是一句空話，必須要努力。
自從明白了這個道理，我的情緒竟逐漸平緩下來，周圍的環境也不再那麽怪怪的讓人無法接受。我的意識總算恢複了，雖然心情仍難免悶悶的，但盡快地回到課堂卻是我第一位的迫切要求。
校長跟麗萍一樣不理解也不理會我的要求，他熱情地接待了我，滿臉堆笑地勸我先養好病，討好地說這既是對我本人負責，又是對他們的麗萍書記負責。
我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堂堂的人民教師，為什麽非要跟別人聯係到一起呢？難道我連獨立的人格也沒有嗎？我的自尊心再次執拗起來，我竭力地平息著自己的情緒，唯恐他們又認為我犯了病，其實，我感覺即使在他們認為我犯病而緊張兮兮的時候，我也沒有什麽兩樣，不過是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難道這也有錯？我想不通，或許我真的病了，因為我居然竭斯底裏地衝校長吼道，我沒病，根本就沒病！
校長奴顏媚骨地輕撫著我的脊背，嘴裏柔聲地說著“別生氣，你確沒病”，那意思分明我就是病人，唯恐我犯了病而惹得他擔責任——他決定派我去做報時工。
這可是學校裏不少人都在爭搶的既輕鬆又舒適的工作，卻非我所願。我知道，他必定是事先得到了麗萍的授意才這樣做的，******，一絲骨氣都沒有，你們才有病哩，我決定去找她，怕什麽，難道她是老虎嗎？女人真的都是老虎嗎？
其時，我們的危機已達到了頂點，原因是我在意識恢複後所做的另一件事，那就是離婚，我感覺自己成了她的一塊招牌一種擺設，我必須與之離婚，而且隻有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她堅決不肯，甚至暫時放棄了她的高貴和獨斷專行，溫柔地待我。這種溫柔已不同於過去，處處都洋溢著虛偽與做作，正如記不清哪位兄弟所說，虛偽與做作的東西是最醜陋的。因此，她越溫柔，我離婚的決心越堅定。
3
我去找過幾乎所有可能管離婚的部門，包括法院在內，沒有一家肯受理我的案子。我突然記起了同行們經常議論的關於分居六個月便可以自動離婚的故事，便四處覓地睡覺以達到與之離婚的目的。
她卻總能不失時機地找到我，與我同房而居，即使我故意去找那些極髒極亂極差的地方，包括驢棚牛棚之類，她煩極了，卻故作大度地跟著我，嘴裏說著“夫妻本是同命鳥”。
我明確地感受到了她的無奈，惡作劇地不停地換著地方，仍無法擺脫她，最終隻能造成了這樣的事實：盡管我們再沒有做過夫妻之間的事兒，因為我們都喪失了做那種事兒的興趣，但畢竟我們仍在同房，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能說得清，似這樣便永遠達不到分居六個月的期限。
我覺得如此竟漸漸有了夫妻的感覺，雖然我們仍在僵持著，似乎這種僵持便是夫妻間該有的？但為了那份原就屬於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選擇了放棄，所以我才有資格重又回到了課堂。
我回到學校，正是同行們反對鎮政府拖欠工資由偷偷地向上級寫信、選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級上訪等秘密形式轉為公開的時候。
據組織者講，他們到上級的任何一個部門都是一張笑臉一杯熱茶，而且總能認真地聽取他們不厭其煩的訴苦和請求，可就是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三番五次之後，工作人員依舊熱情，卻明顯在躲著他們，他們的態度難免激烈，才有一位據說是****局的副局長接待了他們。
這位副局長具有極高的政治理論素質和口才，從建國前到改革開發，從貧困山區到革命老區，背書似地給他們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論課，中間沒有絲毫的停頓，偏偏不肯觸及正題。最後他們急了，語氣變得冷厲嚴峻：我們已經來了十趟，你幹脆告訴我們，我們的問題到什麽時候才能夠解決？
副局長立即麵露難色，喋喋不休地訴起了財政的困難。
既如此，為何又有那麽多錢去吃？
副局長熱臉碰到了冷屁股，一下子噎住了，結結巴巴地分辯道，反正我沒去吃，有許多問題，當真是一時說不清的。
在他們看來，象****局副局長這麽大的官兒都說不清的事兒，必定是非常困難的，但他們終究要吃飯，而且隻是在爭取按照規定原該屬於他們的利益，因此有極端者提議實行全鎮總****。
人被逼急了，往往容易做出極端的事兒，但為了避免被人秋後算賬，組織者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僅僅一張不知被誰何時貼到各中小學校的通知便演成了這次****。
因為我和麗萍的關係，自是沒人告訴我真相，我相信不少人是知道真相的，直至我稀裏糊塗地參加
了這次****，不少同行才開始對我熱情起來，但在我麵前說話仍明顯地有所保留。
這次****的結果，是我們的工資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兌現，趾高氣揚的機關幹部則連續有三個月沒有領到工資。同時，始終處於迷糊狀態隻知道巴結書記的鎮教委主任被免了職，麗萍也因此受到了領導的嚴厲批評，進縣委班子的希望暫時成了泡影。
此後不久，她嚴肅認真地找我談話，要求我能協助她剛調整的教委主任查明事件的幕後操縱者。我才不會去做如此蠢事呢，更何況我壓根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絕不會去做。我玩世不恭的態度顯然激怒了她，她指著我的鼻子，臉漲得通紅，口氣卻有些發軟：人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難道你非要看著別人把你老婆活生生地扒光嗎？說著，眼裏竟噙著淚。我才不去管這麽多呢，而且想起她那氣急敗壞的模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想笑。
從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了同行們常玩笑地提及的人生第二春的說法——我覺得，自己的思想豁然貫通了，象被堵塞的水管突然被激流打通，信心倍增，仿佛又回到了做民辦教師的時光，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應該承認，麗萍確是個做官的天才——她居然於茫無頭緒中找出了頭緒，不動聲色便讓亂成了一鍋粥的教育係統迅速安靜了下來。
現在看來，她其實每一步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才能象高明的鋼琴師那樣巧妙地彈奏——經過緊張地競爭答辯上崗，全鎮百分之八十的中小學校長主任離了崗。
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有背景的那種，盡管背景不大，至多能攀上鎮裏的副職之流，已足夠讓他們走上學校的領導崗位。隻要是多少有點兒背景的人，在教師隊伍中雖同樣讓人羨慕，內心畢竟還是萬般不服的，盡管其中也有不少才華出眾的佼佼者，最讓人敬重的還是毫無背景的實幹家，雖然這次調整也包含了部分這樣的實幹家，但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讓具有管理欲望的人由此看到了某種希望，因此得到了絕大多數教師的擁護。
社會的殘酷性往往便體現在這裏，在一部分人歡欣鼓舞的同時，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觀失望。麗萍並沒有讓這種悲觀失望無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讓他們隨同一部分教師交流到了別的鎮，多數到了財政狀況明顯優於原單位的鎮，隻有少數被調到了財政狀況更差的鎮。
到財政較好的鎮，雖丟了官，卻多拿了工資，心裏畢竟還算平衡；到較差鎮的人，多是****的堅定組織者，雖老大不樂意，卻經不住新任校領導強大的思想攻勢和丟飯碗的威脅，隻有自認倒黴的份兒，因為調整雖讓你感到渾身不自在，終是無懈可擊，更何況離了群，你根本無法再掀起多大風浪，到了新單位同樣要享受嘴裏熱烈歡迎卻無人理睬的冷遇，於是隻能以時常湧起在心裏的“人挪活，樹挪死”的可憐想法來安慰自己。
這種在教育係統少見的不少人仍心存懼意的沒有任何上進的異鎮交流方式的人事調整結束後，麗萍立即又對作為****焦點的工資問題進行了改革。
其實，所謂的改革並沒有多少新意，隻是按國家的調資標準進行了理順，讓人們對自己應得的工資數額有了個大概了解，而且限於鎮級財力隻能在原標準上提五個百分點發放，麗萍卻借此做足了文章：在改革的許多天之前，風已放了出來，立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傳得沸沸揚揚，讓人們的心裏泛起了許多期冀，從而淡化了****和人事調整的印象。
隻有人們按時把工資拿到手，並且發現自己實際上隻比原來多拿了不足五十元——原來的工資由國家、省、地三部分組成，現在隻按國家標準執行時，難免要產生些許的失落，但政府畢竟說了實話，而且一再道歉，尤其是與工資甚至有所下降的鎮級機關幹部相比較，雖然仍有個別人提出了工資“含金量”的問題，醇厚的天性還是讓他們感到稍稍平衡了些。
而鑒於上次****教訓的麗萍，也一改從不過問教育的作風，經常地深入到全鎮的各中小學，友好而且親切地與教職工甚至學生開展一些麵對麵地溝通與交流，讓這些原本沒有見過多大世麵尤其是象麗萍這種大官的師長們，倍感受寵若驚，心裏隱隱生出一些感激，漸漸地便對****生出了悔意。
對於這種不近實際的作秀，尤其是麵對她正逐漸恢複的居高臨下的洋洋自得，雖然我的視覺已正常了許多，仍難免要忿忿不平，隻有忘我地去與學生們接觸，企圖找出目前形勢下新的教學方法，鬱悶才會稍稍減輕些。
現在的學生已不同於我們做學生時那樣清澈單純，複雜的環境讓他們的思想同樣變得複雜起來，甚至比複雜的環境更複雜一些，他們對老師的喜怒哀樂能夠了如指掌，比對自己了解得更全麵。對於我的鬱悶，他們給予了高度關注，這讓我感到甚是狼狽。
我新接手的初一·三班有一個頭不高的孩子，聰明伶俐，顯然是一幫男孩兒的頭兒，隻是學習成績如他的個頭一樣，似乎永遠長不高。他父親曾為此與我多次探討過，這位經商業績頗為不俗的父親比其他的父親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盡快提高成績，言語中多次提及自己遺產繼承權的問題，甚至揚言隻要能夠幫他兒子提高成績，他將不惜重金。
我一貫反感這種以金錢自詡卻又惜財如命自以為有了錢便是大爺便能辦成一切的人，他的話顯然激起了我的高傲，便沒好氣地回絕了他。其實，培養好每一個學生，是我始終堅持的原則。
這位父親居然把我們之間不愉快的談話告訴了兒子，並胡言亂語地預言說什麽我將對其不利。兒子似乎比老子更具靈性，但小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大人的影響，便一味地討好我，於是便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老師，何必那麽鬱悶呢？人生不就是那麽一回事嘛，得過且過唄。他居然看出了我隱藏極深的鬱悶，而且說出了我意料之外的人生態度。
答：我沒有感到鬱悶啊。
勸：別裝了，誰還看不出？不過，別擔心，誰要是欺侮咱，咱盡可以修理他。
好奇地問：怎麽修理呢？
答非所問：您認識飛哥嗎？飛哥是我們縣最有名的小混混，看得出來是這小子的崇拜對象。
我一驚，隨即理直氣壯地答：我認識公安局長。
毫不掩飾著急且一本正經地勸：公安局長不如飛哥管用，我爹認識他，隻要咱哥們兒一句話……
未及他說完，我心裏罵著“勢力小子”，手已向他的臉上閃過去。
“啪”地一聲脆響，他用手捂著臉，恐懼地盯著我後退著。
我的心突然軟了，難道這一切應該怪罪一個孩子嗎？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來，人也呆可可地許久不說話。
我的失常變化讓他驚慌失措起來，他兩手輕輕地搖著我的胳膊，嘴裏則不住地叫著“老師”。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開展信仰教育的想法，而且覺得這是唯一的長久之策。人的不少想法都是在不經意間產生的，經過後來的再三斟酌和推敲，往往能夠發展成為金點子，從而解決長期困惑自己的難題。
後來，我把這種教育與激活欲望的方法結合起來，運用到教學實踐，發展成了一種以共青團活動為載體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注重人的信仰的培養和創造性的開發，因為用於非書本學習的活動時間增多，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卻遭到了急切追求學業成績的家長們的激烈反對。我不得不動用了麗萍的力量，校長才勉強肯讓我試驗下去，他理所當然地也為此承受力了巨大的壓力。
三年後的畢業考試，確是一個連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結果——我們班級的六十餘名同學全部如願升入了高中，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小個子居然考取了縣重點高中。
就在公布成績的那一天，這小子居然從他爹的賬戶上盜走了六十萬，全部捐給了希望工程。
他爹自是火燒火燎地發急，而他卻悠然自得地坐上了去西部旅遊的火車。
我雖沒有縱容他的這種做法，卻並不反對，而此刻的他已是畢業的學生，我盡可以置身事外，因此他爹隻有朝我幹瞪眼的份兒，除了指責我教育失誤外，再沒有任何難為我的理由，雖然他在去西部之前曾給我打過一個電話，絮絮叨叨說了不少，我卻一句也沒有聽清。
這時候，我又有了一個想法：自覺轟轟烈烈的時候，並不一定真的轟轟烈烈。感覺中的轟轟烈烈需有人欣賞，卻不一定有人欣賞。我偏偏喜歡這種無人欣賞的轟轟烈烈，注定了我的悲劇。從悲劇中不難看出，我性格懦弱，卻並不懦弱。我喜歡改進，但不喜歡改過。一個人改過並不容易，更何況我不想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