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氣風發的首席軍機大臣，總理衙門首席大臣恭親王在其人生最風光之際，竟然在小小的禦史蔡壽祺身上栽了跟頭，足可見朝堂鬥爭之莫測。[]n∈頂n∈diǎnn∈小n∈說，..o
蔡壽祺何許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京，中第後服官京曹，並曾在勝保營中稽核軍務。他出京後，先後到成都、重慶任職，但官運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二月才任署日講起居注官。
因在宮內聽說慈禧不滿意恭親王奕，“平時蔡禦史聞之，疏劾王貪恣”。在彈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萬言的封奏，痛陳時政並指斥湘軍人物，以為政治試探。
看看未受到申斥，又聽到宮內的傳言，為博取敢言之譽，他便上疏彈劾奕，“一舉成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個投機取巧苟且鑽營之人，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講起居注官編修蔡壽祺上疏彈劾奕貪墨、驕盈、攬權、徇私之弊。
貪墨是指奕收受賄賂，任用私人。“近來竟有貪庸誤事，因挾重貲而內贗重任者，有聚斂殃民因善夤緣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監司出缺，往往用軍營驟進之人，而夙昔諳練軍務通達吏治之員，反皆棄置不用”。
驕盈是指奕居功自傲，群相粉飾。“自金陵克複後，票擬諭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樣，現在各省逆氛尚熾，軍務何嚐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肅清，附近疆臣鹹膺懋賞，戶兵諸部胥被褒榮，居功不疑，群相粉飾”。
攬權是指奕打擊諫官，杜塞言路。他說，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諫臣均放邊疆，雖會逢其適，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禦史則多改簡，以故諫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庇護部下。他認為奕袒護總理衙門，“總理通商衙門保奏更優，並有各衙不得援以為例之語”。
在彈劾奕的罪狀之後，蔡壽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為，議政王若於此時引為己過，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多任勞成，參讚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這是聲言叫奕交出手中的權力，回家頤養天年。<strong>txt小說下載</strong>慫恿慈禧罷免奕，剝奪他的一切權力。(s.)
這道彈劾奏折，語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實據不能服人。
恭親王之前也不是沒受過彈劾，但像這種赤落落撕破臉皮的彈劾還是第一次遇上，當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萬機的恭親王根本不會放在眼裏。
按照正常想法推論，兩宮太後能夠順利執掌朝堂大權，多虧了恭親王為首的王公黨幫襯，否則孤兒寡母想要掌控朝堂，所需付出代價可不輕鬆。
而此時正是洋務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作為洋務運動領袖恭親王享有著著名望，又豈是蔡某人這麽一位小角色能夠彈劾倒下的？
可事情偏偏如此奇妙，某些人可能做不了實事，但投機取巧揣摩上意卻是一把好手，為了搏出位甚至不惜幹冒天大風險。
大學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遲延，於三月初六日齊集內閣開會。他們把蔡壽祺召到內閣追供。大臣們極為慎重，按奏折彈劾多款逐項詢問，令其據實逐一答複，並親寫供紙。
但蔡供實無據。他所指斥的四條罪狀，隻在貪墨一條上，指出薛煥、劉蓉二人，但還是風聞不是親見。其餘三條，除奏折上說的含混其詞的話之外，沒有任何證據，這就說明蔡的上疏純屬毫無根據的誣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爭鬥經驗的老臣，他們還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們的奏折在措辭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餘地：“閱原折內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況貪墨之事本屬曖昧，非外人所能得見。至驕盈、攬權、徇私，必於召對辦事時流露端倪，難逃聖明洞鑒。臣等伏思黜陟大權操之自上，應如何將恭親王裁減事權，以示保全懿親之處，恭候宸斷。”又把皮球踢給了慈禧太後。
他們猜測兩宮太後是想適當地“裁減”奕的一些事權，便把球輕輕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們遞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沒看他們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親筆書寫的諭旨給他們看。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無論是以倭仁為首的頑固守舊派大臣，還是以恭親王為首的王公黨，誰都沒有料到這一場根本不算風波的責難，竟然引發那般嚴重後果。
慈禧拿出手書的罷免奕的朱諭，雖錯別字連篇，但文字尚通順。由於她平時親閱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諭的一般用語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讓人看得懂。
諭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兩宮皇太後懿旨：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奏，恭親王辦事徇情、貪墨、驕盈、攬權，多招物議，種種情形等弊。嗣（似）此重（種）（劣）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實據，是（事）出有因，究屬曖昧，難以懸揣。
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視）朕衝齡，諸多挾致（製），往往諳（暗）始（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諸）多取巧，滿是胡談亂道。
嗣（似）此情形，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歸政之時，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種種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幹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幹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這哪裏是裁減事權，分明是一擼到底。大臣們麵色惶然，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反複無常、性情乖戾的鐵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貿然行事，天怒難犯啊！
大學士周祖培感到朱諭太片麵了，又不敢多說，隻是建議加上“議政之初，尚屬勤慎”八個字。慈禧想了想，覺得加上八個字無關宏旨，便勉強同意了。
然後馬上厲聲說道：“此詔即由內閣速行之，不必由軍機!”她深悉軍機處是奕的班底，因而繞開軍機處，直接交由內閣辦理。由此可見盛怒之下的慈禧在處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上，態度之決絕，行動之專斷。
慈禧的手書朱諭，經周祖培略加潤色、diǎn染，便交由內閣明發下來。除上述內容外，關於軍機處，交代“著責成該大臣等共矢公忠，盡心籌辦”；關於總理衙門，則“責令文祥等和衷共濟，妥協辦理”；至於“以後召見、引見等事項，著派惇親王、醇郡王、鍾郡王、孚郡王四人輪流帶領”。這就是說，慈禧把罷免奕後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應的彌補。
朱諭發下去了，一場風波似乎就這樣平息了。
不料，上諭發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卻又起波瀾。惇親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兩宮太後不同的意見：
自古帝王舉措一秉至公，進一人而用之無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確據，方行擯斥。今恭親王自議政以來辦理事務，未聞有昭著劣跡，惟召對時語言詞氣之間，諸多不檢，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而被參各款，查辦又無實據，若遽行罷斥，竊恐傳聞中外，議論紛然，於用人行政，似有關係，殊非淺鮮。臣愚昧之見，請皇太後皇上恩施格外，飭下王公、大臣集議請旨施行。
惇親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現存的幾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諫，平時不大過問政事。但在黜陟奕的這個重大問題上，他卻上了一疏，明確表示不同意兩宮，尤其是慈禧的處治，慈禧對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視。
當天，兩宮太後便召見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軍機大臣文祥等，令他們傳諭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於明日到內閣開會。將惇親王的疏和蔡壽祺的折都發到會議上，讓他們討論。並諭令文祥等，到內閣去傳達今天兩宮太後新的懿旨。這個懿旨說了一些對奕有利的話。
因此，當天都城內盛傳兩宮太後“天怒已回，眷顧未替，宮中且多言恭王將複輔政矣”。看起來，事情似乎往有利於奕的方麵轉化。
但是問題不那麽簡單。三月初九日，兩宮太後又變卦了。她們召見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鳳標、萬青黎、基溥、吳廷棟、王發桂等八大臣。
慈禧對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複用。”對奕在用人方麵百般挑剔：“即如載齡人材，豈任尚書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時，對惇親王上疏為奕說情，也極為不滿，挖苦地說：“惇王今為疏爭，前年在熱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為我平治之。”這裏明確地表示出，對奕的處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蔡壽祺何許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京，中第後服官京曹，並曾在勝保營中稽核軍務。他出京後，先後到成都、重慶任職，但官運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二月才任署日講起居注官。
因在宮內聽說慈禧不滿意恭親王奕，“平時蔡禦史聞之，疏劾王貪恣”。在彈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萬言的封奏，痛陳時政並指斥湘軍人物，以為政治試探。
看看未受到申斥，又聽到宮內的傳言，為博取敢言之譽，他便上疏彈劾奕，“一舉成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個投機取巧苟且鑽營之人，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講起居注官編修蔡壽祺上疏彈劾奕貪墨、驕盈、攬權、徇私之弊。
貪墨是指奕收受賄賂，任用私人。“近來竟有貪庸誤事，因挾重貲而內贗重任者，有聚斂殃民因善夤緣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監司出缺，往往用軍營驟進之人，而夙昔諳練軍務通達吏治之員，反皆棄置不用”。
驕盈是指奕居功自傲，群相粉飾。“自金陵克複後，票擬諭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樣，現在各省逆氛尚熾，軍務何嚐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肅清，附近疆臣鹹膺懋賞，戶兵諸部胥被褒榮，居功不疑，群相粉飾”。
攬權是指奕打擊諫官，杜塞言路。他說，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諫臣均放邊疆，雖會逢其適，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禦史則多改簡，以故諫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庇護部下。他認為奕袒護總理衙門，“總理通商衙門保奏更優，並有各衙不得援以為例之語”。
在彈劾奕的罪狀之後，蔡壽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為，議政王若於此時引為己過，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多任勞成，參讚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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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彈劾奏折，語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實據不能服人。
恭親王之前也不是沒受過彈劾，但像這種赤落落撕破臉皮的彈劾還是第一次遇上，當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萬機的恭親王根本不會放在眼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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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爭鬥經驗的老臣，他們還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們的奏折在措辭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餘地：“閱原折內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況貪墨之事本屬曖昧，非外人所能得見。至驕盈、攬權、徇私，必於召對辦事時流露端倪，難逃聖明洞鑒。臣等伏思黜陟大權操之自上，應如何將恭親王裁減事權，以示保全懿親之處，恭候宸斷。”又把皮球踢給了慈禧太後。
他們猜測兩宮太後是想適當地“裁減”奕的一些事權，便把球輕輕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們遞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沒看他們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親筆書寫的諭旨給他們看。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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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拿出手書的罷免奕的朱諭，雖錯別字連篇，但文字尚通順。由於她平時親閱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諭的一般用語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讓人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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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似）此情形，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歸政之時，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種種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幹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幹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這哪裏是裁減事權，分明是一擼到底。大臣們麵色惶然，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反複無常、性情乖戾的鐵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貿然行事，天怒難犯啊！
大學士周祖培感到朱諭太片麵了，又不敢多說，隻是建議加上“議政之初，尚屬勤慎”八個字。慈禧想了想，覺得加上八個字無關宏旨，便勉強同意了。
然後馬上厲聲說道：“此詔即由內閣速行之，不必由軍機!”她深悉軍機處是奕的班底，因而繞開軍機處，直接交由內閣辦理。由此可見盛怒之下的慈禧在處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上，態度之決絕，行動之專斷。
慈禧的手書朱諭，經周祖培略加潤色、diǎn染，便交由內閣明發下來。除上述內容外，關於軍機處，交代“著責成該大臣等共矢公忠，盡心籌辦”；關於總理衙門，則“責令文祥等和衷共濟，妥協辦理”；至於“以後召見、引見等事項，著派惇親王、醇郡王、鍾郡王、孚郡王四人輪流帶領”。這就是說，慈禧把罷免奕後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應的彌補。
朱諭發下去了，一場風波似乎就這樣平息了。
不料，上諭發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卻又起波瀾。惇親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兩宮太後不同的意見：
自古帝王舉措一秉至公，進一人而用之無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確據，方行擯斥。今恭親王自議政以來辦理事務，未聞有昭著劣跡，惟召對時語言詞氣之間，諸多不檢，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而被參各款，查辦又無實據，若遽行罷斥，竊恐傳聞中外，議論紛然，於用人行政，似有關係，殊非淺鮮。臣愚昧之見，請皇太後皇上恩施格外，飭下王公、大臣集議請旨施行。
惇親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現存的幾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諫，平時不大過問政事。但在黜陟奕的這個重大問題上，他卻上了一疏，明確表示不同意兩宮，尤其是慈禧的處治，慈禧對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視。
當天，兩宮太後便召見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軍機大臣文祥等，令他們傳諭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於明日到內閣開會。將惇親王的疏和蔡壽祺的折都發到會議上，讓他們討論。並諭令文祥等，到內閣去傳達今天兩宮太後新的懿旨。這個懿旨說了一些對奕有利的話。
因此，當天都城內盛傳兩宮太後“天怒已回，眷顧未替，宮中且多言恭王將複輔政矣”。看起來，事情似乎往有利於奕的方麵轉化。
但是問題不那麽簡單。三月初九日，兩宮太後又變卦了。她們召見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鳳標、萬青黎、基溥、吳廷棟、王發桂等八大臣。
慈禧對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複用。”對奕在用人方麵百般挑剔：“即如載齡人材，豈任尚書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時，對惇親王上疏為奕說情，也極為不滿，挖苦地說：“惇王今為疏爭，前年在熱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為我平治之。”這裏明確地表示出，對奕的處分是不可更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