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趙逢冬這條重要線索，我們不妨先鬆一口氣。回過頭來，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這封信，與第一封信同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用箋，印有紅色仿宋字樣，紅色豎排欄條信紙。但是，細與第一封信比對，發現有些差異。第一封信信紙抬頭，也印了紅字“文化生活出版社”，卻無“用箋”二字，其下無格無欄。更重要的是，前後兩種信紙以及兩個信封上，印刷的地址和電話不大相同。第一封信所印社址為“上海昆明路德安裏二十號”，電話是“五一五六0”，這封信所印地址卻變作“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電話為“九五九一三”。信封上地址同變。這就說明，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這一時期搬過家，電話號碼也隨之更換。第一封信寫在4月，第四封信寫在10月，兩信相距將近半載，同為196年。該社遷址的緣由，值得專家考示。
此信仍用鋼筆豎寫，三頁近滿。巴金先生寫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星期了。我到今天才來回你的信，請你原諒。
前天又寄上一包書，現在想已見到了吧。近來學校裏功課忙不忙？想來你沒有多的時間讀課外的書。《羅亭》是一本好書，但商務譯本不好，我們這裏另有一冊新譯本，出版後我會寄你一本。我譯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個劇本，已絕版了，我不久會把它編在《文化生活叢刊》內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時我會寄你的。左拉是法國自然主義派小說家，他的書我幾乎全讀過，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歡，而且讀了一遍就不敢讀第二遍。他寫得太殘酷，太冷靜，而且他那種絕望的宿命論也是夠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絕不同了）。像《娜娜》那種作品，我讀第二遍就要作嘔的、商務譯本更壞。
你讀過我的《憶》，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為“覺慧”就是我自己。這是錯誤。我可以告訴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4的確是在那種環境中長成的。《家》和《春》裏麵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實的人物，但《家》和《春》裏的事實都不一定是真的口口。我可以在每個人物的身上，看見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過去的一點寶貴回憶留下來，使一些我所愛的人物隱約地活在我的小說裏。所以我說，是回憶逼著我寫《春》的。
“淑英”的結果你不必擔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會得救的。春的結束當然在一個明媚的春天，那時正是淑英的幸福剛開始呢！祝好。
十月一日
在這封信中，巴金先生談了不少讀書與創作的體會，走筆親切而婉約。他首先提到了《羅亭》一書，直到最近，我還聽見一位中年成功者說，如今，他再也找不回當初閱讀《羅亭》時那份激動之情了。巴金稱讚此著“是一本好書”，並將寄給黛莉一種更好的譯本；巴金在信中談到他重新翻譯了劇本《夜未央》，原名一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而這部《夜未央》卻是波蘭無政府主義者廖抗夫所寫。對此，陳丹晨先生曾經寫道：巴金先生“在讀完《夜未央》之後，當作寶貝似的介紹給外專同學們。他們一字一句抄錄下來，還排演過幾次。他們渴望自己也成為華西裏、安娜這樣的人”。你看，現在巴金又將此著介紹到遙遠的山西去了。巴金的《春》，也寫過青年們自發排演《夜未央》的情節。信中談到了《文化生活叢刊》，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頭產品，也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有李存光等人研究表明，從195年6月到1949年8月，這套叢刊出書達到五十餘種，其中二十四種出版於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除三種是中國原創作品外，其佘均為世界名著，門類甚廣，堪與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並駕齊驅。巴金先生曾在《申報》專門撰文推廣這套《文化生活叢刊》，時間是195年9月0日。此刊寄托著巴金先生一個宏大理想，至今讀來仍令人感動。巴金寫道：“我們刊行這部叢刊，是想以長期的努力，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民眾的文庫。把學問從特權階級那裏拿過來送到萬人麵前，使每個人隻出最低廉的代價，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他還說：“青年們在困苦的環境中苦苦掙紮為知識奮鬥的那種精神，可以使每個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淚，我們是懷著這種心情來從事我們的工怍的。我們的能力異常薄弱，我們的野心卻並不小。”
反觀今日之出版界，正經好書出版極難，大批庸俗讀物充斥市場，著者、編者唯利是圖。偶遇好書，其價格必是貴到驚人，一般讀者隻能望而卻步。
巴金先生在這封信中，再一次將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關係，表達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們這一代作家，在對待讀者時，是否還有這份耐心與親切？我們很煩躁，我們脾氣足夠大，一個個都跟偉人似的。其實這“偉人”，也就是偽人罷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這封寫於196年10月的信裏，便透露了《春》的結尾，而寫完此著則在198年月，說明作者久有完整構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結果你不必擔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會得救的。春的結束當然在一個明媚的春天，那時正是淑英的幸福剛開始呢！”出版後的《春》，其結尾果然是：淑英最後逃到了上海，並給琴表姐寫了信，她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與喜悅，說著一句相同的話：“春天是我們的！”原創構思與最終完稿，前後一致。
繼前述第三封信之後，巴金又一次與黛莉談到了左拉。上信說，“左拉的小說是長的好”，還說“他的書……除一兩部外，有許多我簡直不敢看”。這次又說，左拉的書“大部分我都不喜歡，而且讀了一遍就不敢讀第二遍。他寫得太殘酷，太冷靜”。巴金認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義派小說家”，“他那種絕望的宿命論也是夠可怕的”，“像《娜娜》那種作品，我讀第二遍就要作嘔的”雲雲。而在中國，又有學者認為左拉是“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我說不好應該怎樣評價這位作家，才能更準確精當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寫到這裏，我想到老友謝泳兄，曾經撰文提出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他把原始曆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和鑒別工作，置放在一個極髙地位，強調“不成型史料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謝泳希望，“建立一個關於現代文學史料來源的意識。有了這個意識，尋找史料的眼光就會與一般人不同。學術研究，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也是一種智力遊戲，而智力遊戲，就要有趣味。什麽才能有趣味？意外發現才有趣味，在別人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學發現產生的快樂是一樣的”。謝泳也喜歡逛舊書店，他認為發現實物性的直接史料，比間接史料更容易讓人產生靈感，前者推進研究創新，後者易於雷同概念；前者鮮活多義，後者陳舊古板。那天，我告訴老謝說，發現了巴金的七封舊信，他當即與我剖析暢談一番，覺出了“意外發現的趣味”。往遠裏想，梁啟超老先生也是一位“趣味說”的堅定派……
回到前頭一節的話題，眼下，發現了一個晉軍兵工廠“會辦”趙逢冬。這位高級工程師又將給我們帶來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趙黛莉的父親呀？（未完待續）
此信仍用鋼筆豎寫，三頁近滿。巴金先生寫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星期了。我到今天才來回你的信，請你原諒。
前天又寄上一包書，現在想已見到了吧。近來學校裏功課忙不忙？想來你沒有多的時間讀課外的書。《羅亭》是一本好書，但商務譯本不好，我們這裏另有一冊新譯本，出版後我會寄你一本。我譯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個劇本，已絕版了，我不久會把它編在《文化生活叢刊》內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時我會寄你的。左拉是法國自然主義派小說家，他的書我幾乎全讀過，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歡，而且讀了一遍就不敢讀第二遍。他寫得太殘酷，太冷靜，而且他那種絕望的宿命論也是夠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絕不同了）。像《娜娜》那種作品，我讀第二遍就要作嘔的、商務譯本更壞。
你讀過我的《憶》，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為“覺慧”就是我自己。這是錯誤。我可以告訴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4的確是在那種環境中長成的。《家》和《春》裏麵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實的人物，但《家》和《春》裏的事實都不一定是真的口口。我可以在每個人物的身上，看見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過去的一點寶貴回憶留下來，使一些我所愛的人物隱約地活在我的小說裏。所以我說，是回憶逼著我寫《春》的。
“淑英”的結果你不必擔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會得救的。春的結束當然在一個明媚的春天，那時正是淑英的幸福剛開始呢！祝好。
十月一日
在這封信中，巴金先生談了不少讀書與創作的體會，走筆親切而婉約。他首先提到了《羅亭》一書，直到最近，我還聽見一位中年成功者說，如今，他再也找不回當初閱讀《羅亭》時那份激動之情了。巴金稱讚此著“是一本好書”，並將寄給黛莉一種更好的譯本；巴金在信中談到他重新翻譯了劇本《夜未央》，原名一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而這部《夜未央》卻是波蘭無政府主義者廖抗夫所寫。對此，陳丹晨先生曾經寫道：巴金先生“在讀完《夜未央》之後，當作寶貝似的介紹給外專同學們。他們一字一句抄錄下來，還排演過幾次。他們渴望自己也成為華西裏、安娜這樣的人”。你看，現在巴金又將此著介紹到遙遠的山西去了。巴金的《春》，也寫過青年們自發排演《夜未央》的情節。信中談到了《文化生活叢刊》，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頭產品，也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有李存光等人研究表明，從195年6月到1949年8月，這套叢刊出書達到五十餘種，其中二十四種出版於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除三種是中國原創作品外，其佘均為世界名著，門類甚廣，堪與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並駕齊驅。巴金先生曾在《申報》專門撰文推廣這套《文化生活叢刊》，時間是195年9月0日。此刊寄托著巴金先生一個宏大理想，至今讀來仍令人感動。巴金寫道：“我們刊行這部叢刊，是想以長期的努力，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民眾的文庫。把學問從特權階級那裏拿過來送到萬人麵前，使每個人隻出最低廉的代價，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他還說：“青年們在困苦的環境中苦苦掙紮為知識奮鬥的那種精神，可以使每個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淚，我們是懷著這種心情來從事我們的工怍的。我們的能力異常薄弱，我們的野心卻並不小。”
反觀今日之出版界，正經好書出版極難，大批庸俗讀物充斥市場，著者、編者唯利是圖。偶遇好書，其價格必是貴到驚人，一般讀者隻能望而卻步。
巴金先生在這封信中，再一次將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關係，表達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們這一代作家，在對待讀者時，是否還有這份耐心與親切？我們很煩躁，我們脾氣足夠大，一個個都跟偉人似的。其實這“偉人”，也就是偽人罷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這封寫於196年10月的信裏，便透露了《春》的結尾，而寫完此著則在198年月，說明作者久有完整構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結果你不必擔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會得救的。春的結束當然在一個明媚的春天，那時正是淑英的幸福剛開始呢！”出版後的《春》，其結尾果然是：淑英最後逃到了上海，並給琴表姐寫了信，她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與喜悅，說著一句相同的話：“春天是我們的！”原創構思與最終完稿，前後一致。
繼前述第三封信之後，巴金又一次與黛莉談到了左拉。上信說，“左拉的小說是長的好”，還說“他的書……除一兩部外，有許多我簡直不敢看”。這次又說，左拉的書“大部分我都不喜歡，而且讀了一遍就不敢讀第二遍。他寫得太殘酷，太冷靜”。巴金認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義派小說家”，“他那種絕望的宿命論也是夠可怕的”，“像《娜娜》那種作品，我讀第二遍就要作嘔的”雲雲。而在中國，又有學者認為左拉是“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我說不好應該怎樣評價這位作家，才能更準確精當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寫到這裏，我想到老友謝泳兄，曾經撰文提出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他把原始曆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和鑒別工作，置放在一個極髙地位，強調“不成型史料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謝泳希望，“建立一個關於現代文學史料來源的意識。有了這個意識，尋找史料的眼光就會與一般人不同。學術研究，在最根本的意義上也是一種智力遊戲，而智力遊戲，就要有趣味。什麽才能有趣味？意外發現才有趣味，在別人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學發現產生的快樂是一樣的”。謝泳也喜歡逛舊書店，他認為發現實物性的直接史料，比間接史料更容易讓人產生靈感，前者推進研究創新，後者易於雷同概念；前者鮮活多義，後者陳舊古板。那天，我告訴老謝說，發現了巴金的七封舊信，他當即與我剖析暢談一番，覺出了“意外發現的趣味”。往遠裏想，梁啟超老先生也是一位“趣味說”的堅定派……
回到前頭一節的話題，眼下，發現了一個晉軍兵工廠“會辦”趙逢冬。這位高級工程師又將給我們帶來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趙黛莉的父親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