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致趙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三枚完好郵票，內容相對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數月已經跨入了197年。信紙同前，豎寫兩頁，全錄於茲——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過得還好，甚慰。關於《春》是一封短信，被一個朋友抄去發表的。你若為它訂口口年的《青年界》，你就上當了。《春》今年六月可在開明書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訂報費不知良友公司退還你沒有？三月中口口文化生活社將出《文叢》月刊，由靳以口口編輯，輯成你可以訂聞，每期字數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關於《家》的長文，怛以後幾個月內，我想不會在那上麵發表文章了。因為寫完《春》後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書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蟲蝕君，是你的朋友，他寫信給我，但我找不著他的地址了，所以沒法回信。請你代我問候他，並說：關於寫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書店都有怎樣作文及小說文章作法一類的書出版。我沒有看過，我想對於他也許是有用的。關於我寫文章，沒有秘訣，我隻知道多體驗生活，多讀歐洲大家的作品，多寫。
祝好
二月十五日
讀過此信，我想起文學評論家王暉先生的一個觀點，即在我們的曆史書寫中，要同時重視時代更迭的“大曆史”之下~民間百姓日常生活的“小曆史”，也就是微觀個人“毛茸茸”的具體曆史生活。據此反觀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個朋友抄去巴金關於《春》的短信，發表於《青年界》，山西趙黛莉便可能誤訂此刊，也就“上當”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語，應指巴、靳主編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後，於197年初被當局查封之事，於是又會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還訂報費等問題；一個名叫蟲蝕的人，寫信向巴金討教作文法，卻因為巴金“找不著他的地址了，所以沒法回信”，故請黛莉轉告出一番話語，使我們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便有了“多體驗生活”這一說法。在前述第三封信中，亦有相同的話語。我一向以為這個詞匯應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才“專項”使用的，至於巴金先生“多讀歐洲大家的作品”一語，倒可以認作他長期以來的一大傾向。在此前的第二封信中，巴金也曾強調：“我有好些朋友就沒讀過舊書”之類的話。史載195年秋冬，巴金曾經發表過《一陣春風》等文，對中國教授學者們熱衷於整理古籍，翻印古書，猛烈抨擊。
那時的巴金，對待中國傳統古書的態度，與魯迅所主張的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觀點相一致。“五四”運動以來，“打倒孔家店”，口號震天響，知識界普遍主張拋棄和再造中國文化傳統，巴金亦不例外。他在《一陣春風》中寫道：“難道我們的奴隸性還不夠深嗎？我們的血還不夠涼嗎？必得讓他們再把我們帶到古代墳墓裏去被活埋一次嗎？”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巴金比別人更認真。”他讚譽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在這裏，我想說的是，盡管魯迅、馮雪峰、胡風、巴金等人與另一批左翼作家有分歧、有爭端、有矛盾，進而在當年上海文壇形成兩大陣營，但是，他們在“批孔”運動中的基本立場，在傳統文化需要“破壞”且必須與之斷裂這一點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他們共同引進多種西方革命學說，助推反傳統潮流強勁於域內，漸成大勢。而一個有趣現象是，魯迅也好，巴金也罷，他們自身的寫作卻處處包含著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人們使用漢語做文章，傳統印記是根本無法擺脫的。盡管他們自己並不樂意這樣看。
如今，稍做分析即知，一個偌大古國那深厚悠久的文化傳統，如何可以人為割裂？幾十年後，種種暴虐運動，將中國古老封建主義之黑暗，重新推演到極致，怎麽不見割裂開？再看中國人的故土裙帶及家族觀念，至今根深蒂固，又如何背叛割裂而大革其命？中國人不讀中國書，到底行不行？中國文化之精髓乃世界公認之人類文明瑰寶，全世界漢語熱正在升溫，外國人學漢語已經超過四千萬人，難道我們自己卻要拋棄它嗎？想一想，一場暴風雨般的巨大革命，拚死破壞中國傳統社會一切秩序，究竟給後人帶來了什麽？
誰也想不到，當代中國，儒家複盛，忽然又冒出不少“國學大師”來。孰真孰假，凡人莫辨。曆史怪圈一轉，令人頭暈目眩。
此信之後不久，即197年月，巴金與靳以創辦的新刊《文叢》果然問世。巴金先生在這份刊物上發表《死》、《夢》、《醉》、***等一係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個在矛盾中掙紮的弱者”，“讓我們把這一生作為一個試驗，看一個弱者怎樣在重重矛盾中苦鬥罷！也許有一天我會克服了種種矛盾，成為一個強者而達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風雷滾滾的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自覺地做了大革命的“試驗品”。我在想，那個時代皇權既倒幽靈在，先進分子們倡科學，求民主，反封建，反傳統，做叛逆，爭自由，實是大勢所趨。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徹底、太革命、太猛烈時，封建傳統的糟粕不僅反不掉，卻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這是多麽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全然變了味兒。啟蒙，是不能跨越的，而曆史，亦無法假設……
信中顯見《春》還沒有寫完。巴金所說此著“今年六月可在開明書店出版”亦未實現。《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計劃，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後才得以實施的。由於有著《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將出《文叢》等語，因而判斷這些信隻能寫在兩事確曾發生的197年。信寫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處寓所中，為前往廣西任教的馬宗融、羅淑夫婦照看著空蕩蕩的房子。
說到“毛茸茸的小曆史”，卻有意味。巴金先生這七封信，從始至終使用鋼筆書寫。仔細辨析筆痕，可認作同一支鋼筆書寫。於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來。
199年間，巴金大哥李堯枚在上海時，聽四弟巴金談，要以故鄉大家庭為背景，做一部書，也就是後來的《家》。大哥務枚深表支持，臨行買來一支“價值不菲”的鋼筆，送給四弟，以示鼓勵。翌年春，大哥從老家致信巴金說：“你要寫，我很讚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讚成……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起一部書，但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歡喜得不得了。我現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餘暇把（它）寫成吧，怕什麽！”
巴金沒有辜負大哥的期待。兩年以後，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這支筆完成的嶄新小說《家》，開始在上海《時報》連載。此刻，巴金剛剛寫完該書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個著名文學形象“覺新”，正是以大哥堯枚為原型的。萬萬想不到，就在此著連載於《時報》的次日，大哥堯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親手調製的毒藥，滿懷一腔苦痛，自殺身亡了。悲傷之中，巴金繼續用這支鋼筆書寫《家》的後記，緬懷亡兄，他寫道：“這管筆，你來，複活起來看我怎樣踏過那一切骸骨前進！”
這是191年發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這支鋼筆呢？可惜我未曾見過巴金先生留存下來的同時期手稿，倘有那時筆跡在，稍加比對，即可辨識。
故事還沒有完。半個世紀以後，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園”，專題紀念巴金及其作品。當時，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關實物、手稿、著作等，相贈慧園布展。這其中，就有這支珍貴鋼筆。巴金先生還專門將上述懷念大哥那段話，同時贈出。
及至005年，巴金與世長辭，新華社配圖發布通稿，其中一圖即有此筆。下注：“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過的鋼筆，從這筆下流瀉出的文學精神，如今誰能傳承？”這鋼筆，分量足夠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鋼筆寫作。有文物手跡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即使用鋼筆而未用毛筆。這可能與他學習外語專業有關吧。
今日域內，學者文人，早已多用電腦碼字，不僅毛筆遠離吾輩，即說鋼筆也遠離案頭了。電腦敲字，方便至極，換筆革命，大勢所趨，隻是換筆之後，行雲流水，卻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來。
好筆與好作品之間，沒有必然聯係。
這第六封信，還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麽，目前查到一個襄汾縣趙文英，她在抗戰前已經成婚，到底能不能與“趙黛莉”對上號呢？
襄汾縣作家楊誌剛，確如《黃河》主編張發所說，“老楊辦事沒問題”。他在去冬提供了晉軍兵工專家趙逢冬之子趙少嶸的線索後，009年元月14日，他進而查清了“堂姐趙文英”的曆史狀況，並再一次通過長途電話，向我陳述詳情。我一看襄汾來電，自然興奮。
萬萬沒有想到，誌剛兄在襄汾認真調研，用心甚專，言之鑿鑿，成績斐然，卻一舉顛覆了我和誌強奔忙於太原的調査成果，無情地粉碎了我們關於趙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楊誌剛作出調研報告，趙女士人生履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續）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過得還好，甚慰。關於《春》是一封短信，被一個朋友抄去發表的。你若為它訂口口年的《青年界》，你就上當了。《春》今年六月可在開明書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訂報費不知良友公司退還你沒有？三月中口口文化生活社將出《文叢》月刊，由靳以口口編輯，輯成你可以訂聞，每期字數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關於《家》的長文，怛以後幾個月內，我想不會在那上麵發表文章了。因為寫完《春》後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書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蟲蝕君，是你的朋友，他寫信給我，但我找不著他的地址了，所以沒法回信。請你代我問候他，並說：關於寫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書店都有怎樣作文及小說文章作法一類的書出版。我沒有看過，我想對於他也許是有用的。關於我寫文章，沒有秘訣，我隻知道多體驗生活，多讀歐洲大家的作品，多寫。
祝好
二月十五日
讀過此信，我想起文學評論家王暉先生的一個觀點，即在我們的曆史書寫中，要同時重視時代更迭的“大曆史”之下~民間百姓日常生活的“小曆史”，也就是微觀個人“毛茸茸”的具體曆史生活。據此反觀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個朋友抄去巴金關於《春》的短信，發表於《青年界》，山西趙黛莉便可能誤訂此刊，也就“上當”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語，應指巴、靳主編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後，於197年初被當局查封之事，於是又會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還訂報費等問題；一個名叫蟲蝕的人，寫信向巴金討教作文法，卻因為巴金“找不著他的地址了，所以沒法回信”，故請黛莉轉告出一番話語，使我們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便有了“多體驗生活”這一說法。在前述第三封信中，亦有相同的話語。我一向以為這個詞匯應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才“專項”使用的，至於巴金先生“多讀歐洲大家的作品”一語，倒可以認作他長期以來的一大傾向。在此前的第二封信中，巴金也曾強調：“我有好些朋友就沒讀過舊書”之類的話。史載195年秋冬，巴金曾經發表過《一陣春風》等文，對中國教授學者們熱衷於整理古籍，翻印古書，猛烈抨擊。
那時的巴金，對待中國傳統古書的態度，與魯迅所主張的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觀點相一致。“五四”運動以來，“打倒孔家店”，口號震天響，知識界普遍主張拋棄和再造中國文化傳統，巴金亦不例外。他在《一陣春風》中寫道：“難道我們的奴隸性還不夠深嗎？我們的血還不夠涼嗎？必得讓他們再把我們帶到古代墳墓裏去被活埋一次嗎？”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巴金比別人更認真。”他讚譽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在這裏，我想說的是，盡管魯迅、馮雪峰、胡風、巴金等人與另一批左翼作家有分歧、有爭端、有矛盾，進而在當年上海文壇形成兩大陣營，但是，他們在“批孔”運動中的基本立場，在傳統文化需要“破壞”且必須與之斷裂這一點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性。他們共同引進多種西方革命學說，助推反傳統潮流強勁於域內，漸成大勢。而一個有趣現象是，魯迅也好，巴金也罷，他們自身的寫作卻處處包含著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人們使用漢語做文章，傳統印記是根本無法擺脫的。盡管他們自己並不樂意這樣看。
如今，稍做分析即知，一個偌大古國那深厚悠久的文化傳統，如何可以人為割裂？幾十年後，種種暴虐運動，將中國古老封建主義之黑暗，重新推演到極致，怎麽不見割裂開？再看中國人的故土裙帶及家族觀念，至今根深蒂固，又如何背叛割裂而大革其命？中國人不讀中國書，到底行不行？中國文化之精髓乃世界公認之人類文明瑰寶，全世界漢語熱正在升溫，外國人學漢語已經超過四千萬人，難道我們自己卻要拋棄它嗎？想一想，一場暴風雨般的巨大革命，拚死破壞中國傳統社會一切秩序，究竟給後人帶來了什麽？
誰也想不到，當代中國，儒家複盛，忽然又冒出不少“國學大師”來。孰真孰假，凡人莫辨。曆史怪圈一轉，令人頭暈目眩。
此信之後不久，即197年月，巴金與靳以創辦的新刊《文叢》果然問世。巴金先生在這份刊物上發表《死》、《夢》、《醉》、***等一係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個在矛盾中掙紮的弱者”，“讓我們把這一生作為一個試驗，看一個弱者怎樣在重重矛盾中苦鬥罷！也許有一天我會克服了種種矛盾，成為一個強者而達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風雷滾滾的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自覺地做了大革命的“試驗品”。我在想，那個時代皇權既倒幽靈在，先進分子們倡科學，求民主，反封建，反傳統，做叛逆，爭自由，實是大勢所趨。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徹底、太革命、太猛烈時，封建傳統的糟粕不僅反不掉，卻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這是多麽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全然變了味兒。啟蒙，是不能跨越的，而曆史，亦無法假設……
信中顯見《春》還沒有寫完。巴金所說此著“今年六月可在開明書店出版”亦未實現。《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計劃，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後才得以實施的。由於有著《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將出《文叢》等語，因而判斷這些信隻能寫在兩事確曾發生的197年。信寫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處寓所中，為前往廣西任教的馬宗融、羅淑夫婦照看著空蕩蕩的房子。
說到“毛茸茸的小曆史”，卻有意味。巴金先生這七封信，從始至終使用鋼筆書寫。仔細辨析筆痕，可認作同一支鋼筆書寫。於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來。
199年間，巴金大哥李堯枚在上海時，聽四弟巴金談，要以故鄉大家庭為背景，做一部書，也就是後來的《家》。大哥務枚深表支持，臨行買來一支“價值不菲”的鋼筆，送給四弟，以示鼓勵。翌年春，大哥從老家致信巴金說：“你要寫，我很讚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讚成……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起一部書，但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歡喜得不得了。我現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餘暇把（它）寫成吧，怕什麽！”
巴金沒有辜負大哥的期待。兩年以後，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這支筆完成的嶄新小說《家》，開始在上海《時報》連載。此刻，巴金剛剛寫完該書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個著名文學形象“覺新”，正是以大哥堯枚為原型的。萬萬想不到，就在此著連載於《時報》的次日，大哥堯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親手調製的毒藥，滿懷一腔苦痛，自殺身亡了。悲傷之中，巴金繼續用這支鋼筆書寫《家》的後記，緬懷亡兄，他寫道：“這管筆，你來，複活起來看我怎樣踏過那一切骸骨前進！”
這是191年發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這支鋼筆呢？可惜我未曾見過巴金先生留存下來的同時期手稿，倘有那時筆跡在，稍加比對，即可辨識。
故事還沒有完。半個世紀以後，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園”，專題紀念巴金及其作品。當時，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關實物、手稿、著作等，相贈慧園布展。這其中，就有這支珍貴鋼筆。巴金先生還專門將上述懷念大哥那段話，同時贈出。
及至005年，巴金與世長辭，新華社配圖發布通稿，其中一圖即有此筆。下注：“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過的鋼筆，從這筆下流瀉出的文學精神，如今誰能傳承？”這鋼筆，分量足夠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鋼筆寫作。有文物手跡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即使用鋼筆而未用毛筆。這可能與他學習外語專業有關吧。
今日域內，學者文人，早已多用電腦碼字，不僅毛筆遠離吾輩，即說鋼筆也遠離案頭了。電腦敲字，方便至極，換筆革命，大勢所趨，隻是換筆之後，行雲流水，卻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來。
好筆與好作品之間，沒有必然聯係。
這第六封信，還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麽，目前查到一個襄汾縣趙文英，她在抗戰前已經成婚，到底能不能與“趙黛莉”對上號呢？
襄汾縣作家楊誌剛，確如《黃河》主編張發所說，“老楊辦事沒問題”。他在去冬提供了晉軍兵工專家趙逢冬之子趙少嶸的線索後，009年元月14日，他進而查清了“堂姐趙文英”的曆史狀況，並再一次通過長途電話，向我陳述詳情。我一看襄汾來電，自然興奮。
萬萬沒有想到，誌剛兄在襄汾認真調研，用心甚專，言之鑿鑿，成績斐然，卻一舉顛覆了我和誌強奔忙於太原的調査成果，無情地粉碎了我們關於趙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楊誌剛作出調研報告，趙女士人生履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