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多年，全國特別是山東臨淄、河間等地水災旱災特別嚴重。
一、史書中有關水災的記載是這樣的：“四十二年五月...東阿、江陵...大水...平地水深丈餘，民舍傾圮；青城、陽穀...陸地行舟.十一月...濟南府屬大水。”
“四十二年五月...昌邑、掖縣淫雨害稼；高密淫雨彌月，禾稼盡沒。八月，鄒平大雨害稼；齊河淫雨四十餘晝夜...濰縣、平度淫雨害稼。”
二、《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對水災的記載是這樣的：“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麥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風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隴中清流瀚澈出焉。農苦不得耨，草迷疆界，與稼爭雄長”。
根據記載，災情很快發生了變化：“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複雨。低田水沒脛，久晴不涸，經烈日，湯若煮，禾以盡槁。”水災轉為了更為可怕的旱災。對於這場曠日持久的旱災，史書中僅有寥寥數語：“四十三年春，青浦、沛縣、沂州、樂安、臨朐旱。”
三、除了當時“田深半尺無潤土”越來越嚴峻的旱情形勢，還發生了蜚災（臭蟲災害）。“顧久旱，田深半尺無潤土，種麥愆期。”“中秋雨，不可耕，農憋憋自急，”隻好在“犁入地，僅沒其銳，耕且稷，濕覆而幹承之”的惡劣條件下勉強種下希望的種子。
這種強種的結果是“初種者苗出斷複續，細才如絲；後種者不複出。爬視之，一二萌生焉...壟無斷際，但瘠不肥”。
更為不幸的是，一冬無雪，農民們最後的希望破滅了，一整年再沒有霖雨滋潤莊稼。種在高處的雖然勉強度過了旱澇災，卻遭受了蜚災，“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籜，籜為墳起。”
這種蟲子“類最繁，又善蟄，冬冰雪之不死。”
又“不可逐，不可撲滅，為害無已時。”以致“禾被嘈以枯、以秕，蘸盡臭”。雖然豆子沒有遭蜚災，但同樣由於無雨，“人無複望”。各種農作物歉收最終造成了“六郡皆饑，粟暴貴，臘將盡，麥粱鬥七百，菽粟五百”的結果。
四、根據史書的記載，在這緊要關頭，朝廷仍繼續推行新的貨幣政策：“四十一年，以循舊製改輕錢，私鑄複起，新舊錢暫兼行，新錢千準銀一兩，舊錢準七錢，然私鑄竟不能止。”
新貨幣政策對大災中的百姓來真是雪上加霜：“而錢之選也苛。先是官諭：市中雜錢，姑從民便，都中新錢下，不許複行矣。”買賣的人都很怕這項政策，“非舊日官錢斥不用”，又有私鑄者將官錢一毀為兩，因此正常的貨幣流通受到了嚴重影響。
過了很久，新的貨幣還是沒有發行，“攜千錢並不能糴升米，膠、萊間多有抱錢而餓死者，上下官又嚴刑驅迫.”。這裏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貨幣政策是加劇自然災害的重要原因，天災加上**使得百姓隻能以“殼倍焉”的糠充饑，處於社會底層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來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剛剛下了兩場雪又開始出現旱情：“麥秋種者旱死之，春種者蜚死之，轉灣種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價亦騰，鬥至千錢”。
百姓隻好食樹葉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遙望玉樹成林，楊柳槐因葉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東淄川受災更為嚴重：“六郡皆患荒，淄獨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獨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災中絕望無奈，“人無複望”。
大災下，治安混亂，盜賊蜂擁，淄川則更為動蕩：“六郡皆患饑，淄兼患盜。自冬警盜，邑無寧村，村無寧日”。
家中如果存有滿鬥的粟，成貫的錢，箱子裏有完整的衣服，那麽就沒人敢閉眼睛睡覺，一旦防備稍稍鬆懈，就會“白刃加頸矣”。
社會財富急劇減少，又分配不均，導致“盜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為族，縱火燒村舍，殺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麵對強人隻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獨不敢報，亦不敢傷”；敢於反抗的百姓卻麵對著“盜殺人官不問，人殺盜懼官問”的尷尬處境。出現了“蓋為盜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盜犯無死法，人命犯無生法也”的黑自顛倒、善惡不分的情況。
這些詳盡的記述使我們清晰地看到：大災當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強製力；清代基層官吏管理無力、昏聵；法製軟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對盜賊隻能進行“但矢去鏃，銃去丸以驚之”之類自欺欺人的反抗，隻求盜賊“散焉則已”，心翼翼地苟全性命於亂世。
但是這種軟弱的反抗隻會造成社會更加混亂，混亂導致百姓進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惡性循環。甚至到了“盜日橫”，“惟賊不逃，如虱附物，物雖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當時底層百姓麵對著三重災難：一重天災，一重**，一重盜賊。
六、大饑荒。史書中是這樣記錄大饑荒的：“四十二年秋，沛縣、毫州、東阿、曲阜、蒲縣、滕縣大饑。冬，汶上、沂州、莒州、兗州、東昌、鄆城大饑，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饑，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饑，人相食；兗州、登州大饑，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饑，人相食。”
當時淄川農村“淄至是彌望無青草...於是荷擔糨子，流離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無奈地離開了故土，有的整個村子都空了：“是時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賊二。”
百姓們走投無路，“雖生亦忘情”，此刻也顧不得家族親情夫妻情深。自己家人餓死卻置之不顧者有之：“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顧，屍橫路衢，無嗚哭者。”拋兒棄婦者有之；賣兒鬻女者有之：“至是人益賤，垂髫女才易鬥粟。”
逃荒的隊伍中，有人餓死在路邊，“道瑾無人瘞，禽犬分葬之。”災民們流離失所，“蓋上無青草，無食所，下無濕土，無棲所，故子母皆焦斃。”隻因無雨，土地幹燥，逃荒在外的妻女竟被活活曬死在驕陽下!
“郡城為流人所聚，國若焦”，“露穢眠道側”，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流民大量死亡，於是“郊關善士，為掘眢井，深數尺，納屍焉；既滿複掘，蓋十餘井，猶未已也。”這不能稱之為埋葬的埋葬，在活人看來卻是“得入眢井，猶大葬也。”
災情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人世間最慘烈的悲劇：人吃人!“貨人肉者，淩晨驅驢，載送諸市肆，價十分羊之一；或煉人膏而漬之，以杖荷壇，擊銅板市上，價視烏麻之槽磨者。”大災麵前人竟恢複了動物的本性，吃起了自己的同類，人命尚不如羊值錢。
人倫社會在自然災害麵前幾於崩潰!
而且康熙四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九年，是疫災高發期，根據史書記載，共發生了次這樣的疫災。
而康熙元年到雍正十三年，一共發生了50多次的疫災，所以康熙年間根本不是什麽盛世。
而選擇這個時候穿越也是最容易拉起反抗大軍，席卷全國。
一、史書中有關水災的記載是這樣的：“四十二年五月...東阿、江陵...大水...平地水深丈餘，民舍傾圮；青城、陽穀...陸地行舟.十一月...濟南府屬大水。”
“四十二年五月...昌邑、掖縣淫雨害稼；高密淫雨彌月，禾稼盡沒。八月，鄒平大雨害稼；齊河淫雨四十餘晝夜...濰縣、平度淫雨害稼。”
二、《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對水災的記載是這樣的：“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麥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風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隴中清流瀚澈出焉。農苦不得耨，草迷疆界，與稼爭雄長”。
根據記載，災情很快發生了變化：“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複雨。低田水沒脛，久晴不涸，經烈日，湯若煮，禾以盡槁。”水災轉為了更為可怕的旱災。對於這場曠日持久的旱災，史書中僅有寥寥數語：“四十三年春，青浦、沛縣、沂州、樂安、臨朐旱。”
三、除了當時“田深半尺無潤土”越來越嚴峻的旱情形勢，還發生了蜚災（臭蟲災害）。“顧久旱，田深半尺無潤土，種麥愆期。”“中秋雨，不可耕，農憋憋自急，”隻好在“犁入地，僅沒其銳，耕且稷，濕覆而幹承之”的惡劣條件下勉強種下希望的種子。
這種強種的結果是“初種者苗出斷複續，細才如絲；後種者不複出。爬視之，一二萌生焉...壟無斷際，但瘠不肥”。
更為不幸的是，一冬無雪，農民們最後的希望破滅了，一整年再沒有霖雨滋潤莊稼。種在高處的雖然勉強度過了旱澇災，卻遭受了蜚災，“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籜，籜為墳起。”
這種蟲子“類最繁，又善蟄，冬冰雪之不死。”
又“不可逐，不可撲滅，為害無已時。”以致“禾被嘈以枯、以秕，蘸盡臭”。雖然豆子沒有遭蜚災，但同樣由於無雨，“人無複望”。各種農作物歉收最終造成了“六郡皆饑，粟暴貴，臘將盡，麥粱鬥七百，菽粟五百”的結果。
四、根據史書的記載，在這緊要關頭，朝廷仍繼續推行新的貨幣政策：“四十一年，以循舊製改輕錢，私鑄複起，新舊錢暫兼行，新錢千準銀一兩，舊錢準七錢，然私鑄竟不能止。”
新貨幣政策對大災中的百姓來真是雪上加霜：“而錢之選也苛。先是官諭：市中雜錢，姑從民便，都中新錢下，不許複行矣。”買賣的人都很怕這項政策，“非舊日官錢斥不用”，又有私鑄者將官錢一毀為兩，因此正常的貨幣流通受到了嚴重影響。
過了很久，新的貨幣還是沒有發行，“攜千錢並不能糴升米，膠、萊間多有抱錢而餓死者，上下官又嚴刑驅迫.”。這裏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貨幣政策是加劇自然災害的重要原因，天災加上**使得百姓隻能以“殼倍焉”的糠充饑，處於社會底層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來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剛剛下了兩場雪又開始出現旱情：“麥秋種者旱死之，春種者蜚死之，轉灣種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價亦騰，鬥至千錢”。
百姓隻好食樹葉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遙望玉樹成林，楊柳槐因葉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東淄川受災更為嚴重：“六郡皆患荒，淄獨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獨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災中絕望無奈，“人無複望”。
大災下，治安混亂，盜賊蜂擁，淄川則更為動蕩：“六郡皆患饑，淄兼患盜。自冬警盜，邑無寧村，村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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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百姓麵對強人隻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獨不敢報，亦不敢傷”；敢於反抗的百姓卻麵對著“盜殺人官不問，人殺盜懼官問”的尷尬處境。出現了“蓋為盜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盜犯無死法，人命犯無生法也”的黑自顛倒、善惡不分的情況。
這些詳盡的記述使我們清晰地看到：大災當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強製力；清代基層官吏管理無力、昏聵；法製軟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對盜賊隻能進行“但矢去鏃，銃去丸以驚之”之類自欺欺人的反抗，隻求盜賊“散焉則已”，心翼翼地苟全性命於亂世。
但是這種軟弱的反抗隻會造成社會更加混亂，混亂導致百姓進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惡性循環。甚至到了“盜日橫”，“惟賊不逃，如虱附物，物雖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當時底層百姓麵對著三重災難：一重天災，一重**，一重盜賊。
六、大饑荒。史書中是這樣記錄大饑荒的：“四十二年秋，沛縣、毫州、東阿、曲阜、蒲縣、滕縣大饑。冬，汶上、沂州、莒州、兗州、東昌、鄆城大饑，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饑，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饑，人相食；兗州、登州大饑，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饑，人相食。”
當時淄川農村“淄至是彌望無青草...於是荷擔糨子，流離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無奈地離開了故土，有的整個村子都空了：“是時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賊二。”
百姓們走投無路，“雖生亦忘情”，此刻也顧不得家族親情夫妻情深。自己家人餓死卻置之不顧者有之：“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顧，屍橫路衢，無嗚哭者。”拋兒棄婦者有之；賣兒鬻女者有之：“至是人益賤，垂髫女才易鬥粟。”
逃荒的隊伍中，有人餓死在路邊，“道瑾無人瘞，禽犬分葬之。”災民們流離失所，“蓋上無青草，無食所，下無濕土，無棲所，故子母皆焦斃。”隻因無雨，土地幹燥，逃荒在外的妻女竟被活活曬死在驕陽下!
“郡城為流人所聚，國若焦”，“露穢眠道側”，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流民大量死亡，於是“郊關善士，為掘眢井，深數尺，納屍焉；既滿複掘，蓋十餘井，猶未已也。”這不能稱之為埋葬的埋葬，在活人看來卻是“得入眢井，猶大葬也。”
災情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人世間最慘烈的悲劇：人吃人!“貨人肉者，淩晨驅驢，載送諸市肆，價十分羊之一；或煉人膏而漬之，以杖荷壇，擊銅板市上，價視烏麻之槽磨者。”大災麵前人竟恢複了動物的本性，吃起了自己的同類，人命尚不如羊值錢。
人倫社會在自然災害麵前幾於崩潰!
而且康熙四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九年，是疫災高發期，根據史書記載，共發生了次這樣的疫災。
而康熙元年到雍正十三年，一共發生了50多次的疫災，所以康熙年間根本不是什麽盛世。
而選擇這個時候穿越也是最容易拉起反抗大軍，席卷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