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霧。
華城鶴洞橋附近發生車禍，一個腿腳不好的乞丐過馬路時被車撞死，交警從乞丐的貼身口袋裏發現了幾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點，華城海珠廣場人流穿梭，一個乞丐跪在霓虹燈下，他的麵前有個鞋盒子，別人給他錢，他就磕個頭，不說話，他可能是個啞巴。啞巴的兩個孩子也都跪著，其中一個大點的孩子正撅著屁股向旁邊一個賣花的女孩擠眉弄眼。
有個穿西裝戴帽子的羅圈腿老人，也許是喝醉了，走過乞丐身邊時，像扔一張廢紙那樣隨手就扔到帽子裏一百塊錢。老人走出很遠，聽到一聲尖叫，回頭一看，那啞巴乞丐正拿著錢對著燈照呢。
乞丐的兩個孩子蹦跳著說：“讓我看看，讓我看看上麵的**。”
他們聽說過有這麽一種新版的紅色百元大鈔，現在，他們親眼看見了。
啞巴乞丐興奮地開口說話了，他說：“哎呀，老天爺，都摸一下吧，別搶爛了。”
旁邊那個賣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對老人說：“等一下，您買花吧。”
老人打個飽嗝，眯著小眼說：“怎麽賣啊？”
女孩說：“八塊一束，不貴，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塊錢說：“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塊錢。”賣花女孩接過錢，厚著臉皮說，“別找了，我也沒零錢。”
老人說：“那不行，你得找錢，那個人是乞丐；你，你是一個商人。”
賣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應過來說：“我就是個賣花的，你等著，我到那邊換零錢。”
老人看著女孩拐過街角，不見了。
老人歎息一聲，將花扔進了垃圾箱。
這個老人就是三文錢。
幾天後，三文錢又出現在海珠廣場，他對“啞巴”乞丐說：“給你一百塊錢，你幫我把這包東西送到環江路的賽迪娛樂城，回來，再給你一百塊。”
“有這好事？”乞丐問。
三文錢將一張百元鈔票放到乞丐麵前的鞋盒子裏。
“你咋不送？”乞丐問。
“我有事。”三文錢回答。
“到了那裏，把東西給誰？”乞丐問。
“找霍老板。”三文錢說。
“包裏是啥子東西？”乞丐說著，打開了帆布包，裏麵有兩塊磚頭，用報紙包著。
“就這個，”乞丐問，“兩塊紅磚？”
“是的。”三文錢回答。
犯罪分子運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貨分離，找個傻瓜當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說不出上線是誰，在運送過程中，會有馬仔暗中跟隨，以防不測。毒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張偉藝將毒品藏在西瓜裏，海南解風平將毒品藏在椰子裏，上海人周某將搖頭丸藏在蠟燭裏，雲南人李某將海洛因偽裝成糯米藏在幾麻袋糯米裏。
三文錢的那兩塊磚頭就是巧妙偽裝過的黃砒，黃砒隻要進行再加工就成為4號海洛因。
在1999年春節嚴打期間，一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在報告中寫道：華城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有3萬多人，實際吸毒人數至少在5萬以上，甚至更多。華城火車站附近肯定有毒販子的秘密窩點，他們利用乞丐、流浪兒童進行販毒，據線人舉報說這個販毒團夥的頭目是一個外號叫三文錢的人……
當局領導向蔣衛東了解情況的時候，蔣衛東卻失蹤了，像空氣一樣從人間消失了。這份報告後來引起了大案指揮部的重視。
距華城火車站僅數步之遙有一條街，叫作登峰街，密布著大量出租屋，很多外來人口就聚居在這裏。
登峰街有一家富貴菜館，廳堂簡陋，不事裝修，然而卻天天爆滿，食客雲集。
華城人好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裏遊的，都能做成盤中美味。他們把賺錢叫作“揾食”，由此可見一斑。很多舊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東路有一家賣雲吞麵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裏，潮州巷有個賣鹵水鵝的把店開在了居民樓的樓頂，環市路上南海漁村的一條鐵殼船上有家海鮮餐館，若不是有人指引，這樣的店很容易就錯過了。
在20世紀80年代，華城還可以看到一種黑脖子的丹頂鶴，它們從黑龍江流域遷徙到南方過冬，因為華城人的捕食，這種鳥已經很罕見了。
富貴餐館最初經營一種蛇羹，這道名菜是用眼鏡蛇、銀環蛇、金環蛇、水蛇、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動物保護部門勒令禁止之後，開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雞。
將黃嘴、黃腳、黃皮的三黃土雞剖洗幹淨，用醬油、紹酒、精鹽醃製，多種香料碾末擦抹雞身，雞腹內雪藏炒好的輔料，兩腋各放一顆丁香夾住，然後用荷葉包裹，再裹上酒壇黃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麵點明火烤一個多鍾頭，炭火烤半小時，叫花雞就做成了。
敲開泥巴，荷葉上油水汪汪，仍舊泛著淡淡的綠色，荷葉的清香撲鼻而來，雞肉肥嫩酥爛，膏腴嫩滑。趁著熱氣嫋嫋，香氣四溢，撕下一隻色澤黃燦燦的雞腿，大快朵頤。若有三杯兩盞烈酒，定會豪氣幹雲，無論富貴貧賤，淋漓盡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們不得不說這叫花雞是最正宗的，因為老板以前就是一個乞丐，他就是大怪。
盡管菜館內店堂狹窄，又髒又差，但是每天都人頭攢動，生意奇好。店堂之後是一個院子，院內有一株饅頭柳，兩間廂房就是大怪和店夥計的住處。樹下擺放著幾條長凳，數張矮桌，賓客爆滿之後，就會坐在這裏，甚至連菜館門前也擺了幾張桌子。
門前原先有一個銅做的招牌，後來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牆上貼著的四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費。
這大概是唯一一家對乞丐免費的飯店，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個乞丐。大怪從來不掩飾自己做過叫花子的經曆，他給很多顧客都講過他那個吸血的兒子，他說：“我覺得自己是狗，現在我才是人。”人們對他的苦難經曆表示同情，對他的慈悲心腸表示讚賞。曾經有報紙電視台來采訪這個好人，他拒絕了。他替政府發揚人道主義，替有錢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開，把惡關閉起來。很多時候，美德隻是一個盒子，包裝著罪惡。
這種慈悲隻是一種表麵現象，那些蓬頭垢麵的乞丐出入餐館並不影響大怪的生意，因為他經營的不是飯店，而是販毒。隻有真正“要飯的”乞丐才會到這裏來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錢、寒少爺隻是將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組織起來，給他們劃分好地盤，每月收取保護費。1997年，三文錢不滿足做一個乞丐頭子，開始利用這些乞丐進行販賣毒品，給他們一些殘羹剩飯，然後讓他們運毒、出貨。這個菜館成為了一個隱蔽的毒品窩點。
1999年2月，那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曾經來這裏進行過兩次調查，第一次他買了一隻叫花雞，什麽話都沒有說；第二次，他又買了一隻雞，走進廚房直接對大怪說：“老板，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大怪問。
“三文錢。”
“不認識。”
“直說吧，我是警察，我懷疑你販毒，你最好識相點。雖然現在還沒掌握證據，我這也不是正式訊問，就是私下裏和你聊聊。下次再來，我會穿警服來，你要聰明的話，就給自己留條後路，以後也算是立功表現。再問你一遍，三文錢在哪兒？”
“在你背後。”
蔣衛東回頭一看，卻什麽都沒有看到。
藝術的眼光應該無處不在，並不是隻有螞蟻和蚯蚓才可以看見地下的事情。一年後，登峰街舊房拆遷，從院內的樹下挖出了一具骸骨，從一個生鏽的腰帶卡可以判斷出，死者是一個警察。
大怪站在院裏那棵樹下的時候，會有異樣的感覺，他的腳下埋著一個死人。他用殺雞的手殺了一個人，他將那警察打暈，勒個半死，像殺雞那樣在脖子上割一刀，將血放入木桶，那木桶裏本來有半桶雞血，慢慢地就注滿了。事實上，他一邊殺人一邊嘔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樹下，他感到一種虛脫，心裏還有一種恨意，他覺得自己剛剛消滅了全世界。
從那天開始，大怪常常做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的胳膊上臉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窩狀的小孔，從小孔裏爬出肉嘟嘟的白蟲子。他並沒有感到恐懼，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樣泰然自若，恐懼和坦然，他既不選這個，也不選那個，這便是他殺人後的選擇。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點，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走進富貴菜館，他找張桌子坐下，大怪說：“打烊了。”
年輕人說：“我找人。”
“找誰？”
“三文錢。”
大怪看著年輕人，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年輕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壺與一茶碗放置茶盤中，另一碗置於盤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點詫異。年輕人又從鄰桌拿了兩個茶碗，將四個茶碗橫放於壺的左邊，第三杯倒滿水，端起來，遞向大怪。端的姿勢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邊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著茶杯，大怪以同樣的姿勢接過茶碗，一飲而盡。
這是一套江湖茶陣暗語，由明末清初的洪門開創，現代的特警作戰手勢中也有不少是根據黑幫手勢改編的。例如垂下手來，手掌置於腰間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開成抓狀，這代表“狗”。山西一些農村出殯時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規範的洪門禮。
那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就是高飛。
他擺的茶陣的第一個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個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認可了他，應允了其請求。
我們的眼淚應該從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來到火車站周邊，他們經營小生意，集聚一些資本後，就開始炒票。火車票、汽車票，成為黃牛黨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盈利資源。麵對市場競爭，老鄉聚合在一起，“潮汕幫”出現了。這是一個以生活地域和方言為劃分特征的鬆散團體，除了倒票之外，還從事拉客。兩年後，私人運輸的車輛越來越多，一個以華城本地人為主的拉客仔群體出現了。原本互不幹涉的“華城幫”和“潮汕幫”開始出現摩擦，爆發了幾次大規模的械鬥之後，“東北幫”和“湖南幫”悄然崛起。“潮汕幫”失去霸權地位轉而向旅客兜售假發票，他們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兒們在出站口賣地圖和列車時刻表，老娘兒們裝成發傳單的樣子，如果有人順手一接，那麽一大群人馬上圍了過來，無奈之下，隻得花高價買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東北口音的在火車站無人敢惹，下半年換成了湖南人稱霸一方。華城人也開始雇用外省的無業遊民，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華城火車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勢。
1991年，春節前後的“民工潮”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客流高峰迅速出現，大批外來務工人員滯留在華城火車站，幾千人流浪街頭。華城火車站及其周邊地區的治安狀況迅速惡化。從事非法營運的黑車越來越多，數以百計的拉客仔將人哄騙上車然後將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腳幫”和“丟錢幫”就是那時興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腳了。”一個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後對你這麽說。在這一刻，你的機智和應變能力會受到考驗。
你有三種選擇：一、若無其事的繼續往前走；二、大吼一聲滾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種選擇都有可能導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圍，包圍之後就是敲詐和勒索。
“丟錢幫”屬於一種低劣的騙術，利用人貪財的心理，很容易被識破。值得一提的是，華城火車站附近的騙子在惱羞成怒之後會實施搶劫，也就是說，這是一群偽裝成騙子的劫匪。
隨著警方的打擊，不少犯罪團夥不得不另辟蹊徑，“湖南幫”在逃避警方打擊的過程中改變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婦兒童、病人和老人來賣假鈔和假車票。以四川人張凱為首的犯罪團夥，開始拐賣和強迫婦女賣淫，他們在華城火車站四處尋找那些從外地來打工的年輕女子，以介紹工作為由，騙上車將其拐賣。廣東陸豐縣一個以＂shou ying＂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買了一個媳婦，多年後，當地警方將那女子從一個封閉的石頭屋子裏解救出來時發現，女子已經精神失常。
1991年，內地的“發廊”還被稱為“理發店”，而在華城就出現了不洗頭的“洗頭房”，還有很多小旅館。旅館設施非常簡單，多數房間內隻有一張由兩條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覺的，而是提供賣淫的。
1992年，東北人周偉，糾集46名老鄉，也開始介入拐賣婦女的犯罪中來，不僅如此，他們還聯合華城當地爛仔，結夥在華城車站以冒充旅客親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機等接站的方式，對旅客實施詐騙和搶劫。
從此，各種新型犯罪現象不斷滋生。
1993年，王井記專門物色一些流浪街頭的少年，負責他們吃、住，並對這些孩子進行犯罪技巧培訓，一幫職業小偷出現了。
廣東中山大學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車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調查未果的情況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來，在一個出租屋裏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我來找你，我現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說吧，你丟了什麽？”
“一個包。”
“包裏有多少錢？”
“一分錢也沒有。”
“那……”
“就有幾張破紙，是一份學術論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鍾。”
“嗯，請你喝酒。”
1995年，有一夥喜歡穿黑衣服的人長期在火車站搶奪旅客財物，被稱為“黑衣黨”。他們大多在晚上活動，如果是在白天，他們就蒙麵搶劫。
1997年，以三文錢為首的“丐幫”悄然興起。
1998年，＂mi yao＂搶劫頻發，幫派內稱這種手段為“殺豬”，以“河南幫”居多。而後演化成飛車搶劫，又以“砍手幫”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據稱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脅索要旅客錢財的“紮針黨”也出現了。
麵對嚴峻的治安形勢，從1983年以來，各級政府年年組織多方力量，開展“嚴打”行動，大量犯罪團夥被摧毀，然而，“嚴打”的效果並不能持續很久，整頓過後，故態複萌。犯罪團夥重新洗牌，通過暴力分割勢力範圍。例如“拉客幫”被打掉之後，分裂成五大幫派：“鄭老五幫”，湖南人，負責站西路一帶；“汕頭幫”，負責走馬崗一帶；“潮州幫”，負責沙湧南一帶；“劉老四幫”，四川人，負責草暖公園一帶；“老楊幫”，也同在站西路。當時五個幫派中，“鄭老五”和“劉老四”稍大，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幫派之間爭搶地盤的過程中，“東北幫”逐漸控製了華城火車站的拉客市場，來自黑龍江省的鄒光龍成為了野雞車市場的老大，他拉攏腐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很快控製了站東廣場的拉客市場，又控製了“野雞車”的客源。
2000年，以鄒光龍為首的華城“背包黨”出現。
“背包黨”最初隻是為野雞車和旅館拉客，後來他們的包裏裝上假發票、假車票、酒店介紹和假證件，整日遊蕩在華城火車站、省汽車站、市汽車站和流花車站之間，主要瞄準外地來穗人員，偷搶首飾、手機、背包，賣假發票，調換假鈔。隨著隊伍的壯大，“背包黨”甚至敢與執法人員對抗。在華城火車站，曾經有多次群毆事件，幾百“背包黨”成員與保安數次發生衝突，警察鳴槍才得以製止。
鄒光龍名聲漸響，成為華城火車站的黑幫老大，多個幫派都想拉其作為靠山。他開始招集馬仔一兩百人為打手，向各幫派收取保護費，甚至一個水果攤、一個電話亭都不放過。
直到一年以後，廣東省委領導三度微服探訪華城火車站，要求“重典治亂”，華城火車站進駐大批荷槍實彈的武警，開展了最大規模的一次“嚴打”行動，鄒光龍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在這次“嚴打”中被摧毀，鄒光龍被判死緩。
2000年10月19日，鄒光龍的兩個馬仔率領幾十名打手向火車站周邊的店鋪收取保護費，眾多店鋪對黑惡勢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鋪老板主動尋求保護。在登峰街有一家賣叫花雞的富貴菜館拒絕交保護費，馬仔令手下將桌椅板凳及門窗等砸得稀爛後揚長而去，臨走前威脅說如果晚上不交錢就再砸一次。
當天晚上，四個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內點著蠟燭商議對策，他們是三文錢、大怪、寒少爺、高飛。
三文錢說：“這事，忍了吧。”
大怪說：“掙那麽多錢有啥用，還被人欺負。”
寒少爺說：“咽不下這口氣。”
三文錢說：“咱們鬥不過，人少。”
寒少爺說，“去東北，叫上炮子那幫人，都拿上槍，不信製不了他們。”
三文錢說：“離得太遠了。”
大怪說：“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飛說：“咱的人不少。”
寒少爺說：“人呢，都在哪兒？”
高飛說：“火車站。”
房子裏很快擠滿了各式各樣的陌生人，擠滿了全國各地來的不可救藥的二流子，這一切即將使用磚頭、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從火車站廣場找來的。
高飛對他們說，“一會兒，我們要和人打架，每人發100塊錢，不願意的就滾蛋。”
“150，”人群裏一個人喊道，“100太少了。”
“現在就給錢還是打完再給錢？”
“打誰？”另一個人問。
“鄒光龍的人。”大怪回答。
“不幹。”房間裏的這幫烏合之眾聽到鄒光龍的名字就紛紛而逃，隻剩下一個戴墨鏡的人站在牆角。
“你怎麽不走，你不怕鄒光龍嗎？”寒少爺問。
“剛才有50人吧。”戴墨鏡的人說。
寒少爺說：“差不多。”
“給我5000元，”戴墨鏡的人說，“我幹。”
“你一個人？”大怪問，“你很能打架嗎？”
“打我。”戴墨鏡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臉。
大怪的右拳還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盡全力，猛擊那個人的下頜。然後，他的手痛得像斷裂了一樣，而那個人則麵不改色，微笑著站在那裏。
“能挨打，”高飛說，“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著啊。”戴墨鏡的人先是一個墊步，然後飛身一記漂亮的側踹，轟隆一聲，他把牆踹出了一個窟窿。
“天，你叫什麽名字？”三文錢問道。
戴墨鏡的人回答：“我叫畫龍。”
華城鶴洞橋附近發生車禍，一個腿腳不好的乞丐過馬路時被車撞死，交警從乞丐的貼身口袋裏發現了幾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點，華城海珠廣場人流穿梭，一個乞丐跪在霓虹燈下，他的麵前有個鞋盒子，別人給他錢，他就磕個頭，不說話，他可能是個啞巴。啞巴的兩個孩子也都跪著，其中一個大點的孩子正撅著屁股向旁邊一個賣花的女孩擠眉弄眼。
有個穿西裝戴帽子的羅圈腿老人，也許是喝醉了，走過乞丐身邊時，像扔一張廢紙那樣隨手就扔到帽子裏一百塊錢。老人走出很遠，聽到一聲尖叫，回頭一看，那啞巴乞丐正拿著錢對著燈照呢。
乞丐的兩個孩子蹦跳著說：“讓我看看，讓我看看上麵的**。”
他們聽說過有這麽一種新版的紅色百元大鈔，現在，他們親眼看見了。
啞巴乞丐興奮地開口說話了，他說：“哎呀，老天爺，都摸一下吧，別搶爛了。”
旁邊那個賣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對老人說：“等一下，您買花吧。”
老人打個飽嗝，眯著小眼說：“怎麽賣啊？”
女孩說：“八塊一束，不貴，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塊錢說：“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塊錢。”賣花女孩接過錢，厚著臉皮說，“別找了，我也沒零錢。”
老人說：“那不行，你得找錢，那個人是乞丐；你，你是一個商人。”
賣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應過來說：“我就是個賣花的，你等著，我到那邊換零錢。”
老人看著女孩拐過街角，不見了。
老人歎息一聲，將花扔進了垃圾箱。
這個老人就是三文錢。
幾天後，三文錢又出現在海珠廣場，他對“啞巴”乞丐說：“給你一百塊錢，你幫我把這包東西送到環江路的賽迪娛樂城，回來，再給你一百塊。”
“有這好事？”乞丐問。
三文錢將一張百元鈔票放到乞丐麵前的鞋盒子裏。
“你咋不送？”乞丐問。
“我有事。”三文錢回答。
“到了那裏，把東西給誰？”乞丐問。
“找霍老板。”三文錢說。
“包裏是啥子東西？”乞丐說著，打開了帆布包，裏麵有兩塊磚頭，用報紙包著。
“就這個，”乞丐問，“兩塊紅磚？”
“是的。”三文錢回答。
犯罪分子運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貨分離，找個傻瓜當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說不出上線是誰，在運送過程中，會有馬仔暗中跟隨，以防不測。毒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張偉藝將毒品藏在西瓜裏，海南解風平將毒品藏在椰子裏，上海人周某將搖頭丸藏在蠟燭裏，雲南人李某將海洛因偽裝成糯米藏在幾麻袋糯米裏。
三文錢的那兩塊磚頭就是巧妙偽裝過的黃砒，黃砒隻要進行再加工就成為4號海洛因。
在1999年春節嚴打期間，一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在報告中寫道：華城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有3萬多人，實際吸毒人數至少在5萬以上，甚至更多。華城火車站附近肯定有毒販子的秘密窩點，他們利用乞丐、流浪兒童進行販毒，據線人舉報說這個販毒團夥的頭目是一個外號叫三文錢的人……
當局領導向蔣衛東了解情況的時候，蔣衛東卻失蹤了，像空氣一樣從人間消失了。這份報告後來引起了大案指揮部的重視。
距華城火車站僅數步之遙有一條街，叫作登峰街，密布著大量出租屋，很多外來人口就聚居在這裏。
登峰街有一家富貴菜館，廳堂簡陋，不事裝修，然而卻天天爆滿，食客雲集。
華城人好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裏遊的，都能做成盤中美味。他們把賺錢叫作“揾食”，由此可見一斑。很多舊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東路有一家賣雲吞麵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裏，潮州巷有個賣鹵水鵝的把店開在了居民樓的樓頂，環市路上南海漁村的一條鐵殼船上有家海鮮餐館，若不是有人指引，這樣的店很容易就錯過了。
在20世紀80年代，華城還可以看到一種黑脖子的丹頂鶴，它們從黑龍江流域遷徙到南方過冬，因為華城人的捕食，這種鳥已經很罕見了。
富貴餐館最初經營一種蛇羹，這道名菜是用眼鏡蛇、銀環蛇、金環蛇、水蛇、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動物保護部門勒令禁止之後，開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雞。
將黃嘴、黃腳、黃皮的三黃土雞剖洗幹淨，用醬油、紹酒、精鹽醃製，多種香料碾末擦抹雞身，雞腹內雪藏炒好的輔料，兩腋各放一顆丁香夾住，然後用荷葉包裹，再裹上酒壇黃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麵點明火烤一個多鍾頭，炭火烤半小時，叫花雞就做成了。
敲開泥巴，荷葉上油水汪汪，仍舊泛著淡淡的綠色，荷葉的清香撲鼻而來，雞肉肥嫩酥爛，膏腴嫩滑。趁著熱氣嫋嫋，香氣四溢，撕下一隻色澤黃燦燦的雞腿，大快朵頤。若有三杯兩盞烈酒，定會豪氣幹雲，無論富貴貧賤，淋漓盡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們不得不說這叫花雞是最正宗的，因為老板以前就是一個乞丐，他就是大怪。
盡管菜館內店堂狹窄，又髒又差，但是每天都人頭攢動，生意奇好。店堂之後是一個院子，院內有一株饅頭柳，兩間廂房就是大怪和店夥計的住處。樹下擺放著幾條長凳，數張矮桌，賓客爆滿之後，就會坐在這裏，甚至連菜館門前也擺了幾張桌子。
門前原先有一個銅做的招牌，後來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牆上貼著的四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費。
這大概是唯一一家對乞丐免費的飯店，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個乞丐。大怪從來不掩飾自己做過叫花子的經曆，他給很多顧客都講過他那個吸血的兒子，他說：“我覺得自己是狗，現在我才是人。”人們對他的苦難經曆表示同情，對他的慈悲心腸表示讚賞。曾經有報紙電視台來采訪這個好人，他拒絕了。他替政府發揚人道主義，替有錢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開，把惡關閉起來。很多時候，美德隻是一個盒子，包裝著罪惡。
這種慈悲隻是一種表麵現象，那些蓬頭垢麵的乞丐出入餐館並不影響大怪的生意，因為他經營的不是飯店，而是販毒。隻有真正“要飯的”乞丐才會到這裏來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錢、寒少爺隻是將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組織起來，給他們劃分好地盤，每月收取保護費。1997年，三文錢不滿足做一個乞丐頭子，開始利用這些乞丐進行販賣毒品，給他們一些殘羹剩飯，然後讓他們運毒、出貨。這個菜館成為了一個隱蔽的毒品窩點。
1999年2月，那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曾經來這裏進行過兩次調查，第一次他買了一隻叫花雞，什麽話都沒有說；第二次，他又買了一隻雞，走進廚房直接對大怪說：“老板，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大怪問。
“三文錢。”
“不認識。”
“直說吧，我是警察，我懷疑你販毒，你最好識相點。雖然現在還沒掌握證據，我這也不是正式訊問，就是私下裏和你聊聊。下次再來，我會穿警服來，你要聰明的話，就給自己留條後路，以後也算是立功表現。再問你一遍，三文錢在哪兒？”
“在你背後。”
蔣衛東回頭一看，卻什麽都沒有看到。
藝術的眼光應該無處不在，並不是隻有螞蟻和蚯蚓才可以看見地下的事情。一年後，登峰街舊房拆遷，從院內的樹下挖出了一具骸骨，從一個生鏽的腰帶卡可以判斷出，死者是一個警察。
大怪站在院裏那棵樹下的時候，會有異樣的感覺，他的腳下埋著一個死人。他用殺雞的手殺了一個人，他將那警察打暈，勒個半死，像殺雞那樣在脖子上割一刀，將血放入木桶，那木桶裏本來有半桶雞血，慢慢地就注滿了。事實上，他一邊殺人一邊嘔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樹下，他感到一種虛脫，心裏還有一種恨意，他覺得自己剛剛消滅了全世界。
從那天開始，大怪常常做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的胳膊上臉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窩狀的小孔，從小孔裏爬出肉嘟嘟的白蟲子。他並沒有感到恐懼，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樣泰然自若，恐懼和坦然，他既不選這個，也不選那個，這便是他殺人後的選擇。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點，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走進富貴菜館，他找張桌子坐下，大怪說：“打烊了。”
年輕人說：“我找人。”
“找誰？”
“三文錢。”
大怪看著年輕人，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年輕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壺與一茶碗放置茶盤中，另一碗置於盤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點詫異。年輕人又從鄰桌拿了兩個茶碗，將四個茶碗橫放於壺的左邊，第三杯倒滿水，端起來，遞向大怪。端的姿勢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邊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著茶杯，大怪以同樣的姿勢接過茶碗，一飲而盡。
這是一套江湖茶陣暗語，由明末清初的洪門開創，現代的特警作戰手勢中也有不少是根據黑幫手勢改編的。例如垂下手來，手掌置於腰間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開成抓狀，這代表“狗”。山西一些農村出殯時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規範的洪門禮。
那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就是高飛。
他擺的茶陣的第一個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個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認可了他，應允了其請求。
我們的眼淚應該從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來到火車站周邊，他們經營小生意，集聚一些資本後，就開始炒票。火車票、汽車票，成為黃牛黨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盈利資源。麵對市場競爭，老鄉聚合在一起，“潮汕幫”出現了。這是一個以生活地域和方言為劃分特征的鬆散團體，除了倒票之外，還從事拉客。兩年後，私人運輸的車輛越來越多，一個以華城本地人為主的拉客仔群體出現了。原本互不幹涉的“華城幫”和“潮汕幫”開始出現摩擦，爆發了幾次大規模的械鬥之後，“東北幫”和“湖南幫”悄然崛起。“潮汕幫”失去霸權地位轉而向旅客兜售假發票，他們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兒們在出站口賣地圖和列車時刻表，老娘兒們裝成發傳單的樣子，如果有人順手一接，那麽一大群人馬上圍了過來，無奈之下，隻得花高價買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東北口音的在火車站無人敢惹，下半年換成了湖南人稱霸一方。華城人也開始雇用外省的無業遊民，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華城火車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勢。
1991年，春節前後的“民工潮”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客流高峰迅速出現，大批外來務工人員滯留在華城火車站，幾千人流浪街頭。華城火車站及其周邊地區的治安狀況迅速惡化。從事非法營運的黑車越來越多，數以百計的拉客仔將人哄騙上車然後將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腳幫”和“丟錢幫”就是那時興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腳了。”一個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後對你這麽說。在這一刻，你的機智和應變能力會受到考驗。
你有三種選擇：一、若無其事的繼續往前走；二、大吼一聲滾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種選擇都有可能導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圍，包圍之後就是敲詐和勒索。
“丟錢幫”屬於一種低劣的騙術，利用人貪財的心理，很容易被識破。值得一提的是，華城火車站附近的騙子在惱羞成怒之後會實施搶劫，也就是說，這是一群偽裝成騙子的劫匪。
隨著警方的打擊，不少犯罪團夥不得不另辟蹊徑，“湖南幫”在逃避警方打擊的過程中改變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婦兒童、病人和老人來賣假鈔和假車票。以四川人張凱為首的犯罪團夥，開始拐賣和強迫婦女賣淫，他們在華城火車站四處尋找那些從外地來打工的年輕女子，以介紹工作為由，騙上車將其拐賣。廣東陸豐縣一個以＂shou ying＂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買了一個媳婦，多年後，當地警方將那女子從一個封閉的石頭屋子裏解救出來時發現，女子已經精神失常。
1991年，內地的“發廊”還被稱為“理發店”，而在華城就出現了不洗頭的“洗頭房”，還有很多小旅館。旅館設施非常簡單，多數房間內隻有一張由兩條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覺的，而是提供賣淫的。
1992年，東北人周偉，糾集46名老鄉，也開始介入拐賣婦女的犯罪中來，不僅如此，他們還聯合華城當地爛仔，結夥在華城車站以冒充旅客親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機等接站的方式，對旅客實施詐騙和搶劫。
從此，各種新型犯罪現象不斷滋生。
1993年，王井記專門物色一些流浪街頭的少年，負責他們吃、住，並對這些孩子進行犯罪技巧培訓，一幫職業小偷出現了。
廣東中山大學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車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調查未果的情況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來，在一個出租屋裏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我來找你，我現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說吧，你丟了什麽？”
“一個包。”
“包裏有多少錢？”
“一分錢也沒有。”
“那……”
“就有幾張破紙，是一份學術論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鍾。”
“嗯，請你喝酒。”
1995年，有一夥喜歡穿黑衣服的人長期在火車站搶奪旅客財物，被稱為“黑衣黨”。他們大多在晚上活動，如果是在白天，他們就蒙麵搶劫。
1997年，以三文錢為首的“丐幫”悄然興起。
1998年，＂mi yao＂搶劫頻發，幫派內稱這種手段為“殺豬”，以“河南幫”居多。而後演化成飛車搶劫，又以“砍手幫”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據稱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脅索要旅客錢財的“紮針黨”也出現了。
麵對嚴峻的治安形勢，從1983年以來，各級政府年年組織多方力量，開展“嚴打”行動，大量犯罪團夥被摧毀，然而，“嚴打”的效果並不能持續很久，整頓過後，故態複萌。犯罪團夥重新洗牌，通過暴力分割勢力範圍。例如“拉客幫”被打掉之後，分裂成五大幫派：“鄭老五幫”，湖南人，負責站西路一帶；“汕頭幫”，負責走馬崗一帶；“潮州幫”，負責沙湧南一帶；“劉老四幫”，四川人，負責草暖公園一帶；“老楊幫”，也同在站西路。當時五個幫派中，“鄭老五”和“劉老四”稍大，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幫派之間爭搶地盤的過程中，“東北幫”逐漸控製了華城火車站的拉客市場，來自黑龍江省的鄒光龍成為了野雞車市場的老大，他拉攏腐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很快控製了站東廣場的拉客市場，又控製了“野雞車”的客源。
2000年，以鄒光龍為首的華城“背包黨”出現。
“背包黨”最初隻是為野雞車和旅館拉客，後來他們的包裏裝上假發票、假車票、酒店介紹和假證件，整日遊蕩在華城火車站、省汽車站、市汽車站和流花車站之間，主要瞄準外地來穗人員，偷搶首飾、手機、背包，賣假發票，調換假鈔。隨著隊伍的壯大，“背包黨”甚至敢與執法人員對抗。在華城火車站，曾經有多次群毆事件，幾百“背包黨”成員與保安數次發生衝突，警察鳴槍才得以製止。
鄒光龍名聲漸響，成為華城火車站的黑幫老大，多個幫派都想拉其作為靠山。他開始招集馬仔一兩百人為打手，向各幫派收取保護費，甚至一個水果攤、一個電話亭都不放過。
直到一年以後，廣東省委領導三度微服探訪華城火車站，要求“重典治亂”，華城火車站進駐大批荷槍實彈的武警，開展了最大規模的一次“嚴打”行動，鄒光龍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在這次“嚴打”中被摧毀，鄒光龍被判死緩。
2000年10月19日，鄒光龍的兩個馬仔率領幾十名打手向火車站周邊的店鋪收取保護費，眾多店鋪對黑惡勢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鋪老板主動尋求保護。在登峰街有一家賣叫花雞的富貴菜館拒絕交保護費，馬仔令手下將桌椅板凳及門窗等砸得稀爛後揚長而去，臨走前威脅說如果晚上不交錢就再砸一次。
當天晚上，四個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內點著蠟燭商議對策，他們是三文錢、大怪、寒少爺、高飛。
三文錢說：“這事，忍了吧。”
大怪說：“掙那麽多錢有啥用，還被人欺負。”
寒少爺說：“咽不下這口氣。”
三文錢說：“咱們鬥不過，人少。”
寒少爺說，“去東北，叫上炮子那幫人，都拿上槍，不信製不了他們。”
三文錢說：“離得太遠了。”
大怪說：“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飛說：“咱的人不少。”
寒少爺說：“人呢，都在哪兒？”
高飛說：“火車站。”
房子裏很快擠滿了各式各樣的陌生人，擠滿了全國各地來的不可救藥的二流子，這一切即將使用磚頭、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從火車站廣場找來的。
高飛對他們說，“一會兒，我們要和人打架，每人發100塊錢，不願意的就滾蛋。”
“150，”人群裏一個人喊道，“100太少了。”
“現在就給錢還是打完再給錢？”
“打誰？”另一個人問。
“鄒光龍的人。”大怪回答。
“不幹。”房間裏的這幫烏合之眾聽到鄒光龍的名字就紛紛而逃，隻剩下一個戴墨鏡的人站在牆角。
“你怎麽不走，你不怕鄒光龍嗎？”寒少爺問。
“剛才有50人吧。”戴墨鏡的人說。
寒少爺說：“差不多。”
“給我5000元，”戴墨鏡的人說，“我幹。”
“你一個人？”大怪問，“你很能打架嗎？”
“打我。”戴墨鏡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臉。
大怪的右拳還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盡全力，猛擊那個人的下頜。然後，他的手痛得像斷裂了一樣，而那個人則麵不改色，微笑著站在那裏。
“能挨打，”高飛說，“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著啊。”戴墨鏡的人先是一個墊步，然後飛身一記漂亮的側踹，轟隆一聲，他把牆踹出了一個窟窿。
“天，你叫什麽名字？”三文錢問道。
戴墨鏡的人回答：“我叫畫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