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位傑出的記者被捕的消息一經傳開，東京的德國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國記者同行們立即聯名寫信給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爾格，懷疑對他提出的指控。他們往監獄給他送東西，並要求去探望他。
奧特將軍跟在東京的其他德國人一樣，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諱的說法，認為佐爾格絕不會有叛國的嫌疑。
奧特從1934年擔任駐東京武官時起就與佐爾格認識，佐爾格是大使館的常客，也是奧特的親信之一。他倆經常下棋，在使館院子裏共用早點，同去日本鄉村旅行。佐爾格的見解和情報來源使奧特大使很滿意，並定期與其顧問們進行討論。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賴的同胞。
歐戰爆發以來，佐爾格受大使館聘用，負責編新聞簡報。因而他在使館內設有辦公室，在那裏閱讀柏林發來的官方電訊稿。
為這份差使，他在使館裏正式領薪。身為卓有成就的新聞記者，又是立過汗馬功勞的退伍軍人，佐爾格與陸海軍武官打得火熱、交往很深，他們常在一起交換情報資料，就技術問題交換意見。
像這樣一位有聲望，交遊甚廣的人似乎不可能是當前被指控的主犯。至於那位馬克斯?克勞森，大使倒還聞所未聞。
奧特將軍聽說這兩人被捕，立即認為他們是日本上層人物反德陰謀的犧牲品。
奧特在電文中說：“使館人員和當地德國人普遍認為日本警方懷疑錯人了。”而1941年6月，正是決定遠東地區是和平還是戰爭的日美談判進入關鍵性階段的時刻。
因此奧特在電文中接著說：“關於談判進展的情況，據說屬於國家機密，已落入佐爾格手中，因而佐爾格可能成為某種政治報複或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我們不能排除控告佐爾格一案背後存在著反德勢力的可能性。當前東條英機兼內相，掌管警察。我已向東條首相提出要求，盡快了結此事。”
德國外事局比較審慎，在收到東京發來的電報後首先去試探日本駐柏林大使小島將軍。他是東條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達成友好軍事同盟。
“這純粹是陸軍部特高課的事。”小島以公事公辦的態度回答說，“根據日本慣例，他們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影響。很自然，從外交政策觀點來看，佐爾格的被捕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沒有確切的理由懷疑他，特高課是決不會決定逮捕他的。”
這種回答不能令人滿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經過再三詢問，小島才含糊其詞地透露：很可能佐爾格被控告支持了國際**的運動。
“這根本不可能，奧特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一致懷疑對佐爾格的指控。”一位曾在東京任過職，很了解佐爾格的官員說，“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麽**傾向。”
德國人對此事十分關心，認為在這微妙的時刻，決不能讓這一事件危害德日軍事、政治和經濟全麵合作關係。
幾天後，日本陸軍部特高課根據對案件的初步調查結果向德國使館提交了一份簡短的照會，其內容由奧特將軍電告柏林。照會說：“經我方調查核實，佐爾格本人已供認，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為共產國際工作，有關案件的進一步調查正在著手進行。”
聽到這駭人聽聞的消息，德國人愕然，整個德國都感到震驚。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區一個油田附近的小鎮。他父親是位工程師，為一家瑞典諾貝爾利息投資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親是俄國人，比父親年輕十五歲。
當佐爾格3歲時，全家遷往德國，在柏林郊區的一個大宅院裏定居。在9個孩子當中佐爾格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與母親很親近，而且終生如一，每逢母親生日他都要寄去禮品或拍發電報給予祝賀。
佐爾格小時候是個敏感而膽怯的孩子，他喜歡在臥室裏通宵達旦地點著燈。他為人隨和，哥哥姐姐們都喜歡他。他的家裏很和睦，童年幾乎是在一個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裏平靜度過的，他父親後來成了銀行家。在他父親死後，每個孩子都繼承了一筆遺產。
佐爾格的高中時代是在利奇特費爾德度過的。那時他已是個體格健康。身材勻稱的小夥子，常常為自己的體育素質感到自豪。他特別感興趣的課程是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間，他自願報名參了軍，被分配到第三野戰炮兵團學生旅，先是在西線同法軍、後是在東線同俄國人作戰。
在一次戰役中他的右腿被彈片擊傷，被送往柏林陸軍醫院。
佐爾格在住院休養期間集中精力學習，回到母校參加了高中畢業考試，結果名列前茅，身體恢複以後他又返回原來的部隊。
3周後又負傷，但這次可重了，兩條腿都被彈片打折，留下終身殘疾。由於他作戰勇敢，被提升為軍士，並被授予二級鐵十字勳章。
佐爾格受傷後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學醫院。在那兒，年輕的佐爾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經曆了一場革命性的轉變。
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佐爾格接受過戰火的洗禮，曾兩次在戰壕中作戰，但卻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做什麽。佐爾格說：“我們雖然在戰場上拚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們沒有一個了解戰爭的真正目的，更談不上它的深遠意義了。”
他的思想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斷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經曆中的每一個細節，茫然地探索著自己的事業，但經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狀況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終於發現了一絲光輝，那就是**。
奧特將軍跟在東京的其他德國人一樣，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諱的說法，認為佐爾格絕不會有叛國的嫌疑。
奧特從1934年擔任駐東京武官時起就與佐爾格認識，佐爾格是大使館的常客，也是奧特的親信之一。他倆經常下棋，在使館院子裏共用早點，同去日本鄉村旅行。佐爾格的見解和情報來源使奧特大使很滿意，並定期與其顧問們進行討論。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賴的同胞。
歐戰爆發以來，佐爾格受大使館聘用，負責編新聞簡報。因而他在使館內設有辦公室，在那裏閱讀柏林發來的官方電訊稿。
為這份差使，他在使館裏正式領薪。身為卓有成就的新聞記者，又是立過汗馬功勞的退伍軍人，佐爾格與陸海軍武官打得火熱、交往很深，他們常在一起交換情報資料，就技術問題交換意見。
像這樣一位有聲望，交遊甚廣的人似乎不可能是當前被指控的主犯。至於那位馬克斯?克勞森，大使倒還聞所未聞。
奧特將軍聽說這兩人被捕，立即認為他們是日本上層人物反德陰謀的犧牲品。
奧特在電文中說：“使館人員和當地德國人普遍認為日本警方懷疑錯人了。”而1941年6月，正是決定遠東地區是和平還是戰爭的日美談判進入關鍵性階段的時刻。
因此奧特在電文中接著說：“關於談判進展的情況，據說屬於國家機密，已落入佐爾格手中，因而佐爾格可能成為某種政治報複或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我們不能排除控告佐爾格一案背後存在著反德勢力的可能性。當前東條英機兼內相，掌管警察。我已向東條首相提出要求，盡快了結此事。”
德國外事局比較審慎，在收到東京發來的電報後首先去試探日本駐柏林大使小島將軍。他是東條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達成友好軍事同盟。
“這純粹是陸軍部特高課的事。”小島以公事公辦的態度回答說，“根據日本慣例，他們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影響。很自然，從外交政策觀點來看，佐爾格的被捕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沒有確切的理由懷疑他，特高課是決不會決定逮捕他的。”
這種回答不能令人滿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經過再三詢問，小島才含糊其詞地透露：很可能佐爾格被控告支持了國際**的運動。
“這根本不可能，奧特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一致懷疑對佐爾格的指控。”一位曾在東京任過職，很了解佐爾格的官員說，“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麽**傾向。”
德國人對此事十分關心，認為在這微妙的時刻，決不能讓這一事件危害德日軍事、政治和經濟全麵合作關係。
幾天後，日本陸軍部特高課根據對案件的初步調查結果向德國使館提交了一份簡短的照會，其內容由奧特將軍電告柏林。照會說：“經我方調查核實，佐爾格本人已供認，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為共產國際工作，有關案件的進一步調查正在著手進行。”
聽到這駭人聽聞的消息，德國人愕然，整個德國都感到震驚。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區一個油田附近的小鎮。他父親是位工程師，為一家瑞典諾貝爾利息投資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親是俄國人，比父親年輕十五歲。
當佐爾格3歲時，全家遷往德國，在柏林郊區的一個大宅院裏定居。在9個孩子當中佐爾格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與母親很親近，而且終生如一，每逢母親生日他都要寄去禮品或拍發電報給予祝賀。
佐爾格小時候是個敏感而膽怯的孩子，他喜歡在臥室裏通宵達旦地點著燈。他為人隨和，哥哥姐姐們都喜歡他。他的家裏很和睦，童年幾乎是在一個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裏平靜度過的，他父親後來成了銀行家。在他父親死後，每個孩子都繼承了一筆遺產。
佐爾格的高中時代是在利奇特費爾德度過的。那時他已是個體格健康。身材勻稱的小夥子，常常為自己的體育素質感到自豪。他特別感興趣的課程是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間，他自願報名參了軍，被分配到第三野戰炮兵團學生旅，先是在西線同法軍、後是在東線同俄國人作戰。
在一次戰役中他的右腿被彈片擊傷，被送往柏林陸軍醫院。
佐爾格在住院休養期間集中精力學習，回到母校參加了高中畢業考試，結果名列前茅，身體恢複以後他又返回原來的部隊。
3周後又負傷，但這次可重了，兩條腿都被彈片打折，留下終身殘疾。由於他作戰勇敢，被提升為軍士，並被授予二級鐵十字勳章。
佐爾格受傷後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學醫院。在那兒，年輕的佐爾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經曆了一場革命性的轉變。
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佐爾格接受過戰火的洗禮，曾兩次在戰壕中作戰，但卻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做什麽。佐爾格說：“我們雖然在戰場上拚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們沒有一個了解戰爭的真正目的，更談不上它的深遠意義了。”
他的思想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斷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經曆中的每一個細節，茫然地探索著自己的事業，但經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狀況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終於發現了一絲光輝，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