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任笑了:“周書記,這種大帽子不少人給我們扣對,不少人甚至我們黨內的一些領導就是用這樣的帽子阻撓我們反**維護黨和人民利益的步子。但事實證明,好多用這種帽子當擋箭牌作護身符的人都被查出了嚴重問題。領導要求我們放下這種思想對我們工作的束縛,排除各種形式和意圖的幹擾。事實上並不是因為我們查處了**分子而幹擾了改革和發展,恰恰是我們對**分子的軟弱姑息甚至遷就,造成了社會矛盾上升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使人民群眾對我們失去信任,甚至罵我們官官相護。這是省紀委主要領導的意見,我隻概括地傳達,具體內容很快有文件給你們發下去,這個意見你們可以向地委何書記轉達,讓地委引起高度重視。(.)”


    周書記知道上級的意見是頂不住了:“好,我向何書記轉達省紀委的意見。”


    胡主任又提醒說:“從我們目前得到的反映分析,宋世博的失蹤很可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周書記關切地問:“省紀委掌握更詳細的情況嗎?”


    “有關情況會轉給你們的。你們的工作情況也要及時報告省紀委,必要時我們會進行協調。我們知道你們的工作也很困難,我們理解你們,但要排除萬難堅持下去。”


    周書記聽到同情的話也順勢訴苦:“省紀委領導的指示我堅決執行,但是為了工作順利,最好由省紀委領導直接向地委何書記作個指示,否則,我在人家領導下,人家堅決不同意查,我的工作也非常難作。我兩頭為難呐。”周書記的確為難,有人說他不適宜當紀委書記,地委選錯了人,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國幾千年的中庸思想及和為貴的思想在他身上和工作中時常有所體現。他有時在夾縫中求生存,伸出雙手雙腳來擺平衡,力求作到對上能交差對下誰也不得罪,明哲保身但求無過。有人說正是這個特點,當年地委書記才選中他當紀委書記,也算是認人得當用人有道。也有人對他卻很討厭,背後罵他占著茅坑不拉屎,隻為當官不想幹事,扛槍不打仗當貓不抓鼠。說他這個紀委書記不抓**分子,客觀上保護了**分子。這些他聽到了也不在乎,他有一個老主意:得過且過少得罪人,幹出成績是黨的,得罪了人是自己的。紀委工作的成績越大就意味著處理的人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朋友越來越少。他記著墨子所說的:“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道理。自己遲早也要回歸百姓,給自己留條後路吧,所以他的工作重點就放在耍花架子上。胡主任給他打過電話後,他並沒有向地委何書記匯報,把這件事又拖下來了。按他的經驗隻應諾不辦事,一拖再拖是對付難題的最有效的辦法。


    直拖到有一天地委何書記給他打來電話:“老周,省紀委給我來過電話,要求我們對宋世博的事還要查清,上報省紀委。你抓緊安排一下吧,我看不查一下省紀委也不放過我。”


    這就是周書記用拖延來擺平衡的妙方。何書記讓查,這就怪不得我無禮了。他心中竊喜,省紀委對何書記施加壓力,實際上就是給紀委撐腰,為他排除阻力,自然也為他將來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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