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縣城的一個社區召開扶貧對象座談會。那社區的地點是一個舊樓屋，黨校的同學早就到了，一聽到張建中他們的車，就從樓屋裏走出來，跟在他身邊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張建中想，這社區的主任真夠年青的。經同學介紹，他才知道，那年青人是社區的民政幹事。
那年青人很靦腆，紅著臉說：“主任他們都出去了。”
同學也說：“剛好發生了點急事，主任帶著社區的幹部趕著去處理了。”
張建中還想，這事一定很急，且也嚴重，否則，不會就剩一個民政幹事應付他們的事。雖然，張建中算不上官，但社區這個廟更小，就是王主任到社區來也屬大駕光臨。
舊樓屋的光線很暗，大白天還亮著燈。幹事把張建中他們引進一個類似會議室的房間，就見好幾個人已經坐在裏麵了。先是感覺房間很小，會議桌很大，大很四周隻剩走路的空間了，再就見那幾個參加座談會的扶貧對象穿得很破爛，衣服補丁打補丁，一個比一個幹瘦如柴。幹事介紹他們時，張建中心裏有一種不想跟他們握手的拒絕感。
坐下來時，張建中聽見助理悄聲問幹事：“怎麽是這幾個人？”
言下之意好像原來安排的不是這幾個人。
幹事也悄聲說：“社區主任說，扶貧對象就是要有一副貧窮相。”
同學便笑著對張建中說：“扶貧對象嘛！太滋潤，觀眾也不相信。”
張建中不客氣地說：“至少，也不要那麽嚇人吧？”
幹事說：“領導定的，我也作不了主。”
張建中對同學說：“你是不是和主任溝通一下？”
同學便問幹事，知不知道主任上哪去了？在什麽地方可以跟他聯係上？幹事說，他去處理一例超生戶，可能要派出所吧！
這邊小聲議論著，記者們見社區主任不在，也議論起來。
有人說：“哪有這麽不配合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麽單位？一個小社區，也擺這麽大的架子。”
有人說：“沒時間就算了，又不是就這一個典型，還擔心找不到采訪對象？”
有人附和：“就是，就是。”
王主任仿佛不想搞得太僵，即使這是一個小社區，也做了許多前期準備工作，怎麽好說換就換呢？
他對大家說：“主任的確是有其他事，計生工作也很重要。大家配合一下，我們抓緊一點，縮短采訪時間。”
張建中也說：“先和扶貧對象談談吧！”
不談還好，一談，那幾個扶貧對象卻答非所問。
張建中問：“你們接受政府的扶貧有多長時間了？”
他們連連搖頭，說：“還沒有，說是說了一段時間了，才沒見政府兌現。”
王主任以為他們沒聽明白，問得更具體：“社區是不是總給你們送些米啊油的？”
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有人說：“我沒有，不知他們有沒有？”
其他人又搖頭。
張建中有一種很不妙的感覺。
電台記者問：“你們參加這次座談會，想說些什麽呢？”
報社記者慫恿道：“你們大膽說，有什麽說什麽。”
上午，在城區書記辦公室，他們顯得懶洋洋，這會兒，卻非常專注，把一直合著的采訪筆記也打開了。攝影記者也沒等把三角架架好，就把設備扛在肩上，女主持總嫌幹電池重，這會兒，也挎在肩上跟在攝影記者身邊。
女主持問：“能說說你們參加這種座談會的目的嗎？”
她是拿著麥克風說的，說完，就把麥克風往坐在對方桌的幾個扶貧對象前送。他們更沒見過那玩意，便互相推讓？
報社記者說：“你們放心，我們會如實報道的。”
就有一個大膽的人接過麥克風，由於太用勁，差點把線扯斷了，忙就趴在會議桌上，彎腰前傾，說：“我們希望政府不要隻是說得好聽，更要讓我們真正體會到扶貧的好處。”
攝影記者覺得他的姿勢太難看，就繞過去，與他隻有一米左右的距離，說：“你直起腰，別讓人覺得你說這話沒底氣。”
那人就直起了腰，很抖擻地說：“我們知道，你們是來采訪扶貧的，我們就是需要扶貧的對象，社區做了調查，早就把我劃入扶貧冊了，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得到一點點扶貧物質。”
“確是，他說的是真話。”
其他幾個人膽子也大了，嚷嚷起來，有人幹脆站起來，往攝影鏡頭前湊。
張建中小聲問：“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昨天我還來看過，安排得好好的啊！”王主任他對幹事說，“昨天不是這麽安排的啊！“幹事說：“我也不清楚。主任離開的時候特別交代，要他們說實話說真話。”
王主任說：“這就是真話實話？”
幹事說：“應該是吧！”
很顯然，社區的主任沒有按照原來的安排行事，他更希望呈現給記者的是扶貧工作存在的不足。
張建中很嚴肅地問那幹事：“你們主任真是有事離開嗎？雖然，計生工作很重要，但不是一定就他去辦吧？”
幹事說：“計生是一票否定。”
張建中站起來說：“大家先停一停，我們等社區主任回來再進行采訪。”
電台記者說：“這才是我們需要聽的真話。”
報社記者說：“我們更需要這種發自群眾的聲音。”
攝影記者肩上扛著攝影機又啟動了那盞紅燈。
張建中心裏想，你們拿人家信封的時候，手怎麽不軟呢？你們得了城區的好處，又要報道不利於城區的新聞，良心上過得去嗎？
他話中有話地說：“我們對不起城區黨委政府啊！”
王主任附和道：“我們還是聽張總指揮的吧！”
記者們愣了一下，電台記者先表態，說，我們還是聽從指揮吧！報社記者翻了翻采訪筆記，收了筆說，也好！電視台的記者和女主持卻湊在一起咬耳朵。張建中很清楚，他們未必聽自己的，或許，覺得采訪的內容足夠見報出街了，便玩假服從。
那年青人很靦腆，紅著臉說：“主任他們都出去了。”
同學也說：“剛好發生了點急事，主任帶著社區的幹部趕著去處理了。”
張建中還想，這事一定很急，且也嚴重，否則，不會就剩一個民政幹事應付他們的事。雖然，張建中算不上官，但社區這個廟更小，就是王主任到社區來也屬大駕光臨。
舊樓屋的光線很暗，大白天還亮著燈。幹事把張建中他們引進一個類似會議室的房間，就見好幾個人已經坐在裏麵了。先是感覺房間很小，會議桌很大，大很四周隻剩走路的空間了，再就見那幾個參加座談會的扶貧對象穿得很破爛，衣服補丁打補丁，一個比一個幹瘦如柴。幹事介紹他們時，張建中心裏有一種不想跟他們握手的拒絕感。
坐下來時，張建中聽見助理悄聲問幹事：“怎麽是這幾個人？”
言下之意好像原來安排的不是這幾個人。
幹事也悄聲說：“社區主任說，扶貧對象就是要有一副貧窮相。”
同學便笑著對張建中說：“扶貧對象嘛！太滋潤，觀眾也不相信。”
張建中不客氣地說：“至少，也不要那麽嚇人吧？”
幹事說：“領導定的，我也作不了主。”
張建中對同學說：“你是不是和主任溝通一下？”
同學便問幹事，知不知道主任上哪去了？在什麽地方可以跟他聯係上？幹事說，他去處理一例超生戶，可能要派出所吧！
這邊小聲議論著，記者們見社區主任不在，也議論起來。
有人說：“哪有這麽不配合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麽單位？一個小社區，也擺這麽大的架子。”
有人說：“沒時間就算了，又不是就這一個典型，還擔心找不到采訪對象？”
有人附和：“就是，就是。”
王主任仿佛不想搞得太僵，即使這是一個小社區，也做了許多前期準備工作，怎麽好說換就換呢？
他對大家說：“主任的確是有其他事，計生工作也很重要。大家配合一下，我們抓緊一點，縮短采訪時間。”
張建中也說：“先和扶貧對象談談吧！”
不談還好，一談，那幾個扶貧對象卻答非所問。
張建中問：“你們接受政府的扶貧有多長時間了？”
他們連連搖頭，說：“還沒有，說是說了一段時間了，才沒見政府兌現。”
王主任以為他們沒聽明白，問得更具體：“社區是不是總給你們送些米啊油的？”
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有人說：“我沒有，不知他們有沒有？”
其他人又搖頭。
張建中有一種很不妙的感覺。
電台記者問：“你們參加這次座談會，想說些什麽呢？”
報社記者慫恿道：“你們大膽說，有什麽說什麽。”
上午，在城區書記辦公室，他們顯得懶洋洋，這會兒，卻非常專注，把一直合著的采訪筆記也打開了。攝影記者也沒等把三角架架好，就把設備扛在肩上，女主持總嫌幹電池重，這會兒，也挎在肩上跟在攝影記者身邊。
女主持問：“能說說你們參加這種座談會的目的嗎？”
她是拿著麥克風說的，說完，就把麥克風往坐在對方桌的幾個扶貧對象前送。他們更沒見過那玩意，便互相推讓？
報社記者說：“你們放心，我們會如實報道的。”
就有一個大膽的人接過麥克風，由於太用勁，差點把線扯斷了，忙就趴在會議桌上，彎腰前傾，說：“我們希望政府不要隻是說得好聽，更要讓我們真正體會到扶貧的好處。”
攝影記者覺得他的姿勢太難看，就繞過去，與他隻有一米左右的距離，說：“你直起腰，別讓人覺得你說這話沒底氣。”
那人就直起了腰，很抖擻地說：“我們知道，你們是來采訪扶貧的，我們就是需要扶貧的對象，社區做了調查，早就把我劃入扶貧冊了，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得到一點點扶貧物質。”
“確是，他說的是真話。”
其他幾個人膽子也大了，嚷嚷起來，有人幹脆站起來，往攝影鏡頭前湊。
張建中小聲問：“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昨天我還來看過，安排得好好的啊！”王主任他對幹事說，“昨天不是這麽安排的啊！“幹事說：“我也不清楚。主任離開的時候特別交代，要他們說實話說真話。”
王主任說：“這就是真話實話？”
幹事說：“應該是吧！”
很顯然，社區的主任沒有按照原來的安排行事，他更希望呈現給記者的是扶貧工作存在的不足。
張建中很嚴肅地問那幹事：“你們主任真是有事離開嗎？雖然，計生工作很重要，但不是一定就他去辦吧？”
幹事說：“計生是一票否定。”
張建中站起來說：“大家先停一停，我們等社區主任回來再進行采訪。”
電台記者說：“這才是我們需要聽的真話。”
報社記者說：“我們更需要這種發自群眾的聲音。”
攝影記者肩上扛著攝影機又啟動了那盞紅燈。
張建中心裏想，你們拿人家信封的時候，手怎麽不軟呢？你們得了城區的好處，又要報道不利於城區的新聞，良心上過得去嗎？
他話中有話地說：“我們對不起城區黨委政府啊！”
王主任附和道：“我們還是聽張總指揮的吧！”
記者們愣了一下，電台記者先表態，說，我們還是聽從指揮吧！報社記者翻了翻采訪筆記，收了筆說，也好！電視台的記者和女主持卻湊在一起咬耳朵。張建中很清楚，他們未必聽自己的，或許，覺得采訪的內容足夠見報出街了，便玩假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