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亨給兒子範無病打了個電話。問他關於大飛機項目以及其他幾個重點工程項目的運作情況進行的如何了。
“這事兒我也不是很清楚，具體的事情還是得去問具體的負責人。”範無病倒是很放得開，完全就是一個甩手大掌櫃的姿態。
越大的項目，就會占用越多的資源和精力，範無病心想若是自己肯坐下來好好地打理任何一個大項目，估計這輩子的時間都會搭在裏麵了，作為掌控全局的人，其實他要做的事情跟最高領導人差不多，隻需要看清楚世界大勢，做出正確的決定便可，卻沒有必要事事親曆親為的。
當然，從自由度上來講，他更清閑一些，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可以由自己來調配。
“你倒是很清閑，不過事情可是要抓緊，上上下下都看著呢。”範亨對兒子的老板行為也沒有什麽話可說，隻是對他強調道。
其實範亨最關心的始終就是大飛機項目，因為這個項目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也關係到了國計民生，甚至是軍力整體提升的問題，所以他不得不多關注一下。
要說現在範亨手頭的大事不算少。一個是國企改製，現在總算是有點兒眉目了，估計到明年能夠拿出一個比較好看的答卷兒來，另一個就是兩大油企的問題，今天在常委會上也算是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就是要製止兩大油企的惡性市場競爭，提高技術含量和國際競爭力，重新把科研力量給拉扯起來，另外一件事情，自然就是大飛機項目，這個項目關係到整個航空體係未來幾十年當中的布局問題，不容小覷。
好在這件事情是兒子範無病一手搞起來的，範亨心裏麵雖然有點兒不踏實，但是一想到範無病從來都是算無遺策，應該這一次也不會出什麽紕漏吧？
範無病倒是跟老爸範亨聊了一會兒，得知了他今天在常委會上的發言的大致內容，也認為這麽做是有好處的。
“如今各項事業都在穩步發展之中，也是提高你的話語權的時機了。”範無病對老爸範亨說道，“一定要抓好時機，當仁不讓，在高層發展跟基層不一樣，一步落後，則永無出頭之日，我們現在雖然不貪圖一定要當雞頭，但是也不能太落後了，至少目前的位置是要保住的。kao什麽來保住呢？無非就是政績唄！”
“你說的輕巧，實際上這些事情都比較難辦的。話語權的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掌握好，並且能夠用好的。”範亨心有所感，就對兒子說道。
所謂的話語權，簡而言之，就是說話權，即控製輿論的權力。
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裏，就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
且不說“怎麽談”，單論“談什麽”，就已經由話語權決定了，一旦決定了談什麽，很多問題就談不了，更何況怎麽談？
在當代社會思潮中，話語權指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這也是掌握在媒體控製者的手裏，掌握在擁有經濟權的人手裏。他們一般學有所成，控製著媒體和其他經濟實體，而他們想說的，一定和自己有關。
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工具的話語權，它是指一種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中國古代就有一諾千金，一言九鼎、君無戲言之類的古語。
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一是在統治的形式中，二是在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機器，後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話語權。
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拖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話語關係，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
意識形態是由一個人、一個集團或一種文化支持的一係列相互連接在一起的設想和期望，一係列關於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想法，一種價值體係。它與某種哲學思想不同，一種意識形態很自然成為一個行動的方案。
媒介的話語權是指媒介在對受眾人產生傳播效果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比如說在冷戰期間，東西方之間也分別用無線電波傳播自己的思想意識，以此互相抗衡。由於衛星技術的發展，西方的意識形態還在第三世界得到強化，導致本地文化的喪失，而發達國家的電視媒介有迎合消費主義的大都市裏的中產階級要求，媒介所倡導的品位、誌趣、時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
媒介所傳輸外界的信息是由某些人或者集團所控製的，一些個人主觀傾向不可避免的滲入信息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中就曾指出，美聯社每天通過世界通訊服務從紐約向亞洲發送九萬個單詞，反過來亞洲每天隻向全世界傳送兩萬個單詞。這個道理就跟進出口貿易有些類似，既然對方占據了壓倒性多數，那麽你的市場上所傾銷的，就是對方的觀點和價值觀了，而當這種傾向性的價值觀傳播給受眾時，就起到了話語權的現實作用。
“雖然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是倒掛的。”範無病對範亨說道，“你看看建國以來的曆次重要的經濟事件。基本上都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在左右著。所以你不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就無法順利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搞經濟，嚴格地說起來這並不算是爭權奪利，而是利國利民，要讓正確的聲音占據主流領導地位！”
範無病所說的倒不是沒有道理，範亨經曆的事件要比範無病多很多，自然明白這裏麵的門道兒。
就拿宏觀調控來說，其實就是掌握了話語權的領導層在幹涉經濟，曆史上最差的一次是大躍進，頭兩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五以上，後三年跌百分之二十五，五年之內上下波動大概百分之四十。但大躍進其實是破壞計劃經濟的結果，並不是計劃經濟的結果。
到文革後期，經濟也沒有到崩潰的邊緣，經濟停滯，也不讓發獎金，不讓人才流動，kao階級鬥爭大批判，kao思想政治工作，幹部下去跟工人勞動，這一套東西走到了盡頭，再也沒有什麽新動力了。企業領導自主權非常小，技術更新沒有動力。工業化原始積累完成之後中國要走向市場經濟。四人幫攔住了不讓走，確實是錯了。
後來打倒四人幫，停止階級鬥爭，結束文革，把工作的重心轉到經濟上來，這事兒華老是有功的，隻是他是老實人，思想比較左，沒有分地，國內的事不敢搞，沒想引進外資。想拿外匯買現代化，想依kao引進外國設備，就想這不是對外開放麽，當時中國就幾十億美金外匯，結果經濟過熱，一年就把外匯花光了。
後來陳老就說，不行的話，你下來吧，還是小平同誌來搞。
陳老出來調整了三年，鄧公進一步改革，分了地，日子立刻就不一樣了。
結果大家富了一點兒，心態比較浮躁，又說陳老是老腦筋，搞鳥籠經濟，消極平衡，我們要搞積極平衡，結果經濟控製不下來，連著過熱。工業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五，第一個消費**是軍轉民，第二個消費**是從外國買生產線，連續十年，中國經濟上去了，但物價沒有控製住，到了一九八八年出現了搶購，結果急了就反腐敗，經濟受挫之後就轉到政治，鬧出第二年的大事兒，大家都是嚇了一跳。
然後就是依kao政治力量，把十年總需求的膨脹泡沫一下子幹掉，雖然這一次比大躍進強，但還是擺拖不了政治因素，算是硬著陸。
鄧公九二南巡之後，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百分之十三，物價在一九九四年上漲百分之二十，當時的外匯儲備是兩百億美圓。朱老板收拾的比較早，開始整頓。打北海房地產泡沫，把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之後的五年中，出口一下子上去了，外國資本來了，結果外匯儲備就到了一千七百個億美元。
這個時候突然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經濟膨脹的是亞洲四小龍和日本、韓國。中國內需起不來，經濟很一般，但出口上去了，是順差，這個時候中國經濟軟著陸，一年跌一個百分點，這個時候朱老板立刻發了國債六千億，專門用來修高速公路，算是正當其時。
“主動調整很重要，調整的時候雖然遭到了激烈反對，但亞洲金融危機來了，大家就都不說話了。治國和治企業其實一樣，你得提前調整，等大家都調整了你就晚了。正好中國先調整了沒有什麽泡沫，都到底了，結果他們一緊縮，我們就擴張，他們下去了我們就上來了，其實這樣也不錯。”範無病對範亨說道，“但是這麽多次的宏觀調控，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你想要有調控經濟的能力，就要有足夠的話語權，你說話沒有人肯聽，那還折騰個什麽勁兒呢？所以啊，企業這一塊兒最好管，抓大放小嘛，多騰出點兒時間來動動腦筋，考慮一下營造自己的勢力，著也是利國利民的。”
範亨笑著說道，“合著為了獲得話語權，我還得拉幫結派啊？”
“切——”範無病撇撇嘴道，“這麽多年來，一直就有小山頭，又不是第一天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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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自由度上來講，他更清閑一些，畢竟大部分時間都可以由自己來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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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範亨最關心的始終就是大飛機項目，因為這個項目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也關係到了國計民生，甚至是軍力整體提升的問題，所以他不得不多關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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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裏，就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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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一是在統治的形式中，二是在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機器，後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話語權。
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拖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話語關係，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
意識形態是由一個人、一個集團或一種文化支持的一係列相互連接在一起的設想和期望，一係列關於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想法，一種價值體係。它與某種哲學思想不同，一種意識形態很自然成為一個行動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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