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過來電話的是東海省的省長吳富寬。他同範無病談了一個很不好的消息,關於收購海州醫藥集團的事情,暫時被喊停了。
“為什麽?”範無病感到有些詫異。
海州醫藥集團最重要的資源就是那些人才了,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麽盈利的熱點,此時如果被範氏投資集團收購的話,還有一線生機,難道說他們想要等到徹底搞垮之後,人才跑光之後才去尋找戰略投資者嗎?
範無病不認為會有人對一個既沒有人才又沒有實力的地方製藥企業感興趣,即便是現在,他也不過是衝著海州醫藥集團的那些博士、碩士們去的,如果沒有這個優勢條件的話,他怎麽可能對海州醫藥集團感興趣?
“國資委和衛生部,還有幾個實力部門都反對。”吳富寬對此顯然很不高興。
範無病撓了撓頭,一時之間也搞不清楚這件事情的目的何在?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消息,但是並不足以讓範無病停下在歐洲的旅程,因此放下了電話之後,範無病繼續跟沈盈討論剛才正在討論的問題。
“剛才我說到哪裏去了?”範無病拍了拍額頭向沈盈問道。
“你剛才說到了找市長還是找市場的問題——”沈盈提醒道。
“嗯,沒錯兒。”範無病點了點頭道,“其實這句話就是來糊弄老百姓的。”
“為什麽呢?”沈盈問道。
“舉個例子來說——”範無病對沈盈說道,“就比如說當初你辦酒廠的時候。你的手底下有跨省總代理,有省級代理,還有地市級代理,最後還有縣級代理以及終端經銷商們,如果這些人有了麻煩,想要讓你出頭,你會優先考慮那些人?”
“這還需要考慮嗎?當然是跨省總代理們,他們的資源優勢充足,市場營銷網絡完善,丟掉任何一個都是損失不起的,至於地市級代理或者縣級代理們,別說我不認識他們了,就算是公司高管們也未必就能夠認得他們,況且他們的存在根本就無關大局,哪裏需要特別費時費力去關注他們?”沈盈立刻就回答道。
“你說的沒錯兒,這就是所謂的抓大放小,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精髓所在。”範無病點頭回答道,“作為一個地方政府而言,市長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用有限的精力來確保本地經濟主要力量穩定成長,當地的大企業自然就是優先關注的對象,至於說那些終端經銷商們,也就是小企業或者平民們,基本上是放不到眼睛裏麵去的,不為別的,就是投入的精力與回報不成比例。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小人物在辦事的時候。就會被告知去找市場,而大人物在辦事的時候,才有資格有能力去找市長。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個為了減少麻煩尋找借口的宣傳口號而已。”
“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沈盈有些躊躇起來,一時之間還沒有找到範無病這番話中的真正目的所在。
範無病喝了口咖啡,他對於這個問題倒是頗有一些研究,看得也比較透徹一些。
曾經有人鼓吹找市長,不如找市場,而這句話也一度成為國內鼓吹市場經濟的宣傳口號。
比如說,在企業出了問題的時候,用這句話可以將政府責任減輕,當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就業職位的時候,用這句話可以擺拖學校和政府的責任,當農民的糧食和菜賣不出去的時候,用這句話也可以擺拖各級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總而言之,這是一句完試萬靈的靈丹妙藥。
但是,這裏麵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政府的作用體現在哪裏?
作為用納稅人稅款供養的政府,應該在社會中承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這個是要首先弄清楚的。假如什麽問題都要去找市場的話,我交稅幹什麽啊?反正出了事情還是要kao我自己。又何必費那麽多的事情,辛辛苦苦地供養一群不做事的公務員?
其實,市場遠不如市長可kao。
當企業臨到絕望之時,市場通常會落井下石,而雪中送炭的往往是市長。
市場講究的是優勝劣汰,不同情弱者,而市長操心的是抓大放小,too big to fail大者不倒。當然想要綁上市長這棵大樹,首先得把企業規模做大,然後上市融資,跟著從多家銀行貸出巨款,用在本地。
理想的情況就是,與多家非關聯的同城企業存在互保關係,形成一個擔保圈,互保企業越多越好,擔保總額越大越好。若能修到這個境界,出了問題,你不需要去找市長,市長自然會心急火燎地屁顛屁顛地來上門找你。
這種例子其實是很多的,而範無病也對這一套路非常熟悉。
隨便舉個例子,就如同作為山東巨力,這家濰坊的上市公司就得到了市長的特別關照。它近兩年虧損三億多,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代碼變成*st巨力,奄奄一息,隨時都有退市的可能性。
但是巨力公司與濰坊的另外兩家上市公司青鳥華光、山東海龍分別簽有互保一億元和八千萬元的協議,目前有些擔保貸款已經逾期。如果巨力死去,華光、海龍將受到牽連,已經虧損過億元的華光甚至可能被拖垮。
濰坊全市隻有五家上市公司。五去其二的後果,換了哪個市長也坐不住。
故市長親任重組小組的組長,另有兩個副市長為副組長,保證在一定時限內完成重組。在當地政府協調下,銀行已經同意將貸款延期一年。
類似的故事在重慶、新疆、上海等地也發生過。重慶上市公司重組領導小組由常務副市長任組長,在政府過問下,據說部分債權銀行已對涪陵區擔保圈內的幾家上市公司暫緩起訴,而這四家公司對外擔保總額約二十億元。
“地方政府財力有限,真碰到了難事,隻會力保本土嫡係。而企業做到一定規模,會想著走出去,把工廠設到外地。經驗證明,不少企業在這個表麵風光的時候反倒脆弱。就如闖王李自成被喚作流寇一樣,走出本土後容易失去根基,尤其是對於一些原本就依賴於官方資源的企業而言。”範無病對沈盈解釋道,“我們換位思考,如果你是市長,企業從本地銀行貸出巨款,把重心放在投資外地,生意做得好那沒話說,萬一賠了而且連累本地工廠、銀行,你會怎麽想?是不是會支持本地銀行立刻停貸、追債,甚至向法院申請資產保全?假設需要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銀來拯救這家企業。是你買單,還是外地政府出錢?”
見沈盈連連點頭讚同,範無病就又說道,“比如說在科龍事件中,地方政府遲遲不願意表態。估計就是顧雛軍在外地收購華意、美菱、亞星、威力等企業,且在杭州、商丘、珠海、揚州、南昌等地大建家電工廠,令順德人傷透了心。要把本地銀行流出的錢收攏回來,顧老板隻能退位。新疆上市公司擔保圈的主角啤酒花公司對外擔保十八億,資不抵債十一億多,卻能夠大難不死,原因就在於根紮本土。然後同屬於新疆的德隆就不同了。他們已經走出新疆,產業遍布全國,哪個市長能管這麽寬?”
中國人經曆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又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在長期的農業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下,中國人培養了與其相適應的倫理價值觀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傳統的倫理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市場經濟社會形態下,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逐步加強,個人自覺自主抉擇自我行為,不再將人生的希望寄托於賢君清官,越來越能夠用公正的態度處理個人自我與他人以及社會組織的利益關係,越來越有明確的契約意識,希望通過法律的方式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關係。
農業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低弱,農民在生活中往往感到難於把握自己的命運,於是就產生了草民意識,把自己的命運寄托於明君和清官,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因此,在小農的價值係統中缺乏自主意識。
一般社會成員由於經濟交往少,利益的矛盾衝突相對而言少而小,加之彼此的熟人關係,不可能發展出理智的、斤斤計較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割方式,所以,更多地突出家庭和家族的整體利益,在一般利益衝突中強調忍讓,息爭求和成為中國人處理利益關係的基本倫理價值態度。
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正當利益觀念和正當權利觀念沒有生長的土壤,作為個人正當利益和正當權利的個人財產占有權不能得到社會倫理和法律的認可,這與西方社會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自然法基礎,截然不同。
自然經濟社會塑造了草民,市場經濟卻需要公民做主體,這就產生了矛盾。
公民是自主自覺的人,在市場經濟社會裏,每一個社會成員必須獨立地麵對社會的競爭。社會的競爭要求,社會成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直麵自己人生的重大抉擇。
然而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塑造了中國人的草民意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本應該增進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但是計劃經濟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政府和集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大包大攬,反而更進一步刺激了社會成員的草民意識,虛假集體主義觀念的倡導,更是把所謂鋪路石精神和釘子精神大肆宣揚。
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使許多社會成員一下子感到六神無主,許多下崗工人覺得被社會所拋棄,沒有了生存的依托,沒有了主心骨,因此當時才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溫州人中喊出了“全國人下崗找市長,溫州人下崗找市場”,是找市長還是找市場?這就是草民還是公民的根本區別。
“市場經濟以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為前提,讓人們接受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並不難,即使在中國傳統社會,社會倫理不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實際上人們的內心中也不能沒有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認可。”範無病對沈盈說道,“市場經濟體製改革,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中國人心底深處被傳統倫理壓製的,追逐個人自我利益的欲念,像瓶子裏的魔鬼,一下子釋放出來,開始興風作浪、興妖作怪,社會生活中,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追逐像決堤的洪水開始泛濫,其手段之惡劣往往超乎人們的想象。人們認為是市場經濟釋放了自私的惡魔,有的人因此攻擊市場經濟體製改革,有的人則寄希望於弘揚傳統道德,扼殺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惡魔,但是,實際上,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合理性的認可,與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並無必然的聯係,更重要的原因反而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匱乏正當個人利益觀念,缺乏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關係的倫理價值觀念。”
沈盈聽了之後點了點頭,她從沒有想到範無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如此深刻,想來應該不是在學校學到的,而是多年來的體驗。
實際上隨著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中國人不僅在倫理觀念中認可了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而且越來越理性地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利益關係,道德觀念的轉變已經體現在對立法的指導中,人們不再把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追逐的泛濫,歸咎為市場經濟,歸咎為對個人利益的認可,逐漸認識到對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最有力的遏製是認可正當個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認可隻有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個人才會逐漸消除對個人利益不擇手段地追逐。
“總而言之,是市場經濟製度與國內民眾所受教育的拖節,造成了諸多問題。”範無病最後對沈盈說道,“愚民政策有的時候會有效果,但是也會引來很多麻煩,等到了需要頭痛的時候才會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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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無病不認為會有人對一個既沒有人才又沒有實力的地方製藥企業感興趣,即便是現在,他也不過是衝著海州醫藥集團的那些博士、碩士們去的,如果沒有這個優勢條件的話,他怎麽可能對海州醫藥集團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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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無病撓了撓頭,一時之間也搞不清楚這件事情的目的何在?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消息,但是並不足以讓範無病停下在歐洲的旅程,因此放下了電話之後,範無病繼續跟沈盈討論剛才正在討論的問題。
“剛才我說到哪裏去了?”範無病拍了拍額頭向沈盈問道。
“你剛才說到了找市長還是找市場的問題——”沈盈提醒道。
“嗯,沒錯兒。”範無病點了點頭道,“其實這句話就是來糊弄老百姓的。”
“為什麽呢?”沈盈問道。
“舉個例子來說——”範無病對沈盈說道,“就比如說當初你辦酒廠的時候。你的手底下有跨省總代理,有省級代理,還有地市級代理,最後還有縣級代理以及終端經銷商們,如果這些人有了麻煩,想要讓你出頭,你會優先考慮那些人?”
“這還需要考慮嗎?當然是跨省總代理們,他們的資源優勢充足,市場營銷網絡完善,丟掉任何一個都是損失不起的,至於地市級代理或者縣級代理們,別說我不認識他們了,就算是公司高管們也未必就能夠認得他們,況且他們的存在根本就無關大局,哪裏需要特別費時費力去關注他們?”沈盈立刻就回答道。
“你說的沒錯兒,這就是所謂的抓大放小,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精髓所在。”範無病點頭回答道,“作為一個地方政府而言,市長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用有限的精力來確保本地經濟主要力量穩定成長,當地的大企業自然就是優先關注的對象,至於說那些終端經銷商們,也就是小企業或者平民們,基本上是放不到眼睛裏麵去的,不為別的,就是投入的精力與回報不成比例。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小人物在辦事的時候。就會被告知去找市場,而大人物在辦事的時候,才有資格有能力去找市長。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個為了減少麻煩尋找借口的宣傳口號而已。”
“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沈盈有些躊躇起來,一時之間還沒有找到範無病這番話中的真正目的所在。
範無病喝了口咖啡,他對於這個問題倒是頗有一些研究,看得也比較透徹一些。
曾經有人鼓吹找市長,不如找市場,而這句話也一度成為國內鼓吹市場經濟的宣傳口號。
比如說,在企業出了問題的時候,用這句話可以將政府責任減輕,當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就業職位的時候,用這句話可以擺拖學校和政府的責任,當農民的糧食和菜賣不出去的時候,用這句話也可以擺拖各級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總而言之,這是一句完試萬靈的靈丹妙藥。
但是,這裏麵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政府的作用體現在哪裏?
作為用納稅人稅款供養的政府,應該在社會中承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這個是要首先弄清楚的。假如什麽問題都要去找市場的話,我交稅幹什麽啊?反正出了事情還是要kao我自己。又何必費那麽多的事情,辛辛苦苦地供養一群不做事的公務員?
其實,市場遠不如市長可kao。
當企業臨到絕望之時,市場通常會落井下石,而雪中送炭的往往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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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情況就是,與多家非關聯的同城企業存在互保關係,形成一個擔保圈,互保企業越多越好,擔保總額越大越好。若能修到這個境界,出了問題,你不需要去找市長,市長自然會心急火燎地屁顛屁顛地來上門找你。
這種例子其實是很多的,而範無病也對這一套路非常熟悉。
隨便舉個例子,就如同作為山東巨力,這家濰坊的上市公司就得到了市長的特別關照。它近兩年虧損三億多,負債率超過百分之七十,代碼變成*st巨力,奄奄一息,隨時都有退市的可能性。
但是巨力公司與濰坊的另外兩家上市公司青鳥華光、山東海龍分別簽有互保一億元和八千萬元的協議,目前有些擔保貸款已經逾期。如果巨力死去,華光、海龍將受到牽連,已經虧損過億元的華光甚至可能被拖垮。
濰坊全市隻有五家上市公司。五去其二的後果,換了哪個市長也坐不住。
故市長親任重組小組的組長,另有兩個副市長為副組長,保證在一定時限內完成重組。在當地政府協調下,銀行已經同意將貸款延期一年。
類似的故事在重慶、新疆、上海等地也發生過。重慶上市公司重組領導小組由常務副市長任組長,在政府過問下,據說部分債權銀行已對涪陵區擔保圈內的幾家上市公司暫緩起訴,而這四家公司對外擔保總額約二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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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沈盈連連點頭讚同,範無病就又說道,“比如說在科龍事件中,地方政府遲遲不願意表態。估計就是顧雛軍在外地收購華意、美菱、亞星、威力等企業,且在杭州、商丘、珠海、揚州、南昌等地大建家電工廠,令順德人傷透了心。要把本地銀行流出的錢收攏回來,顧老板隻能退位。新疆上市公司擔保圈的主角啤酒花公司對外擔保十八億,資不抵債十一億多,卻能夠大難不死,原因就在於根紮本土。然後同屬於新疆的德隆就不同了。他們已經走出新疆,產業遍布全國,哪個市長能管這麽寬?”
中國人經曆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又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在長期的農業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下,中國人培養了與其相適應的倫理價值觀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人傳統的倫理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市場經濟社會形態下,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逐步加強,個人自覺自主抉擇自我行為,不再將人生的希望寄托於賢君清官,越來越能夠用公正的態度處理個人自我與他人以及社會組織的利益關係,越來越有明確的契約意識,希望通過法律的方式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關係。
農業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低弱,農民在生活中往往感到難於把握自己的命運,於是就產生了草民意識,把自己的命運寄托於明君和清官,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因此,在小農的價值係統中缺乏自主意識。
一般社會成員由於經濟交往少,利益的矛盾衝突相對而言少而小,加之彼此的熟人關係,不可能發展出理智的、斤斤計較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割方式,所以,更多地突出家庭和家族的整體利益,在一般利益衝突中強調忍讓,息爭求和成為中國人處理利益關係的基本倫理價值態度。
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正當利益觀念和正當權利觀念沒有生長的土壤,作為個人正當利益和正當權利的個人財產占有權不能得到社會倫理和法律的認可,這與西方社會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自然法基礎,截然不同。
自然經濟社會塑造了草民,市場經濟卻需要公民做主體,這就產生了矛盾。
公民是自主自覺的人,在市場經濟社會裏,每一個社會成員必須獨立地麵對社會的競爭。社會的競爭要求,社會成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直麵自己人生的重大抉擇。
然而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塑造了中國人的草民意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本應該增進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但是計劃經濟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政府和集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大包大攬,反而更進一步刺激了社會成員的草民意識,虛假集體主義觀念的倡導,更是把所謂鋪路石精神和釘子精神大肆宣揚。
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使許多社會成員一下子感到六神無主,許多下崗工人覺得被社會所拋棄,沒有了生存的依托,沒有了主心骨,因此當時才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溫州人中喊出了“全國人下崗找市長,溫州人下崗找市場”,是找市長還是找市場?這就是草民還是公民的根本區別。
“市場經濟以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為前提,讓人們接受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並不難,即使在中國傳統社會,社會倫理不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實際上人們的內心中也不能沒有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認可。”範無病對沈盈說道,“市場經濟體製改革,承認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中國人心底深處被傳統倫理壓製的,追逐個人自我利益的欲念,像瓶子裏的魔鬼,一下子釋放出來,開始興風作浪、興妖作怪,社會生活中,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追逐像決堤的洪水開始泛濫,其手段之惡劣往往超乎人們的想象。人們認為是市場經濟釋放了自私的惡魔,有的人因此攻擊市場經濟體製改革,有的人則寄希望於弘揚傳統道德,扼殺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惡魔,但是,實際上,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合理性的認可,與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並無必然的聯係,更重要的原因反而是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匱乏正當個人利益觀念,缺乏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關係的倫理價值觀念。”
沈盈聽了之後點了點頭,她從沒有想到範無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如此深刻,想來應該不是在學校學到的,而是多年來的體驗。
實際上隨著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中國人不僅在倫理觀念中認可了個人自我利益的合理性,而且越來越理性地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利益關係,道德觀念的轉變已經體現在對立法的指導中,人們不再把對個人自我利益的追逐的泛濫,歸咎為市場經濟,歸咎為對個人利益的認可,逐漸認識到對不擇手段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最有力的遏製是認可正當個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認可隻有理性的、公正的分割人與人、人與社會組織的利益,個人才會逐漸消除對個人利益不擇手段地追逐。
“總而言之,是市場經濟製度與國內民眾所受教育的拖節,造成了諸多問題。”範無病最後對沈盈說道,“愚民政策有的時候會有效果,但是也會引來很多麻煩,等到了需要頭痛的時候才會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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