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邑。（續4、33、4）
“作邑”就是建城。唐土疑即湯社。因此國（城邑）是在唐社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殷王對於作邑、建城極為重視。他不但親自參與其事，而且要征求上帝的許可。
周克殷後，武王念念不忘有兩件事一是繼承問題，一是營建洛邑。今《尚書》中《大誥》、《召誥》、《洛誥》等篇都記載有關營建洛邑之事。下引《召誥》一段如次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冊472─473頁。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衛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以庶邦塚君出，取幣，乃複入錫周公。
這一段記事，按照月日記載經營洛邑的活動。大意是這樣周公攝政稱王，因此文中“王”是周公假成王之命。他先派召公由豐鎬前往洛邑勘察地形，接著周公又往洛邑勘察，觀看了新邑的規模。在營建洛邑的過程中，召公還號召庶殷來參加勞動。丁巳這一天，在郊舉行祭祀，牛二。次日又於社祭祀，牛一、羊一、豕一。這都是按照殷禮進行的。過了七天，周公用書對殷諸侯甸、男、衛邦伯訓話，他們都很興奮。太保把殷的庶邦、塚君帶到外麵，取皮製的幣賜給周公。
古代希臘、羅馬對於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國古朗士的《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研究》一書《建城》一節中的話如此築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選擇新城的地址，因為它有關將來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壞關係到國家的盛衰，因此總須請神來擇定。築城之日羅莫盧斯先行祭祀。從彼自阿爾伯來的人皆從於其左右，點燃起荊棘火，他們皆超越其上，認為能使人民純潔。（中譯本第07頁）
兩相比較，都反映了無論中外，對於建城的重視，並有一定的禮儀。
我國春秋時還依然如此。《春秋經傳》中屢見有建城某某的記載，所謂“書時也”（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傳》開頭第一篇就是“鄭伯克段於鄢”，記載鄭莊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規模很大，已超過了禮製，顯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鄭莊公表麵上沒有計較，等到時機成熟，便興兵進攻共叔段，並把段殺死。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則上一國隻可以有一個城（國）最大，而卿大夫的邑，雖然有城而應小於國。否則就是一國二城。這種情形叫做“耦國”。
（三）國與野的劃分關於國與野的劃分，這裏再作一些論述。因為周克殷後，東方沿海（包括山東、河北、河南之間）原是夏殷和東夷居住過的地方。周人，作為征服者，居住在“國”中叫做“國人”，原來的夏殷和東夷土著就退居於“野”，這樣國與野的製度便形成了。
《周禮》書中把這一製度叫做“體國經野”。《尚書·費誓》裏把這叫做“三郊三遂”，《國語·齊語》裏叫做“參國伍鄙”都是一樣的。《周禮》對此說得更加具體。按照它的記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內叫做“國”，即後人所謂“王城”，在“國”以外是“鄉”，分成六鄉，六鄉以外的叫做“郊”。廣義的說，“國”的範圍應該包括郊以內。在郊以外的地方，統稱為“野”，但是也可以分為六遂，所以廣義的說，包括六遂在內都屬於“野”。各書記載雖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認國、野製度的存在。
孔子曾說過“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論語·為政》）在克殷以前，周的經濟文化要落後於殷商，因此“先進於禮樂”的，反而成為“野人”，而周人相反，他們現在居住在“國”中就成為“國人”了。這樣國與野，國人與野人便成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劃分。孟子也講過國與野的區別。他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詳拙作《論庶人》，978年吉林《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
就是說國人隻當兵，雖然種田隻出什一之賦，以備武器和行軍時的幹糧等，即所謂“徹法”。野是殷人居住的地方，他們依然實行“助法”，即有公田和私田的井田製。孟子講田製，認為國野不同，這是很可信的。因此他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據此可知，國與野的區別也是不同的，即國中徹法是不分公田和私田的，野外助法，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區別的，因此有“助耕公田”的義務。不但這樣，由於國野階級的不同，國人和野人的權利和義務也不同。如國人可以有當兵的權利，野人則隻種田，繳納賦稅，供應徭役，而無當兵的權利。因此國中有學校，國人應受教育。國人有參加討論國家政治的權利，而野人則無。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就是野人。在西周時，庶人是無政治權利的。這裏有一點必須辨明，就是“小人”是有政治權利的，因此“小人”與“庶人”不同，至少西周時還是有區別的。如《左傳》僖公十五年韓原之戰以後，晉惠公被秦所俘，晉人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仍不屈服，因此“作爰田”、“作州兵”。這時晉國非常危險，曾經在國人中展開了一場討論。現在我們引用原文如次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子）。
曰“必報仇，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善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上“君子”（貴族）與“小人”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態度，雖然在“和”、“戰”問題上兩者是一致的。“小人”不失坦率、直爽的態度，而君子卻顯得彬彬有禮。這番話是晉國陰飴甥對秦穆公說的，他傳達了臨行以前晉國“君子”和“小人”所進行過的一場討論。那麽“小人”與“君子”同樣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可以無疑。而孔子說“庶人不議”，他們是沒有資格參與這樣的政治權利的。因此“小人”與“庶人”不同。但春秋時文獻中也常常把它們混淆了，這大概是野人後來也當兵出賦了的緣故，殷周時還不這樣。如《尚書·無逸》說殷武丁即位以前，他曾“舊勞於外，爰暨小人”。這就是說，他和“小人”一塊勞動過的。又祖甲在即位前也是這樣。因此他們能夠知道“小人”的痛苦和稼穡的艱難。《無逸》篇是周公告誡周人不要貪圖安逸、**樂的生活。他認為殷武丁、祖甲都是“賢君”，有德行的人，然而到了紂王才敗壞了、腐化了的。他說到文王也很勤勞，“卑服康功田功”，知道稼穡的不易。
總之，“國”與“野”的劃分，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劃分，“封土建國”就是古代國家形成的標誌。
（四）封建諸侯及其殖民封建諸侯的製度，至少在殷商時期已經開始了。抗戰時胡厚宣教授曾經根據甲骨文的材料，發表《殷代封建製度考》一文，詳詳細細達數萬言。他說“封建製度起源於何時，以真實文獻之不足，難得而征之。然由卜辭觀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雖屬無稽，然即謂封建製度為周公之獨創者，亦難遽信”。我當時方追求馬克思主義，因此確信殷周為奴隸社會之說，但客觀史料具在，又不容否認。因此對封建製度起源的理論和史實之矛盾將如何說通，亦嚐留心。現在我們認為封建就是古代國家形成的標誌，又依恩格斯之說，雅典、羅馬、德意誌三個國家的形成及其發展途徑，並不一致，也沒有必要完全一致。因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否認封建製度之必要。胡厚宣認為封建起源於殷武丁之時，在我看來，是保守的謹慎的，而以國家的起源推之，則殷商滅亡了夏桀也就是宗法封建國家開始之時。恩格斯說，德意誌“國家是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那麽，我們史學家以夏商周三代為國家的產生、形成，理論與事實都一致的。
宗法封建製國家，我們認為就是依據血緣關係或原則，由宗主國分封其兄弟、親戚到被征服地區去建立國家，即劃分一塊土地，建立一個城，貴族階級居於國中，包括其子弟以及“小人”（與貴族血緣關係較疏遠者）在內謂之“國人”，猶俗語說“城裏人”，英語之itize。他們是有政治權利的，以及有當戰士的光榮義務。
侯本來有斥侯、守衛的意義。侯不止一個，故稱“諸侯”。據《尚書·酒誥》、《召誥》以及金文《盂鼎》等材料看來，諸侯有甸侯、男侯、衛侯等。《酒誥》開頭就這樣說“在晉殷先哲王”，然後說外服“侯、甸、男、衛邦伯”，那麽殷代至少有三類諸侯，如果侯也算一類，則是四類。服就是服役、服從。那麽，外服就是因為它們分布在王畿（距商城數百裏以內）擔任斥侯、守衛的任務；甸侯之甸就是圍繞著城外種田的諸侯。外服與內服相對地說，內服就是在城以內的諸侯，或者說，內服就是在城以內的官吏，如“百僚、庶尹、宗工、百姓、裏君等，他們原來都是父家長或氏族長，他們都是殷王的同姓。至於諸侯就不一定是同姓了，他們或叛或服，“或在夷狄、或在中國”。如羌方、土方、鬼方以及周都曾經是殷商的諸侯”，但是後來它們也叛離獨立了。鑒於這一曆史經驗，所以周的諸侯以同姓為主，甚至是王的同宗同族——兄弟和親戚關係。《荀子·儒效》篇說“周公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這大概是周公的發明。
按照商周宗法製的原則，殷商以“兄終弟及”為主，因此，殷王的兄弟大都留在王國內部，兄弟共同執政，因此容易發生王位的爭奪。周的宗法以嫡長子繼承為主，因此其餘兄弟、庶兄弟都分封到各地方去做諸侯，但是它仍與王保持著大宗與小宗的關係。小宗是從大宗分出的，所以小宗必須服從大宗，這樣血緣關係也就不知不覺地形成等級隸屬關係。《詩·大雅·板》說得好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惟德惟寧，宗子維城。
諸侯被分封出去之後，正如我們前麵所述，它首先就是劃分土地疆界，然後它就要選適中的地方，建立城邑。這樣諸侯就是“宗子”，用《左傳》的話說，就是“封建親戚，以蕃屏（保衛侯被分封的時候，周王賜給他許多國家的重器、車服、奴隸等，此外還有表示順服的遺民，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因此，他們確是一支浩浩蕩蕩的武裝殖民隊伍。《左傳》昭公九年說“後稷封殖天下，今戎製之，不亦難乎？”封殖正是今語“武裝殖民”的意思。
第五章等級（一）等級與階級我們在奴隸製章中已經多次提到等級，並且引用楚芋無宇“人有十等”
的話，但實際上古代社會並不隻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幾等，也許還要更多。馬克思說“在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而且在每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級。”馬克思接著又說“隻有近代社會，階級簡化了，隻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這樣說來，等級盡管很多，也可以換算成階級，不過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們認為等級和階級是兩個不同的曆史概念，即古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前）重視等級，而很少使用階級。在我國階級一詞可能是由西方傳入的。等級是因血緣關係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權利的，因此，它是世襲的，身分性的。而階級是根據一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少或有無來決定的。例如我國古代必須先“貴”，即獲得貴族的地位，而後才能富。這裏可舉一個例子予以說明。
春秋時秦後子來到晉國，同時楚公子也來到晉國。他們雖然都是貴族，而秦後子要富於楚公子。韓宣子征求大臣們的意見應該如何給“祿”。叔向認為他們都是“上大夫”（爵位）則祿亦應相同。但韓宣子說“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堅持祿應隨爵而定，不能以財富多少而定。他還舉例說，如絳的商人雖然很富，卻沒有功德，因而不能成為貴族（《國語·晉語》八）。由此可見，等級和階級是不同的。
涼山彝族黑彝貴族重視血統，他們認為他（她）們的血是最高貴的、最純潔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為由俘虜而來，血統最為複雜，因此被視為下賤者，所以隻做奴隸，即使曲諾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隸阿加、呷西由於主人指定婚配，混雜著彝根血統，因此要比新俘虜來的奴隸要高出一籌。唯其如此，黑彝貴族，即使貧窮得一貧如洗，但他（她）還是貴族，並且有機會可以仍舊獲得財富。
如前所述，不但統治者內部有等級的差別，而且被統治階級內部也有等級的差別。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無宇說“人有十等”就是證明。
清俞正燮說得對，他說“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但值得再行提出。《國語·齊語》說“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不但士農工商等級不同，並且是世襲的，不能改變的，即使他（她）們的居住也不能“雜處”和遷移。
古代等級雖然很多，但是大別之，卻隻“上”“下”兩大等級或兩大階級，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左傳》昭公九年說“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就是很好的說明。涼山彝族的等級大體可分為五等茲莫、諾合、曲諾、阿加、呷西。前者彝族稱做“色頗”、即主子的意思，後者彝族稱做“節夥”，意即奴隸，把曲諾也包括在內，即被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原來是從征服者與被統治者的血緣關係的不同而形成的。例如羅馬的平民原來也是被征服者。恩格斯說“羅馬城以及靠征服者而擴大了的羅馬地區的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來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區，主要是拉丁地區的人民。所有這些新的臣民，都處在舊的氏族、庫利亞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opulusromaus，即道地的羅馬人民的組成部分他們構成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的平民。”2我們認為oplusromaus即我國所謂“國人”，“庶人”相當於平民。
此外雅典還有“隸屬民”。我國民族學者起初把涼山的曲諾作為奴隸，而後來改為隸屬民，雅典的隸屬民的地位高於奴隸。所以我們認為曲諾可能與庶人的地位相當，應該被視為平民。
我們前麵各章已經對奴隸、庶人、小人都有過一些分析，因為古代隻有等級概念而無階級概念的緣故，很難說清。假如我們一定要把它們“換算”成階級的話，那麽，我們勉強可把我國古代社會劃分為三大階級，即一是貴族階級，包括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階級，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隸階級，包括皂、輿、僚、隸、仆、台等。名稱很多，不勝枚舉。我懷疑其中還包括附庸，相當於隸屬民。
（二）爵位與特權先秦古籍中雖然屢見爵位的名稱，它究竟是什麽，怎樣起源的，已經很難講清楚了。戰國時孟子對爵位的說法如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萬章下》）
孟子是戰國中期人，當時等級製正與其他製度一樣，已趨於解體過程中。孟子是主張恢複等級製的，但是他自己也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隻知其略，其詳已不可得聞。
我們認為爵祿既然是等級製在社會地位和待遇（權利）上的體現，那麽它應該與等級製相一致，就是有等級製也就有爵位。上引孟子的話，把等級製分成兩係一是把諸侯的等級分做公、侯、伯、子、男五等；一是貴族的等級，分做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事實是否如此，從來就有人懷疑。例如，諸侯的五個等級，無論甲骨文、金文以及《尚書》都缺少證明。春秋時的諸侯實際上並沒有嚴格的公侯伯子男的區分。因此有人認為侯、甸、男、衛的四服製可能就是五等爵的前身。
我們認為爵位應該起源於家族的稱謂。公、伯、子、男，原來都是家族的稱謂。天子就是天的兒子之意，也何嚐不是家族稱謂？正象等級由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而產生一樣。《詩·周頌·載芟》說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侯以有依其士。
《毛詩》雲“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用也士、子弟也”。都是家族稱謂。後人有把它們做為爵位的，不確。公、就是父家長，如古公亶父、公劉、呂公（薑太公）。卿大夫之卿與鄉古本一字。可能出於“鄉飲酒”禮時相對而坐者，因此卿大夫就是鄉大夫。“大夫”就是“大人”，與“小人”相對而言。
與爵位相應就是職官，就是什麽爵位做什麽官，任什麽職務。如諸侯是王的兄弟及親族，卿大夫是諸侯的執政，擔任司徒、司馬、司空等重要職務，士就是戰士。“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國語·晉語》）都各有不同的等級和職務。
爵位既然體現不同的等級，因此等級不同，權利和義務也就不同。正確說，統治階級是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的。被統治階級則是沒有權利而隻有義務的。
“禮”來源於風俗習慣，但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禮和刑也就成為等級和階級的標誌。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但是春秋後已經禮壞樂崩了，因此不得不加強刑法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說過“名器不可假人”，名就是名分，器是器物，如尊、爵、鼎等等都是貴族階級使用的器物。以此來表示權利和身分。
鐵器發明了很久之後，統治階級還仍使用青銅製成的兵器、禮器。孔子說“名器不可假人”。就是說貴族的權利是決不能轉讓的。
第六章貴族專政及政權下移（一）貴族民主專政自堯舜禹的禪讓製度解體以後，出現了君臨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
——國家。最高統治者叫做“王”。甲骨文“王”字本象“大人”站立之形，或變下麵一劃為■，象火焰形，表明是家火的執掌者。德意誌人的uiog（王，即英語之ig）本意就是氏族之首。《說文》雲“王，天下所歸德也。”就是說它是各氏族或各部落所共同擁護的首領。孟子所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是這一意義。
因此，我們認為殷代的國家政體還是“兄弟共政”或“貴族共政”，王還不能一切權力。它隻是父家長貴族之代表或首領，李玄伯論殷商的繼承法——兄終弟及製說商至少在成湯以後，尚實行兄弟共權製度。彼時政權尚未集中在每代長子身上，而為一代所共有，所以一帝之終，不必須傳位於其長子，且須傳位與其弟兄，俟這一代陸續享有政權後，始傳給下一代的人。我們同意這一說法。但是他的意思是周實行長子繼承製後，權力已集中於君主（兄）一身。就長子繼承製的結果而論，也許如此，但是統觀西周一代曆史，東方魯、宋諸國“一繼一及”仍是並行，而且春秋時期貴族的權力還是很大，可以說依然是“貴族共政”。
周建國後，周公攝政稱王，其實仍是兄終弟及製的殘餘。結果引起管、蔡勾結，武庚叛亂。但是周公確是偉大的政治家，他於東征歸來以後，仍還政於成王，從此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武王時他與召公分任師保，夾輔武王。武王死後，他兼任塚宰，百官都聽命於他。他與召公、呂公及其他貴族共同執政。
周公、召公、呂公（薑）的子孫，不但是魯、燕和齊的諸侯，而且在周王室內世代掌握政權。王室衰微，諸侯強大，實際不是春秋以後才開始的。厲王時“國人”暴亂，王出奔於彘，十四年中周沒有國君，而由周召二公或共伯和專政。宣王繼位，周召二公仍舊夾輔王政。以後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都是周公的子孫。他們世代都做王朝的卿士，掌握政權。召公的子孫在宣王時有石穆公虎，傳世有《召伯虎■》，其銘文內容可與《詩·大雅·江漢》互相印證。春秋時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莊公、召簡公，他們也世為王朝卿士。與召公爽同時受顧命輔佐康王的有毛公（毛叔鄭）其後有毛伯斑，春秋時有毛伯衛、毛伯過、毛伯特。可見毛氏大族也世代為王朝卿士。此外還有樊氏、原氏、單氏、劉氏等。
世卿貴族本來與王、諸侯是兄弟、親屬關係，如魯國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世稱“三桓”，都是桓公之後。鄭國七穆都是穆公之後。總之，他們都是王子、王孫和公子、公孫。周規定隻嫡長子有繼承君位的權利，其餘諸子都另立宗族，所以他們的宗族子孫繁衍，加之家臣、私兵、徒眾、奴隸，人口眾多，有“百室之邑”、“千室之邑”，幾乎等於一個小的國家。
春秋時期的貴族專政，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宗法封建製的必然結果。幸而西周時王權尚強，沒有形成大亂，而春秋以後就暴露出來了。先是諸侯爭霸，後來諸侯隨著衰微。孔子歎息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這實際是政權的進一步下降的表現。
西周初期，在太師、太傅、太保、太宰的總領導下，設立太史寮與卿士寮兩個機構，前者是管理宗教、祭祀與曆法的機構，太史、太卜、大祝等屬之。後者管理國家政治的機構，司馬、司徒、司空等官屬之。西周中期以後，由於宗教思想日漸淡薄，太史等地位已不重要、太師、太傅、太保也隻“坐而論道”而已。司馬、司徒、司空成為真正管理國家政治的“三公”。宋國、鄭國除由卿士擔任司徒、司馬、司空以外，還有司城、太宰、司寇等所謂六卿執政。宋國戴、桓、向三族勢力最大，因此常常形成三族或二族共政。鄭國的執政基本上在“七穆”的手中。
我國古代貴族的權力很大，鬥爭也很激烈。但是他們缺乏權利與義務的觀念，因此缺乏明確的貴族民主製度。宋、鄭的執政，晉國的中軍卻頗有貴族民主製度化的趨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
例如襄公十年，鄭國子駟當國（卿之首腦叫做“當國”）。他因進行“田洫”改革，使有些貴族喪失了土地，以致引起叛亂。子駟、子耳、子國（子產的父親）都被叛亂者殺害。後來子孔當國，而他更甚，再次引起貴族的不滿。襄公十九年，鄭人又殺死了子孔。於是子展當國，子產也是這時做了卿，是後來當國的第一步。到襄公三十年，子皮又繼子展當國。次年子皮授子產政，於是子產當國。子產不肯，他說“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說“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可見執政的後麵必須有大族的。眾所周知，子產當國期間，鄭國的內政外交很有起色，能在列強之間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他的三項改革，開戰國法家變法之先，但他基本上是站在扶持公室抑製父家長貴族立場上的，這一點是和戰國法家的立場作風不同。《論語·憲問》說他“為命神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並見《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隻是發布一個命令，就要經過草創、討論、修飾和潤色四項手續，可見子產的貴族民主作風。鄭國“鄉校”是國人討論國家大事的場所，當時有人主張毀掉它，子產認為應該使國人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孔子聽說，感歎地說“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晉國在舉行軍事檢閱和訓練的“大蒐禮”的時候，往往選定和任命將帥。中軍的將帥相當於正卿和當國的地位。在選定將帥時，各人都很謙讓，彬彬有禮，即使有爭論，也是很有“君子之風”。在大蒐禮中還頒布刑法，如魯僖公二十七年，晉“蒐於被廬”，頒布了《被廬之法》，文公六年蒐於夷，頒布《夷之法》，後來範宣子根據《夷之法》作成《刑書》。趙鞅、荀寅後來又把《刑書》鑄在刑鼎上。這與鄭子產鑄刑書相同，都是我國首次公布成文法的開始。叔向在子產鑄刑書時曾致書子產表示反對，現在晉國自己也鑄《刑書》於鼎上了。孔子也致書於叔向表示反對。叔向和孔子們的立場完全相同，認為治理國家應該用“禮”，而不應該用法。現在把法公布就使人民無所顧忌了。由此可見禮已日益失掉權威的作用。
春秋時期的貴族專政和鬥爭都是圍繞權而進行的。
周自周公以後，雖然已確立了嫡長子繼承法，但是君位的鬥爭仍然不斷發生。例如嫡長子雖已確立而中途夭折的話怎麽辦，又君主廢嫡立庶怎麽辦，這些問題都是很容易引起爭論的。貴族之間擁立派和反對派便借口發生鬥爭。如周室內部發生王子克、王子帶、王子頹和王子朝之亂都是其例。最後一次王子朝之亂，時間竟延續了十幾年之久，等叛亂結束，已由春秋進入戰國時期了。
孔子是主張維持君統的，因此他對當時嫡長子以外的兄弟們的爭奪君位，特別是貴族們的從中弄權，深惡痛絕。孔子在講解《春秋》時不免對此有所表示，因此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說法。但是《春秋》絕不能是孔子作的。隻是借春秋曆史表述他的政治觀點而已。孔子和子產都是維護宗法封建製的，既不讚成推翻公室、也不擁護私家，而是主張調和公室和私家之間的矛盾。例如，孔子對三桓固然有所批評和指責，但也並不主張推翻私家。然而當時的史官的立場，卻公開地三桓。當魯昭公被逐出國不得返回時，趙簡子問史墨的看法，史墨卻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他還引用自然現象來說明這個道理，這就等於公開季氏“篡位”是合理合法的。
因此我們對於“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說法表示懷疑。因為孔子是不可能作春秋的。春秋三百年中“亂臣賊子”的事件實在是記不勝記，以如此眾多的“亂臣賊子”來作為“反麵教員”教訓後人，後人會引起什麽想法呢？當時史官們把這些“亂臣賦子”的事件一一記上，據說崔杼當時就很不高興。崔杼把一個史官殺死了，而此史官的兄弟（史官）繼續記在史冊上。這樣的精神固然使人佩服，但是這難道能使趙盾、崔杼感到畏懼嗎？還是使後人看來感到畏懼呢？我們實在不解2。
（二）國人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國人主要是指居住在國中的貴族。在某貴族反對公室或與另一個貴族鬥爭中，他不能不爭取其它貴族包括士和小人在內的低級貴族的。如《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公子鮑企圖奪取昭公的君位，他“禮於國人”。當時宋饑，他“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公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很有政治野心，不但想與公子鮑通奸，而且幫助他“施舍”。由此可知“國人”包括六卿、材人（戰士）。公子鮑得到他們（包括襄夫人）的，終於暗殺了宋昭公而即位。又如文公十八年記載莒紀公生太子仆，又愛兒子季佗。太子仆“且多行禮於國人，仆因國人以弑紀公”。他的情況與宋公子鮑差不多，都是得到國人的而奪取君位的。
國人的力量和影響之大，也可證明他們都是貴族。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衛，衛侯不同意，後來晉已渡過河，衛侯要想與晉結盟，卻遭到晉的拒絕。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把衛侯也趕出國，“以說於晉”。由此例看出，國人對於外交（親楚或親晉）是有決定權的。鄢陵之戰以後，經過國人的同意，衛侯才得回國。定公八年衛靈公苦於晉逼，朝見“國人”，公孫賈征詢他們的意見說“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國人皆曰“五伐我，猶可以戰”。於是衛決定反晉。這是國人決定外交政策之例二。哀公二年，吳王夫差的軍隊已攻入楚，吳派人來召陳懷公。懷公召見國人說“欲與楚者右，欲與晉者左”。這是國人決定外交政策之例三。襄公十九年，鄭子孔“當國”，“為政也，國人患之”，子展、子西等貴族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分其室”就是把他的族人和奴隸都瓜分了，這是國人參加某一貴族對另一貴族的鬥爭。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烏存（貴族）率以逐之。按莒國是齊、魯的附庸，國家很小，此前已有二起有關國人的鬥爭，這是以烏存為首率國人去打莒君庚輿。象以上這些例子還有，此不多舉。貴族鬥爭的結果，有許多貴族宗族因失敗而“墜命亡氏”，被消滅了，而隻剩下很少的幾個大族。昭公三年，齊晏嬰與晉叔向的一次對話是大家所熟悉的。晉叔向說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齊晏嬰問叔向“子將若何？”叔向無可奈何地回答說晉之公族盡矣。肸（叔向名）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叔向提到晉國公私貴族鬥爭的結果，一些大族，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等，已“降在皂隸”了。私家貴族如六卿已占優勢，取得勝利。他比喻道，“公族正象大樹的主幹，主幹既已朽壞、其枝葉必先凋落。他的宗原有十一族，現在已隻剩下他羊舌氏這一族了，也快凋落了。將來恐怕自己死後，連祭祀的香火也不能延續不滅。言下不勝悲涼之情。
我們知道晉國六卿（韓、趙、魏、知、中行、荀）戰國前已隻有韓、趙、魏、智四家，後來隻有韓、趙、魏三家，便成為“三家分晉”。晏嬰對叔向談到齊國陳氏家族強大並得民心的情況。這也是大家所熟悉值得再回味的。他說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在公私貴族的鬥爭中，我們不能不承認私家貴族獲得民心這一事實。例如齊國的田氏，如前所述“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恐怕也不是過分誇張，否則，陳氏本是一個客卿，怎麽能在齊國取得勝利，代替了薑氏的齊國？
在各國貴族鬥爭中，與諸侯同姓貴族往往先貧窮沒落了，而異姓貴族卻取得民心的愛戴。如晉國的韓、趙、魏三卿可能也是異姓。《史記·魏世家》及《韓世家》記載韓、魏都是周的“同姓”，但是又說，魏之先世“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而夷狄中的確也有姬姓的，如驪戎、狐氏都是姬姓。又韓與後來遷徙於朝鮮半島的三韓本是同族。魏字從鬼，與隗、媿同字，則可能就是鬼方之後，魏絳和戎之所以成功，可能就因他是戎狄之後。趙則《世家》明言與秦都是以玄鳥（燕）為圖騰的，趙與秦都是殷商之後。這樣，韓、趙、魏都是異姓大夫而取得了姬姓的晉的政權，這與陳氏以客卿取得薑齊的政權一樣。以上說明血緣關係已日益淡薄，地域關係的國家正在醞釀著。
第七章土地王有、貴族占有與賦稅的改革（一）土地王有與貴族占有三代興革之際，原來遺留下來的氏族公社、家族（宗族）公社等，當然都成為新朝所有。《詩·小雅·北山》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不但土地為王所有，就連臣民也是王所有。雖然如此，但是王也有責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一部分給他的諸侯。楚芋尹無宇說“封略之內，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王臣”。這是說諸侯國內土地是屬於諸侯所有的，諸侯在國內也等於王。因此，諸侯也須把土地分封給他的卿大夫，直至於士。《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這樣層層地分割，就是土地王有、貴族占有製度的來源。
占有不等於私有，從占有到私有還有一段距離。馬克思說“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占有，是一個事實，是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隻有社會賦予實際占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占有才有合法占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有的同誌引用了馬克思這段話以後，便認為西周時已有私有土地，這卻未免過於倉促。我們認為西周春秋時期主要是土地王有、貴族占有。下麵我們引用黃河北岸所謂“南陽”的一片土地為例，說明它經過好幾個貴族之手，二三百年之久而所有權始終是國王的，而貴族則隻是占有。周室東遷後占領了黃河北岸戎狄的土地，即謂“南陽”，但是戎狄仍常來侵略。周襄王把它的若幹塊土地封給周司寇蘇忿生做了人情。後來蘇忿生投奔於狄，這若幹塊土地就複入狄人之手，直至晉文公稱霸，開發南陽才把它收回。因此周王又把它賜給晉文公，晉文公又分賜給狐氏、陽氏，而後又轉入郤克之手。當時晉郤至與周爭奪鄇田，就是上述狐氏、陽氏之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向晉訴訟。郤至說“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溫鄇同在一地）。”單子，劉子向郤至源源本本地陳述這片土地的經過，然後說“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駁得郤至無詞對答。由此可知，這片土地雖曆經蘇忿生、狐氏、陽氏等人，卻仍是“王官之邑”，貴族隻是占有，而不是為私人所有。（詳見《左傳》成公十一年）
有的同誌把這段史料隻引用到這裏，但事實上《左傳》昭公三年繼續記載了溫和州二塊土地的情況。（杜注“州本屬溫，為趙氏邑”。）我不厭其煩，譯其大意如次初時，州縣為欒豹之邑，欒氏亡後，範宣子、趙文子、韓宣子都想占有這塊土地。文子說“溫是我的縣。”二宣子說“自郤稱（人名）把它從溫分出以來，已經過郤稱、欒豹和趙氏三家。晉改邑為縣，不隻州一地，已難追溯其根源了”。文子覺得這話是針對他說的，就不敢要這塊土地了。二宣子說“我們不可以隻說道理而自己奪取土地，不如也放棄了好。”於是這塊土地三家都不敢要。後來趙文子為晉正卿，他的兒子趙獲想讓他父親乘機取回州的土地，文子說“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餘不能治餘縣，焉用州有州必死。”甚至賭咒發誓，仍不敢要這塊土地。後來他把它以晉的名義轉贈給鄭國的豐氏。豐氏一死，子產又立即歸還給晉（見昭公七年）這也是土地王有的證明，不然趙文子怎麽能轉贈著鄭國呢？
試想一想，這片土地如果從東周初周王給蘇忿生時算起至鄭豐氏又還給晉，已經曆了晉文公、狐氏、陽氏、郤至、趙文子、韓宣子、郤稱、欒豹（當然非全部）之手了，時間已達二三百年之久，為什麽都隻占有而不敢私有？這隻能說西周春秋時期土地所有製是王有、貴族占有，而非私有。但是近來也有一些同誌根據金文（如《舀鼎》、《咼從鼎》、《格伯殷》以及《衛鼎》等）中記載有關土地轉讓、賠償，以及以實物交換的例子，認為西周以來土地已經私有。這是我們以為不可的。因為轉讓、賠償，以及實物交換等，嚴格說來，在土地王有、貴族占有製之下是可以允許的。《格伯■》有“賈三十田”的話，也仍是以物易物的性質。《衛鼎》記載矩伯用十塊田換取裘衛價值八十朋的瑾璋，又用三塊田換取裘衛的二十朋的赤琥等物。誠如這樣解釋，（如“賈”字，名家解釋尚不一致）我們認為也隻以“朋”來折算，與以田來折算相同，則“朋”、“田”尚非貨幣，正如瑾璋、赤琥等不是貨幣一樣。其次應該注意在交換的進程中，上自“三有司”下至地方官吏參加作證，這隻是宗族之間的土地交換行為，而不是以土地私有為條件的商品買賣。又如有人引用如下之例，“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傳》成公八年）又“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裏，三年而複之。反其田裏及其入焉。”（《左傳》襄公三十年）認為他們占田就是私有土地，並且得到政府的保護。我們認為這些例子隻是證明貴族占有，而非私有。子產在鄭的改革，隻是承認貴族占有或限製其“占田逾製”，而非主張土地私有。
（二）奪田、兼室事件特別令人注意的是春秋時期奪田與兼室事件的不斷發生。
當然它也可以上溯於西周晚期，如周厲王時，榮夷公“好專利”，得到王的信任。這“好專利”，大概就是厲王沒有把分封土地給予諸侯、卿大夫貴族，因為貴族不得占有土地，所以引起貴族的反對，結果被國人驅逐，逃奔到彘。《瞻卬》是刺幽王之詩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複奪之”，不消說是因幽王把貴族所占有的土地和“民人”據為王有。因此加劇了王有與貴族占有的矛盾鬥爭，這也是幽王所以滅亡的原因。春秋時期奪田兼室的現象更加嚴重了。誰都知道，掠奪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但是土地還是王有的，貴族雖然以合法占有一定的土地。但春秋以後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土地和勞動力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因此私有的迅速地增長起來。“占田逾製”是它的表現，進而對於土地和勞動力的爭奪，明知是不合法的，而仍連連不斷地在貴族間進行著。例如（）（魯閔）公九界之門全文閱讀傅（官名）奪卜齮田。（《左傳》閔公二年）
（2）周甘人與■嘉爭■田。（《左傳》昭公九年）
（3）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左傳》昭公十四年）
（4）郤奇奪夷羊五田。郤犫與長魚爭田。（《左傳》成公十一年）
（5）晉君大其私■，而益（增加）歸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國語·晉語六》）
以上奪田都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經濟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認為私有土地的合法化，或者已是主流。
“兼室”、“分室”，這些室字不是指妻妾兒女，而是指奴隸和其他動產。我們前麵已經講過，凡奴隸有家屬的也可稱“室”。在貴族鬥爭中，一方貴族失敗了之後，另方貴族往往把對方的族人、奴隸沒收，據為己有。例如（）（楚）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左傳》文公元年）
（2）（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要之室。（《左傳》成公七年）
（3）（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左傳》襄公十七年）
（4）（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左傳》襄公十九年）
（5）（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同上）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掩而取其室（《左傳》襄公三十年）
（7）（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左傳》昭公八年）
（8）（齊）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曰“必致諸公”。（《左傳》昭公十年）
（9）（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左傳》昭公十二年）
（0）（魯）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左傳》定公十年）
（2）（晉厲公）殺三郤而屍諸朝，納其室以分歸人（《國語·晉語六》）
以上十二例，時間自文公至昭定，長達二百三十年，地點遍及齊、魯、宋、鄭、楚，而以楚最為突出，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的現象。由第一例可以證明，“室”決不是指妻子兒女，因為穆王即使寵幸潘崇，必不致把自己作太子時的妻子兒女都賜給潘崇，因此隻能理解為奴隸及其他田地財產等。兼就是兼並；分就是瓜分；取就是掠取。因此，也隻有把室作為奴隸土地看待，否則就不好理解。此外還有“相其室”、“治其室”，相、治就是管理別一貴族的奴隸、土地等等。子尾的家臣說“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見第七例）。因為管理就是兼並的初步。“致諸公”（見第八例）是把奴隸土地歸於公室，如果兩家貴族為爭奪而無法解決其矛盾的時候，（見第九例）即歸還公室。
如果“室”確是奴隸，那麽，春秋中期以後，隨著對土地貪欲的增長，家內奴隸可能已經使用於土地耕種，家內奴隸確有向生產奴隸發展的趨勢。在奪田兼室的浪潮之下，各國公室也有把卿大夫貴族的采邑和土地兼並過多的現象，加以限製的企圖。如鄭國子駟為田洫，因而使占田過製的貴族喪失了土地，他們乘機起來發動叛亂（《左傳》襄公十年）。管仲在齊桓公時，“奪伯氏駢邑”（即過剩的邑）三百，但伯氏“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這當然是少數有“修養”的貴族，才受到讚許，其他有“怨言”者必定很多。《左傳》昭公十年記載陳桓子為了爭取別的貴族對他的，他對“凡公子之無祿者，私分之邑”。但是還不等於說私有製已經形成。
總上所述，春秋時期的確是處在矛盾的過渡時期，在“公”與“私”的問題上，也同樣反映了矛盾鬥爭的現象。
（三）賦稅的演變《漢書·食貨誌》說“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可見古代賦與稅原來是有區別的，就是說賦是兵賦，稅是田稅。在井田製度之下，農民助耕公田，殷人叫做“助”，周人叫做“籍”。農民助耕公田以外，在私田上自己勞動所得，即用作為養活自己的生活資料。此即所謂“籍而不稅”。公田的收入原來是為社裏“公共支出而用”，包括天災、饑饉、戰爭以及其他宗教活動等等。夏商周三代興亡之際，新來的統治者奪取了一部分公社的人民和土地，分封給諸侯和卿大夫。公社組織和井田製依然存在，但是它們已經要為統治階級繳納貢物、糧食和供應徭役等。在土地王有製之下，這樣的公社，包括土地和人口，都成為“王之所有”。因此它們必須向國家登記，叫做“書社”。《左傳》襄公十五年杜預注“二十五家為社，籍書而致之”。二十五家出自杜撰，至少也是後起之說。但它解釋“書杜”為“籍書而致之”，是可能有根據的。《呂氏春秋·慎大覽》說“武王勝殷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可惜《呂氏春秋》的成書更晚。但是春秋以後，“書社”之名已頗流行。如齊桓公見管仲與之書社三百。（《荀子·仲尼》）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管子·小稱》）
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眉以南，書社五百。（《左傳·哀公十五年》）
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景公與魯君地，山陰數百社。（《晏子內篇·雜上》）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辟而受。”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內篇·雜下》）
按社有時也就是“邑”，相當一個小小的自然村落。所以《論語·憲問》說“奪伯氏駢邑”，朱熹注以為邑即社，這是正確的。如《論語·公冶長》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就是很小的邑。《子仲薑鎛》說“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這裏的邑大概也隻“十室之邑”那麽大，則侯氏所賜之邑可能就是社。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社邑的破壞了，故孟子說“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公元前594年，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但是“經”裏僅此三個字，意義不明，因此不得不借助於三傳的解釋。《左傳》說“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穀出不過藉，就是農民除耕種“籍田”（公田）以外，不再有其他的負擔和剝削。畝是私田，則“初稅畝”就是從這年起，魯國公室還向農民的私田伸手征收實物稅了。這裏應該聯帶解釋一下“租”字，租字本由助字引申而來，因此我們認為征稅以前，應該先已有為徭役勞動的話，則稅就是實物代役租了。
所征之稅率終究怎樣，據《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解釋，都是征什一之稅，這大概是說，“初稅畝”後，於私田也征什一之稅，那就是征收十分之二的稅了。《論語·顏淵》記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是周克殷前征稅的方法，現在已征收十分之二，就自然被人所批評。但百年以後的哀公征收十分之二的稅還感不足。
在實行“初稅畝”前，農民曾進行過消極怠工的鬥爭。《詩·齊風·甫田》說“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甫田是諸侯的籍田，由於農民的消極怠工已長滿了荒草。《穀梁傳》說“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意思是說，如果官吏剝削農民過重，以致莊稼不善，就不是好的官吏；公田應由農民耕種，如果消極怠工，以致公田長滿野草，這就不是良民。《穀梁傳》對兩方麵都作了批評，可知“初稅畝”是公田與私田從此都收實物稅的意思。
“初稅畝”，不但使農民的負擔加重，而且暗示公社井田製已在日益破壞。
孟子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滕文公》上）可見在野農民隻有助耕。孟子主張國野分治，所以才這樣說的。但是前590年，成公元年，魯“作丘甲”。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魯“作田賦”，田賦即甸賦。丘、甸都屬於野的範圍，那裏原是被征服人民居住和耕種的地方，他們本來是不當兵，不出賦的，而現在丘甸也都征收兵賦了。雖然野人民的負擔已有增加，但是國野的對立和界限卻在逐漸縮小。
公元前538年（魯昭公四年），鄭國子產“作丘賦”，丘賦與丘甲的意思相同。子產於作丘賦前，前543年（魯襄公三十年），曾經整頓井田製度，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子產這次田製整頓，隻是把貴族“占田逾製”的現象加以整頓，並不是廢除井田。鄭國經過子產這次改革，居然使它在諸侯間的地位有所提高，可見還是有作用的。
古代兵製與田製是密切聯係的。如族字從■從矢，是旗幟之下，每家出箭一支，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組成隊伍，故族可引伸為宗族、族類。大概一百家為一族（即百室一族）設百夫長，千家則十族，設千夫長。西周時期，請侯與卿大夫分別掌握軍隊，因此公室與私家在兵權上也有鬥爭。
公元前52年（襄公十一年），魯“作三軍”，經過三家討論然後結盟，決定“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後來經過了二十五年（前537年）三家又經過討論，決定“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昭公五年）這樣魯公室的兵權已全入三家之手。尤其是季氏擇二最占優勢。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魯用田（甸）賦時，冉有（時為季氏家宰）征求其老師孔子的意見，孔子是不同意於丘以外又向田（甸）用賦的。因此賦的增加隻對私家季氏有利。這與三家分公室的軍隊也有關係。
前45年，晉“作州兵”，同時又“作爰田”。據後人研究，州也是在野的範圍內，因此“作州兵”就是征調州人當兵。這是晉國的國野界限從此也消除了。“作爰田”是使國人的公社土地不再重新調整分配，而隻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輪流換耕。這不但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促使私有土地的發展。
第八章四民階級的出現及奴隸製問題（一）社會分工與階級劃分春秋戰國之際，我國已由青銅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
青銅器是銅與錫的合金。在此以前，按銅器的發展，還應該有一個純銅即黃銅時代，但是二裏頭文化遺址中卻已出現青銅器，飲食器、酒器、兵器都是以青銅製成，農具、工具卻很少用青銅製成的，而仍舊是石器、木器、陶器。因此青銅製成的尊、爵、彝、鼎成了統治階級、貴族階級權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銅器作為生產力是有限度的。
關於鐵器的發明時間，至今考古界還有爭論。但是春秋末戰國初鐵器已象雨後春筍般地冒發出來。正是因為它的發明和使用，促使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引起社會進一步的分工和階級的劃分。
孟子與許行之徒的一次對話，充分地反映了鐵器的使用是促使社會分工和階級劃分的動力，不厭其煩，全引於次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許行之徒）曰子必織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器械者，不為厲（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亦孟子語）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這一段對話說明鐵器已使用於農業耕作，因此促使陶器業、紡織業的分工。農民需要陶器或布匹（製冠或製衣）就要以自己生產的粟去與它們交換。我們知道許行之徒是奉行“神農之言”的，他們主張“君民共耕”，就是君和民一樣應該參加生產勞動。這無疑是氏族公社製度的反映。雖然孟子主張恢複井田，但是他的井田製已經有明顯的階級劃分，即君子與小人、國人與野人的劃分。他在講井田製時曾經說過“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亦即勞心與勞力之分。他認為這是社會分工，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顯然孟子講這話時，井田製已經隨著國野製度的破壞而破壞了。正如馬克思所說羅馬尼亞、波蘭的田製一樣，已經由共有土地為基礎的共同體轉變為農民為土地的掠奪者無償地付出徭役勞動。馬克思說“農奴的生產關係就是這樣發生的”。孟子的井田製實際孕育著農奴關係。
恩格斯說“隨著新的分工，社會又有了新的階級劃分。各個家庭之間的財產差別炸毀了各地仍然保存著舊的共產製家庭，同時也炸毀了在各種公社範圍內進行的共同耕作製。”由此可知，社會分工是促使階級劃分的前提條件。如孟子所說，鐵器的使用，促使工商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劃分，就是一例。
春秋末年晏嬰與齊景公的談話，也反映士農工商和卿大夫貴族之間的分化。齊景公麵對著華麗的宮殿感歎地說“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嬰說“其陳氏乎！”接著他盛誇了一番陳氏得到民心的情況以後說“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嬰讚美陳氏的話我們已不止一次地講到，這裏應注意的是社會階級的變化，就是民遷、農移、工賈變、士濫、官滔，大夫收公利。這是應反轉來讀的。陳氏之所以得到民心，正是因為他“收公利”。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變化呢？晏嬰認為是禮壞樂崩的結果。但是為什麽會發生禮壞樂崩呢？晏嬰卻沒有正確的回答。我們讀了恩格斯的話，就知道這是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社會分工、階級的劃分。下麵我們來談談新的階級的出現由於井田製的破壞，農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四處流亡。孟子說“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正是指井田製破壞以後的情形。他認為必須有恒產才有恒心，無恒產就無恒心，認為恢複井田製就能保證農民的恒產和恒心。他的井田製計劃是否實現，沒有史料可以證明。不過他常常提到“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話，卻不象是井田製下的家族公社，而是個體農民按地域組織起來的農村公社。
商鞅變法實行授田製，就是由國家按農民的戶口多少授予農民土地，讓他們負擔兵役、徭役和賦稅。為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按“五人為伍、十人為什”軍製編製起來，既是農民，也是士兵。農民分得土地之後，已不再實行“三年換土易居”的辦法，而隻在自己的土地上提高每畝的生產率。因為土地有好壞的不同，國家授予農民土地也分為“不易之田”，“一年一易之田、二年再易之田”三種，農民的負擔也因而有所不同。所謂上農、中農、下農。土地是直屬於國家的，因此隻有農民的私田（實際是份地）而無公田。在這樣授田製下，農民從表麵上看來，已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而實際上卻是國家的農奴。《周禮》一書所描述的田製，與其說象孟子的井田製，毋寧更象法家李悝、商鞅所實行的田製。班固在《漢書·食貨誌》所述田製似已紊淆了這兩種田製為一種田製了。如它開端說“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這顯然是仍抄孟子的話“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卻與《商鞅列傳》相同。下麵接著敘述授田製說“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這裏所述易田之製與《周禮·大司徒》相同。在這種授田製之下，農民實際就是農奴。班固描寫說“春，將出民，裏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連婦女也組織起來了，“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這樣的公社組織和《孟子》所述是大不相同的。《周禮·地官·比長》說“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族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圜土（監獄）納之。”不如說是一座監獄。
但是除了授田製下的農民以外，個體農民已經逐漸形成。戰國時期，農民這一階級成分是很複雜的，既有小自耕農，也有賣庸而耕的半自耕農。從《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的記載看來，這些庸耕者的身份是完全自由的，他們隻是出賣勞動力，並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因此主人必須給他豐盛的酒飯和較多的工錢，否則他就不肯好好出力或者離他而去。
孟子在其著作中描述個體農民最為生動，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但這是孟子對行仁政以後的想象，並非現實，而與《周禮》所描述的農民有似農奴者卻又不相同。
《管子·問》篇所述較近事實。它說“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就它所問，當時社會已有很多貧人，他們四處流徙，宗族製已遭破壞，故有“外來之人”而“未有田宅者”。又還有“理園圃”副業的農民。
從新出土的雲夢秦簡也反映國有土地（授田製）已被官僚利用盜竊為私有土地，並把它轉租給貧苦農民。還有一部分農民固然可以因在戰場上立功而獲得土地，成為私有土地，但也有一部分作為奴隸或農奴。《商君書·境內》雲“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庶子還要定時給有爵者服徭役。
春秋初期晉國還出現“隸農”。《國語·晉語一》說“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不克饗，為人而已。”它們也許由奴隸轉化而來，雖然已經獲得一塊“沃田”耕種，但終年所得，收入極微，隻是給別人勞動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從庶人、工商中已經出現了“素封”階級。《史記·貨殖列傳》介紹他們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白也，就是他們原來不是“封君”，但是他們每年的收入，卻可以與有秩祿、有爵邑的封君相比。司馬遷接著說“其中庶民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役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這是前所未有的新興階級，地主工商階級。但是秦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他們卻沒有能夠順利地發展起來，而隻有走官商和官僚地主的道路。（二）工商業的發展與勞動奴隸製的流產戰國以後，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私營工商業終於迅速地發展起來。
馬克思對於商品經濟和商人的出現，在古代希臘、羅馬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給予高度重視。恩格斯認為商業與農業手工業的分工是第三次社會分工，所以他說“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重視生產而隻從事商品交換的階級——商人。”應該指出，在戰國以前，我國已有工商，是次於庶人以下的一個等級，他們由官府供給衣食和生產資料，即“工商食官”。但它的生產品不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的商品，而是為了供應貴族階級日常應用、享樂而生產的。但是戰國以後的商人是在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以後才出現的，他們雖然不從事生產，但是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剩餘物品的出售，往往要經過他們的手，因而從中牟利2。恩格斯說“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兩者進行剝削。”（同上）
我國先秦文獻裏十分缺少商業的發展和商人活動的記載，對於貨幣的出現也很不清楚。幸而漢代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卻客觀地、全麵地敘述了商人、商業的活動和作用。我們在前麵已經引用了它有關“素封”階級產生的記載，他們大都是因工商致富的工商階級。在《貨殖列傳》裏他敘述了各地的生產經濟情況，著名的商人和他們的經濟理論。恩格斯在談到古代貨幣的作用時說“商品的商品被發現了。這時商品（貨幣）以隱蔽的方式包含著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變為任何隨心所欲的東西的魔法手段。誰掌握它，誰就統治了生產世界”（同上）。司馬遷用古文同樣表達了這一意義，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由此可見商業和商人的發展對於階級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注意到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我國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的變化。
至此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戰國以後我國的奴隸製。按照前輩學者郭沫若的說法商周為發達的生產奴隸製。但是我們認為商周至春秋戰國卻始終隻是家長奴隸製。商鞅變法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既沒有使他發展為生產奴隸製，也沒有廢除家長奴隸製。馬克思說在古代世界，商業的影響和商業資本的發展，總的結果為奴隸製經濟，或者視其悠悠如何，結果不過是把奴隸製度，由家長式的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為目標的，轉化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標的。據此可知，由家長奴隸製到生產奴隸製的“轉化”，其關鍵是在商業的發展如何，即前者是以“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為目標”，後者則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標”。那麽我國商鞅變法“重農抑商”的政策對奴隸製的發展，無疑是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其次，商鞅變法實行授田製，其目的在“富國強兵”，並不是為了發展土地私有製。但是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之下，土地和奴隸已經可以自由買賣。因此商鞅死後到漢代初期，土地私有製必定產生，以致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王莽變法時奴隸已與牛馬同欄，在市場上進行買賣。王莽變法事事複古，他規定全國的土地都是“王田”，奴婢為“私屬”。由於兩漢土地兼並的嚴重性，他又不得不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老路上去。奴隸也仍舊是家內奴隸，而不是社會生產奴隸製。春秋戰國之際，士農工商合稱四民，但士原是貴族最末一級，是軍隊中的骨幹。而春秋以後，由於軍製的變化，兵源的枯竭，國人與野人都要當兵出賦，因此士的出路也隨之發生變化。例如孔子的學生中有經營貨殖的，也有願意去學稼的，而大量的是投奔於卿大夫門下當一名家宰。到戰國時士的出路就更亂且濫了。有做“食客”的，有算命卜卦的、也有做俠客的。既有上升為“士大夫”的、也有下降為“士庶人”的。但他們主要依賴腦力作為生存手段，因而輕視體力勞動。墨子的學派倒很象是一個小手工業團體。戰國以後，另有新興階級的出現，盡管它們還很微弱，墨子的“尚賢”
就是在打破“官無常貴”、“民無常賤”的等級製，陳勝、吳廣起義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是對等級製的無情的衝擊。
第九章秦的郡縣君主國家（一）秦所以能夠統一六國的原因戰國時期七國爭雄，戰爭頻繁，其激烈、殘酷的程度都遠遠超過了春秋時期。
由於鐵器的使用，無論兵器、兵種、戰略戰術，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兵法家如孫臏、吳起、廉頗、白起、王翦等等。三晉是法家的發祥地，魏國最早變法。後來商鞅入秦，秦的變法實際是從魏傳播過去的。但是秦的商鞅變法，比當時任何國家都要徹底深入。這是秦所以能夠戰勝六國和最後統一的重要原因。
戰國時期各國進行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是為了戰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一切矛盾都已爆發，隻有依靠武力（戰爭）和生產才能解決。梁襄王見到孟子時首先提出了“惡乎定”的問題。孟子回答說“定於一”，又說“惟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襄王當然聽不進去。孝公接見商鞅時，商鞅最初講“王道”，繼講“霸道”，孝公都不愛聽，最後講“富國強兵”的道理，他聽著不覺膝行而前。可見戰爭已是當時解決一切矛盾的出路。
戰國後期的戰略戰術已不但在奪取敵人的一地一城，而且在摧毀敵人的戰鬥力，如秦國白起於前279年攻打鄢郢之戰中，楚竭力抵抗，久攻不下。白起竟采取引水灌城的辦法，在鄢的城西築堤，引水為長渠（今湖北宜城西）把水從城西灌入城東，使楚民溺死者數十萬人，表現出極度的殘酷性。楚國因此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縣）。前22年，秦趙長平之戰中，雙方相持達三年之久，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趙國終於被迫投降。白起竟然將全部投降官兵四十五萬人活埋，這是滅絕人性的舉動。
戰國末年，六國兵力不但失去抵抗能力，而且還內部腐化。秦國於是采用兵法家尉僚子的策略，派間牒到六國活動，不惜用大量的錢財收買、賄賂或離間君臣將相之間的關係。如秦滅趙時，趙軍竭力抵抗，最後卻因趙王的寵臣郭開受秦賄賂，造謠李牧、司馬尚謀反，趙王改用李蔥和顏聚代替李牧和司馬尚，後來又殺李牧。結果秦王翦大破趙的代郡。又如齊國滅亡前，齊王建的相國侯勝“多受秦間金玉”因而加速了它的滅亡。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秦國對六國進行戰爭時，不但拓地西戎，而且向西南的巴蜀地區開發經營。楚國原來也在那裏開發金礦，建立岷山莊王。但是秦占領漢中、黔中之後，楚與巴蜀的交通便被隔斷，秦得以更加積極地經營巴蜀，發展水利事業，使巴蜀成了秦的經濟資源倉庫。後來它又消滅了義渠，使遊牧經濟也有所發展。東方六國隻有楚國領域廣闊，資源豐富，齊國沿海，可以收魚鹽之利，但是總不如秦的富厚。至於三晉的兵力雖然很強，但是韓魏處於中原，四處受到戰火的威脅，所以三晉一弱，秦的兵力已所向風靡，勢如破竹。戰爭不但是政治力量的決賽，而且愈來愈成經濟力量的決賽。（二）郡縣製——地域關係的基礎三家分晉、田氏篡齊，標誌著戰國時期的開始。通過變法和戰爭，由秦統一六國、從而建立了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郡縣製君主國家。
郡縣製開始於春秋時期晉楚和秦等國。晉國趙簡子的誓師辭裏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左傳》哀公二年）可見春秋末期，縣還比郡大，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和郡都是新被兼並過來的土地。它並不分封給卿大夫貴族作為封邑，而由君主直接統治。縣，懸也；郡從君從邑，就是君主的邑。它們往往設置在國家的邊境上，有一套自成係統的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因此逐漸形成為地域關係的地方行政區域，和原來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封國采邑不同。
晉楚秦等國於春秋初期已經有縣的出現。楚國最初的縣，其縣公也是世襲的，如申被滅亡後，建立申縣，第一個縣公為申公鬥班，申公鬥班以後，繼任者為申公鬥克，即是鬥班之子。又如晉的原縣，第一個縣大夫為趙衰，稱為原衰，而繼任者為趙衰之子趙同，稱為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晉以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襲為邢大夫。戰國秦漢以後，由於小農經濟的廣泛出現，世襲貴族統治體製已逐漸瓦解，而成為君主直屬的地方行政組織了。戰國時期，由於各國戰爭頻繁，邊地增加，從而形成郡縣製，從此由郡而統治縣。如魏的上郡有十五縣，趙的上黨郡有二十四縣，趙的代郡有三十六縣，韓的上黨郡有十七縣。秦楚燕的郡縣製都是效法晉國的。商鞅變法集小（都）、邑、聚為縣，凡三十一縣或四十一縣。因此原來聚族而居的村落，必定有許多被改編為縣，從而打破了血緣的紐帶關係。
如前所述，秦昭王根據範睢的建議，在戰爭中，每克服一城一地，就隨即置郡。如前222年，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了越，置會稽郡。前225年，於取得燕地以後，置漁陽郡、廣陽郡，又在魏地（原為宋地）置泗水郡。攻取齊地以後置薛郡。前223年，滅楚後置九江郡、長沙郡等等。故爭為郡縣製的形成作了開路先鋒。
由於郡縣製的確立，全國農民都編入於戶籍，所謂“戶籍相伍”（前375年），政府按戶籍征收賦稅，並根據戶籍“計口授田”，征收地租，同時實行郡縣征兵製。
秦統一以後，郡縣製已成為全國君主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組織，但是宗法封建製與郡縣製之間也依然存在著矛盾與鬥爭。
前22年秦王政已正式稱號皇帝，但是丞相綰說“諸侯被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都同意丞相綰的意見，廷尉李斯卻表示反對，他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見。這是第一次關於封建和郡縣之間的鬥爭。
前24年，始皇巡遊各地回來，在鹹陽宮置酒宴會，表示慶賀。但是卜士淳於越又舊話重提，要恢複封建製。李斯這時已是丞相，他又堅決反對，言詞激烈。他說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拒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平下，禁之便！
據此可見，秦統一以後，體製問題是尚未解決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李斯提出如下的辦法，所謂“焚書坑儒”事件也就是這樣產生的。李斯因此進一步提出（）史官非《秦記》皆燒之；（2）非卜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頁。
《資本論》第三卷第40頁。
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見知不舉者同罪；（3）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4）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5）若欲有學法令者，以吏為師。這條例是非常殘酷的。從秦統一以後，郡縣製已確立為不可動搖的國家基礎。盡管以後王朝還有反複，但基本上始終未變。
（三）君主下的統治方式秦統一後，始皇自稱為“皇帝”，這是前所未有的至高無上的稱號。商周時期最高統治者稱為“王”，戰國時期各大國也都稱“王”。現在秦既統一六國，所以它要另取一個高於王的稱號。李斯等大臣說“昔者五帝地方千裏，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製，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始皇說“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如議”。同時，始皇帝取消了給王死後取諡號的辦法，他自稱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這“皇帝”的稱號，標誌著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它的國家與古代宗法封建製國家不同，它是建立在以地域關係為基礎上的君主國家。因此它的官製、法律、禮製都標誌著它的特色和性質。《秦始皇本紀》說“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秦自商鞅變法，一直以法家學說為國家的理論基礎和政治路線。秦統一以後這條路線始終不變。
皇帝是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凡軍事、政治、經濟的大權都掌握在他的手裏，一切官僚都是為他服務的，法律就是根據他的意誌和命令製訂的，全國臣民都必須嚴格遵守，不得違犯。按照法家的理論，國君應該掌握兩個武器，一就是“賞”，一就是“罰”；前者是人人所喜愛的，後者是人人所畏懼的，所以國君隻要掌握好和使用好這兩“柄”武器，就能把國家治理好。此外為了防止大權旁落，臣民陽奉陰違，弄虛作假，國君還必須掌握“術”和“勢”（權力）以補“法”之不足。“術”就是不使臣民有空子可鑽，以售其奸，“勢”就是權力，按韓非子說法皇帝就是權力的象征。
在皇帝的統治之下，中央設置丞相、太尉和禦史大夫、它們分別掌管政治軍事和監察三項任務。此外還有九卿，它們是負責皇室、宮廷、宗廟之管理警衛以及財政和祭禮、禮儀的官。在地方上，郡設守、尉監，在縣設令、丞、尉，它們的職務和中央一致。
戰國和秦的官製與古代宗法封建製下的貴族製不同，皇帝對官吏有任免權，官吏不能世襲；實行俸祿製，官在則有俸祿，不在官，俸祿也就取消。地方官吏對於中央每年應該向上級報告政務、財政收入等情況，不得隱瞞。皇帝及中央有權監察地方官吏的政務、財政和有無不法行為之權。秦雖然還有封君的存在，但是封君隻具征收當地的租稅和征發徭役之權，而無行政權，土地和人民仍是屬於中央的。秦代還實行二十等爵製，但它隻是作為官階、俸祿、權利的一種標準，因此它與過去貴族的世卿世祿製還有不同。
作為儒家的荀子到過秦國，他對於秦的官製、兵製以及富庶的情況都表示讚美，但是他總覺得不施禮義、不顧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長治久安的。這個批評很有道理。秦二世時，秦的官僚製度已經完全腐化，趙高弄權，“指鹿為馬”，竟無一人敢說真話。丞相李斯也被害死。
國家是階級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時候產生和形成的。春秋以後，周的政權不斷地下降，由“政在方伯”到“政在大夫”，結果由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開始了戰國時期。七雄並爭，又通過變法和戰爭，由秦統一六國，終於形成了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郡縣製君主國家。
就階級關係說，一方麵是以皇帝為首的軍功貴族和官僚地主構成統治階級，另一方麵是農民和工商為主構成被統治階級。由於嚴刑苛法和賦稅徭役的增加，他們動輒犯法，陷身於奴隸、刑徒、贅婿、盜賊，因此他們成為農民起義的同盟軍。以財富差別為標準的階級關係畢竟代替了等級關係。
一切變革或革命，都關係到所有製的變革或革命。由於土地“王有”的觀念始終未變，因此授田製雖然名為國有，實際還是變相的“王有”，公社農民變為“編戶齊民”，實際還是皇帝的私有財產。但是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可憐的小農經濟畢竟已經形成，從秦到漢之際，終於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麵。奴隸也成了“與牛馬同欄”（王莽語）可以買賣，但是始終是家長奴隸製。王莽改革的措施中規定“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曆史幾乎出現了倒流。
地主必須是官僚地主，才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舉幾個例子來說呂不韋原是一個大商人，他為了擴大“門戶”，以抵押於趙的秦公子子楚為“奇貨”，做了一次政治投機買賣，獲得成功，因而做了秦的相國。他以黃老思想的經濟自由為指導與門客合著一部《呂氏春秋》，與法家君主的思想有某種對抗的因素，結果遭到族滅身亡。
戰國時期，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所謂“四公子”，都是貴族，因此他們才能發財致富，仍舊是因貴而富的，而不是因富而貴的，不過他們畢竟是官僚地主和官僚商人，而不是貴族了。
不過，那時候土地私有製的產生和發展已是必然的趨勢。君主建立在小農經濟為經濟基礎上，大土地所有製對君主是不利的。因此，中國曆代君主者與大土地所有製發生矛盾和鬥爭。
商鞅變法為了富國強兵不得不多少扶植小農經濟的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戰鬥力，但是商鞅死後，由於連年不斷對外戰爭，賦稅徭役成倍成數十倍地增長。為了北防匈奴，興建巨大的萬裏長城，從內地輸送糧食和士兵到前線去，農民逃亡者不計其數。後來罪隸、刑徒、贅婿及最貧苦的“閭左”都被征發，矛盾激化，隻短短的十五年曆史的秦王朝，就這樣在農民起義的洪流中被淹沒了！
“作邑”就是建城。唐土疑即湯社。因此國（城邑）是在唐社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殷王對於作邑、建城極為重視。他不但親自參與其事，而且要征求上帝的許可。
周克殷後，武王念念不忘有兩件事一是繼承問題，一是營建洛邑。今《尚書》中《大誥》、《召誥》、《洛誥》等篇都記載有關營建洛邑之事。下引《召誥》一段如次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冊472─473頁。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衛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以庶邦塚君出，取幣，乃複入錫周公。
這一段記事，按照月日記載經營洛邑的活動。大意是這樣周公攝政稱王，因此文中“王”是周公假成王之命。他先派召公由豐鎬前往洛邑勘察地形，接著周公又往洛邑勘察，觀看了新邑的規模。在營建洛邑的過程中，召公還號召庶殷來參加勞動。丁巳這一天，在郊舉行祭祀，牛二。次日又於社祭祀，牛一、羊一、豕一。這都是按照殷禮進行的。過了七天，周公用書對殷諸侯甸、男、衛邦伯訓話，他們都很興奮。太保把殷的庶邦、塚君帶到外麵，取皮製的幣賜給周公。
古代希臘、羅馬對於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國古朗士的《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研究》一書《建城》一節中的話如此築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選擇新城的地址，因為它有關將來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壞關係到國家的盛衰，因此總須請神來擇定。築城之日羅莫盧斯先行祭祀。從彼自阿爾伯來的人皆從於其左右，點燃起荊棘火，他們皆超越其上，認為能使人民純潔。（中譯本第07頁）
兩相比較，都反映了無論中外，對於建城的重視，並有一定的禮儀。
我國春秋時還依然如此。《春秋經傳》中屢見有建城某某的記載，所謂“書時也”（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傳》開頭第一篇就是“鄭伯克段於鄢”，記載鄭莊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規模很大，已超過了禮製，顯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鄭莊公表麵上沒有計較，等到時機成熟，便興兵進攻共叔段，並把段殺死。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則上一國隻可以有一個城（國）最大，而卿大夫的邑，雖然有城而應小於國。否則就是一國二城。這種情形叫做“耦國”。
（三）國與野的劃分關於國與野的劃分，這裏再作一些論述。因為周克殷後，東方沿海（包括山東、河北、河南之間）原是夏殷和東夷居住過的地方。周人，作為征服者，居住在“國”中叫做“國人”，原來的夏殷和東夷土著就退居於“野”，這樣國與野的製度便形成了。
《周禮》書中把這一製度叫做“體國經野”。《尚書·費誓》裏把這叫做“三郊三遂”，《國語·齊語》裏叫做“參國伍鄙”都是一樣的。《周禮》對此說得更加具體。按照它的記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內叫做“國”，即後人所謂“王城”，在“國”以外是“鄉”，分成六鄉，六鄉以外的叫做“郊”。廣義的說，“國”的範圍應該包括郊以內。在郊以外的地方，統稱為“野”，但是也可以分為六遂，所以廣義的說，包括六遂在內都屬於“野”。各書記載雖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認國、野製度的存在。
孔子曾說過“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論語·為政》）在克殷以前，周的經濟文化要落後於殷商，因此“先進於禮樂”的，反而成為“野人”，而周人相反，他們現在居住在“國”中就成為“國人”了。這樣國與野，國人與野人便成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劃分。孟子也講過國與野的區別。他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詳拙作《論庶人》，978年吉林《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
就是說國人隻當兵，雖然種田隻出什一之賦，以備武器和行軍時的幹糧等，即所謂“徹法”。野是殷人居住的地方，他們依然實行“助法”，即有公田和私田的井田製。孟子講田製，認為國野不同，這是很可信的。因此他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據此可知，國與野的區別也是不同的，即國中徹法是不分公田和私田的，野外助法，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區別的，因此有“助耕公田”的義務。不但這樣，由於國野階級的不同，國人和野人的權利和義務也不同。如國人可以有當兵的權利，野人則隻種田，繳納賦稅，供應徭役，而無當兵的權利。因此國中有學校，國人應受教育。國人有參加討論國家政治的權利，而野人則無。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就是野人。在西周時，庶人是無政治權利的。這裏有一點必須辨明，就是“小人”是有政治權利的，因此“小人”與“庶人”不同，至少西周時還是有區別的。如《左傳》僖公十五年韓原之戰以後，晉惠公被秦所俘，晉人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仍不屈服，因此“作爰田”、“作州兵”。這時晉國非常危險，曾經在國人中展開了一場討論。現在我們引用原文如次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惠公子）。
曰“必報仇，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善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上“君子”（貴族）與“小人”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態度，雖然在“和”、“戰”問題上兩者是一致的。“小人”不失坦率、直爽的態度，而君子卻顯得彬彬有禮。這番話是晉國陰飴甥對秦穆公說的，他傳達了臨行以前晉國“君子”和“小人”所進行過的一場討論。那麽“小人”與“君子”同樣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可以無疑。而孔子說“庶人不議”，他們是沒有資格參與這樣的政治權利的。因此“小人”與“庶人”不同。但春秋時文獻中也常常把它們混淆了，這大概是野人後來也當兵出賦了的緣故，殷周時還不這樣。如《尚書·無逸》說殷武丁即位以前，他曾“舊勞於外，爰暨小人”。這就是說，他和“小人”一塊勞動過的。又祖甲在即位前也是這樣。因此他們能夠知道“小人”的痛苦和稼穡的艱難。《無逸》篇是周公告誡周人不要貪圖安逸、**樂的生活。他認為殷武丁、祖甲都是“賢君”，有德行的人，然而到了紂王才敗壞了、腐化了的。他說到文王也很勤勞，“卑服康功田功”，知道稼穡的不易。
總之，“國”與“野”的劃分，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劃分，“封土建國”就是古代國家形成的標誌。
（四）封建諸侯及其殖民封建諸侯的製度，至少在殷商時期已經開始了。抗戰時胡厚宣教授曾經根據甲骨文的材料，發表《殷代封建製度考》一文，詳詳細細達數萬言。他說“封建製度起源於何時，以真實文獻之不足，難得而征之。然由卜辭觀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雖屬無稽，然即謂封建製度為周公之獨創者，亦難遽信”。我當時方追求馬克思主義，因此確信殷周為奴隸社會之說，但客觀史料具在，又不容否認。因此對封建製度起源的理論和史實之矛盾將如何說通，亦嚐留心。現在我們認為封建就是古代國家形成的標誌，又依恩格斯之說，雅典、羅馬、德意誌三個國家的形成及其發展途徑，並不一致，也沒有必要完全一致。因此，我們也沒有理由否認封建製度之必要。胡厚宣認為封建起源於殷武丁之時，在我看來，是保守的謹慎的，而以國家的起源推之，則殷商滅亡了夏桀也就是宗法封建國家開始之時。恩格斯說，德意誌“國家是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那麽，我們史學家以夏商周三代為國家的產生、形成，理論與事實都一致的。
宗法封建製國家，我們認為就是依據血緣關係或原則，由宗主國分封其兄弟、親戚到被征服地區去建立國家，即劃分一塊土地，建立一個城，貴族階級居於國中，包括其子弟以及“小人”（與貴族血緣關係較疏遠者）在內謂之“國人”，猶俗語說“城裏人”，英語之itize。他們是有政治權利的，以及有當戰士的光榮義務。
侯本來有斥侯、守衛的意義。侯不止一個，故稱“諸侯”。據《尚書·酒誥》、《召誥》以及金文《盂鼎》等材料看來，諸侯有甸侯、男侯、衛侯等。《酒誥》開頭就這樣說“在晉殷先哲王”，然後說外服“侯、甸、男、衛邦伯”，那麽殷代至少有三類諸侯，如果侯也算一類，則是四類。服就是服役、服從。那麽，外服就是因為它們分布在王畿（距商城數百裏以內）擔任斥侯、守衛的任務；甸侯之甸就是圍繞著城外種田的諸侯。外服與內服相對地說，內服就是在城以內的諸侯，或者說，內服就是在城以內的官吏，如“百僚、庶尹、宗工、百姓、裏君等，他們原來都是父家長或氏族長，他們都是殷王的同姓。至於諸侯就不一定是同姓了，他們或叛或服，“或在夷狄、或在中國”。如羌方、土方、鬼方以及周都曾經是殷商的諸侯”，但是後來它們也叛離獨立了。鑒於這一曆史經驗，所以周的諸侯以同姓為主，甚至是王的同宗同族——兄弟和親戚關係。《荀子·儒效》篇說“周公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這大概是周公的發明。
按照商周宗法製的原則，殷商以“兄終弟及”為主，因此，殷王的兄弟大都留在王國內部，兄弟共同執政，因此容易發生王位的爭奪。周的宗法以嫡長子繼承為主，因此其餘兄弟、庶兄弟都分封到各地方去做諸侯，但是它仍與王保持著大宗與小宗的關係。小宗是從大宗分出的，所以小宗必須服從大宗，這樣血緣關係也就不知不覺地形成等級隸屬關係。《詩·大雅·板》說得好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惟德惟寧，宗子維城。
諸侯被分封出去之後，正如我們前麵所述，它首先就是劃分土地疆界，然後它就要選適中的地方，建立城邑。這樣諸侯就是“宗子”，用《左傳》的話說，就是“封建親戚，以蕃屏（保衛侯被分封的時候，周王賜給他許多國家的重器、車服、奴隸等，此外還有表示順服的遺民，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因此，他們確是一支浩浩蕩蕩的武裝殖民隊伍。《左傳》昭公九年說“後稷封殖天下，今戎製之，不亦難乎？”封殖正是今語“武裝殖民”的意思。
第五章等級（一）等級與階級我們在奴隸製章中已經多次提到等級，並且引用楚芋無宇“人有十等”
的話，但實際上古代社會並不隻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幾等，也許還要更多。馬克思說“在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而且在每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級。”馬克思接著又說“隻有近代社會，階級簡化了，隻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這樣說來，等級盡管很多，也可以換算成階級，不過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們認為等級和階級是兩個不同的曆史概念，即古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前）重視等級，而很少使用階級。在我國階級一詞可能是由西方傳入的。等級是因血緣關係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權利的，因此，它是世襲的，身分性的。而階級是根據一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少或有無來決定的。例如我國古代必須先“貴”，即獲得貴族的地位，而後才能富。這裏可舉一個例子予以說明。
春秋時秦後子來到晉國，同時楚公子也來到晉國。他們雖然都是貴族，而秦後子要富於楚公子。韓宣子征求大臣們的意見應該如何給“祿”。叔向認為他們都是“上大夫”（爵位）則祿亦應相同。但韓宣子說“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堅持祿應隨爵而定，不能以財富多少而定。他還舉例說，如絳的商人雖然很富，卻沒有功德，因而不能成為貴族（《國語·晉語》八）。由此可見，等級和階級是不同的。
涼山彝族黑彝貴族重視血統，他們認為他（她）們的血是最高貴的、最純潔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為由俘虜而來，血統最為複雜，因此被視為下賤者，所以隻做奴隸，即使曲諾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隸阿加、呷西由於主人指定婚配，混雜著彝根血統，因此要比新俘虜來的奴隸要高出一籌。唯其如此，黑彝貴族，即使貧窮得一貧如洗，但他（她）還是貴族，並且有機會可以仍舊獲得財富。
如前所述，不但統治者內部有等級的差別，而且被統治階級內部也有等級的差別。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無宇說“人有十等”就是證明。
清俞正燮說得對，他說“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但值得再行提出。《國語·齊語》說“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不但士農工商等級不同，並且是世襲的，不能改變的，即使他（她）們的居住也不能“雜處”和遷移。
古代等級雖然很多，但是大別之，卻隻“上”“下”兩大等級或兩大階級，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左傳》昭公九年說“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就是很好的說明。涼山彝族的等級大體可分為五等茲莫、諾合、曲諾、阿加、呷西。前者彝族稱做“色頗”、即主子的意思，後者彝族稱做“節夥”，意即奴隸，把曲諾也包括在內，即被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原來是從征服者與被統治者的血緣關係的不同而形成的。例如羅馬的平民原來也是被征服者。恩格斯說“羅馬城以及靠征服者而擴大了的羅馬地區的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來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區，主要是拉丁地區的人民。所有這些新的臣民，都處在舊的氏族、庫利亞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opulusromaus，即道地的羅馬人民的組成部分他們構成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的平民。”2我們認為oplusromaus即我國所謂“國人”，“庶人”相當於平民。
此外雅典還有“隸屬民”。我國民族學者起初把涼山的曲諾作為奴隸，而後來改為隸屬民，雅典的隸屬民的地位高於奴隸。所以我們認為曲諾可能與庶人的地位相當，應該被視為平民。
我們前麵各章已經對奴隸、庶人、小人都有過一些分析，因為古代隻有等級概念而無階級概念的緣故，很難說清。假如我們一定要把它們“換算”成階級的話，那麽，我們勉強可把我國古代社會劃分為三大階級，即一是貴族階級，包括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階級，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隸階級，包括皂、輿、僚、隸、仆、台等。名稱很多，不勝枚舉。我懷疑其中還包括附庸，相當於隸屬民。
（二）爵位與特權先秦古籍中雖然屢見爵位的名稱，它究竟是什麽，怎樣起源的，已經很難講清楚了。戰國時孟子對爵位的說法如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萬章下》）
孟子是戰國中期人，當時等級製正與其他製度一樣，已趨於解體過程中。孟子是主張恢複等級製的，但是他自己也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隻知其略，其詳已不可得聞。
我們認為爵祿既然是等級製在社會地位和待遇（權利）上的體現，那麽它應該與等級製相一致，就是有等級製也就有爵位。上引孟子的話，把等級製分成兩係一是把諸侯的等級分做公、侯、伯、子、男五等；一是貴族的等級，分做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事實是否如此，從來就有人懷疑。例如，諸侯的五個等級，無論甲骨文、金文以及《尚書》都缺少證明。春秋時的諸侯實際上並沒有嚴格的公侯伯子男的區分。因此有人認為侯、甸、男、衛的四服製可能就是五等爵的前身。
我們認為爵位應該起源於家族的稱謂。公、伯、子、男，原來都是家族的稱謂。天子就是天的兒子之意，也何嚐不是家族稱謂？正象等級由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而產生一樣。《詩·周頌·載芟》說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侯以有依其士。
《毛詩》雲“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用也士、子弟也”。都是家族稱謂。後人有把它們做為爵位的，不確。公、就是父家長，如古公亶父、公劉、呂公（薑太公）。卿大夫之卿與鄉古本一字。可能出於“鄉飲酒”禮時相對而坐者，因此卿大夫就是鄉大夫。“大夫”就是“大人”，與“小人”相對而言。
與爵位相應就是職官，就是什麽爵位做什麽官，任什麽職務。如諸侯是王的兄弟及親族，卿大夫是諸侯的執政，擔任司徒、司馬、司空等重要職務，士就是戰士。“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國語·晉語》）都各有不同的等級和職務。
爵位既然體現不同的等級，因此等級不同，權利和義務也就不同。正確說，統治階級是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的。被統治階級則是沒有權利而隻有義務的。
“禮”來源於風俗習慣，但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禮和刑也就成為等級和階級的標誌。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但是春秋後已經禮壞樂崩了，因此不得不加強刑法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說過“名器不可假人”，名就是名分，器是器物，如尊、爵、鼎等等都是貴族階級使用的器物。以此來表示權利和身分。
鐵器發明了很久之後，統治階級還仍使用青銅製成的兵器、禮器。孔子說“名器不可假人”。就是說貴族的權利是決不能轉讓的。
第六章貴族專政及政權下移（一）貴族民主專政自堯舜禹的禪讓製度解體以後，出現了君臨於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
——國家。最高統治者叫做“王”。甲骨文“王”字本象“大人”站立之形，或變下麵一劃為■，象火焰形，表明是家火的執掌者。德意誌人的uiog（王，即英語之ig）本意就是氏族之首。《說文》雲“王，天下所歸德也。”就是說它是各氏族或各部落所共同擁護的首領。孟子所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是這一意義。
因此，我們認為殷代的國家政體還是“兄弟共政”或“貴族共政”，王還不能一切權力。它隻是父家長貴族之代表或首領，李玄伯論殷商的繼承法——兄終弟及製說商至少在成湯以後，尚實行兄弟共權製度。彼時政權尚未集中在每代長子身上，而為一代所共有，所以一帝之終，不必須傳位於其長子，且須傳位與其弟兄，俟這一代陸續享有政權後，始傳給下一代的人。我們同意這一說法。但是他的意思是周實行長子繼承製後，權力已集中於君主（兄）一身。就長子繼承製的結果而論，也許如此，但是統觀西周一代曆史，東方魯、宋諸國“一繼一及”仍是並行，而且春秋時期貴族的權力還是很大，可以說依然是“貴族共政”。
周建國後，周公攝政稱王，其實仍是兄終弟及製的殘餘。結果引起管、蔡勾結，武庚叛亂。但是周公確是偉大的政治家，他於東征歸來以後，仍還政於成王，從此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武王時他與召公分任師保，夾輔武王。武王死後，他兼任塚宰，百官都聽命於他。他與召公、呂公及其他貴族共同執政。
周公、召公、呂公（薑）的子孫，不但是魯、燕和齊的諸侯，而且在周王室內世代掌握政權。王室衰微，諸侯強大，實際不是春秋以後才開始的。厲王時“國人”暴亂，王出奔於彘，十四年中周沒有國君，而由周召二公或共伯和專政。宣王繼位，周召二公仍舊夾輔王政。以後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都是周公的子孫。他們世代都做王朝的卿士，掌握政權。召公的子孫在宣王時有石穆公虎，傳世有《召伯虎■》，其銘文內容可與《詩·大雅·江漢》互相印證。春秋時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莊公、召簡公，他們也世為王朝卿士。與召公爽同時受顧命輔佐康王的有毛公（毛叔鄭）其後有毛伯斑，春秋時有毛伯衛、毛伯過、毛伯特。可見毛氏大族也世代為王朝卿士。此外還有樊氏、原氏、單氏、劉氏等。
世卿貴族本來與王、諸侯是兄弟、親屬關係，如魯國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世稱“三桓”，都是桓公之後。鄭國七穆都是穆公之後。總之，他們都是王子、王孫和公子、公孫。周規定隻嫡長子有繼承君位的權利，其餘諸子都另立宗族，所以他們的宗族子孫繁衍，加之家臣、私兵、徒眾、奴隸，人口眾多，有“百室之邑”、“千室之邑”，幾乎等於一個小的國家。
春秋時期的貴族專政，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宗法封建製的必然結果。幸而西周時王權尚強，沒有形成大亂，而春秋以後就暴露出來了。先是諸侯爭霸，後來諸侯隨著衰微。孔子歎息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這實際是政權的進一步下降的表現。
西周初期，在太師、太傅、太保、太宰的總領導下，設立太史寮與卿士寮兩個機構，前者是管理宗教、祭祀與曆法的機構，太史、太卜、大祝等屬之。後者管理國家政治的機構，司馬、司徒、司空等官屬之。西周中期以後，由於宗教思想日漸淡薄，太史等地位已不重要、太師、太傅、太保也隻“坐而論道”而已。司馬、司徒、司空成為真正管理國家政治的“三公”。宋國、鄭國除由卿士擔任司徒、司馬、司空以外，還有司城、太宰、司寇等所謂六卿執政。宋國戴、桓、向三族勢力最大，因此常常形成三族或二族共政。鄭國的執政基本上在“七穆”的手中。
我國古代貴族的權力很大，鬥爭也很激烈。但是他們缺乏權利與義務的觀念，因此缺乏明確的貴族民主製度。宋、鄭的執政，晉國的中軍卻頗有貴族民主製度化的趨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
例如襄公十年，鄭國子駟當國（卿之首腦叫做“當國”）。他因進行“田洫”改革，使有些貴族喪失了土地，以致引起叛亂。子駟、子耳、子國（子產的父親）都被叛亂者殺害。後來子孔當國，而他更甚，再次引起貴族的不滿。襄公十九年，鄭人又殺死了子孔。於是子展當國，子產也是這時做了卿，是後來當國的第一步。到襄公三十年，子皮又繼子展當國。次年子皮授子產政，於是子產當國。子產不肯，他說“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說“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可見執政的後麵必須有大族的。眾所周知，子產當國期間，鄭國的內政外交很有起色，能在列強之間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他的三項改革，開戰國法家變法之先，但他基本上是站在扶持公室抑製父家長貴族立場上的，這一點是和戰國法家的立場作風不同。《論語·憲問》說他“為命神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並見《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隻是發布一個命令，就要經過草創、討論、修飾和潤色四項手續，可見子產的貴族民主作風。鄭國“鄉校”是國人討論國家大事的場所，當時有人主張毀掉它，子產認為應該使國人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孔子聽說，感歎地說“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晉國在舉行軍事檢閱和訓練的“大蒐禮”的時候，往往選定和任命將帥。中軍的將帥相當於正卿和當國的地位。在選定將帥時，各人都很謙讓，彬彬有禮，即使有爭論，也是很有“君子之風”。在大蒐禮中還頒布刑法，如魯僖公二十七年，晉“蒐於被廬”，頒布了《被廬之法》，文公六年蒐於夷，頒布《夷之法》，後來範宣子根據《夷之法》作成《刑書》。趙鞅、荀寅後來又把《刑書》鑄在刑鼎上。這與鄭子產鑄刑書相同，都是我國首次公布成文法的開始。叔向在子產鑄刑書時曾致書子產表示反對，現在晉國自己也鑄《刑書》於鼎上了。孔子也致書於叔向表示反對。叔向和孔子們的立場完全相同，認為治理國家應該用“禮”，而不應該用法。現在把法公布就使人民無所顧忌了。由此可見禮已日益失掉權威的作用。
春秋時期的貴族專政和鬥爭都是圍繞權而進行的。
周自周公以後，雖然已確立了嫡長子繼承法，但是君位的鬥爭仍然不斷發生。例如嫡長子雖已確立而中途夭折的話怎麽辦，又君主廢嫡立庶怎麽辦，這些問題都是很容易引起爭論的。貴族之間擁立派和反對派便借口發生鬥爭。如周室內部發生王子克、王子帶、王子頹和王子朝之亂都是其例。最後一次王子朝之亂，時間竟延續了十幾年之久，等叛亂結束，已由春秋進入戰國時期了。
孔子是主張維持君統的，因此他對當時嫡長子以外的兄弟們的爭奪君位，特別是貴族們的從中弄權，深惡痛絕。孔子在講解《春秋》時不免對此有所表示，因此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說法。但是《春秋》絕不能是孔子作的。隻是借春秋曆史表述他的政治觀點而已。孔子和子產都是維護宗法封建製的，既不讚成推翻公室、也不擁護私家，而是主張調和公室和私家之間的矛盾。例如，孔子對三桓固然有所批評和指責，但也並不主張推翻私家。然而當時的史官的立場，卻公開地三桓。當魯昭公被逐出國不得返回時，趙簡子問史墨的看法，史墨卻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他還引用自然現象來說明這個道理，這就等於公開季氏“篡位”是合理合法的。
因此我們對於“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說法表示懷疑。因為孔子是不可能作春秋的。春秋三百年中“亂臣賊子”的事件實在是記不勝記，以如此眾多的“亂臣賊子”來作為“反麵教員”教訓後人，後人會引起什麽想法呢？當時史官們把這些“亂臣賦子”的事件一一記上，據說崔杼當時就很不高興。崔杼把一個史官殺死了，而此史官的兄弟（史官）繼續記在史冊上。這樣的精神固然使人佩服，但是這難道能使趙盾、崔杼感到畏懼嗎？還是使後人看來感到畏懼呢？我們實在不解2。
（二）國人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國人主要是指居住在國中的貴族。在某貴族反對公室或與另一個貴族鬥爭中，他不能不爭取其它貴族包括士和小人在內的低級貴族的。如《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公子鮑企圖奪取昭公的君位，他“禮於國人”。當時宋饑，他“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公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很有政治野心，不但想與公子鮑通奸，而且幫助他“施舍”。由此可知“國人”包括六卿、材人（戰士）。公子鮑得到他們（包括襄夫人）的，終於暗殺了宋昭公而即位。又如文公十八年記載莒紀公生太子仆，又愛兒子季佗。太子仆“且多行禮於國人，仆因國人以弑紀公”。他的情況與宋公子鮑差不多，都是得到國人的而奪取君位的。
國人的力量和影響之大，也可證明他們都是貴族。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衛，衛侯不同意，後來晉已渡過河，衛侯要想與晉結盟，卻遭到晉的拒絕。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把衛侯也趕出國，“以說於晉”。由此例看出，國人對於外交（親楚或親晉）是有決定權的。鄢陵之戰以後，經過國人的同意，衛侯才得回國。定公八年衛靈公苦於晉逼，朝見“國人”，公孫賈征詢他們的意見說“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國人皆曰“五伐我，猶可以戰”。於是衛決定反晉。這是國人決定外交政策之例二。哀公二年，吳王夫差的軍隊已攻入楚，吳派人來召陳懷公。懷公召見國人說“欲與楚者右，欲與晉者左”。這是國人決定外交政策之例三。襄公十九年，鄭子孔“當國”，“為政也，國人患之”，子展、子西等貴族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分其室”就是把他的族人和奴隸都瓜分了，這是國人參加某一貴族對另一貴族的鬥爭。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烏存（貴族）率以逐之。按莒國是齊、魯的附庸，國家很小，此前已有二起有關國人的鬥爭，這是以烏存為首率國人去打莒君庚輿。象以上這些例子還有，此不多舉。貴族鬥爭的結果，有許多貴族宗族因失敗而“墜命亡氏”，被消滅了，而隻剩下很少的幾個大族。昭公三年，齊晏嬰與晉叔向的一次對話是大家所熟悉的。晉叔向說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齊晏嬰問叔向“子將若何？”叔向無可奈何地回答說晉之公族盡矣。肸（叔向名）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叔向提到晉國公私貴族鬥爭的結果，一些大族，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等，已“降在皂隸”了。私家貴族如六卿已占優勢，取得勝利。他比喻道，“公族正象大樹的主幹，主幹既已朽壞、其枝葉必先凋落。他的宗原有十一族，現在已隻剩下他羊舌氏這一族了，也快凋落了。將來恐怕自己死後，連祭祀的香火也不能延續不滅。言下不勝悲涼之情。
我們知道晉國六卿（韓、趙、魏、知、中行、荀）戰國前已隻有韓、趙、魏、智四家，後來隻有韓、趙、魏三家，便成為“三家分晉”。晏嬰對叔向談到齊國陳氏家族強大並得民心的情況。這也是大家所熟悉值得再回味的。他說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踴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在公私貴族的鬥爭中，我們不能不承認私家貴族獲得民心這一事實。例如齊國的田氏，如前所述“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恐怕也不是過分誇張，否則，陳氏本是一個客卿，怎麽能在齊國取得勝利，代替了薑氏的齊國？
在各國貴族鬥爭中，與諸侯同姓貴族往往先貧窮沒落了，而異姓貴族卻取得民心的愛戴。如晉國的韓、趙、魏三卿可能也是異姓。《史記·魏世家》及《韓世家》記載韓、魏都是周的“同姓”，但是又說，魏之先世“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而夷狄中的確也有姬姓的，如驪戎、狐氏都是姬姓。又韓與後來遷徙於朝鮮半島的三韓本是同族。魏字從鬼，與隗、媿同字，則可能就是鬼方之後，魏絳和戎之所以成功，可能就因他是戎狄之後。趙則《世家》明言與秦都是以玄鳥（燕）為圖騰的，趙與秦都是殷商之後。這樣，韓、趙、魏都是異姓大夫而取得了姬姓的晉的政權，這與陳氏以客卿取得薑齊的政權一樣。以上說明血緣關係已日益淡薄，地域關係的國家正在醞釀著。
第七章土地王有、貴族占有與賦稅的改革（一）土地王有與貴族占有三代興革之際，原來遺留下來的氏族公社、家族（宗族）公社等，當然都成為新朝所有。《詩·小雅·北山》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不但土地為王所有，就連臣民也是王所有。雖然如此，但是王也有責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一部分給他的諸侯。楚芋尹無宇說“封略之內，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王臣”。這是說諸侯國內土地是屬於諸侯所有的，諸侯在國內也等於王。因此，諸侯也須把土地分封給他的卿大夫，直至於士。《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這樣層層地分割，就是土地王有、貴族占有製度的來源。
占有不等於私有，從占有到私有還有一段距離。馬克思說“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占有，是一個事實，是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隻有社會賦予實際占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占有才有合法占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有的同誌引用了馬克思這段話以後，便認為西周時已有私有土地，這卻未免過於倉促。我們認為西周春秋時期主要是土地王有、貴族占有。下麵我們引用黃河北岸所謂“南陽”的一片土地為例，說明它經過好幾個貴族之手，二三百年之久而所有權始終是國王的，而貴族則隻是占有。周室東遷後占領了黃河北岸戎狄的土地，即謂“南陽”，但是戎狄仍常來侵略。周襄王把它的若幹塊土地封給周司寇蘇忿生做了人情。後來蘇忿生投奔於狄，這若幹塊土地就複入狄人之手，直至晉文公稱霸，開發南陽才把它收回。因此周王又把它賜給晉文公，晉文公又分賜給狐氏、陽氏，而後又轉入郤克之手。當時晉郤至與周爭奪鄇田，就是上述狐氏、陽氏之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向晉訴訟。郤至說“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溫鄇同在一地）。”單子，劉子向郤至源源本本地陳述這片土地的經過，然後說“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駁得郤至無詞對答。由此可知，這片土地雖曆經蘇忿生、狐氏、陽氏等人，卻仍是“王官之邑”，貴族隻是占有，而不是為私人所有。（詳見《左傳》成公十一年）
有的同誌把這段史料隻引用到這裏，但事實上《左傳》昭公三年繼續記載了溫和州二塊土地的情況。（杜注“州本屬溫，為趙氏邑”。）我不厭其煩，譯其大意如次初時，州縣為欒豹之邑，欒氏亡後，範宣子、趙文子、韓宣子都想占有這塊土地。文子說“溫是我的縣。”二宣子說“自郤稱（人名）把它從溫分出以來，已經過郤稱、欒豹和趙氏三家。晉改邑為縣，不隻州一地，已難追溯其根源了”。文子覺得這話是針對他說的，就不敢要這塊土地了。二宣子說“我們不可以隻說道理而自己奪取土地，不如也放棄了好。”於是這塊土地三家都不敢要。後來趙文子為晉正卿，他的兒子趙獲想讓他父親乘機取回州的土地，文子說“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餘不能治餘縣，焉用州有州必死。”甚至賭咒發誓，仍不敢要這塊土地。後來他把它以晉的名義轉贈給鄭國的豐氏。豐氏一死，子產又立即歸還給晉（見昭公七年）這也是土地王有的證明，不然趙文子怎麽能轉贈著鄭國呢？
試想一想，這片土地如果從東周初周王給蘇忿生時算起至鄭豐氏又還給晉，已經曆了晉文公、狐氏、陽氏、郤至、趙文子、韓宣子、郤稱、欒豹（當然非全部）之手了，時間已達二三百年之久，為什麽都隻占有而不敢私有？這隻能說西周春秋時期土地所有製是王有、貴族占有，而非私有。但是近來也有一些同誌根據金文（如《舀鼎》、《咼從鼎》、《格伯殷》以及《衛鼎》等）中記載有關土地轉讓、賠償，以及以實物交換的例子，認為西周以來土地已經私有。這是我們以為不可的。因為轉讓、賠償，以及實物交換等，嚴格說來，在土地王有、貴族占有製之下是可以允許的。《格伯■》有“賈三十田”的話，也仍是以物易物的性質。《衛鼎》記載矩伯用十塊田換取裘衛價值八十朋的瑾璋，又用三塊田換取裘衛的二十朋的赤琥等物。誠如這樣解釋，（如“賈”字，名家解釋尚不一致）我們認為也隻以“朋”來折算，與以田來折算相同，則“朋”、“田”尚非貨幣，正如瑾璋、赤琥等不是貨幣一樣。其次應該注意在交換的進程中，上自“三有司”下至地方官吏參加作證，這隻是宗族之間的土地交換行為，而不是以土地私有為條件的商品買賣。又如有人引用如下之例，“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傳》成公八年）又“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裏，三年而複之。反其田裏及其入焉。”（《左傳》襄公三十年）認為他們占田就是私有土地，並且得到政府的保護。我們認為這些例子隻是證明貴族占有，而非私有。子產在鄭的改革，隻是承認貴族占有或限製其“占田逾製”，而非主張土地私有。
（二）奪田、兼室事件特別令人注意的是春秋時期奪田與兼室事件的不斷發生。
當然它也可以上溯於西周晚期，如周厲王時，榮夷公“好專利”，得到王的信任。這“好專利”，大概就是厲王沒有把分封土地給予諸侯、卿大夫貴族，因為貴族不得占有土地，所以引起貴族的反對，結果被國人驅逐，逃奔到彘。《瞻卬》是刺幽王之詩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複奪之”，不消說是因幽王把貴族所占有的土地和“民人”據為王有。因此加劇了王有與貴族占有的矛盾鬥爭，這也是幽王所以滅亡的原因。春秋時期奪田兼室的現象更加嚴重了。誰都知道，掠奪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但是土地還是王有的，貴族雖然以合法占有一定的土地。但春秋以後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土地和勞動力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因此私有的迅速地增長起來。“占田逾製”是它的表現，進而對於土地和勞動力的爭奪，明知是不合法的，而仍連連不斷地在貴族間進行著。例如（）（魯閔）公九界之門全文閱讀傅（官名）奪卜齮田。（《左傳》閔公二年）
（2）周甘人與■嘉爭■田。（《左傳》昭公九年）
（3）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左傳》昭公十四年）
（4）郤奇奪夷羊五田。郤犫與長魚爭田。（《左傳》成公十一年）
（5）晉君大其私■，而益（增加）歸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國語·晉語六》）
以上奪田都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經濟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認為私有土地的合法化，或者已是主流。
“兼室”、“分室”，這些室字不是指妻妾兒女，而是指奴隸和其他動產。我們前麵已經講過，凡奴隸有家屬的也可稱“室”。在貴族鬥爭中，一方貴族失敗了之後，另方貴族往往把對方的族人、奴隸沒收，據為己有。例如（）（楚）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左傳》文公元年）
（2）（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要之室。（《左傳》成公七年）
（3）（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左傳》襄公十七年）
（4）（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左傳》襄公十九年）
（5）（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同上）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掩而取其室（《左傳》襄公三十年）
（7）（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左傳》昭公八年）
（8）（齊）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曰“必致諸公”。（《左傳》昭公十年）
（9）（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左傳》昭公十二年）
（0）（魯）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左傳》定公十年）
（2）（晉厲公）殺三郤而屍諸朝，納其室以分歸人（《國語·晉語六》）
以上十二例，時間自文公至昭定，長達二百三十年，地點遍及齊、魯、宋、鄭、楚，而以楚最為突出，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的現象。由第一例可以證明，“室”決不是指妻子兒女，因為穆王即使寵幸潘崇，必不致把自己作太子時的妻子兒女都賜給潘崇，因此隻能理解為奴隸及其他田地財產等。兼就是兼並；分就是瓜分；取就是掠取。因此，也隻有把室作為奴隸土地看待，否則就不好理解。此外還有“相其室”、“治其室”，相、治就是管理別一貴族的奴隸、土地等等。子尾的家臣說“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見第七例）。因為管理就是兼並的初步。“致諸公”（見第八例）是把奴隸土地歸於公室，如果兩家貴族為爭奪而無法解決其矛盾的時候，（見第九例）即歸還公室。
如果“室”確是奴隸，那麽，春秋中期以後，隨著對土地貪欲的增長，家內奴隸可能已經使用於土地耕種，家內奴隸確有向生產奴隸發展的趨勢。在奪田兼室的浪潮之下，各國公室也有把卿大夫貴族的采邑和土地兼並過多的現象，加以限製的企圖。如鄭國子駟為田洫，因而使占田過製的貴族喪失了土地，他們乘機起來發動叛亂（《左傳》襄公十年）。管仲在齊桓公時，“奪伯氏駢邑”（即過剩的邑）三百，但伯氏“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這當然是少數有“修養”的貴族，才受到讚許，其他有“怨言”者必定很多。《左傳》昭公十年記載陳桓子為了爭取別的貴族對他的，他對“凡公子之無祿者，私分之邑”。但是還不等於說私有製已經形成。
總上所述，春秋時期的確是處在矛盾的過渡時期，在“公”與“私”的問題上，也同樣反映了矛盾鬥爭的現象。
（三）賦稅的演變《漢書·食貨誌》說“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可見古代賦與稅原來是有區別的，就是說賦是兵賦，稅是田稅。在井田製度之下，農民助耕公田，殷人叫做“助”，周人叫做“籍”。農民助耕公田以外，在私田上自己勞動所得，即用作為養活自己的生活資料。此即所謂“籍而不稅”。公田的收入原來是為社裏“公共支出而用”，包括天災、饑饉、戰爭以及其他宗教活動等等。夏商周三代興亡之際，新來的統治者奪取了一部分公社的人民和土地，分封給諸侯和卿大夫。公社組織和井田製依然存在，但是它們已經要為統治階級繳納貢物、糧食和供應徭役等。在土地王有製之下，這樣的公社，包括土地和人口，都成為“王之所有”。因此它們必須向國家登記，叫做“書社”。《左傳》襄公十五年杜預注“二十五家為社，籍書而致之”。二十五家出自杜撰，至少也是後起之說。但它解釋“書杜”為“籍書而致之”，是可能有根據的。《呂氏春秋·慎大覽》說“武王勝殷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可惜《呂氏春秋》的成書更晚。但是春秋以後，“書社”之名已頗流行。如齊桓公見管仲與之書社三百。（《荀子·仲尼》）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管子·小稱》）
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眉以南，書社五百。（《左傳·哀公十五年》）
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景公與魯君地，山陰數百社。（《晏子內篇·雜上》）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辟而受。”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內篇·雜下》）
按社有時也就是“邑”，相當一個小小的自然村落。所以《論語·憲問》說“奪伯氏駢邑”，朱熹注以為邑即社，這是正確的。如《論語·公冶長》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就是很小的邑。《子仲薑鎛》說“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這裏的邑大概也隻“十室之邑”那麽大，則侯氏所賜之邑可能就是社。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社邑的破壞了，故孟子說“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公元前594年，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但是“經”裏僅此三個字，意義不明，因此不得不借助於三傳的解釋。《左傳》說“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穀出不過藉，就是農民除耕種“籍田”（公田）以外，不再有其他的負擔和剝削。畝是私田，則“初稅畝”就是從這年起，魯國公室還向農民的私田伸手征收實物稅了。這裏應該聯帶解釋一下“租”字，租字本由助字引申而來，因此我們認為征稅以前，應該先已有為徭役勞動的話，則稅就是實物代役租了。
所征之稅率終究怎樣，據《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解釋，都是征什一之稅，這大概是說，“初稅畝”後，於私田也征什一之稅，那就是征收十分之二的稅了。《論語·顏淵》記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是周克殷前征稅的方法，現在已征收十分之二，就自然被人所批評。但百年以後的哀公征收十分之二的稅還感不足。
在實行“初稅畝”前，農民曾進行過消極怠工的鬥爭。《詩·齊風·甫田》說“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甫田是諸侯的籍田，由於農民的消極怠工已長滿了荒草。《穀梁傳》說“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意思是說，如果官吏剝削農民過重，以致莊稼不善，就不是好的官吏；公田應由農民耕種，如果消極怠工，以致公田長滿野草，這就不是良民。《穀梁傳》對兩方麵都作了批評，可知“初稅畝”是公田與私田從此都收實物稅的意思。
“初稅畝”，不但使農民的負擔加重，而且暗示公社井田製已在日益破壞。
孟子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滕文公》上）可見在野農民隻有助耕。孟子主張國野分治，所以才這樣說的。但是前590年，成公元年，魯“作丘甲”。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魯“作田賦”，田賦即甸賦。丘、甸都屬於野的範圍，那裏原是被征服人民居住和耕種的地方，他們本來是不當兵，不出賦的，而現在丘甸也都征收兵賦了。雖然野人民的負擔已有增加，但是國野的對立和界限卻在逐漸縮小。
公元前538年（魯昭公四年），鄭國子產“作丘賦”，丘賦與丘甲的意思相同。子產於作丘賦前，前543年（魯襄公三十年），曾經整頓井田製度，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子產這次田製整頓，隻是把貴族“占田逾製”的現象加以整頓，並不是廢除井田。鄭國經過子產這次改革，居然使它在諸侯間的地位有所提高，可見還是有作用的。
古代兵製與田製是密切聯係的。如族字從■從矢，是旗幟之下，每家出箭一支，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組成隊伍，故族可引伸為宗族、族類。大概一百家為一族（即百室一族）設百夫長，千家則十族，設千夫長。西周時期，請侯與卿大夫分別掌握軍隊，因此公室與私家在兵權上也有鬥爭。
公元前52年（襄公十一年），魯“作三軍”，經過三家討論然後結盟，決定“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後來經過了二十五年（前537年）三家又經過討論，決定“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昭公五年）這樣魯公室的兵權已全入三家之手。尤其是季氏擇二最占優勢。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魯用田（甸）賦時，冉有（時為季氏家宰）征求其老師孔子的意見，孔子是不同意於丘以外又向田（甸）用賦的。因此賦的增加隻對私家季氏有利。這與三家分公室的軍隊也有關係。
前45年，晉“作州兵”，同時又“作爰田”。據後人研究，州也是在野的範圍內，因此“作州兵”就是征調州人當兵。這是晉國的國野界限從此也消除了。“作爰田”是使國人的公社土地不再重新調整分配，而隻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輪流換耕。這不但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促使私有土地的發展。
第八章四民階級的出現及奴隸製問題（一）社會分工與階級劃分春秋戰國之際，我國已由青銅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
青銅器是銅與錫的合金。在此以前，按銅器的發展，還應該有一個純銅即黃銅時代，但是二裏頭文化遺址中卻已出現青銅器，飲食器、酒器、兵器都是以青銅製成，農具、工具卻很少用青銅製成的，而仍舊是石器、木器、陶器。因此青銅製成的尊、爵、彝、鼎成了統治階級、貴族階級權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銅器作為生產力是有限度的。
關於鐵器的發明時間，至今考古界還有爭論。但是春秋末戰國初鐵器已象雨後春筍般地冒發出來。正是因為它的發明和使用，促使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引起社會進一步的分工和階級的劃分。
孟子與許行之徒的一次對話，充分地反映了鐵器的使用是促使社會分工和階級劃分的動力，不厭其煩，全引於次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許行之徒）曰子必織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器械者，不為厲（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亦孟子語）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這一段對話說明鐵器已使用於農業耕作，因此促使陶器業、紡織業的分工。農民需要陶器或布匹（製冠或製衣）就要以自己生產的粟去與它們交換。我們知道許行之徒是奉行“神農之言”的，他們主張“君民共耕”，就是君和民一樣應該參加生產勞動。這無疑是氏族公社製度的反映。雖然孟子主張恢複井田，但是他的井田製已經有明顯的階級劃分，即君子與小人、國人與野人的劃分。他在講井田製時曾經說過“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亦即勞心與勞力之分。他認為這是社會分工，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顯然孟子講這話時，井田製已經隨著國野製度的破壞而破壞了。正如馬克思所說羅馬尼亞、波蘭的田製一樣，已經由共有土地為基礎的共同體轉變為農民為土地的掠奪者無償地付出徭役勞動。馬克思說“農奴的生產關係就是這樣發生的”。孟子的井田製實際孕育著農奴關係。
恩格斯說“隨著新的分工，社會又有了新的階級劃分。各個家庭之間的財產差別炸毀了各地仍然保存著舊的共產製家庭，同時也炸毀了在各種公社範圍內進行的共同耕作製。”由此可知，社會分工是促使階級劃分的前提條件。如孟子所說，鐵器的使用，促使工商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劃分，就是一例。
春秋末年晏嬰與齊景公的談話，也反映士農工商和卿大夫貴族之間的分化。齊景公麵對著華麗的宮殿感歎地說“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嬰說“其陳氏乎！”接著他盛誇了一番陳氏得到民心的情況以後說“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嬰讚美陳氏的話我們已不止一次地講到，這裏應注意的是社會階級的變化，就是民遷、農移、工賈變、士濫、官滔，大夫收公利。這是應反轉來讀的。陳氏之所以得到民心，正是因為他“收公利”。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變化呢？晏嬰認為是禮壞樂崩的結果。但是為什麽會發生禮壞樂崩呢？晏嬰卻沒有正確的回答。我們讀了恩格斯的話，就知道這是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社會分工、階級的劃分。下麵我們來談談新的階級的出現由於井田製的破壞，農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四處流亡。孟子說“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正是指井田製破壞以後的情形。他認為必須有恒產才有恒心，無恒產就無恒心，認為恢複井田製就能保證農民的恒產和恒心。他的井田製計劃是否實現，沒有史料可以證明。不過他常常提到“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話，卻不象是井田製下的家族公社，而是個體農民按地域組織起來的農村公社。
商鞅變法實行授田製，就是由國家按農民的戶口多少授予農民土地，讓他們負擔兵役、徭役和賦稅。為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按“五人為伍、十人為什”軍製編製起來，既是農民，也是士兵。農民分得土地之後，已不再實行“三年換土易居”的辦法，而隻在自己的土地上提高每畝的生產率。因為土地有好壞的不同，國家授予農民土地也分為“不易之田”，“一年一易之田、二年再易之田”三種，農民的負擔也因而有所不同。所謂上農、中農、下農。土地是直屬於國家的，因此隻有農民的私田（實際是份地）而無公田。在這樣授田製下，農民從表麵上看來，已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而實際上卻是國家的農奴。《周禮》一書所描述的田製，與其說象孟子的井田製，毋寧更象法家李悝、商鞅所實行的田製。班固在《漢書·食貨誌》所述田製似已紊淆了這兩種田製為一種田製了。如它開端說“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這顯然是仍抄孟子的話“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卻與《商鞅列傳》相同。下麵接著敘述授田製說“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這裏所述易田之製與《周禮·大司徒》相同。在這種授田製之下，農民實際就是農奴。班固描寫說“春，將出民，裏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連婦女也組織起來了，“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這樣的公社組織和《孟子》所述是大不相同的。《周禮·地官·比長》說“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族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圜土（監獄）納之。”不如說是一座監獄。
但是除了授田製下的農民以外，個體農民已經逐漸形成。戰國時期，農民這一階級成分是很複雜的，既有小自耕農，也有賣庸而耕的半自耕農。從《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的記載看來，這些庸耕者的身份是完全自由的，他們隻是出賣勞動力，並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因此主人必須給他豐盛的酒飯和較多的工錢，否則他就不肯好好出力或者離他而去。
孟子在其著作中描述個體農民最為生動，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但這是孟子對行仁政以後的想象，並非現實，而與《周禮》所描述的農民有似農奴者卻又不相同。
《管子·問》篇所述較近事實。它說“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就它所問，當時社會已有很多貧人，他們四處流徙，宗族製已遭破壞，故有“外來之人”而“未有田宅者”。又還有“理園圃”副業的農民。
從新出土的雲夢秦簡也反映國有土地（授田製）已被官僚利用盜竊為私有土地，並把它轉租給貧苦農民。還有一部分農民固然可以因在戰場上立功而獲得土地，成為私有土地，但也有一部分作為奴隸或農奴。《商君書·境內》雲“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庶子還要定時給有爵者服徭役。
春秋初期晉國還出現“隸農”。《國語·晉語一》說“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不克饗，為人而已。”它們也許由奴隸轉化而來，雖然已經獲得一塊“沃田”耕種，但終年所得，收入極微，隻是給別人勞動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從庶人、工商中已經出現了“素封”階級。《史記·貨殖列傳》介紹他們說“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白也，就是他們原來不是“封君”，但是他們每年的收入，卻可以與有秩祿、有爵邑的封君相比。司馬遷接著說“其中庶民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役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這是前所未有的新興階級，地主工商階級。但是秦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他們卻沒有能夠順利地發展起來，而隻有走官商和官僚地主的道路。（二）工商業的發展與勞動奴隸製的流產戰國以後，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私營工商業終於迅速地發展起來。
馬克思對於商品經濟和商人的出現，在古代希臘、羅馬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給予高度重視。恩格斯認為商業與農業手工業的分工是第三次社會分工，所以他說“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重視生產而隻從事商品交換的階級——商人。”應該指出，在戰國以前，我國已有工商，是次於庶人以下的一個等級，他們由官府供給衣食和生產資料，即“工商食官”。但它的生產品不是為了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的商品，而是為了供應貴族階級日常應用、享樂而生產的。但是戰國以後的商人是在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以後才出現的，他們雖然不從事生產，但是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剩餘物品的出售，往往要經過他們的手，因而從中牟利2。恩格斯說“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兩者進行剝削。”（同上）
我國先秦文獻裏十分缺少商業的發展和商人活動的記載，對於貨幣的出現也很不清楚。幸而漢代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卻客觀地、全麵地敘述了商人、商業的活動和作用。我們在前麵已經引用了它有關“素封”階級產生的記載，他們大都是因工商致富的工商階級。在《貨殖列傳》裏他敘述了各地的生產經濟情況，著名的商人和他們的經濟理論。恩格斯在談到古代貨幣的作用時說“商品的商品被發現了。這時商品（貨幣）以隱蔽的方式包含著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變為任何隨心所欲的東西的魔法手段。誰掌握它，誰就統治了生產世界”（同上）。司馬遷用古文同樣表達了這一意義，他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由此可見商業和商人的發展對於階級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注意到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我國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的變化。
至此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戰國以後我國的奴隸製。按照前輩學者郭沫若的說法商周為發達的生產奴隸製。但是我們認為商周至春秋戰國卻始終隻是家長奴隸製。商鞅變法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既沒有使他發展為生產奴隸製，也沒有廢除家長奴隸製。馬克思說在古代世界，商業的影響和商業資本的發展，總的結果為奴隸製經濟，或者視其悠悠如何，結果不過是把奴隸製度，由家長式的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為目標的，轉化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標的。據此可知，由家長奴隸製到生產奴隸製的“轉化”，其關鍵是在商業的發展如何，即前者是以“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為目標”，後者則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標”。那麽我國商鞅變法“重農抑商”的政策對奴隸製的發展，無疑是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其次，商鞅變法實行授田製，其目的在“富國強兵”，並不是為了發展土地私有製。但是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之下，土地和奴隸已經可以自由買賣。因此商鞅死後到漢代初期，土地私有製必定產生，以致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王莽變法時奴隸已與牛馬同欄，在市場上進行買賣。王莽變法事事複古，他規定全國的土地都是“王田”，奴婢為“私屬”。由於兩漢土地兼並的嚴重性，他又不得不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老路上去。奴隸也仍舊是家內奴隸，而不是社會生產奴隸製。春秋戰國之際，士農工商合稱四民，但士原是貴族最末一級，是軍隊中的骨幹。而春秋以後，由於軍製的變化，兵源的枯竭，國人與野人都要當兵出賦，因此士的出路也隨之發生變化。例如孔子的學生中有經營貨殖的，也有願意去學稼的，而大量的是投奔於卿大夫門下當一名家宰。到戰國時士的出路就更亂且濫了。有做“食客”的，有算命卜卦的、也有做俠客的。既有上升為“士大夫”的、也有下降為“士庶人”的。但他們主要依賴腦力作為生存手段，因而輕視體力勞動。墨子的學派倒很象是一個小手工業團體。戰國以後，另有新興階級的出現，盡管它們還很微弱，墨子的“尚賢”
就是在打破“官無常貴”、“民無常賤”的等級製，陳勝、吳廣起義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是對等級製的無情的衝擊。
第九章秦的郡縣君主國家（一）秦所以能夠統一六國的原因戰國時期七國爭雄，戰爭頻繁，其激烈、殘酷的程度都遠遠超過了春秋時期。
由於鐵器的使用，無論兵器、兵種、戰略戰術，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兵法家如孫臏、吳起、廉頗、白起、王翦等等。三晉是法家的發祥地，魏國最早變法。後來商鞅入秦，秦的變法實際是從魏傳播過去的。但是秦的商鞅變法，比當時任何國家都要徹底深入。這是秦所以能夠戰勝六國和最後統一的重要原因。
戰國時期各國進行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是為了戰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一切矛盾都已爆發，隻有依靠武力（戰爭）和生產才能解決。梁襄王見到孟子時首先提出了“惡乎定”的問題。孟子回答說“定於一”，又說“惟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襄王當然聽不進去。孝公接見商鞅時，商鞅最初講“王道”，繼講“霸道”，孝公都不愛聽，最後講“富國強兵”的道理，他聽著不覺膝行而前。可見戰爭已是當時解決一切矛盾的出路。
戰國後期的戰略戰術已不但在奪取敵人的一地一城，而且在摧毀敵人的戰鬥力，如秦國白起於前279年攻打鄢郢之戰中，楚竭力抵抗，久攻不下。白起竟采取引水灌城的辦法，在鄢的城西築堤，引水為長渠（今湖北宜城西）把水從城西灌入城東，使楚民溺死者數十萬人，表現出極度的殘酷性。楚國因此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縣）。前22年，秦趙長平之戰中，雙方相持達三年之久，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趙國終於被迫投降。白起竟然將全部投降官兵四十五萬人活埋，這是滅絕人性的舉動。
戰國末年，六國兵力不但失去抵抗能力，而且還內部腐化。秦國於是采用兵法家尉僚子的策略，派間牒到六國活動，不惜用大量的錢財收買、賄賂或離間君臣將相之間的關係。如秦滅趙時，趙軍竭力抵抗，最後卻因趙王的寵臣郭開受秦賄賂，造謠李牧、司馬尚謀反，趙王改用李蔥和顏聚代替李牧和司馬尚，後來又殺李牧。結果秦王翦大破趙的代郡。又如齊國滅亡前，齊王建的相國侯勝“多受秦間金玉”因而加速了它的滅亡。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秦國對六國進行戰爭時，不但拓地西戎，而且向西南的巴蜀地區開發經營。楚國原來也在那裏開發金礦，建立岷山莊王。但是秦占領漢中、黔中之後，楚與巴蜀的交通便被隔斷，秦得以更加積極地經營巴蜀，發展水利事業，使巴蜀成了秦的經濟資源倉庫。後來它又消滅了義渠，使遊牧經濟也有所發展。東方六國隻有楚國領域廣闊，資源豐富，齊國沿海，可以收魚鹽之利，但是總不如秦的富厚。至於三晉的兵力雖然很強，但是韓魏處於中原，四處受到戰火的威脅，所以三晉一弱，秦的兵力已所向風靡，勢如破竹。戰爭不但是政治力量的決賽，而且愈來愈成經濟力量的決賽。（二）郡縣製——地域關係的基礎三家分晉、田氏篡齊，標誌著戰國時期的開始。通過變法和戰爭，由秦統一六國、從而建立了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郡縣製君主國家。
郡縣製開始於春秋時期晉楚和秦等國。晉國趙簡子的誓師辭裏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左傳》哀公二年）可見春秋末期，縣還比郡大，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和郡都是新被兼並過來的土地。它並不分封給卿大夫貴族作為封邑，而由君主直接統治。縣，懸也；郡從君從邑，就是君主的邑。它們往往設置在國家的邊境上，有一套自成係統的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因此逐漸形成為地域關係的地方行政區域，和原來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封國采邑不同。
晉楚秦等國於春秋初期已經有縣的出現。楚國最初的縣，其縣公也是世襲的，如申被滅亡後，建立申縣，第一個縣公為申公鬥班，申公鬥班以後，繼任者為申公鬥克，即是鬥班之子。又如晉的原縣，第一個縣大夫為趙衰，稱為原衰，而繼任者為趙衰之子趙同，稱為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晉以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襲為邢大夫。戰國秦漢以後，由於小農經濟的廣泛出現，世襲貴族統治體製已逐漸瓦解，而成為君主直屬的地方行政組織了。戰國時期，由於各國戰爭頻繁，邊地增加，從而形成郡縣製，從此由郡而統治縣。如魏的上郡有十五縣，趙的上黨郡有二十四縣，趙的代郡有三十六縣，韓的上黨郡有十七縣。秦楚燕的郡縣製都是效法晉國的。商鞅變法集小（都）、邑、聚為縣，凡三十一縣或四十一縣。因此原來聚族而居的村落，必定有許多被改編為縣，從而打破了血緣的紐帶關係。
如前所述，秦昭王根據範睢的建議，在戰爭中，每克服一城一地，就隨即置郡。如前222年，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了越，置會稽郡。前225年，於取得燕地以後，置漁陽郡、廣陽郡，又在魏地（原為宋地）置泗水郡。攻取齊地以後置薛郡。前223年，滅楚後置九江郡、長沙郡等等。故爭為郡縣製的形成作了開路先鋒。
由於郡縣製的確立，全國農民都編入於戶籍，所謂“戶籍相伍”（前375年），政府按戶籍征收賦稅，並根據戶籍“計口授田”，征收地租，同時實行郡縣征兵製。
秦統一以後，郡縣製已成為全國君主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組織，但是宗法封建製與郡縣製之間也依然存在著矛盾與鬥爭。
前22年秦王政已正式稱號皇帝，但是丞相綰說“諸侯被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都同意丞相綰的意見，廷尉李斯卻表示反對，他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見。這是第一次關於封建和郡縣之間的鬥爭。
前24年，始皇巡遊各地回來，在鹹陽宮置酒宴會，表示慶賀。但是卜士淳於越又舊話重提，要恢複封建製。李斯這時已是丞相，他又堅決反對，言詞激烈。他說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拒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平下，禁之便！
據此可見，秦統一以後，體製問題是尚未解決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李斯提出如下的辦法，所謂“焚書坑儒”事件也就是這樣產生的。李斯因此進一步提出（）史官非《秦記》皆燒之；（2）非卜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頁。
《資本論》第三卷第40頁。
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見知不舉者同罪；（3）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4）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5）若欲有學法令者，以吏為師。這條例是非常殘酷的。從秦統一以後，郡縣製已確立為不可動搖的國家基礎。盡管以後王朝還有反複，但基本上始終未變。
（三）君主下的統治方式秦統一後，始皇自稱為“皇帝”，這是前所未有的至高無上的稱號。商周時期最高統治者稱為“王”，戰國時期各大國也都稱“王”。現在秦既統一六國，所以它要另取一個高於王的稱號。李斯等大臣說“昔者五帝地方千裏，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製，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嚐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始皇說“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如議”。同時，始皇帝取消了給王死後取諡號的辦法，他自稱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這“皇帝”的稱號，標誌著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它的國家與古代宗法封建製國家不同，它是建立在以地域關係為基礎上的君主國家。因此它的官製、法律、禮製都標誌著它的特色和性質。《秦始皇本紀》說“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秦自商鞅變法，一直以法家學說為國家的理論基礎和政治路線。秦統一以後這條路線始終不變。
皇帝是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凡軍事、政治、經濟的大權都掌握在他的手裏，一切官僚都是為他服務的，法律就是根據他的意誌和命令製訂的，全國臣民都必須嚴格遵守，不得違犯。按照法家的理論，國君應該掌握兩個武器，一就是“賞”，一就是“罰”；前者是人人所喜愛的，後者是人人所畏懼的，所以國君隻要掌握好和使用好這兩“柄”武器，就能把國家治理好。此外為了防止大權旁落，臣民陽奉陰違，弄虛作假，國君還必須掌握“術”和“勢”（權力）以補“法”之不足。“術”就是不使臣民有空子可鑽，以售其奸，“勢”就是權力，按韓非子說法皇帝就是權力的象征。
在皇帝的統治之下，中央設置丞相、太尉和禦史大夫、它們分別掌管政治軍事和監察三項任務。此外還有九卿，它們是負責皇室、宮廷、宗廟之管理警衛以及財政和祭禮、禮儀的官。在地方上，郡設守、尉監，在縣設令、丞、尉，它們的職務和中央一致。
戰國和秦的官製與古代宗法封建製下的貴族製不同，皇帝對官吏有任免權，官吏不能世襲；實行俸祿製，官在則有俸祿，不在官，俸祿也就取消。地方官吏對於中央每年應該向上級報告政務、財政收入等情況，不得隱瞞。皇帝及中央有權監察地方官吏的政務、財政和有無不法行為之權。秦雖然還有封君的存在，但是封君隻具征收當地的租稅和征發徭役之權，而無行政權，土地和人民仍是屬於中央的。秦代還實行二十等爵製，但它隻是作為官階、俸祿、權利的一種標準，因此它與過去貴族的世卿世祿製還有不同。
作為儒家的荀子到過秦國，他對於秦的官製、兵製以及富庶的情況都表示讚美，但是他總覺得不施禮義、不顧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長治久安的。這個批評很有道理。秦二世時，秦的官僚製度已經完全腐化，趙高弄權，“指鹿為馬”，竟無一人敢說真話。丞相李斯也被害死。
國家是階級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時候產生和形成的。春秋以後，周的政權不斷地下降，由“政在方伯”到“政在大夫”，結果由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開始了戰國時期。七雄並爭，又通過變法和戰爭，由秦統一六國，終於形成了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郡縣製君主國家。
就階級關係說，一方麵是以皇帝為首的軍功貴族和官僚地主構成統治階級，另一方麵是農民和工商為主構成被統治階級。由於嚴刑苛法和賦稅徭役的增加，他們動輒犯法，陷身於奴隸、刑徒、贅婿、盜賊，因此他們成為農民起義的同盟軍。以財富差別為標準的階級關係畢竟代替了等級關係。
一切變革或革命，都關係到所有製的變革或革命。由於土地“王有”的觀念始終未變，因此授田製雖然名為國有，實際還是變相的“王有”，公社農民變為“編戶齊民”，實際還是皇帝的私有財產。但是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可憐的小農經濟畢竟已經形成，從秦到漢之際，終於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麵。奴隸也成了“與牛馬同欄”（王莽語）可以買賣，但是始終是家長奴隸製。王莽改革的措施中規定“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曆史幾乎出現了倒流。
地主必須是官僚地主，才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舉幾個例子來說呂不韋原是一個大商人，他為了擴大“門戶”，以抵押於趙的秦公子子楚為“奇貨”，做了一次政治投機買賣，獲得成功，因而做了秦的相國。他以黃老思想的經濟自由為指導與門客合著一部《呂氏春秋》，與法家君主的思想有某種對抗的因素，結果遭到族滅身亡。
戰國時期，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嚐君，所謂“四公子”，都是貴族，因此他們才能發財致富，仍舊是因貴而富的，而不是因富而貴的，不過他們畢竟是官僚地主和官僚商人，而不是貴族了。
不過，那時候土地私有製的產生和發展已是必然的趨勢。君主建立在小農經濟為經濟基礎上，大土地所有製對君主是不利的。因此，中國曆代君主者與大土地所有製發生矛盾和鬥爭。
商鞅變法為了富國強兵不得不多少扶植小農經濟的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戰鬥力，但是商鞅死後，由於連年不斷對外戰爭，賦稅徭役成倍成數十倍地增長。為了北防匈奴，興建巨大的萬裏長城，從內地輸送糧食和士兵到前線去，農民逃亡者不計其數。後來罪隸、刑徒、贅婿及最貧苦的“閭左”都被征發，矛盾激化，隻短短的十五年曆史的秦王朝，就這樣在農民起義的洪流中被淹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