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班彪著《王命論》班彪（3—54），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人。其祖先於秦漢之際在北方從事畜牧業致富，後來世代從政，並受儒學熏陶。祖父況，舉孝廉為郎，成帝時為越騎校尉。況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選入宮中為婕妤。大伯父伯，頗有儒學修養，以“沈湎於酒”諫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學，官至右曹中郎將，曾為劉向校秘書。父稚，官至廣平相，被王莽排擠而為延陵園郎。這樣的家世，對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態度都有很大的影響。
班彪幼年與從兄班嗣一同遊學，結交較廣。二十多歲時，西漢末年農民起義失敗，群雄割據，當時隗囂擁眾割據於天水，班彪避難而從之。隗囂問以世務，班彪對答周秦以來，統一代替分裂，勢之必然。並說“漢承秦製，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鹹稱劉氏，不謀同辭。”意思是說，劉漢政權，深入人心，外戚竊權，眾所反對，百姓思念劉氏複漢。這個說法，雖然含有正統思想，但還是反映了當時實際情況的。隗囂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群雄逐鹿，強者稱雄，“漢家複興”之說不可信。
為了充分表達己見，班彪乃著《王命論》，他認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動搖，“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敗，王莽竊權誅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陳嬰之母知項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劉氏必興，可謂懂得禍福之機。同時還論說劉邦興漢，有“帝堯之苗裔”、“體貌多奇異”、“神武有征應”、“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點。認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業。所以識世務者，應當“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圖而貽笑天下。
因隗囂固執己見，頑固地割據稱雄，班彪隻能離去，投奔河西竇融，頗受竇融器重，任為從事。他為竇融劃策，歸順劉秀政權，總河西以拒隗囂。這對東漢統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劉秀聞知其才幹，召見了他，舉茂材，任為徐縣令，後因病免官。又為司徒掾，是司徒的屬官。他時有奏言，對時政作出建議，如《複護羌校尉疏》、《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奏議答北匈奴》等。
作《後傳》班彪專心於史學，尤好漢代史。漢武帝時，司馬遷所撰的《太史公書》（後稱《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當代漢武帝，後事缺而不錄。後來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位學者都曾綴集時事，或補或續之。班彪認為續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司馬遷之書。於是繼采西漢遺事，又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此書是接續《史記》之作，但“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本節主要依據於《漢書·敘傳》及《後漢書·班彪傳》，凡引此兩傳文字不另加注。《後傳》原書已佚，其內容已多為《漢書》吸收，隻是無法辨認清楚了。今《漢書》的元帝、成帝二紀及韋賢、翟方進、元後三傳的《讚》，還保留有班彪的史論文字。《元帝紀讚》稱元帝“多材藝”、“少而好儒”，即位後任用儒生，“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為宰相”，而元帝“牽製文字，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這是評論元帝懦而不才，掌權無能，從此漢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紀讚》先稱成帝“善修容儀”，“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揚；但筆鋒陡然一轉，“然湛（耽）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這是指責成帝荒**，大權旁落於外戚，終於有王莽篡權的悲劇。此論與其答隗囂問和《王命論》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進傳讚》肯定翟義起兵反對王莽是“懷忠憤發”，但又哀歎他“義不量力”而失敗，弦外之音是，隻有劉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撥亂反正。《元後傳讚》總結曆來“女寵”的危害，同時指出王莽依恃元後（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漸竊取大權。所謂“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後卷卷（同“拳拳”）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實乃諷刺元後是一個被王莽欺誑玩弄的非常可憐的愚弱老婦。
《元後傳》記述平帝死後，孺子嬰尚未立之時，漢朝傳國璽藏在長樂宮元後之處。“及莽即位，請璽，太後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後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後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複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製，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後因涕泣而言，旁側長禦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後‘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後寧能終不與邪！’太後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悅），乃為太後置酒未央宮漸台，大縱眾樂。”此寫元後握璽投璽的言行情態，可謂生動傳神。如果說《元後傳》原是班彪所作；那麽，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傳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學思想及其影響班彪曾作《前史略論》，評論前史（指《史記》）得失，為了撰寫《後傳》有所改進。他簡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漢之際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內容、體裁、體例和思想。他說“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史才。但又評道“其論述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對司馬遷與漢儒思想分歧之異端思想極盡諷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觀點，自然也是他寫《後傳》的指導思想。《前史略論》是《元帝紀讚》“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成帝紀讚》“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其中的“臣”為班彪自稱，“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國古代較早的一篇史學論文，可謂儒家正統史學觀點的代表，在中國史學理論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曆史思想和史學思想，對班固和《漢書》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檢閱班固在《漢書》中述論西漢盛衰興亡及撰寫儒林、遊俠、貨殖等傳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於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於望都長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後傳》外，還有“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傳至今，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所收輯。
總的來看，班彪其人，在兩漢之際的曆史形勢中，投靠劉秀，撰寫《後傳》，鼓吹“王命”，促進統一，政治上是識世務者，思想上是個正統論者，史學上有一定成績，但無多大創新。
第三節張衡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張衡早年的文學興趣張衡是公元一、二世紀間我國著名的文學家，也是卓越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
張衡（78—39），字平子，南陽西鄂（河南南陽縣南）人。他年輕時，家境並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於為文。十六七歲，他便離家拜師訪友。從他家西北行，過武關，經藍田、南山，到達長安。他遊覽了三輔，京兆、右扶風、左馮翊。此後，東去新豐，參觀驪山沮泉，作了一篇《溫泉賦》。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豐再向東，過函穀關，張衡就到了京師洛陽。這時候的洛陽，早一輩的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已經不多見了。王充已年過七十，未知是否還在人世。大將軍竇憲幕府裏幾位著名的文人，隨著竇憲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駰都於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逝世。傅毅還死在他們的前頭。賈逵還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崔駰的兒子崔瑗到京師來了，他慕賈逵之名，就跟賈逵學會了天文、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等學問，為太學裏諸儒生所欽佩。張衡大概在這時候認識了崔瑗，並成為最要好的朋友。
張衡興趣廣泛，自學了《五經》，貫通了六藝的道理，而且還好研究算學、天文、地理和機械製造等。
但在青年時期，他的誌趣大半還在文學——詩歌、辭賦、散文。扶風班氏是著名的書香世家，班固當時的新著《漢書》，雖很難讀、難得，他可能部分看過；大賦《兩都賦》，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陽，張衡的名氣漸漸地有了，朋友也多起來了，他結交了馬融、王符、竇章等。有人薦舉張衡為孝廉，他漠然無動於衷。有些公府請他為屬官，他也無意去作。張衡雖非高傲，但不願與“俗人”交遊。因此，他在洛陽幾年，所專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創作。他有一篇《定情賦》，可惜隻存這樣四句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
這是對美人的讚歎和思慕。他還寫了一篇《七辯》。凡“七”之類，也是一種賦的形式，始創於前漢初期淮陰人枚乘的《七發》，以七事啟發“太子”而得到使聽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張衡時代，這種賦體仍有人模擬試作。張衡的《七辯》，借無為先生與虛然子等的談話而表達自己的誌趣所在。虛然子言“宮室之麗”，雕華子言“滋味之麗”，安存子言“音樂之麗”，闞丘子言“女色之麗”，空桐子言“輿服之麗”，依衛子言“神仙之麗”。無為先生對前五子之說都默然無對；對依衛子之說雖有所言，實際也不以為然，末以“將飛未舉”一語婉然謝絕了。最後，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人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
髣無子這一段話，真正打動了無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麵曰‘君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張衡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
《全後漢文》卷五十三。
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這是一篇賦體的寓言。張衡借髣無子的口，傾吐了自己的理想，“漢雖舊邦，其政惟新”，他把現實想象得這樣完美，中興的漢室，將達到聖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現實距此境界又如此遙遠，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興奮之餘，還隻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將來究將如何，不敢多言了。
南陽時期《二京賦》和《南都賦》的創作京都洛陽是不能久居的。張衡回到了家鄉南陽。在這裏，他做了南陽太守鮑德的主簿。鮑德是西漢末年鮑永的孫子。永初從更始，後歸劉秀。有子名昱，昱子德。在《後漢書·鮑昱傳》末有一段關於鮑德的記載子德，修誌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災荒，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鮑德是哪年為南陽太守的，這裏沒有說。張衡為南陽太守主簿，有他的《綬笥銘·序言》為證。但從哪年開始的，也沒有講清楚。據近人孫文青《張衡年譜》，張衡從二十三歲（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開始為南陽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張衡和太守鮑德相處很好，他為太守做文書工作。除本職工作之外，時間還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繼續進行文學創作。他寫了一篇與《定情賦》有關的《同聲歌》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不才勉自謁，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嚐。思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禦，列圖陳枕張。為我師，儀態盈萬方。眾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2。
這寫新婚夫婦的喜悅，以新婦的口吻，自述盡婦道，供婦職，求得白首不忘的幸福。這是一首合樂可歌的文人樂府。這種五言詩體，在張衡時，還在創造的途中。它說的是直接的抒情敘事呢，還是借新婚夫婦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鮑德的官屬友誼關係，似乎也是說得通的。
在南陽的官邸裏，張衡完成了蓄誌已久、醞釀約有十年的《二京賦》。
這兩篇與著名文章家班固的《兩都賦》相仿。它們的形式相似，寓意也無異，都是說一個故事，以鋪陳西都的奢侈為鑒戒，而盛讚東都的節儉以進行諷諭，對統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張的時代已不同，張衡所處的後漢社會危機已逐漸地加劇了，所以他在《東京賦》裏所表示的諷喻比班固講的深刻多了。這不是“勸百而諷一”的小諷，而是站在皇朝危亡的高度，大聲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製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聵牆填塹，亂以收置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穀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全後漢文》卷五十五。
《全後漢文》卷五十五。
2逯欽立《漢詩》六。
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鹹池不齊度於■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這一段的諷諫之辭，決不是縱橫家那樣的危言聳聽，而是從人民能否承受的觀點以闡明統治者不知不覺的奢侈所帶來的嚴重的以致於亡國的後果。它的高度的思想性決不是班固所能想象的。
張衡在南陽除完成了《二京賦》，還寫了一篇《南都賦》，這當是對光武皇帝的歌頌，也是對自己家鄉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繪和讚美。就大賦說，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但其結構則比較簡單，弘富亦遜於前者。
鮑德為南陽太守，在職九年。調為大司農，病卒。張衡在鮑德調離南陽後，沒有跟著他走。這時朝廷上是鄧太後臨朝，鄧氏兄弟秉權，做出招舉士人的模樣，張衡不為所動。但張衡還是有書信和鄧騭保持聯係。
兩任太史令。《思玄賦》、《四愁詩》和《歸田賦》安帝早知張衡“善術學”，就於永初五年（公元年）以公車特請他到京都來，給以親近的郎中職位。這時（前一年）朝廷剛成立一個校訂典籍的組織，“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東觀在洛陽南宮，是皇家的藏書處。當時有名的學者如馬融、竇章等都在這裏，為校書郎。張衡沒有在東觀校書，他由郎中遷為尚書郎，再遷為尚書侍郎。元初二年（公元5年）又遷為太史令，這年他三十八歲。這個職官主管天文、曆法等等，對他是合適的，他在這方麵早有修養，新任職守又給他創造了進一步鑽研的條件。這樣，從理論到實踐，他就不斷地有所貢獻了。張衡第一次為太史令共六年。經過公車司馬令五年的轉折，從順帝永建元年（公元2年）再為太史令，又七年。前後十三年的專業職守，使他的科學事業日益巨大而顯著。順帝陽嘉元年（公元32年）即複為太史令的最後一年，他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即地震儀。這是世界上地震儀的鼻祖。此事載之《後漢書·安帝紀》，可見當時受到的重視。
作為科學家和文學家的張衡，並不是不關心政治的。順帝時，尚書令黃瓊上疏言事，頗致力於腐朽內政的改革。張衡在這種朝氣複萌的形勢下，亦自陳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張。自光武帝以來，圖讖成為統治者欺騙人民的工具。張衡憤其虛妄，首先上疏論其言而無征，實為少數妄人欺世愚民捏造出來的把戲。他以秦至西漢末的曆史事實，證明本無圖讖，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後來有些人所言某些災異，亦無事實效驗。因此他主張“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這些議論在當時是很大膽的，沒有多少人敢說，而且儒者們一直在“爭學圖讖”。這時朝政大權已由外戚轉移於宦官集團。張衡複上疏言事。但張衡作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幾篇奏章，雖都言之成理，一律是無效的。這樣，他對政事就愈來愈沒有興趣了。
順帝即位後，張衡再轉為太史令。這職務在他為專業對口，但也說明了他長久官升不上去，總不能沒有一點感慨。於是他仍用與客談話的形式，作《應間》賦，表達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緒。
《後漢書·安帝紀》。
陽嘉元年，張衡發明地震儀。次年，遷為侍中。他接近了皇帝，進言的機會多了。而宦官們則怕張衡告他們的狀，揭發他們的醜惡，常以凶惡的目光威脅他。因此當順帝問他事時，張衡就情不自禁地簡單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事。但宦官們始終不放心張衡在順帝身邊，共同誣陷，一意要驅逐他離去。本來張衡就受老莊思想影響，以為人的吉凶禍福，幽微深藏於無形之中，說不定哪一天要得禍，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賦》，開始說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裏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餘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誌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鐫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餘榮而莫見兮，播餘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這是一首騷體賦，學屈原《離騷》，堅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則雲遊上下四方，以至於天上。
據開陽而畋_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飆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餘輪，風眇眇兮震餘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從天上又回人間。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餘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禦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幕曆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餘身之未■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為以凝誌兮，與仁義乎消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曆遠以劬勞？
驅除幻想，一切還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何必遠遊自求勞苦。這是儒道思想的詩化，從苦悶中解脫出來，自得其樂。張衡另有《髑髏賦》，則是道家思想的遊戲之作。
在為侍中的時候，張衡曾“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他幾次上書，俱被排斥，不為順帝所接受，他覺得事已一無可為了。於是張衡於順帝永和元年（公元3年）被調為河間（河北獻縣）相。在這裏，他努力作一些切實的事，如打擊豪強，整齊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肅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條規地得到治理。但張衡心中始終去不掉愁思，安靜不下來，不得不寄情於詩，而有《四愁詩》之作。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何以報之雙玉盤b吩賭致依惆悵，何為煩憂心煩傷、黚r />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旟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芬芬，側身北望涕旟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這是從騷體賦變化來的詩篇，而有歌謠色彩。全詩四章，章七句。所思東南西北四地為理想所在，美人則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們是古代聖王封禪、巡狩的地方，屬於立德事業；其次是雁門、漢陽二地，它們是西北邊疆要地，屬於立功事業。由此可見他的理想與現實處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為現實困難所阻撓而莫能如願，與美人贈答之事都是幻夢，隻有愁思悵望，涕淚霑襟。張衡為人正直，博學多能，而始終為下級官吏。他雖有許多貢獻，但不能行其誌，愁苦不得解決，遂有“懷土”之思，作歸居田園以善終其身的打算，因作《歸田賦》以見誌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於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回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以老莊思想和儒家經典為精神支柱，以田園遊樂為生活旨趣，這樣張衡便拋棄了人世間的榮辱，而**於複雜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這隻能是最後的一個幻想。在河間三年，張衡上書求退，順帝徵為尚書。他沒有歸田。永和四年（公元39年）卒，年六十四。
張衡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他的文學創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辭賦、詩歌和散文等方麵都有優秀的業績，表現了獨創性。辭賦是漢代文學的主要形式之一，張衡所作各體，大賦、騷體賦、詠物小賦、抒情小賦，表現了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後者則是他的創新和開拓，對後世有影響。詩作不多，對五言詩的成長有貢獻。散文則以上書言事的政論為主，而上書駁斥圖讖的虛妄，則比“疾虛妄”的王充還徹底些。
《全後漢文》卷五十三。
第四節張衡在科學上的貢獻《靈憲》。渾天說張衡第一次任太史令共六年。在這時期內，他作了幾件重大的科學工作，發明了渾天儀，著《靈憲》和《算罔論》。
《靈憲》是一篇傑出的天文學著作。它從理論的高度對當時的天文學知識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發展。
當時，我國並存著幾種宇宙結構理論，而以蓋天說和渾天說最為流行。
張衡是主張渾天說的。他的《靈憲》是渾天說的第一部傳世的代表作。這篇文章的開頭就說，“昔在先王，將步天路，先準之於渾體”，明指天是個球體。後麵又說到，這個球的直徑是裏。從地到天則是此數的一半，且地的深度也是如此。天“通而度之，則是渾已”。但地則是一個近似的半球，其中地麵的南北距離比天的直徑短000裏，而其東西則長000裏。天這個球是從東向西不停轉動的，地這個半球卻在天內靜止不動。至於伸出天外的地塊是否會阻礙天的轉動？張衡沒有說。顯然，他並不認為這是個問題。由此可見，張衡心目中的天不是一個堅不可破的硬殼。而且更進一步，張衡還認為天並不是整個物質世界的邊界。《靈憲》說“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在天之外還有無限廣漠的宇宙世界，不過人們還不知道那些地方罷了。
說到天地，人們自然會問，它們是怎麽來的呢？對此，中國古代先哲們有一個很好的非神創論思想傳統，認為是有規律地演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經》中就說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謂道，是一種說不出形象和色彩，不在當時人日常經驗之內的物質；所謂一，就是氣；二，乃是陰和陽；三，則是陰、陽、天。三者結合，生出地麵萬物。《易·係辭》則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元氣已分，天地設位，清浮升乎上，沉濁居於下。”到了西漢時代，《淮南子·天文訓》發展了兩家學說，提出“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
在《靈憲》中，宇宙演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張衡把天地的形成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稱為“溟涬”。在這階段裏，整個原始宇宙是“幽清玄靜，寂漠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所謂“靈”，是一種陰性的精氣，看不出任何形象，也沒有明顯的運動，因此，整個宇宙空間中一片寂靜。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從靈中逐漸生成各種不同的氣。這些氣互相混合在一起，“並氣同色，混沌不分”。這混沌漫的元氣，自然還沒有固定的形狀，而且也分辨不出它們的運動速度。這個混沌的階段稱之為“龐鴻”，也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然後來到第三個階段，稱為“太元”。這時，那片混沌同色的元氣發生了分離。清氣向外，形成了圓球形而不停運轉的天；濁氣向內，積澱凝結成為一個上麵平而靜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後，由張衡的這些著作，原書已佚。《續漢書·律曆誌》，又《天文誌》，劉昭各注，《太平禦覽》、《開元占經》等有其佚文。今據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本《靈憲》和《渾天儀》。“靈”字在中華書局校點本《後漢書·天文誌》中作“虛”，但其校勘記中指出，汲本、殿本作“靈”，今查《開元占經》引《靈憲》也作“靈”。故從“靈”字。
於天和地的互相結合與作用，產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萬事萬物。由上可知，張衡不但繼承了先輩學者的優良傳統，認為天地的形成是物質自身變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且更加強化了這一傳統的唯物主義傾向，即，他更明確地表明了，在演化的各個階段中都是物質——氣，而且隻有氣在起著作用。此外，他把渾天說引進了天地形成的思想，這也比古代演化學說中所依據的天上地下的質樸概念或蓋天說思想要來得進步。
日、月、五星天空中最亮的天體是日和月。月有圓缺，而日則始終是圓的。古人在長期觀察月亮的運動變化中已經認識到，太陽是自己發光的，而月亮本身則不發光，隻是靠反射太陽光才發亮。公元前一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中說“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漢晚期的京房也說“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暗。”對於這個問題，張衡也提出了進一步的看法“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在這裏，明確指出了朔望現象取決於月亮和太陽之間的相對位置。所謂“當日”是指月亮行到了太陽的正對麵（相對於地來說）。那麽，這樣說來，月在望時應該總是很明亮渾圓的了，為什麽有時又有月食的現象發生呢？對此，《靈憲》解釋說“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虛月過則食。”所謂“月過則食”的虛，用今天的概念來說，那是太陽照射地球時在地球背後投射出的影子。但是，張衡的地是個相當於半個天球那麽大的東西，因此，這個虛與現今的地影概念很不相同。可是究竟張衡是怎麽想象的，我們現在還難解釋。唯一肯定的是，張衡知道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不過僅僅這一點也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了。
除了日月外，還有五顆肉眼可見的行星在星空背景上運動，運動方向大多時候與日、月一樣，是由西向東。因此，這樣的運動稱為順行，古代又稱右旋。五大行星和我們所在的地球實際上是在各自的軌道平麵上繞著太陽作橢圓軌道運動。這些運動都不是勻速的。它們的平均速度也各不相同，離太陽越遠的天體，其平均速度越小。由於行星和地球有上述這些運動，因此，在地球上的觀測者就會看到，行星有時會出現由東向西的運動，這種運動稱為逆行。在順行和逆行變更之際，行星就好象停留在天空中不動一樣，這種狀態稱之為留。這些天文現象，以及行星運動速度變化的規律，都是在世紀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陽中心說，又經7世紀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動三定律以後，才得到科學解釋的。比哥白尼早了4個世紀的張衡完全不可能達到他們那樣的程度。但是，他根據他那個時代所積累的天文觀測和日常經驗，加上他自己的天才，對行星運動的規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測。
張衡在《靈憲》中說“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他認為，行星的右旋是一種自然規律——天道。他又因為天本身是從東向西運動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運《開元占經》卷一。
動所受到天的影響也就越大（“迫於天”），這就可以解釋行星速度為什麽會放慢下來，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這種天的影響力使行星速度發生變化的想法，是對控製天體運動的力的一種思辨性解釋。張衡的解釋是早期中國天文學史上探求天體運動變化的物理機製的最後一個企圖。這種企圖由於整個科學發展狀況的條件限製，在古代中國就沒有可能得到發展和解決。正因為如此，張衡的解釋努力應得到後人的欽佩，而不因其牽強不科學而忽視。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離太陽比離地要遠。金、水二星則離太陽比離地要近。前三者稱為外行星，後二者稱內行星。張衡當時還不能測定行星與太陽的距離，他當然無法說出何為內行星，何為外行星（這問題也是哥白尼開始才解決的）。但是他已經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陽（實即地球）慢，而二內行星則比太陽快。他還觀測到“行遲者覿於東”，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從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以後太陽離它越來越遠，過相當時間後太陽反從西麵趕上外行星，終於使它在黃昏時被淹沒在太陽光中。直到太陽趕過它相當遠後，它又在早晨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而內行星則不同，它不但會在早晨出現於東方地平線上，也會在黃昏出現在西方地平線上，以後仍然在黃昏消失於太陽光中。因此張衡稱之為“行速者覿於西”。於是他借用陰陽觀念說道“覿於東屬陽”，“覿於西屬陰”。並且用“日與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類“攝提（木星）、熒惑（火星）、地候（土星）見晨，附於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雖然沒有內、外行星的概念，但兩者是區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終究運用了某種距離的概念，這是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極為少見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發展出正確的概念來。很可惜的是，以後再沒有人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關於恒星關於恒星，張衡認為是“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這個見解當然是錯誤的，它是當時已流行了數百年的天地對應思想的反映。《靈憲》中就說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這種尺地之間的對應，純粹是附會的，是毫無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為的劃分。這種對應純屬數字偶合。不過，話得說回來，《靈憲》所說的星“體生於地，精成於天”的話卻也不是全無原由的。《靈憲》又說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地則石矣。”因為天上墜落的星星（隕星）掉到地上的都見到是石頭（隕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錯覺，認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麽，為什麽會升到天上的呢？這就自然會解釋成是地上山嶽（山多石頭）的精氣上升就成為星，而星星隕落也自然是“神歇精”的結果了。因此，不管這種解釋是多麽的荒謬，但卻反映了古人對隕石的觀察。要知道在歐洲，一直到十七世紀，還不認為隕石是從地球以外的空間掉入地麵的。關於恒星，《靈憲》還說到它們的命名計數“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鬥四布四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征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這裏給出的星官命名數和星數都大大超過了《漢書·天文誌》的記載。這篇寫作時代離張衡不遠的誌文中也有個數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可見，張衡在當太史令的期間是親自做過恒星的觀測、命名、綜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計數工作的。張衡所定的星官體係甚至比後來三國時陳卓綜合石氏、甘氏和巫鹹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體係還要龐大。後者隻有星官283官，星數44星。可惜的是《靈憲》中沒有記錄下張衡星官的詳情，其他可能記下詳情的張衡著作也未有留存。不過近年有人在南宋鄭樵編的《通誌·天文略》中找到了一些張衡關於某些星官的描述及其星占文字的殘篇。隻是鄭樵是按《步天歌》星官係統——陳卓係統的重新組合——來寫的，所以，隻有與上述283官相合的張衡星官才會被引入《通誌》。至於這個體係之外的張衡星官那就隻有寄希望於未來的考古發現了。此外，張衡所說的征星之數，則並不是實際觀測的結果（在整個星空中，人眼所能看到的恒星，總數不過千多顆，其中還包括了南極附近中國古代所一直看不見的天區中的恒星），而是從《易·係辭》中說的“萬物之數”來的。這是天地對應思想的又一個反映。
渾天儀張衡所作的渾天儀是一種演示渾天說的儀器，故有此名。
《晉書·天文誌》中記載了一段葛洪論天的話，其中說到“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台之觀天者曰‘璿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既然是在密室中用的，當然不可能是觀測天體的儀器，而隻能是一種演示儀器。這件儀器的細節在《晉書·天文誌》的“儀象”中有更具體的記載“張衡又製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曆開落。”這裏又稱張衡的渾天儀為渾象。事實上在早期，渾天儀、渾儀和渾象這些名稱是混用的，即，凡是表現渾天說的儀器都可以稱之為渾天儀或渾儀；而不象隋唐以後，名稱逐漸規範，專以觀測儀器稱儀，而以表演儀器稱象。
從《晉書》的上述記載可知，張衡的渾天儀，主體是一個大圓球。與現今的天球儀相仿。球上畫了張衡所定的星座和星星，也畫了赤道、黃道。黃道上則繪出二十四節氣。在大球相當於南、北極的地方，伸出一根轉動軸。這根軸架在一個圓環形支架上。圓環循所在地的子午麵方向直立著。轉動軸北高南低，與地平麵所夾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緯度。如果在子午圓環正中間設一個水平放置的大圓環，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麵，那麽，轉動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東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遠在地平線以上不會下落，其極限是一個以北極為圓心、當地緯度為半徑的小圓，稱之為內規。反之，以南極為圓心、當地緯度為半經的小圓，則為球上永不升到地麵以上的部分的極限，這圓就稱為外規。這個大球，有一個齒輪係連接著。用漏刻流近年有人對張衡發明渾天儀有異說。參看陳久金《渾天儀的發展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一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978年版。
出的水推動這個齒輪係，就可帶動大球自東向西轉動，隻要齒輪係轉動速度調節適當，就可使球上天體的東升西落和中天現象與室外的實際天象一致。按《晉書》的記載，張衡的大球上還有日、月、五星。這些天體除了隨著天球東升西落外，還有各自的軌道運動。這些軌道運動和天球的東升西落方向都不一致，因此，要象表演恒星的東升西落那樣來表演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運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機械工程問題。現代研究家都認為，張衡的時代還不能解決這樣複雜的問題。人們認為，張衡渾天儀上的日、月、五星實際上是一種可以用手搬動的附加物，它們能隨天球東升西落，但是是由儀器操持者隨時按照它們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動來搬動它們在渾天儀大球上的位置。
雖然張衡的儀器尚不能完全自動地表演日、月、五星的運動，但是，用一個機械係統來取得與天球旋轉相同步的機械運動，這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從張衡開始，我國誕生了一個製造水運儀象的傳統。由於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原子鍾發明和采用之前，時間的計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轉，也即天球的轉動為基礎的，因此，張衡的發明實際上就成為後世機械鍾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張衡渾天儀中還有一個叫做“瑞輪蓂莢”的附件。所謂蓂莢，是一種神草，傳說長在堯的居室階下。隨著月亮的出現，一天長出一個莢，最多十五個莢。過了月圓之後，又一天掉一個莢。這樣，蓂莢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個太陰月中的日期。這個傳說實際是反映了堯時天文曆法的進步。張衡卻根據這種傳說製造了一種機械裝置，所謂“隨月盈虛，依曆開落”，其作用就相當於現今鍾表中的日曆顯示。
既然渾天儀能和天球的轉動相合得絲絲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見它的穩定性相當高。因為渾天儀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動的，所以可知張衡的刻漏技術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守時和計時儀器。從目前出土的三件漢代刻漏來看，它們都是所謂“沉箭式單漏”，都鑄造於西漢時代。這種刻漏僅隻有一個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隨著容器內水的流失，水麵降低，由浮在水麵的箭舟所托著的刻箭也隨之下降，由此可讀出時刻。沉箭式單漏的計時準確性主要決定於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勻。而水流出速度又與小管處的水壓成正比，即，隨著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內的水麵下降，水的流出速度也會變慢。用這樣的刻漏來推動渾天儀，渾天儀的轉動就會越來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較長久地保持渾天儀與天球的同步關係。
為了提高刻漏的準確性，古人想了許多辦法。首先是把沉箭式改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個柱形容器內，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這聚水器內，以刻箭的上升來反映時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麵的刻漏中不斷有水來補充所滴出的水，這樣就可使下刻漏水麵的下降大大推遲，從而提高下刻漏出水速度的穩定性。這樣的刻漏稱為二級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麽上刻漏的出水速度也就比較穩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速度就更加穩定。這就成了三級刻漏。當然，還可以組成四級或四級以上的刻漏，這是後話。關鍵是從單漏到二級刻漏這一步。但這一步的發明，在文獻和考古發掘中都沒有發現什麽資料和證據。
不過，在一篇題為《漏水轉渾天儀製》的文章中描述了張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組三級的刻漏。這篇文章已佚，隻在唐代的《初學記》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殘文。《初學記》所引殘文題名前還有“張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殘文是張衡的原作。這三段文字如下“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虯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所謂“疊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疊”，則當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於下麵的聚水器（壺）分左、右兩把，那是因為古代的時刻製度夜間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張衡幹脆就用兩把聚水器。從張衡之前沒有多級刻漏的記載這個事實，我們也許可以推斷，正是張衡作出了從沉箭漏到浮箭漏，又從單漏到多級漏這樣兩步卓越發明的，而且是從單漏直接跨上了三級漏的。無論如何，張衡對我國古代刻漏技術的發展是有其貢獻的。
《算罔論》《算罔論》一書久已佚失。唐代李賢在注《後漢書》時就指出“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為看不到《算罔論》，他就懷疑它根本不是一部書，而是《靈憲》一書的補充名詞，即，應作《靈憲算罔論》。可是《後漢書·張衡傳》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時仍隻稱《靈憲》，且後世引張衡著述的也無《靈憲算罔論》之稱，李賢所說是沒有根據的。《算罔論》應是單獨的一本書。查《九章算術·少廣章》劉徽注開立圓術時引有“張衡算”若幹言，這當是《算罔論》的遺文。從這些遺文得知，張衡第一個否定了對圓周率的古代粗疏認識，提出了π=0的新值。這個數值雖然仍很粗略，但卻是進步的開始。由此才有劉徽的推進，並最後導致祖衝之的傑出發明。
修改曆法的活動安帝建光元年（公元2年），張衡去史職，改任公車司馬令。這是個掌管宮闕南門，品級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職，雖然他離開了太史令職位，但仍關心天文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23年），東漢朝廷內部發生了一場是否繼續頒行《（後漢）四分曆》的大討論。張衡曾積極參加了這場討論。《（後漢）四分曆》是為了糾正以前行用的《太初曆》的疏誤，從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起醞釀，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經過科學而慎重的大討論之後才得頒行的。《（後漢）四分曆》在天文數據和計算方法等方麵都有許多改進。延光二年的討論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有人提出，根據圖讖，當改用甲寅元《（後漢）四分曆》是用文帝後元三年為元，歲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曆以後“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而漢武帝用《太初曆》後，“享國久長”，故應複用《太初曆》。這兩種觀點提出以後，張後兩段在《文選·陸公佐新刻漏銘》李善注中引為一段，括弧中字即據李善注所引增補。詳見李儼《中國數學大綱》上冊。
衡和另一位學者周興一起，立即和他們展開了辯論。數次辯論，對方或者無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誤。史書沒有留下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辯論記錄，但可以推測，張衡他們是用天文學的科學論據和對方的迷信觀念作的辯駁，因為張衡、周興二人在駁倒上述二種改曆要求之後，又根據多少年的天文觀測記錄，提出應該行用一種比《（後漢）四分曆》更準確的曆法《九道法》。張衡、周興的提議觸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討論，進入討論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張衡等人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不過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曆》的提議也徹底被否決了。《九道法》現已無傳，隻知它是在西漢時代出於民間的一種曆法，西漢末年劉歆曾對它作過改進和推廣。這種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曆法中，直到東漢末年劉洪的《乾象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產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由此可見，張衡的科學見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風地動儀的創造經過公車司馬令五年的轉折，從順帝永建元年（公元2年）起，張衡又回任太史令。這次任職直到陽嘉二年（公元33年）才得升遷。在這長達七年之久的時間內，他作出了一件震爍古今的偉大發明——候風地動儀。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這件儀器鑄成於陽嘉元年（公元3漢書·張衡傳》中留下了一段有關候風地動儀的簡要記載。依據這段珍貴的文字，今人王振鐸複原了這件馳名中外的古地震儀。
多種巧藝的製作張衡還作了另外一些機巧的器械。但其製作年代不明，且其製作詳情也都已失傳。不過，從傳下來的一些簡單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機構一定是很巧妙的。
張衡製造過一種能飛的木鳥，類似今天的模型飛機。《廣博物誌》引《文士傳》雲“張衡嚐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裏。”飛數裏之說或許是誇張。不過即使隻有數丈，那也是一個王牌夢魘燃文傑出的成就了，因為那是世界上第一個機械飛行器2。
張衡製造過指南車。《宋書·禮誌》雲“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至於秦漢，其製無聞。後漢張衡始複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因而後來曹魏時馬鈞又一次作了再創造。
張衡還作過一種有三個輪子的器械，《傅子》雲“張衡能令三輪獨轉。”張衡在所作《應間》中也說“參輪可使自轉。”不需外力而純粹的自轉是不可能的，這是件什麽東西還難斷定。今人孫文青《張衡年譜》引宋王應麟的話，認為是記裏鼓車。記裏鼓車的特點是能反映車所行經的裏程，與“獨轉”、“自轉”所強調的似乎是兩回事。或許，這更象是一架風車，或水磨，因為它們是借助於自然的風力或水力驅動的，故仍可稱之為“自轉”。
王振鐸的詳細複原報告發表在《文物》93年2、4、5期上，本書《科技誌》中據此詳細介紹了候風地動儀的內部結構。
2有記載說古代墨子造過一隻木鳶，能“飛三日不下”。這隻能是一種風箏類的東西，而不是飛行器。無論如何，張衡被後人譽之為“製作侔造化”（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善機巧”（《後漢書·張衡傳》），“性精微，有功巧藝”（《北堂書鈔》卷五十五引《文士傳》），是完全當之無愧的。
張衡也研究過地理學，根據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畫過一幅地形圖。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三雲“衡嚐作地形圖，至唐猶存。”
第三十三章班超馬援班超、馬援是東漢早期立功邊區的名臣。
第一節班超附班勇投筆從戎班超（32—02），字仲升，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西北）人。少有大誌，略涉書傳。善辯，不修細節，孝謹，“不恥勞辱”。父班彪，官至蘭台令史，博學多識，作《史記後傳》。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卒，合家還歸鄉裏。兄班固繼承父誌，潛心研究，繼續寫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國史”，明帝下詔逮捕班固。班超上書為其兄辯白。明帝詔見班超，了解詳情，正巧郡縣奉命將查抄班固的書送到洛陽。明帝觀後，十分賞識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為蘭台令2，掌管皇家的圖書，從事校書工作。班超與母隨班固到洛陽。
班超曾為官家抄書，繼而輟業，投筆歎道“大丈夫無它誌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別人皆笑之。班超說“小子安知壯士誌哉！”
西域與中原的關係，王莽時期中斷。匈奴乘虛而入，重新控製了兩域。
由於“匈奴斂稅重刻”，西域諸國無法忍受。建武年間皆遣使求內屬，要求漢朝派遣都護。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明帝時期，政治已經穩定，經濟得到恢複，要求反擊匈奴的侵擾，恢複漢在西域的統治。班超“立功異域”的心願，適應了客觀形勢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遣竇固等四路討伐北匈奴。班超投筆從戎，隨竇固出酒泉，掃蕩車師一帶的匈奴勢力，破匈奴呼衍王於天山。班超以假司馬率偏師擊伊吾，與匈奴大戰於蒲類海，斬獲甚眾。班超首戰，嶄露頭角，受到竇固器重，因此遣他與從事郭恂出使西域。
開通南道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鄯善王廣對待班超畢恭畢敬，奉若上賓。但時隔不久，突然對他們疏遠冷淡起來。班超判斷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來，使鄯善王狐疑，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乃召侍胡者詐說“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說出了真情。班超立即扣留侍胡者，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共飲。酒酣，因激怒他們說你們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現在匈奴使者到了才幾天，而鄯善王廣對我們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其部下都說“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班超說“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人都說，應當同從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說“吉凶決於今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班超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
2《後漢書·班固傳》。
《後漢書·西域傳》。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人說夜，天大風，班超率吏士奔匈奴營寨，命十人持鼓伏於匈奴營後，相約見火即鳴鼓大呼，其他人持兵器伏於匈奴營兩側。部署就序，班超順風縱火，頓時前後鼓噪，匈奴兵大為驚恐。班超率眾殺敵，親自殺匈奴三人。匈奴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等三十餘人被殺，其餘約百人皆被燒死。次日，告訴郭恂，郭恂“大驚，既而色動”。班超知其意，忙解釋說戰勝匈奴，是使團的功勞，從事雖然沒有參加戰鬥，一樣有功，班超絕不會獨霸功勳。郭恂聽罷，乃悅。然後，班超召鄯善王廣，以匈奴使首示之，“一國震怖”。班超說明情況，加以撫慰，鄯善王廣“遂納子為質”。
班超將情況報告了竇固。竇固“大喜”，將此情況報告朝廷，並且提出更選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賞識班超，下詔對竇固說“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班超又當了使者，竇固欲增加其兵力。班超說“願將本所從三千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破莎車，雄居西域南道，匈奴遣使監護其國，附近“十三國皆服從”。班超一行，先至於寘，廣德不僅禮儀甚疏，而且聽信巫言，遣使向班超要求獻馬以祠巫。班超了解其情況，答應其要求，而令巫自來取馬。巫至，班超斬其首送給廣德，並指責之。廣德早就知道班超在鄯善殺匈奴使團的壯舉，非常惶恐，立即攻殺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賞其王以下官吏，鎮撫於寘。於寘和鄯善是南道的兩個強國，他們的歸附，對於開通南道有重要意義。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來到了疏勒，離疏勒王所居寘橐城九十裏。疏勒王兜題是龜茲人，由匈奴扶立為王。班超先安排田慮前去詐降，囑咐田慮“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投降便可執之。”田慮見到兜題，乘其沒有防備，劫縛兜題。左右侍從因出其不意，都驚懼逃跑了。班超得知消息，立即至勒豪，曉諭其眾，立疏勒故王兄子忠為王，疏勒國人大悅。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卒。焉耆乘漢喪，攻殺都護陳睦。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班超拒守歲餘。章帝以陳睦新沒，擔心班超孤單難支，下詔征班還朝。班超將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說“漢使棄我，我必複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而自殺。班超還至於寘，王侯以下皆哭泣說“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班超的馬腳，而不得行。班超從其所願，又欲遂本誌，乃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更還疏勒。疏勒自班超離去，已投降了龜茲，與尉頭連兵，班超捕殺了疏勒的反叛者，擊潰尉頭，動蕩的疏勒又安定下來。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於寘、拘彌兵萬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乘勝平定西域諸國，上書請求增加兵力，欲攻龜茲等，並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之計，可以就地取給，相機行事。章帝知其功可成，於建初五年（公元80年），以徐幹為假司馬，帶領千人支援班超。
班超欲進攻龜茲，考慮到烏孫兵強，想出“遣使招慰，與共合力”的辦法，得到章帝的允準。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任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另派衛候李邑前與烏孫結好。
李邑始至於寘，恐懼，不敢西行，便上書說攻西域不會成功，並讒毀《後漢書·西域傳》。
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班超聞之，不勝感歎，“遂去其妻”。章帝不信讒言，斥責李邑，說“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命令李邑至班超處聽從調遣。並下詔班超說假如李邑能勝任在外的工作，可以留下任用。班超即遣李邑護送烏孫侍子回京師。徐幹對班超說可以照詔書辦事，留下李邑。班超表示，可予諒解，不搞打擊報複。
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發疏勒、於寘兵擊莎車。初，莎車以為漢兵不出，故投降龜茲。莎車收買疏勒王忠，忠叛漢，西保烏即城。班超乃更立成大為疏勒王，發兵攻忠。半年不下，康居發兵救忠。是時月氏與康居通婚，班超遣使以錦帛送月氏王，令其勸康居罷兵。康居王遂執忠而歸，烏即城降於班超。
元和三年（公元8年），忠借康居兵，還據損中，與龜茲通謀，遣使詐降於班超。班超心知其詐而偽許之。忠大喜，從輕騎來見班超。班超作了準備，設宴款待。酒行，令吏縛斬忠，因破其眾。
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再發於寘等國兵二萬五千人，攻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莎車。班超兵少，以佯撤誘敵分兵。龜茲王聽說班超撤退，“大喜”，自率萬騎於莎車西界截擊班超兵，命溫宿王將八千騎於莎車東界截擊於寘兵。班超得知龜茲王已上當，密令諸部緊急集合，雞鳴時馳奔莎車營，對方猝不及防，驚慌奔逃，班超追殺五千餘人，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退散。班超威震西域，南道從此暢通。
開通北道月氏曾助漢擊車師有功，因而要求娶漢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月氏於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遣副王謝率七萬大軍，進攻班超。班超兵馬不多，“皆大恐”。班超卻鎮靜自若，對吏士分析說月氏兵雖多，但幾千裏越過蔥嶺而來，缺乏供應，不足為憂！隻要收穀堅守，他們“饑窮必降”，不過幾十天就見分曉。果然如班超所言，月氏攻戰不勝，鈔掠無所獲，處境困難。班超估計月氏糧餉將盡，必向龜茲求救，便在東界設伏兵截擊。月氏果然遣騎兵齎金銀珠玉赴賂龜茲求救，結果被班超伏兵一網打盡。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班超放走了他們。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永元三年（公元9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班超升為都護，徐於為長史。更換了龜茲王。班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人，吏士賈客一千四百人，討伐焉耆。行至尉犁界，遣使曉喻焉耆、尉犁、危須說“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遣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責北鞬支。焉耆王不親自來迎接，是你之罪。然後賜而遣之。於是焉耆王廣與大臣迎班超於尉犁，奉獻珍物。但他斷絕葦橋，不讓漢軍入其國。班超避開葦橋之險，從它道過渡。七月末，進入焉耆，離城二十裏，結營於大澤。焉耆王廣出乎意料，大為驚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嚐質於京師，密遣使告訴班超，班超斬使者，以示不信用元孟。乃約期大會諸王，聲稱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餘人會見班超。國相腹久等人懼誅，逃亡入海，危須王也未到。班超怒責廣等說“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令吏士縛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遂進兵，斬首五千級，活捉萬五千人，牲畜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班超留焉耆半年，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北道重新暢通。
永元七年（公元95年），和帝下詔嘉獎班超說班超經營西域二十二年，“不動中國，不煩戍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仇”。封班超為定遠侯，食邑千戶。
班超因久在他鄉，年老思歸。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班超上疏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故遣其子班勇上書求歸。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班超妹班昭也上書，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發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力不從心。請求和帝開恩，令其兄生還朝廷。書奏，征班超還，是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病故，終年七十一歲。
班超一生，“專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歸故土。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班勇三通西域班超征返時，任尚繼任都護。班超以多年的經驗告誡任尚“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任尚以為班超“所言平平”，並不放在心上。隻是幾年，“西域反亂”，果然“如超所戒”。永初元年（公元07年），“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西域重新被匈奴控製。元初六年（公元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北匈奴與車師後部攻殺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請發兵五千擊匈奴，複取西域。公卿大臣多主張關閉玉門關，放棄西域。鄧太後召班勇“詣朝堂會議”。
班勇，班超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風。他既反對放棄西域，又反對發兵攻北匈奴。他建議恢複敦煌營兵三百人，恢複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並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於寘心膽，北鞬匈奴，東近敦煌”。諸臣先後問難，班勇一一駁回。鄧太後終於聽從班勇之議，“複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複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延光二年（公元23年）夏，又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柳中。
次年正月，班勇至樓蘭，不戰而樓蘭歸附。接著，班勇又恩威並施，爭取龜茲王白英率姑墨、溫宿自縛歸降。班勇因發其步騎萬餘人至車師前王庭，擊敗匈奴伊蠡王於伊和穀，俘獲五千餘人。於是，車師前部始複開通。
延光四年（公元25年）秋，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車師後部王軍就，大獲全勝，殺虜八千餘人，獲馬畜五萬餘頭，俘其王軍就與匈奴持節使者，斬於索班沒處，以報其恥。永建元年（公元2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班勇遣將斬東且彌王，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這年冬天，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北單於率萬餘騎入車師後部，到了金且穀。班勇遣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於退走，曹俊追殺其貴人骨都侯。匈奴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複虜跡，城郭皆安”。隻有焉耆王元孟未歸附。
永建二年（公元27年），班勇請擊焉耆，順帝應允，並遣敦煌太守張朗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又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兩路攻焉耆。班勇從南道，張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張朗原先有罪在身，欲徼功自贖，遂先期到達爵離關，首戰告捷。焉耆王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遂得免誅。班勇則以“後期”論，“征下獄，免”，後卒於家。
再通西域的意義東漢重新確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國曆史上的大事。重新開通西域的原因，主要是二點（一）漢匈勢力對比發生了變化。東漢建立後，經濟恢複，政權鞏固。而匈奴於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單於比歸漢，且助漢擊敗北匈奴。（二）漢、匈與西域關係不同。匈奴對西域“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西域諸國迫切要求擺脫匈奴的統治。漢則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係內屬”。
重新開通西域，意義不亞於張騫首通西域。首先，西域與中原隔絕半個多世紀後重新開通，帶有一定程度的開辟性質。其次，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條支，臨大海，他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大大擴展了國際交往的範圍。再次，班勇寫的《西域傳》，是實地考察的結晶，真實可靠，是今天研究這一地區的重要曆史文獻。此傳被《後漢書·西域傳》全部采納，範曄曾坦率地說，其傳乃采班勇所記2。
第二節馬援不為守錢虜馬援（前4—49），字文淵，扶風茂陵（今陝西平陵西）人。其先祖趙奢為趙將，號馬服君，子孫遂以馬為姓。於漢武帝時，馬家以吏二千石，從邯鄲徙於茂陵成懽裏。曾祖馬通以功封為重合侯，坐兄馬何羅反，被誅，故再也不顯。祖父馬賓，宣帝時為郎持節，號使君。其父馬仲，官至玄武司馬。馬援兄弟四人，三個兄長均有才能，王莽時並為二千石，家世再次顯赫。馬援“少有大誌，諸兄奇之”。十二歲父母雙亡，馬援隨長兄馬況至河南，學《齊詩》於潁川滿昌；守章句，辭別長兄，欲到邊郡從事田牧。馬況鼓勵他說“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適值長兄病故，馬援守喪，不離墓地。後為郡督郵，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於北地郡。遇赦，留在當地放牧，歸附者眾，“遂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常對賓客說“丈夫為誌、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牲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道“凡殖貨則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後漢書·西域傳》。
《後漢書·西域傳》。
2《後漢書·西域傳·論》。
3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馬援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
則守錢虜耳。”
王莽末年，馬援曾為新城大尹（漢中太守），後避難於涼州。受隗囂器重，任綏德將軍，參與決策定計。
馬援被派往蜀觀察公孫述情況。他與公孫述是同鄉、好朋友，自以為到蜀當握手歡如平生，而公孫述卻大擺派頭和闊氣，欲授馬援以封侯大將軍位。隨從都樂意留蜀升官，馬援啟發他們說公孫述不是禮致賢士，而是裝腔作勢，這種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歸。他對隗囂說公孫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馬援攜帶隗囂的書信到洛陽，見光武帝於宣德殿。返回隴右後，隗囂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馬援稱讚光武帝為人“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隗囂非常信任馬援，遂決定遣長子隗恂到洛陽作人質。馬援攜家屬隨隗恂到洛陽。後來上書請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許可。
隗囂聽信王元之言，猶豫搖擺。馬援一再致書隗囂，規勸他切莫動搖。
隗囂怨恨馬援背叛於己，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漢。
平定隴西隗囂既發兵拒漢，馬援乃上疏光武帝，陳述消滅隗囂之策。光武帝采納馬援之謀，令他率突騎五千，遊說隗囂的將領高俊、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陳述利害禍福，分化瓦解隗囂集團。
馬援又致書於隗囂之將楊廣，讓他勸告隗囂，當知利害，而回心轉意。
楊廣竟然不答。馬援又勸楊廣，假如隗囂執迷不悟，可自行離去，脫離險境。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來歙率兵攻占略陽，殺隗囂守將金梁。隗囂率數萬眾圍攻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閏四月，劉秀率兵征伐隗囂，行至漆具，將領們以不宜遠入險境，勸劉秀紮營。劉秀猶豫不決，正巧馬援應召來到，劉秀“大喜”，以諸將之議問馬援。馬援分析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圖，指畫形勢，說明進軍路線，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劉秀高興地說“虜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騎數萬，輜重五千輛前來助戰。漢大軍壓境，隗囂“眾大潰”，“城邑皆降”2。隗囂逃往西城，從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馬援為太中大夫，與來歙率諸將平定涼州。自王莽末年以來，西羌多事，活動於金城郡屬縣，涼州不寧。來歙推薦馬援治理涼州。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馬援為隴西太守。夏，先零羌攻臨洮，馬援發步騎三千擊破之，降者八千餘人。馬援把他們“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繼而馬援與馬成進攻浩亹羌，浩亹羌逃奔允吾穀。馬援潛行，襲擊其營寨，浩亹羌大驚恐，徙居唐翼穀中。馬援繼續追擊，浩亹羌引精兵占據北山，馬援陳兵山下。夜令數百騎偷襲其後，放火燒山，一時鑼鼓齊鳴，浩亹《後漢書·來歙傳》。
2《後漢書·竇融傳》。
《後漢書·竇融傳》。
羌大驚，率眾潰逃。馬援以兵少，不便窮追，收糧畜而歸。這次戰鬥中，馬援受傷，光武帝以璽書慰勞之。
這時，朝臣議欲放棄金城。馬援上書反對此議，建議以金城作為據點。
得到同意，加強了金城郡的耕戰守備。又令羌豪楊封，說塞外羌來和親。於是郡中逐漸安定，民樂其業。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馬援奏請複其侯王君長，賜給印綬。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族，攻殺長吏。馬援率四千餘人征討，至氐道縣，羌占據山頭固守，馬援據便地斷絕其水草，不與戰，迫使羌豪率數十萬戶，逃出塞外，餘者萬餘人皆降，“於是隴右清靜”。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傍縣有人發生矛盾，吏民驚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縣長來報告，要求發兵。馬援估計不是羌反，命狄道縣長歸守官府，如果恐懼，“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視事六年，征入朝為虎賁中郎將。馬援一再建議重鑄五銖錢，光武帝同意，“天下賴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講得頭頭是道，使人“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謀劃，為光武帝所用。
平定交趾建武十七年（公元4年），交趾太守蘇定依法處決了詩索。詩索之妻徵側及妹徵貳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蠻夷”起而響應，攻掠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光武帝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將，督樓船將軍段誌等征討二徵。大軍行至合浦，段誌病故，詔馬援並將段誌兵。馬援緣海而進，隨山開道千餘裏。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大軍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馬援追二徵至於禁溪，每次擊敗之，其眾離散。次年正月，斬殺徵側、徵貳，傳首洛陽。馬援受封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犒勞軍士。
馬援率樓船二千餘艘，戰士兩萬餘人，追擊二徵餘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餘眾散亡，嶺南悉定。馬援以西於縣有戶三萬二千，地遠，奏請分成封溪、望海二縣，得到許可。馬援所過之處，皆“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還條奏越律與漢律乖舛者十餘事，加以整頓，“與越人申明舊製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馬援班師回朝。軍吏經瘴疫死者大約一半。光武帝賜他兵車一乘，朝見時位次九卿。
馬援好騎，善於相馬，曾師事於楊子阿學習相馬骨法。他在交趾時，銷熔所得駱越銅鼓，鑄成象生馬一樣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還京時，送上之。光武帝下詔立於洛陽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
病死疆場馬援返京，大受獎賞。友人孟冀相賀。馬援說“功薄賞厚，何能長久乎？”他想到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請求擊之，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在兒女子手中邪？”孟冀稱許其為“烈士”之誌。
馬援還京僅三個月，就於當年十二月率兵屯駐襄國。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馬援率三千騎出高柳，巡行雁門、代郡、上穀障塞。烏桓偵察而知漢軍出動，便退散而去。馬援無獲而還。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五溪“蠻”搶掠郡縣。光武帝遣武威將軍劉尚征討，“戰於沅水，尚軍敗歿。”次年，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征討，仍無戰績。已經六十二歲的馬援請求將兵征討，光武帝擔心他年事已高，不許。馬援說“臣尚能被甲上馬。”光武帝令他試騎。馬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帝笑道“矍鑠哉是翁也！”遂令馬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帶領四萬餘眾征討五溪“蠻”。馬援夜與送者訣別，對友人杜愔說我已年老，“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他隻是擔心權貴子弟不聽調遣。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馬援率大軍到達武陵臨鄉，擊“蠻夷”，勝之，餘眾逃進竹林中。
馬援駐軍下雋縣，決定選擇“路近而水險”進軍壺頭山的路線，以為取得壺頭山，就扼住“蠻夷”的咽喉，充縣之敵可不攻自破。三月，漢軍進至壺頭山下，“蠻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適值暑熱，士卒多疫死，馬援也病，遂困。乃鑿岸為室，以避暑氣。“蠻夷”往往升險鼓噪，馬援輒曳足以觀之。不久，馬援病死。耿舒代替馬援監督諸軍。
遭受誣陷隨從馬援出征的中郎將耿舒給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馬援進軍遲緩，坐失良機，先攻壺頭山乃失策。耿弇將此信呈給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賁中郎將梁鬆前往責問馬援，並代替馬援監督諸軍。這時馬援已經病死。
梁鬆是皇帝之婿，頗為驕貴。以往有一次他去問候生病的馬援，拜於床下，馬援“不答”。馬援因是鬆父之友，身為長輩而不答禮小輩。梁鬆則恃皇親而記恨在心。這時馬援雖然已死，他仍然懷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賜給馬援的新息侯印綬。
以往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曰薏米），用以“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回京時，以車載薏苡種子。時人以為他帶回來珍寶，權貴們都怨望忌妒，隻是沒有及時發作。馬援死後，有人上書譖之，說馬援帶回的是一車珍寶。光武帝更怒。馬援的家屬非常恐懼，不敢將馬援遺體葬於舊墳地，隻在城西買了幾畝地掩埋了事。賓客故人也不敢來吊唁。後來馬援家屬才知蒙冤，經過多次申訴，才得到皇帝諒解，以喪歸葬。同鄉故人朱勃上書，說馬援“以死勤事”，應當得到公平的待遇。詞語懇切，情義可嘉。漢明帝時，圖畫東漢初年的名臣列將於雲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時為皇後），唯獨沒有列上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漢章帝才追策，諡馬援為忠成侯。
《後漢書·光武帝紀》。
第三十四章竇融竇憲兩漢之際，竇融、梁統各以所部兵力歸漢，有利於統一。此後，兩人的後裔發展成為顯赫的外戚家族，對於東漢的政局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第一節竇融雄據河西竇融（前—後2），字周公，扶風平陵（今鹹陽市西）人。七世祖竇廣國，孝文帝竇後之弟，封為章武侯。竇融高祖父自常山徙於平陵。竇融少孤，王莽時期在強弩將軍王俊部下作司馬，參與了鎮壓瞿義、趙明起義，以軍功封為建武男。其妹嫁大司空王邑為小妻。全家徙居長安，“出入貴戚，連結閭裏豪傑，以任俠為名”。
王莽末年，起義者蜂起。王莽遣太師王匡前往鎮壓，王匡請竇融為助軍，與樊崇戰於青、徐一帶。地皇三年（公元22年），竇融複從王邑征討劉秀，大敗於昆陽，逃回長安。漢兵入關時，經王邑推薦，竇融為波水將軍，引兵至新豐，企圖堵截起義軍西進。
王莽失敗後，竇融投降更始軍，在大司馬趙萌部下為校尉，後被推薦出任巨鹿太守。
竇融見更始政權不穩，東方擾亂，不願出關。他的高祖父曾為張掖太守，從祖父曾為獲羌校尉，從弟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對其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國。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們都同意他的看法。竇融於是辭巨鹿太守，謀求鎮守河西，把家屬帶了去。在那裏，撫結雄傑，懷輯羌眾，河西民心向之。
竇融在河西，與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結交。“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一致推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得知消息，解印綬離去。竇融仍居於屬國，領都尉職，而置從事監察五郡。
河西民俗質樸，竇融“政亦寬和”，所以，“上下相親，晏然富殖”。
竇融等練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驚。防羌人擾亂，擊匈奴侵擾。“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
東向破隗囂劉秀稱帝後，竇融便想歸附，因隔遠而未能自通。這時隗囂雖然采用建武年號，但“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派遣辯士張玄到河西遊說，建議各自割據一方。說什麽“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竇融召集豪傑與諸郡太守商議，有人認為劉秀受符命，和人事，也有其他說法，“或同或異”。竇融小心謹慎，“遂決策東向”。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竇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於漢。梁統等各本節及第二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竇融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遣使隨。”這時劉秀也遣使出使河西，爭取竇融等共同對付隗囂、公孫述。雙方使者遇於途中，共還洛陽。劉秀見到劉鈞等很高興，賜竇融書，稱讚竇融安定河西，遠見卓識，並賜黃金二百斤，授其為涼州牧。
竇融接劉秀書，複遣劉鈞上書，陳述投順之意。同時遣弟竇友赴洛陽麵陳心跡。竇友行至高平，適值隗囂叛漢，道路隔絕，馳還河西。竇融遣席封攜書間道東行通書。劉秀又賜竇融兄弟書，加以撫慰。
竇融既投順於漢，乃致書隗囂，批評他出爾反爾，不識世務，不顧民生，要他深思逆順之道。隗囂不理睬。竇融乃與五郡太守共作戰備，上書請戰。劉秀對竇融的態度和表現頗為讚賞，並與其拉上外戚關係，說竇融乃文帝竇後家後裔，自己是竇後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後；還說漢兵即將西進，希望竇融“以應期會”。竇融得到詔令，隨即與諸郡守率兵入駐金城，進擊投順隗囂的先零羌封何之眾，大破之。隻因漢兵未進，竇融乃引還。這時，梁統也與隗囂斷絕關係。
建武七年（公元3年）秋，隗囂攻安定。劉秀將兵親自西征，令竇融等定期相會。因遇大雨，道路阻絕，加之隗囂已經退兵，乃止軍。竇融已至姑臧，得到詔令而罷歸。竇融恐劉秀久不出兵，上書向劉秀建議抓緊時機，東西夾擊隗囂，若曠日持久，則易生變故。
劉秀接受竇融的請求，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發兵征隗囂。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輛，與劉秀會於高平（縣）第一（城名）。劉秀舉行盛大宴會，待竇融以殊禮。任其弟竇友為奉車都尉，從弟竇士為太中大夫。雙方遂一同進軍，隗囂之兵“大潰”，城邑“皆降”。劉秀因功封竇融為安豐侯，食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其弟竇友為顯親侯。諸將也得到封賞。封賞完畢、劉秀率眾東歸，竇融等西還故地。
放遠權寵竇融兄弟並受侯爵，久專西方，懼不自安。多次上書，請求辭職。劉秀詔令挽留。等到隴、蜀已經平定，竇融受詔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從者車千餘乘，馬牛羊被野。竇融到了洛陽，送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劉秀還其安豐侯印綬，以諸侯位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過了數月，於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任竇融為冀州牧，十餘日後，又遷為大司空。
竇融自知不是劉秀的舊臣，故小心謹慎，多次辭讓爵位，光武帝表示留用。竇融不敢再提請求。直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劉秀才策免竇融官職。次年，加竇融位特進。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令竇融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其弟竇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竇融又要求辭職，光武帝則屢加賞賜。到了這時，竇氏一門貴顯，有“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永平二年（公元59年），竇融從兄子竇林因罪下獄死。明帝多次下詔責讓竇融，並“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竇融惶恐，複乞骸骨，被詔第養病。一年以後，竇融上衛尉印綬。後來，其長子竇穆，依仗權勢，胡作非為，《後漢書·梁統傳》。
矯陰太後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娶其女為妻。永平五年（公元2年），被告發此事。竇穆等免官，家屬受株連而歸故郡，隻留竇融於京師。不久，詔諸竇悉還京師。竇融終年七十八歲，諡為戴侯。
第二節竇憲仗勢橫行竇憲（？—92），字伯度，竇融之曾孫。祖父竇穆，父竇勳均以罪被誅。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立竇憲妹為皇後，拜竇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竇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竇憲依恃宮掖聲勢，飛揚跋扈，強奪民產，就連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園田也被他以賤價買了去。章帝過此園，得知內情，指責竇憲說“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竇憲大為震懼。皇後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園還給公主。章帝雖然赦免了竇憲的罪過，但也不委以重任。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十歲即位，“太後臨朝”。下詔說“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今供養兩宮，宿衛左右。”從此，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竇憲以前太尉鄧彪為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他欲行何事，令鄧彪報告太後，“無事不從”。又推薦“累世帝師”的桓鬱“授經宮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
竇憲得勢，往往仗勢報怨。他派遣賓客殺了往昔考劾其父竇勳的韓行之子，以靈祭於竇勳墳地。都鄉侯劉暢至京師奔喪時，私通於太後（即竇憲妹），竇憲怕劉暢分享宮省權力，遣人暗殺了劉暢，栽贓劉暢弟利侯劉剛，令侍禦史與青州刺使考治劉剛等。後來被揭發，太後怒，禁閉竇憲於內宮。
征伐匈奴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這時北匈奴大亂，加之饑、蝗並發，南單於欲乘機吞並北匈奴，要求漢朝。群臣多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裏，非社稷之計”。太後猶豫不定，征求征西將軍耿秉的意見。他認為，“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太後采納其議。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拜竇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竇憲、耿秉各將四千騎，與南匈奴左穀蠡王師子（名）萬餘騎出雞鹿塞；南單於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穀；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相約共會涿邪山。竇憲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率左賢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一萬多，與北單於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兵眾潰散，單於奔逃，追至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馬牛羊駱駝百餘萬頭。於是北匈奴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銘，刻石頌功，記漢威德。
竇憲率師而還。由於北匈奴驚慌未定，竇憲派人向北匈奴單於宣明漢威，招降萬餘人。北單於遣其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於漢。竇憲嫌單於不親自前來，奏請遣還其弟。
《後漢書·和帝紀》。
是年九月，遣中郎將持節到五原，拜竇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竇憲辭侯爵，受大將軍印綬。舊製大將軍位在三公以下。由於竇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竇憲凱旋還京，朝廷大加獎賞。
竇憲兄弟“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永元二年（公元90年），和帝下詔，以功封竇憲為冠軍侯，並封其弟竇篤為郾侯。竇憲獨不受封。七月，竇憲將兵出鎮涼州。
北單於以竇憲遣還其弟，複遣其子至居延塞。竇憲遣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適值北單於被南匈奴擊敗，受傷逃走。班固等至私渠海而還。竇憲想乘北匈奴微弱，一舉消滅之。於永元三年（公元9年），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出居延塞，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俘獲甚眾，北單於逃走，不知去向。
被逼自殺竇憲蕩平北匈奴後，威名大振，“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弟竇篤進位特進，竇景為執金吾、竇瓌為光祿勳。竇憲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仆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竇氏驕縱，以竇景為甚。其奴客也仗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因此，“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後聞之，隻是罷了竇景的官，還保留特進之位。
竇憲居功自傲，橫行無忌。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受封為穰侯的鄧疊與其弟步兵校尉鄧磊、竇憲的貴婿射聲校尉郭舉等，相互交結，鄧疊母與郭舉得幸於太後，遂共謀殺害和帝。和帝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欲誅郭舉等。因竇憲在外，恐其懼禍作亂，故忍而未發。不久竇憲、鄧疊班師還京師。和帝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賞賜將吏。竇憲到來，和帝幸北宮，令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誅鄧疊、鄧磊、郭舉、郭璜，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仆射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竇憲與弟竇篤、竇景、竇瓖皆遣就國，和帝以太後故，不欲有誅竇氏之名，選嚴能相督察之。竇憲、竇景、竇篤至國，皆被迫自殺，受株連者也都免官還鄉。
竇憲征平北匈奴，使漢北邊免受騷擾，也為東漢通西域創造了條件，故其功不可沒。但他功高震主，終於被和帝逼迫自殺。範曄評竇憲，肯定其北征之功，並說“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意思是，後人因其自殺也就不提其功。還稱引東方朔“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之語，而寄寓憫惜之意。
竇憲族子竇武，靈帝時為反宦官的領袖。本編第三十九章另有傳。
第三十五章梁統梁冀第一節梁統由河西歸洛陽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今寧夏固原東南）人。他的遠祖是晉大夫梁益耳。高祖父梁子都自河東遷於北地郡，曾祖父梁橋以貲千萬徙於茂陵，祖父梁溥、父梁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西漢末年，徙於安定郡。梁統原為郡吏。更始二年（公元24年），召補中郎將，安集涼州，拜為酒泉太守。更始失敗，赤眉軍入長安，梁統與竇融等起兵保境，計議立統帥。起初共推梁統，梁統固辭，改推竇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梁統為武威太守。梁統“為政嚴猛，威行鄰郡”。
隗囂割據隴右，懼梁統等歸附劉秀，遣張玄遊說梁統等，製造劉氏不再複興的輿論，令梁統等“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梁統則以為，“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建武五年（公元29年），梁統遣使隨竇融使者劉鈞到洛陽奉貢，劉秀詔拜梁統為宣德將軍。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征討隗囂，梁統與竇融等率兵與劉秀會兵於高平第一。等到隗囂失敗，光武帝封梁統為成義侯，胞兄梁巡、從弟梁騰為關內侯，都遣還河西。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梁統與竇融等都到洛陽，以列侯奉朝請，更封為高山侯，拜為太中大夫，四子為郎。
建議加重刑罰梁統喜好法律。他以為“法令既輕，下奸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及上書，建議加重刑罰。朝臣多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之急務”，而且舊法日久，不可一朝改革，否定了梁統的建議。梁統又上言和對狀，還是要求改革刑法。他認為，西漢前期法律適可，“斷獄益少”，西漢後期輕法減刑，“盜賊浸多”，故謂“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其議被擱置了事。
後來梁統遷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在郡也有治績，“吏人畏愛之”。卒於官。
子孫事跡梁統的長子梁鬆，字伯孫，尚光武帝女舞陰長公主，遷虎賁中郎將，嗣父爵。梁鬆“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帝卒，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公元58年），遷為太仆。因為私書請托郡縣，被發覺而罷了官，懷恨在心。後被告下獄，死於獄中。
梁統的次子梁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梁鬆事，與弟梁恭俱流放於九真郡。後來詔還本郡。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本節及第二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梁統傳》，凡引本傳文字不另加注。曰《七序》，受到班固的好評。他自負其才，很想封侯，瞧不起州郡官職。“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章帝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後養以為子。竇氏懼梁氏得勢，於建初八年（公元83年），譖殺二貴人，並誣陷梁竦等以惡逆，而逮捕下獄。梁竦死於獄中。和帝時，竇憲兄弟伏誅，梁竦才得到昭雪。
梁竦之孫梁商，字伯夏。永建三年（公元28年），梁商二女被選入掖庭，梁商被任為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公元32年），其女一為皇後，一為貴人，梁商為執金吾，位特進。三年（公元34年），梁商拒不接受大將軍。次年，才勉強受命。梁商身居要位，謙遜禮讓，虛己進賢，輕財好施。“賑與貧餧，不宣己惠。檢禦門族，未曾以權盛幹法。”
但梁商“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因宦官曹節等人弄權，他讓兒子梁冀、梁不疑與其交友，然宦者忌商...
班彪幼年與從兄班嗣一同遊學，結交較廣。二十多歲時，西漢末年農民起義失敗，群雄割據，當時隗囂擁眾割據於天水，班彪避難而從之。隗囂問以世務，班彪對答周秦以來，統一代替分裂，勢之必然。並說“漢承秦製，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鹹稱劉氏，不謀同辭。”意思是說，劉漢政權，深入人心，外戚竊權，眾所反對，百姓思念劉氏複漢。這個說法，雖然含有正統思想，但還是反映了當時實際情況的。隗囂不同意這個看法，認為群雄逐鹿，強者稱雄，“漢家複興”之說不可信。
為了充分表達己見，班彪乃著《王命論》，他認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動搖，“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敗，王莽竊權誅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陳嬰之母知項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劉氏必興，可謂懂得禍福之機。同時還論說劉邦興漢，有“帝堯之苗裔”、“體貌多奇異”、“神武有征應”、“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點。認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業。所以識世務者，應當“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圖而貽笑天下。
因隗囂固執己見，頑固地割據稱雄，班彪隻能離去，投奔河西竇融，頗受竇融器重，任為從事。他為竇融劃策，歸順劉秀政權，總河西以拒隗囂。這對東漢統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劉秀聞知其才幹，召見了他，舉茂材，任為徐縣令，後因病免官。又為司徒掾，是司徒的屬官。他時有奏言，對時政作出建議，如《複護羌校尉疏》、《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奏議答北匈奴》等。
作《後傳》班彪專心於史學，尤好漢代史。漢武帝時，司馬遷所撰的《太史公書》（後稱《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當代漢武帝，後事缺而不錄。後來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位學者都曾綴集時事，或補或續之。班彪認為續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司馬遷之書。於是繼采西漢遺事，又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此書是接續《史記》之作，但“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本節主要依據於《漢書·敘傳》及《後漢書·班彪傳》，凡引此兩傳文字不另加注。《後傳》原書已佚，其內容已多為《漢書》吸收，隻是無法辨認清楚了。今《漢書》的元帝、成帝二紀及韋賢、翟方進、元後三傳的《讚》，還保留有班彪的史論文字。《元帝紀讚》稱元帝“多材藝”、“少而好儒”，即位後任用儒生，“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為宰相”，而元帝“牽製文字，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這是評論元帝懦而不才，掌權無能，從此漢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紀讚》先稱成帝“善修容儀”，“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揚；但筆鋒陡然一轉，“然湛（耽）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這是指責成帝荒**，大權旁落於外戚，終於有王莽篡權的悲劇。此論與其答隗囂問和《王命論》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進傳讚》肯定翟義起兵反對王莽是“懷忠憤發”，但又哀歎他“義不量力”而失敗，弦外之音是，隻有劉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撥亂反正。《元後傳讚》總結曆來“女寵”的危害，同時指出王莽依恃元後（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漸竊取大權。所謂“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後卷卷（同“拳拳”）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實乃諷刺元後是一個被王莽欺誑玩弄的非常可憐的愚弱老婦。
《元後傳》記述平帝死後，孺子嬰尚未立之時，漢朝傳國璽藏在長樂宮元後之處。“及莽即位，請璽，太後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後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後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複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製，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後因涕泣而言，旁側長禦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後‘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後寧能終不與邪！’太後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悅），乃為太後置酒未央宮漸台，大縱眾樂。”此寫元後握璽投璽的言行情態，可謂生動傳神。如果說《元後傳》原是班彪所作；那麽，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傳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學思想及其影響班彪曾作《前史略論》，評論前史（指《史記》）得失，為了撰寫《後傳》有所改進。他簡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漢之際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內容、體裁、體例和思想。他說“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史才。但又評道“其論述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對司馬遷與漢儒思想分歧之異端思想極盡諷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觀點，自然也是他寫《後傳》的指導思想。《前史略論》是《元帝紀讚》“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成帝紀讚》“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其中的“臣”為班彪自稱，“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國古代較早的一篇史學論文，可謂儒家正統史學觀點的代表，在中國史學理論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曆史思想和史學思想，對班固和《漢書》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檢閱班固在《漢書》中述論西漢盛衰興亡及撰寫儒林、遊俠、貨殖等傳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於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於望都長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後傳》外，還有“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傳至今，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所收輯。
總的來看，班彪其人，在兩漢之際的曆史形勢中，投靠劉秀，撰寫《後傳》，鼓吹“王命”，促進統一，政治上是識世務者，思想上是個正統論者，史學上有一定成績，但無多大創新。
第三節張衡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張衡早年的文學興趣張衡是公元一、二世紀間我國著名的文學家，也是卓越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
張衡（78—39），字平子，南陽西鄂（河南南陽縣南）人。他年輕時，家境並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於為文。十六七歲，他便離家拜師訪友。從他家西北行，過武關，經藍田、南山，到達長安。他遊覽了三輔，京兆、右扶風、左馮翊。此後，東去新豐，參觀驪山沮泉，作了一篇《溫泉賦》。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豐再向東，過函穀關，張衡就到了京師洛陽。這時候的洛陽，早一輩的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已經不多見了。王充已年過七十，未知是否還在人世。大將軍竇憲幕府裏幾位著名的文人，隨著竇憲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駰都於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逝世。傅毅還死在他們的前頭。賈逵還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崔駰的兒子崔瑗到京師來了，他慕賈逵之名，就跟賈逵學會了天文、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等學問，為太學裏諸儒生所欽佩。張衡大概在這時候認識了崔瑗，並成為最要好的朋友。
張衡興趣廣泛，自學了《五經》，貫通了六藝的道理，而且還好研究算學、天文、地理和機械製造等。
但在青年時期，他的誌趣大半還在文學——詩歌、辭賦、散文。扶風班氏是著名的書香世家，班固當時的新著《漢書》，雖很難讀、難得，他可能部分看過；大賦《兩都賦》，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陽，張衡的名氣漸漸地有了，朋友也多起來了，他結交了馬融、王符、竇章等。有人薦舉張衡為孝廉，他漠然無動於衷。有些公府請他為屬官，他也無意去作。張衡雖非高傲，但不願與“俗人”交遊。因此，他在洛陽幾年，所專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創作。他有一篇《定情賦》，可惜隻存這樣四句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
這是對美人的讚歎和思慕。他還寫了一篇《七辯》。凡“七”之類，也是一種賦的形式，始創於前漢初期淮陰人枚乘的《七發》，以七事啟發“太子”而得到使聽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張衡時代，這種賦體仍有人模擬試作。張衡的《七辯》，借無為先生與虛然子等的談話而表達自己的誌趣所在。虛然子言“宮室之麗”，雕華子言“滋味之麗”，安存子言“音樂之麗”，闞丘子言“女色之麗”，空桐子言“輿服之麗”，依衛子言“神仙之麗”。無為先生對前五子之說都默然無對；對依衛子之說雖有所言，實際也不以為然，末以“將飛未舉”一語婉然謝絕了。最後，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人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
髣無子這一段話，真正打動了無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麵曰‘君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張衡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
《全後漢文》卷五十三。
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務。’”這是一篇賦體的寓言。張衡借髣無子的口，傾吐了自己的理想，“漢雖舊邦，其政惟新”，他把現實想象得這樣完美，中興的漢室，將達到聖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現實距此境界又如此遙遠，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興奮之餘，還隻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將來究將如何，不敢多言了。
南陽時期《二京賦》和《南都賦》的創作京都洛陽是不能久居的。張衡回到了家鄉南陽。在這裏，他做了南陽太守鮑德的主簿。鮑德是西漢末年鮑永的孫子。永初從更始，後歸劉秀。有子名昱，昱子德。在《後漢書·鮑昱傳》末有一段關於鮑德的記載子德，修誌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災荒，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鮑德是哪年為南陽太守的，這裏沒有說。張衡為南陽太守主簿，有他的《綬笥銘·序言》為證。但從哪年開始的，也沒有講清楚。據近人孫文青《張衡年譜》，張衡從二十三歲（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開始為南陽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張衡和太守鮑德相處很好，他為太守做文書工作。除本職工作之外，時間還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繼續進行文學創作。他寫了一篇與《定情賦》有關的《同聲歌》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不才勉自謁，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嚐。思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禦，列圖陳枕張。為我師，儀態盈萬方。眾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2。
這寫新婚夫婦的喜悅，以新婦的口吻，自述盡婦道，供婦職，求得白首不忘的幸福。這是一首合樂可歌的文人樂府。這種五言詩體，在張衡時，還在創造的途中。它說的是直接的抒情敘事呢，還是借新婚夫婦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鮑德的官屬友誼關係，似乎也是說得通的。
在南陽的官邸裏，張衡完成了蓄誌已久、醞釀約有十年的《二京賦》。
這兩篇與著名文章家班固的《兩都賦》相仿。它們的形式相似，寓意也無異，都是說一個故事，以鋪陳西都的奢侈為鑒戒，而盛讚東都的節儉以進行諷諭，對統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張的時代已不同，張衡所處的後漢社會危機已逐漸地加劇了，所以他在《東京賦》裏所表示的諷喻比班固講的深刻多了。這不是“勸百而諷一”的小諷，而是站在皇朝危亡的高度，大聲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製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聵牆填塹，亂以收置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穀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全後漢文》卷五十五。
《全後漢文》卷五十五。
2逯欽立《漢詩》六。
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鹹池不齊度於■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這一段的諷諫之辭，決不是縱橫家那樣的危言聳聽，而是從人民能否承受的觀點以闡明統治者不知不覺的奢侈所帶來的嚴重的以致於亡國的後果。它的高度的思想性決不是班固所能想象的。
張衡在南陽除完成了《二京賦》，還寫了一篇《南都賦》，這當是對光武皇帝的歌頌，也是對自己家鄉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繪和讚美。就大賦說，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但其結構則比較簡單，弘富亦遜於前者。
鮑德為南陽太守，在職九年。調為大司農，病卒。張衡在鮑德調離南陽後，沒有跟著他走。這時朝廷上是鄧太後臨朝，鄧氏兄弟秉權，做出招舉士人的模樣，張衡不為所動。但張衡還是有書信和鄧騭保持聯係。
兩任太史令。《思玄賦》、《四愁詩》和《歸田賦》安帝早知張衡“善術學”，就於永初五年（公元年）以公車特請他到京都來，給以親近的郎中職位。這時（前一年）朝廷剛成立一個校訂典籍的組織，“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東觀在洛陽南宮，是皇家的藏書處。當時有名的學者如馬融、竇章等都在這裏，為校書郎。張衡沒有在東觀校書，他由郎中遷為尚書郎，再遷為尚書侍郎。元初二年（公元5年）又遷為太史令，這年他三十八歲。這個職官主管天文、曆法等等，對他是合適的，他在這方麵早有修養，新任職守又給他創造了進一步鑽研的條件。這樣，從理論到實踐，他就不斷地有所貢獻了。張衡第一次為太史令共六年。經過公車司馬令五年的轉折，從順帝永建元年（公元2年）再為太史令，又七年。前後十三年的專業職守，使他的科學事業日益巨大而顯著。順帝陽嘉元年（公元32年）即複為太史令的最後一年，他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即地震儀。這是世界上地震儀的鼻祖。此事載之《後漢書·安帝紀》，可見當時受到的重視。
作為科學家和文學家的張衡，並不是不關心政治的。順帝時，尚書令黃瓊上疏言事，頗致力於腐朽內政的改革。張衡在這種朝氣複萌的形勢下，亦自陳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張。自光武帝以來，圖讖成為統治者欺騙人民的工具。張衡憤其虛妄，首先上疏論其言而無征，實為少數妄人欺世愚民捏造出來的把戲。他以秦至西漢末的曆史事實，證明本無圖讖，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後來有些人所言某些災異，亦無事實效驗。因此他主張“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這些議論在當時是很大膽的，沒有多少人敢說，而且儒者們一直在“爭學圖讖”。這時朝政大權已由外戚轉移於宦官集團。張衡複上疏言事。但張衡作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幾篇奏章，雖都言之成理，一律是無效的。這樣，他對政事就愈來愈沒有興趣了。
順帝即位後，張衡再轉為太史令。這職務在他為專業對口，但也說明了他長久官升不上去，總不能沒有一點感慨。於是他仍用與客談話的形式，作《應間》賦，表達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緒。
《後漢書·安帝紀》。
陽嘉元年，張衡發明地震儀。次年，遷為侍中。他接近了皇帝，進言的機會多了。而宦官們則怕張衡告他們的狀，揭發他們的醜惡，常以凶惡的目光威脅他。因此當順帝問他事時，張衡就情不自禁地簡單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事。但宦官們始終不放心張衡在順帝身邊，共同誣陷，一意要驅逐他離去。本來張衡就受老莊思想影響，以為人的吉凶禍福，幽微深藏於無形之中，說不定哪一天要得禍，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賦》，開始說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裏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餘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誌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鐫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餘榮而莫見兮，播餘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這是一首騷體賦，學屈原《離騷》，堅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則雲遊上下四方，以至於天上。
據開陽而畋_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飆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餘輪，風眇眇兮震餘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從天上又回人間。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餘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禦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幕曆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餘身之未■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為以凝誌兮，與仁義乎消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曆遠以劬勞？
驅除幻想，一切還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何必遠遊自求勞苦。這是儒道思想的詩化，從苦悶中解脫出來，自得其樂。張衡另有《髑髏賦》，則是道家思想的遊戲之作。
在為侍中的時候，張衡曾“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他幾次上書，俱被排斥，不為順帝所接受，他覺得事已一無可為了。於是張衡於順帝永和元年（公元3年）被調為河間（河北獻縣）相。在這裏，他努力作一些切實的事，如打擊豪強，整齊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肅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條規地得到治理。但張衡心中始終去不掉愁思，安靜不下來，不得不寄情於詩，而有《四愁詩》之作。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何以報之雙玉盤b吩賭致依惆悵，何為煩憂心煩傷、黚r />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旟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芬芬，側身北望涕旟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這是從騷體賦變化來的詩篇，而有歌謠色彩。全詩四章，章七句。所思東南西北四地為理想所在，美人則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們是古代聖王封禪、巡狩的地方，屬於立德事業；其次是雁門、漢陽二地，它們是西北邊疆要地，屬於立功事業。由此可見他的理想與現實處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為現實困難所阻撓而莫能如願，與美人贈答之事都是幻夢，隻有愁思悵望，涕淚霑襟。張衡為人正直，博學多能，而始終為下級官吏。他雖有許多貢獻，但不能行其誌，愁苦不得解決，遂有“懷土”之思，作歸居田園以善終其身的打算，因作《歸田賦》以見誌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於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回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以老莊思想和儒家經典為精神支柱，以田園遊樂為生活旨趣，這樣張衡便拋棄了人世間的榮辱，而**於複雜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這隻能是最後的一個幻想。在河間三年，張衡上書求退，順帝徵為尚書。他沒有歸田。永和四年（公元39年）卒，年六十四。
張衡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他的文學創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辭賦、詩歌和散文等方麵都有優秀的業績，表現了獨創性。辭賦是漢代文學的主要形式之一，張衡所作各體，大賦、騷體賦、詠物小賦、抒情小賦，表現了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後者則是他的創新和開拓，對後世有影響。詩作不多，對五言詩的成長有貢獻。散文則以上書言事的政論為主，而上書駁斥圖讖的虛妄，則比“疾虛妄”的王充還徹底些。
《全後漢文》卷五十三。
第四節張衡在科學上的貢獻《靈憲》。渾天說張衡第一次任太史令共六年。在這時期內，他作了幾件重大的科學工作，發明了渾天儀，著《靈憲》和《算罔論》。
《靈憲》是一篇傑出的天文學著作。它從理論的高度對當時的天文學知識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發展。
當時，我國並存著幾種宇宙結構理論，而以蓋天說和渾天說最為流行。
張衡是主張渾天說的。他的《靈憲》是渾天說的第一部傳世的代表作。這篇文章的開頭就說，“昔在先王，將步天路，先準之於渾體”，明指天是個球體。後麵又說到，這個球的直徑是裏。從地到天則是此數的一半，且地的深度也是如此。天“通而度之，則是渾已”。但地則是一個近似的半球，其中地麵的南北距離比天的直徑短000裏，而其東西則長000裏。天這個球是從東向西不停轉動的，地這個半球卻在天內靜止不動。至於伸出天外的地塊是否會阻礙天的轉動？張衡沒有說。顯然，他並不認為這是個問題。由此可見，張衡心目中的天不是一個堅不可破的硬殼。而且更進一步，張衡還認為天並不是整個物質世界的邊界。《靈憲》說“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在天之外還有無限廣漠的宇宙世界，不過人們還不知道那些地方罷了。
說到天地，人們自然會問，它們是怎麽來的呢？對此，中國古代先哲們有一個很好的非神創論思想傳統，認為是有規律地演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經》中就說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謂道，是一種說不出形象和色彩，不在當時人日常經驗之內的物質；所謂一，就是氣；二，乃是陰和陽；三，則是陰、陽、天。三者結合，生出地麵萬物。《易·係辭》則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元氣已分，天地設位，清浮升乎上，沉濁居於下。”到了西漢時代，《淮南子·天文訓》發展了兩家學說，提出“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
在《靈憲》中，宇宙演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張衡把天地的形成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稱為“溟涬”。在這階段裏，整個原始宇宙是“幽清玄靜，寂漠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所謂“靈”，是一種陰性的精氣，看不出任何形象，也沒有明顯的運動，因此，整個宇宙空間中一片寂靜。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從靈中逐漸生成各種不同的氣。這些氣互相混合在一起，“並氣同色，混沌不分”。這混沌漫的元氣，自然還沒有固定的形狀，而且也分辨不出它們的運動速度。這個混沌的階段稱之為“龐鴻”，也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然後來到第三個階段，稱為“太元”。這時，那片混沌同色的元氣發生了分離。清氣向外，形成了圓球形而不停運轉的天；濁氣向內，積澱凝結成為一個上麵平而靜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後，由張衡的這些著作，原書已佚。《續漢書·律曆誌》，又《天文誌》，劉昭各注，《太平禦覽》、《開元占經》等有其佚文。今據洪頤煊《經典集林》輯本《靈憲》和《渾天儀》。“靈”字在中華書局校點本《後漢書·天文誌》中作“虛”，但其校勘記中指出，汲本、殿本作“靈”，今查《開元占經》引《靈憲》也作“靈”。故從“靈”字。
於天和地的互相結合與作用，產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萬事萬物。由上可知，張衡不但繼承了先輩學者的優良傳統，認為天地的形成是物質自身變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且更加強化了這一傳統的唯物主義傾向，即，他更明確地表明了，在演化的各個階段中都是物質——氣，而且隻有氣在起著作用。此外，他把渾天說引進了天地形成的思想，這也比古代演化學說中所依據的天上地下的質樸概念或蓋天說思想要來得進步。
日、月、五星天空中最亮的天體是日和月。月有圓缺，而日則始終是圓的。古人在長期觀察月亮的運動變化中已經認識到，太陽是自己發光的，而月亮本身則不發光，隻是靠反射太陽光才發亮。公元前一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中說“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漢晚期的京房也說“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暗。”對於這個問題，張衡也提出了進一步的看法“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在這裏，明確指出了朔望現象取決於月亮和太陽之間的相對位置。所謂“當日”是指月亮行到了太陽的正對麵（相對於地來說）。那麽，這樣說來，月在望時應該總是很明亮渾圓的了，為什麽有時又有月食的現象發生呢？對此，《靈憲》解釋說“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虛月過則食。”所謂“月過則食”的虛，用今天的概念來說，那是太陽照射地球時在地球背後投射出的影子。但是，張衡的地是個相當於半個天球那麽大的東西，因此，這個虛與現今的地影概念很不相同。可是究竟張衡是怎麽想象的，我們現在還難解釋。唯一肯定的是，張衡知道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不過僅僅這一點也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了。
除了日月外，還有五顆肉眼可見的行星在星空背景上運動，運動方向大多時候與日、月一樣，是由西向東。因此，這樣的運動稱為順行，古代又稱右旋。五大行星和我們所在的地球實際上是在各自的軌道平麵上繞著太陽作橢圓軌道運動。這些運動都不是勻速的。它們的平均速度也各不相同，離太陽越遠的天體，其平均速度越小。由於行星和地球有上述這些運動，因此，在地球上的觀測者就會看到，行星有時會出現由東向西的運動，這種運動稱為逆行。在順行和逆行變更之際，行星就好象停留在天空中不動一樣，這種狀態稱之為留。這些天文現象，以及行星運動速度變化的規律，都是在世紀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陽中心說，又經7世紀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動三定律以後，才得到科學解釋的。比哥白尼早了4個世紀的張衡完全不可能達到他們那樣的程度。但是，他根據他那個時代所積累的天文觀測和日常經驗，加上他自己的天才，對行星運動的規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測。
張衡在《靈憲》中說“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他認為，行星的右旋是一種自然規律——天道。他又因為天本身是從東向西運動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運《開元占經》卷一。
動所受到天的影響也就越大（“迫於天”），這就可以解釋行星速度為什麽會放慢下來，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這種天的影響力使行星速度發生變化的想法，是對控製天體運動的力的一種思辨性解釋。張衡的解釋是早期中國天文學史上探求天體運動變化的物理機製的最後一個企圖。這種企圖由於整個科學發展狀況的條件限製，在古代中國就沒有可能得到發展和解決。正因為如此，張衡的解釋努力應得到後人的欽佩，而不因其牽強不科學而忽視。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離太陽比離地要遠。金、水二星則離太陽比離地要近。前三者稱為外行星，後二者稱內行星。張衡當時還不能測定行星與太陽的距離，他當然無法說出何為內行星，何為外行星（這問題也是哥白尼開始才解決的）。但是他已經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陽（實即地球）慢，而二內行星則比太陽快。他還觀測到“行遲者覿於東”，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從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以後太陽離它越來越遠，過相當時間後太陽反從西麵趕上外行星，終於使它在黃昏時被淹沒在太陽光中。直到太陽趕過它相當遠後，它又在早晨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而內行星則不同，它不但會在早晨出現於東方地平線上，也會在黃昏出現在西方地平線上，以後仍然在黃昏消失於太陽光中。因此張衡稱之為“行速者覿於西”。於是他借用陰陽觀念說道“覿於東屬陽”，“覿於西屬陰”。並且用“日與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類“攝提（木星）、熒惑（火星）、地候（土星）見晨，附於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雖然沒有內、外行星的概念，但兩者是區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終究運用了某種距離的概念，這是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極為少見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發展出正確的概念來。很可惜的是，以後再沒有人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關於恒星關於恒星，張衡認為是“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這個見解當然是錯誤的，它是當時已流行了數百年的天地對應思想的反映。《靈憲》中就說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這種尺地之間的對應，純粹是附會的，是毫無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為的劃分。這種對應純屬數字偶合。不過，話得說回來，《靈憲》所說的星“體生於地，精成於天”的話卻也不是全無原由的。《靈憲》又說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地則石矣。”因為天上墜落的星星（隕星）掉到地上的都見到是石頭（隕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錯覺，認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麽，為什麽會升到天上的呢？這就自然會解釋成是地上山嶽（山多石頭）的精氣上升就成為星，而星星隕落也自然是“神歇精”的結果了。因此，不管這種解釋是多麽的荒謬，但卻反映了古人對隕石的觀察。要知道在歐洲，一直到十七世紀，還不認為隕石是從地球以外的空間掉入地麵的。關於恒星，《靈憲》還說到它們的命名計數“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鬥四布四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征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這裏給出的星官命名數和星數都大大超過了《漢書·天文誌》的記載。這篇寫作時代離張衡不遠的誌文中也有個數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可見，張衡在當太史令的期間是親自做過恒星的觀測、命名、綜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計數工作的。張衡所定的星官體係甚至比後來三國時陳卓綜合石氏、甘氏和巫鹹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體係還要龐大。後者隻有星官283官，星數44星。可惜的是《靈憲》中沒有記錄下張衡星官的詳情，其他可能記下詳情的張衡著作也未有留存。不過近年有人在南宋鄭樵編的《通誌·天文略》中找到了一些張衡關於某些星官的描述及其星占文字的殘篇。隻是鄭樵是按《步天歌》星官係統——陳卓係統的重新組合——來寫的，所以，隻有與上述283官相合的張衡星官才會被引入《通誌》。至於這個體係之外的張衡星官那就隻有寄希望於未來的考古發現了。此外，張衡所說的征星之數，則並不是實際觀測的結果（在整個星空中，人眼所能看到的恒星，總數不過千多顆，其中還包括了南極附近中國古代所一直看不見的天區中的恒星），而是從《易·係辭》中說的“萬物之數”來的。這是天地對應思想的又一個反映。
渾天儀張衡所作的渾天儀是一種演示渾天說的儀器，故有此名。
《晉書·天文誌》中記載了一段葛洪論天的話，其中說到“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台之觀天者曰‘璿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既然是在密室中用的，當然不可能是觀測天體的儀器，而隻能是一種演示儀器。這件儀器的細節在《晉書·天文誌》的“儀象”中有更具體的記載“張衡又製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曆開落。”這裏又稱張衡的渾天儀為渾象。事實上在早期，渾天儀、渾儀和渾象這些名稱是混用的，即，凡是表現渾天說的儀器都可以稱之為渾天儀或渾儀；而不象隋唐以後，名稱逐漸規範，專以觀測儀器稱儀，而以表演儀器稱象。
從《晉書》的上述記載可知，張衡的渾天儀，主體是一個大圓球。與現今的天球儀相仿。球上畫了張衡所定的星座和星星，也畫了赤道、黃道。黃道上則繪出二十四節氣。在大球相當於南、北極的地方，伸出一根轉動軸。這根軸架在一個圓環形支架上。圓環循所在地的子午麵方向直立著。轉動軸北高南低，與地平麵所夾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緯度。如果在子午圓環正中間設一個水平放置的大圓環，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麵，那麽，轉動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東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遠在地平線以上不會下落，其極限是一個以北極為圓心、當地緯度為半徑的小圓，稱之為內規。反之，以南極為圓心、當地緯度為半經的小圓，則為球上永不升到地麵以上的部分的極限，這圓就稱為外規。這個大球，有一個齒輪係連接著。用漏刻流近年有人對張衡發明渾天儀有異說。參看陳久金《渾天儀的發展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一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978年版。
出的水推動這個齒輪係，就可帶動大球自東向西轉動，隻要齒輪係轉動速度調節適當，就可使球上天體的東升西落和中天現象與室外的實際天象一致。按《晉書》的記載，張衡的大球上還有日、月、五星。這些天體除了隨著天球東升西落外，還有各自的軌道運動。這些軌道運動和天球的東升西落方向都不一致，因此，要象表演恒星的東升西落那樣來表演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運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機械工程問題。現代研究家都認為，張衡的時代還不能解決這樣複雜的問題。人們認為，張衡渾天儀上的日、月、五星實際上是一種可以用手搬動的附加物，它們能隨天球東升西落，但是是由儀器操持者隨時按照它們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動來搬動它們在渾天儀大球上的位置。
雖然張衡的儀器尚不能完全自動地表演日、月、五星的運動，但是，用一個機械係統來取得與天球旋轉相同步的機械運動，這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從張衡開始，我國誕生了一個製造水運儀象的傳統。由於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原子鍾發明和采用之前，時間的計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轉，也即天球的轉動為基礎的，因此，張衡的發明實際上就成為後世機械鍾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張衡渾天儀中還有一個叫做“瑞輪蓂莢”的附件。所謂蓂莢，是一種神草，傳說長在堯的居室階下。隨著月亮的出現，一天長出一個莢，最多十五個莢。過了月圓之後，又一天掉一個莢。這樣，蓂莢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個太陰月中的日期。這個傳說實際是反映了堯時天文曆法的進步。張衡卻根據這種傳說製造了一種機械裝置，所謂“隨月盈虛，依曆開落”，其作用就相當於現今鍾表中的日曆顯示。
既然渾天儀能和天球的轉動相合得絲絲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見它的穩定性相當高。因為渾天儀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動的，所以可知張衡的刻漏技術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守時和計時儀器。從目前出土的三件漢代刻漏來看，它們都是所謂“沉箭式單漏”，都鑄造於西漢時代。這種刻漏僅隻有一個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隨著容器內水的流失，水麵降低，由浮在水麵的箭舟所托著的刻箭也隨之下降，由此可讀出時刻。沉箭式單漏的計時準確性主要決定於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勻。而水流出速度又與小管處的水壓成正比，即，隨著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內的水麵下降，水的流出速度也會變慢。用這樣的刻漏來推動渾天儀，渾天儀的轉動就會越來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較長久地保持渾天儀與天球的同步關係。
為了提高刻漏的準確性，古人想了許多辦法。首先是把沉箭式改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個柱形容器內，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這聚水器內，以刻箭的上升來反映時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麵的刻漏中不斷有水來補充所滴出的水，這樣就可使下刻漏水麵的下降大大推遲，從而提高下刻漏出水速度的穩定性。這樣的刻漏稱為二級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麽上刻漏的出水速度也就比較穩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速度就更加穩定。這就成了三級刻漏。當然，還可以組成四級或四級以上的刻漏，這是後話。關鍵是從單漏到二級刻漏這一步。但這一步的發明，在文獻和考古發掘中都沒有發現什麽資料和證據。
不過，在一篇題為《漏水轉渾天儀製》的文章中描述了張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組三級的刻漏。這篇文章已佚，隻在唐代的《初學記》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殘文。《初學記》所引殘文題名前還有“張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殘文是張衡的原作。這三段文字如下“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虯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所謂“疊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疊”，則當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於下麵的聚水器（壺）分左、右兩把，那是因為古代的時刻製度夜間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張衡幹脆就用兩把聚水器。從張衡之前沒有多級刻漏的記載這個事實，我們也許可以推斷，正是張衡作出了從沉箭漏到浮箭漏，又從單漏到多級漏這樣兩步卓越發明的，而且是從單漏直接跨上了三級漏的。無論如何，張衡對我國古代刻漏技術的發展是有其貢獻的。
《算罔論》《算罔論》一書久已佚失。唐代李賢在注《後漢書》時就指出“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為看不到《算罔論》，他就懷疑它根本不是一部書，而是《靈憲》一書的補充名詞，即，應作《靈憲算罔論》。可是《後漢書·張衡傳》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時仍隻稱《靈憲》，且後世引張衡著述的也無《靈憲算罔論》之稱，李賢所說是沒有根據的。《算罔論》應是單獨的一本書。查《九章算術·少廣章》劉徽注開立圓術時引有“張衡算”若幹言，這當是《算罔論》的遺文。從這些遺文得知，張衡第一個否定了對圓周率的古代粗疏認識，提出了π=0的新值。這個數值雖然仍很粗略，但卻是進步的開始。由此才有劉徽的推進，並最後導致祖衝之的傑出發明。
修改曆法的活動安帝建光元年（公元2年），張衡去史職，改任公車司馬令。這是個掌管宮闕南門，品級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職，雖然他離開了太史令職位，但仍關心天文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23年），東漢朝廷內部發生了一場是否繼續頒行《（後漢）四分曆》的大討論。張衡曾積極參加了這場討論。《（後漢）四分曆》是為了糾正以前行用的《太初曆》的疏誤，從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起醞釀，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經過科學而慎重的大討論之後才得頒行的。《（後漢）四分曆》在天文數據和計算方法等方麵都有許多改進。延光二年的討論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有人提出，根據圖讖，當改用甲寅元《（後漢）四分曆》是用文帝後元三年為元，歲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曆以後“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而漢武帝用《太初曆》後，“享國久長”，故應複用《太初曆》。這兩種觀點提出以後，張後兩段在《文選·陸公佐新刻漏銘》李善注中引為一段，括弧中字即據李善注所引增補。詳見李儼《中國數學大綱》上冊。
衡和另一位學者周興一起，立即和他們展開了辯論。數次辯論，對方或者無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誤。史書沒有留下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辯論記錄，但可以推測，張衡他們是用天文學的科學論據和對方的迷信觀念作的辯駁，因為張衡、周興二人在駁倒上述二種改曆要求之後，又根據多少年的天文觀測記錄，提出應該行用一種比《（後漢）四分曆》更準確的曆法《九道法》。張衡、周興的提議觸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討論，進入討論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張衡等人的建議沒有被采納，不過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曆》的提議也徹底被否決了。《九道法》現已無傳，隻知它是在西漢時代出於民間的一種曆法，西漢末年劉歆曾對它作過改進和推廣。這種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曆法中，直到東漢末年劉洪的《乾象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產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由此可見，張衡的科學見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風地動儀的創造經過公車司馬令五年的轉折，從順帝永建元年（公元2年）起，張衡又回任太史令。這次任職直到陽嘉二年（公元33年）才得升遷。在這長達七年之久的時間內，他作出了一件震爍古今的偉大發明——候風地動儀。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這件儀器鑄成於陽嘉元年（公元3漢書·張衡傳》中留下了一段有關候風地動儀的簡要記載。依據這段珍貴的文字，今人王振鐸複原了這件馳名中外的古地震儀。
多種巧藝的製作張衡還作了另外一些機巧的器械。但其製作年代不明，且其製作詳情也都已失傳。不過，從傳下來的一些簡單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機構一定是很巧妙的。
張衡製造過一種能飛的木鳥，類似今天的模型飛機。《廣博物誌》引《文士傳》雲“張衡嚐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裏。”飛數裏之說或許是誇張。不過即使隻有數丈，那也是一個王牌夢魘燃文傑出的成就了，因為那是世界上第一個機械飛行器2。
張衡製造過指南車。《宋書·禮誌》雲“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至於秦漢，其製無聞。後漢張衡始複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因而後來曹魏時馬鈞又一次作了再創造。
張衡還作過一種有三個輪子的器械，《傅子》雲“張衡能令三輪獨轉。”張衡在所作《應間》中也說“參輪可使自轉。”不需外力而純粹的自轉是不可能的，這是件什麽東西還難斷定。今人孫文青《張衡年譜》引宋王應麟的話，認為是記裏鼓車。記裏鼓車的特點是能反映車所行經的裏程，與“獨轉”、“自轉”所強調的似乎是兩回事。或許，這更象是一架風車，或水磨，因為它們是借助於自然的風力或水力驅動的，故仍可稱之為“自轉”。
王振鐸的詳細複原報告發表在《文物》93年2、4、5期上，本書《科技誌》中據此詳細介紹了候風地動儀的內部結構。
2有記載說古代墨子造過一隻木鳶，能“飛三日不下”。這隻能是一種風箏類的東西，而不是飛行器。無論如何，張衡被後人譽之為“製作侔造化”（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善機巧”（《後漢書·張衡傳》），“性精微，有功巧藝”（《北堂書鈔》卷五十五引《文士傳》），是完全當之無愧的。
張衡也研究過地理學，根據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畫過一幅地形圖。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三雲“衡嚐作地形圖，至唐猶存。”
第三十三章班超馬援班超、馬援是東漢早期立功邊區的名臣。
第一節班超附班勇投筆從戎班超（32—02），字仲升，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西北）人。少有大誌，略涉書傳。善辯，不修細節，孝謹，“不恥勞辱”。父班彪，官至蘭台令史，博學多識，作《史記後傳》。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卒，合家還歸鄉裏。兄班固繼承父誌，潛心研究，繼續寫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國史”，明帝下詔逮捕班固。班超上書為其兄辯白。明帝詔見班超，了解詳情，正巧郡縣奉命將查抄班固的書送到洛陽。明帝觀後，十分賞識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為蘭台令2，掌管皇家的圖書，從事校書工作。班超與母隨班固到洛陽。
班超曾為官家抄書，繼而輟業，投筆歎道“大丈夫無它誌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別人皆笑之。班超說“小子安知壯士誌哉！”
西域與中原的關係，王莽時期中斷。匈奴乘虛而入，重新控製了兩域。
由於“匈奴斂稅重刻”，西域諸國無法忍受。建武年間皆遣使求內屬，要求漢朝派遣都護。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明帝時期，政治已經穩定，經濟得到恢複，要求反擊匈奴的侵擾，恢複漢在西域的統治。班超“立功異域”的心願，適應了客觀形勢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遣竇固等四路討伐北匈奴。班超投筆從戎，隨竇固出酒泉，掃蕩車師一帶的匈奴勢力，破匈奴呼衍王於天山。班超以假司馬率偏師擊伊吾，與匈奴大戰於蒲類海，斬獲甚眾。班超首戰，嶄露頭角，受到竇固器重，因此遣他與從事郭恂出使西域。
開通南道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鄯善王廣對待班超畢恭畢敬，奉若上賓。但時隔不久，突然對他們疏遠冷淡起來。班超判斷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來，使鄯善王狐疑，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乃召侍胡者詐說“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說出了真情。班超立即扣留侍胡者，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共飲。酒酣，因激怒他們說你們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現在匈奴使者到了才幾天，而鄯善王廣對我們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其部下都說“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班超說“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人都說，應當同從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說“吉凶決於今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班超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
2《後漢書·班固傳》。
《後漢書·西域傳》。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人說夜，天大風，班超率吏士奔匈奴營寨，命十人持鼓伏於匈奴營後，相約見火即鳴鼓大呼，其他人持兵器伏於匈奴營兩側。部署就序，班超順風縱火，頓時前後鼓噪，匈奴兵大為驚恐。班超率眾殺敵，親自殺匈奴三人。匈奴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等三十餘人被殺，其餘約百人皆被燒死。次日，告訴郭恂，郭恂“大驚，既而色動”。班超知其意，忙解釋說戰勝匈奴，是使團的功勞，從事雖然沒有參加戰鬥，一樣有功，班超絕不會獨霸功勳。郭恂聽罷，乃悅。然後，班超召鄯善王廣，以匈奴使首示之，“一國震怖”。班超說明情況，加以撫慰，鄯善王廣“遂納子為質”。
班超將情況報告了竇固。竇固“大喜”，將此情況報告朝廷，並且提出更選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賞識班超，下詔對竇固說“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班超又當了使者，竇固欲增加其兵力。班超說“願將本所從三千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破莎車，雄居西域南道，匈奴遣使監護其國，附近“十三國皆服從”。班超一行，先至於寘，廣德不僅禮儀甚疏，而且聽信巫言，遣使向班超要求獻馬以祠巫。班超了解其情況，答應其要求，而令巫自來取馬。巫至，班超斬其首送給廣德，並指責之。廣德早就知道班超在鄯善殺匈奴使團的壯舉，非常惶恐，立即攻殺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賞其王以下官吏，鎮撫於寘。於寘和鄯善是南道的兩個強國，他們的歸附，對於開通南道有重要意義。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來到了疏勒，離疏勒王所居寘橐城九十裏。疏勒王兜題是龜茲人，由匈奴扶立為王。班超先安排田慮前去詐降，囑咐田慮“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投降便可執之。”田慮見到兜題，乘其沒有防備，劫縛兜題。左右侍從因出其不意，都驚懼逃跑了。班超得知消息，立即至勒豪，曉諭其眾，立疏勒故王兄子忠為王，疏勒國人大悅。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卒。焉耆乘漢喪，攻殺都護陳睦。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班超拒守歲餘。章帝以陳睦新沒，擔心班超孤單難支，下詔征班還朝。班超將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說“漢使棄我，我必複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而自殺。班超還至於寘，王侯以下皆哭泣說“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班超的馬腳，而不得行。班超從其所願，又欲遂本誌，乃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更還疏勒。疏勒自班超離去，已投降了龜茲，與尉頭連兵，班超捕殺了疏勒的反叛者，擊潰尉頭，動蕩的疏勒又安定下來。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於寘、拘彌兵萬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乘勝平定西域諸國，上書請求增加兵力，欲攻龜茲等，並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之計，可以就地取給，相機行事。章帝知其功可成，於建初五年（公元80年），以徐幹為假司馬，帶領千人支援班超。
班超欲進攻龜茲，考慮到烏孫兵強，想出“遣使招慰，與共合力”的辦法，得到章帝的允準。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任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另派衛候李邑前與烏孫結好。
李邑始至於寘，恐懼，不敢西行，便上書說攻西域不會成功，並讒毀《後漢書·西域傳》。
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班超聞之，不勝感歎，“遂去其妻”。章帝不信讒言，斥責李邑，說“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命令李邑至班超處聽從調遣。並下詔班超說假如李邑能勝任在外的工作，可以留下任用。班超即遣李邑護送烏孫侍子回京師。徐幹對班超說可以照詔書辦事，留下李邑。班超表示，可予諒解，不搞打擊報複。
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發疏勒、於寘兵擊莎車。初，莎車以為漢兵不出，故投降龜茲。莎車收買疏勒王忠，忠叛漢，西保烏即城。班超乃更立成大為疏勒王，發兵攻忠。半年不下，康居發兵救忠。是時月氏與康居通婚，班超遣使以錦帛送月氏王，令其勸康居罷兵。康居王遂執忠而歸，烏即城降於班超。
元和三年（公元8年），忠借康居兵，還據損中，與龜茲通謀，遣使詐降於班超。班超心知其詐而偽許之。忠大喜，從輕騎來見班超。班超作了準備，設宴款待。酒行，令吏縛斬忠，因破其眾。
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再發於寘等國兵二萬五千人，攻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莎車。班超兵少，以佯撤誘敵分兵。龜茲王聽說班超撤退，“大喜”，自率萬騎於莎車西界截擊班超兵，命溫宿王將八千騎於莎車東界截擊於寘兵。班超得知龜茲王已上當，密令諸部緊急集合，雞鳴時馳奔莎車營，對方猝不及防，驚慌奔逃，班超追殺五千餘人，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退散。班超威震西域，南道從此暢通。
開通北道月氏曾助漢擊車師有功，因而要求娶漢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月氏於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遣副王謝率七萬大軍，進攻班超。班超兵馬不多，“皆大恐”。班超卻鎮靜自若，對吏士分析說月氏兵雖多，但幾千裏越過蔥嶺而來，缺乏供應，不足為憂！隻要收穀堅守，他們“饑窮必降”，不過幾十天就見分曉。果然如班超所言，月氏攻戰不勝，鈔掠無所獲，處境困難。班超估計月氏糧餉將盡，必向龜茲求救，便在東界設伏兵截擊。月氏果然遣騎兵齎金銀珠玉赴賂龜茲求救，結果被班超伏兵一網打盡。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班超放走了他們。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永元三年（公元9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班超升為都護，徐於為長史。更換了龜茲王。班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人，吏士賈客一千四百人，討伐焉耆。行至尉犁界，遣使曉喻焉耆、尉犁、危須說“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遣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責北鞬支。焉耆王不親自來迎接，是你之罪。然後賜而遣之。於是焉耆王廣與大臣迎班超於尉犁，奉獻珍物。但他斷絕葦橋，不讓漢軍入其國。班超避開葦橋之險，從它道過渡。七月末，進入焉耆，離城二十裏，結營於大澤。焉耆王廣出乎意料，大為驚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嚐質於京師，密遣使告訴班超，班超斬使者，以示不信用元孟。乃約期大會諸王，聲稱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餘人會見班超。國相腹久等人懼誅，逃亡入海，危須王也未到。班超怒責廣等說“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令吏士縛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遂進兵，斬首五千級，活捉萬五千人，牲畜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班超留焉耆半年，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北道重新暢通。
永元七年（公元95年），和帝下詔嘉獎班超說班超經營西域二十二年，“不動中國，不煩戍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仇”。封班超為定遠侯，食邑千戶。
班超因久在他鄉，年老思歸。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班超上疏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故遣其子班勇上書求歸。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班超妹班昭也上書，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發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力不從心。請求和帝開恩，令其兄生還朝廷。書奏，征班超還，是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病故，終年七十一歲。
班超一生，“專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歸故土。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班勇三通西域班超征返時，任尚繼任都護。班超以多年的經驗告誡任尚“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任尚以為班超“所言平平”，並不放在心上。隻是幾年，“西域反亂”，果然“如超所戒”。永初元年（公元07年），“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西域重新被匈奴控製。元初六年（公元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北匈奴與車師後部攻殺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請發兵五千擊匈奴，複取西域。公卿大臣多主張關閉玉門關，放棄西域。鄧太後召班勇“詣朝堂會議”。
班勇，班超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風。他既反對放棄西域，又反對發兵攻北匈奴。他建議恢複敦煌營兵三百人，恢複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並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於寘心膽，北鞬匈奴，東近敦煌”。諸臣先後問難，班勇一一駁回。鄧太後終於聽從班勇之議，“複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複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延光二年（公元23年）夏，又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柳中。
次年正月，班勇至樓蘭，不戰而樓蘭歸附。接著，班勇又恩威並施，爭取龜茲王白英率姑墨、溫宿自縛歸降。班勇因發其步騎萬餘人至車師前王庭，擊敗匈奴伊蠡王於伊和穀，俘獲五千餘人。於是，車師前部始複開通。
延光四年（公元25年）秋，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車師後部王軍就，大獲全勝，殺虜八千餘人，獲馬畜五萬餘頭，俘其王軍就與匈奴持節使者，斬於索班沒處，以報其恥。永建元年（公元2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班勇遣將斬東且彌王，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這年冬天，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北單於率萬餘騎入車師後部，到了金且穀。班勇遣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於退走，曹俊追殺其貴人骨都侯。匈奴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複虜跡，城郭皆安”。隻有焉耆王元孟未歸附。
永建二年（公元27年），班勇請擊焉耆，順帝應允，並遣敦煌太守張朗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又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兩路攻焉耆。班勇從南道，張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張朗原先有罪在身，欲徼功自贖，遂先期到達爵離關，首戰告捷。焉耆王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遂得免誅。班勇則以“後期”論，“征下獄，免”，後卒於家。
再通西域的意義東漢重新確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國曆史上的大事。重新開通西域的原因，主要是二點（一）漢匈勢力對比發生了變化。東漢建立後，經濟恢複，政權鞏固。而匈奴於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單於比歸漢，且助漢擊敗北匈奴。（二）漢、匈與西域關係不同。匈奴對西域“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西域諸國迫切要求擺脫匈奴的統治。漢則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係內屬”。
重新開通西域，意義不亞於張騫首通西域。首先，西域與中原隔絕半個多世紀後重新開通，帶有一定程度的開辟性質。其次，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條支，臨大海，他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大大擴展了國際交往的範圍。再次，班勇寫的《西域傳》，是實地考察的結晶，真實可靠，是今天研究這一地區的重要曆史文獻。此傳被《後漢書·西域傳》全部采納，範曄曾坦率地說，其傳乃采班勇所記2。
第二節馬援不為守錢虜馬援（前4—49），字文淵，扶風茂陵（今陝西平陵西）人。其先祖趙奢為趙將，號馬服君，子孫遂以馬為姓。於漢武帝時，馬家以吏二千石，從邯鄲徙於茂陵成懽裏。曾祖馬通以功封為重合侯，坐兄馬何羅反，被誅，故再也不顯。祖父馬賓，宣帝時為郎持節，號使君。其父馬仲，官至玄武司馬。馬援兄弟四人，三個兄長均有才能，王莽時並為二千石，家世再次顯赫。馬援“少有大誌，諸兄奇之”。十二歲父母雙亡，馬援隨長兄馬況至河南，學《齊詩》於潁川滿昌；守章句，辭別長兄，欲到邊郡從事田牧。馬況鼓勵他說“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適值長兄病故，馬援守喪，不離墓地。後為郡督郵，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於北地郡。遇赦，留在當地放牧，歸附者眾，“遂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常對賓客說“丈夫為誌、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牲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道“凡殖貨則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後漢書·西域傳》。
《後漢書·西域傳》。
2《後漢書·西域傳·論》。
3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馬援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
則守錢虜耳。”
王莽末年，馬援曾為新城大尹（漢中太守），後避難於涼州。受隗囂器重，任綏德將軍，參與決策定計。
馬援被派往蜀觀察公孫述情況。他與公孫述是同鄉、好朋友，自以為到蜀當握手歡如平生，而公孫述卻大擺派頭和闊氣，欲授馬援以封侯大將軍位。隨從都樂意留蜀升官，馬援啟發他們說公孫述不是禮致賢士，而是裝腔作勢，這種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歸。他對隗囂說公孫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馬援攜帶隗囂的書信到洛陽，見光武帝於宣德殿。返回隴右後，隗囂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馬援稱讚光武帝為人“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隗囂非常信任馬援，遂決定遣長子隗恂到洛陽作人質。馬援攜家屬隨隗恂到洛陽。後來上書請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許可。
隗囂聽信王元之言，猶豫搖擺。馬援一再致書隗囂，規勸他切莫動搖。
隗囂怨恨馬援背叛於己，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漢。
平定隴西隗囂既發兵拒漢，馬援乃上疏光武帝，陳述消滅隗囂之策。光武帝采納馬援之謀，令他率突騎五千，遊說隗囂的將領高俊、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陳述利害禍福，分化瓦解隗囂集團。
馬援又致書於隗囂之將楊廣，讓他勸告隗囂，當知利害，而回心轉意。
楊廣竟然不答。馬援又勸楊廣，假如隗囂執迷不悟，可自行離去，脫離險境。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來歙率兵攻占略陽，殺隗囂守將金梁。隗囂率數萬眾圍攻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閏四月，劉秀率兵征伐隗囂，行至漆具，將領們以不宜遠入險境，勸劉秀紮營。劉秀猶豫不決，正巧馬援應召來到，劉秀“大喜”，以諸將之議問馬援。馬援分析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圖，指畫形勢，說明進軍路線，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劉秀高興地說“虜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騎數萬，輜重五千輛前來助戰。漢大軍壓境，隗囂“眾大潰”，“城邑皆降”2。隗囂逃往西城，從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馬援為太中大夫，與來歙率諸將平定涼州。自王莽末年以來，西羌多事，活動於金城郡屬縣，涼州不寧。來歙推薦馬援治理涼州。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馬援為隴西太守。夏，先零羌攻臨洮，馬援發步騎三千擊破之，降者八千餘人。馬援把他們“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繼而馬援與馬成進攻浩亹羌，浩亹羌逃奔允吾穀。馬援潛行，襲擊其營寨，浩亹羌大驚恐，徙居唐翼穀中。馬援繼續追擊，浩亹羌引精兵占據北山，馬援陳兵山下。夜令數百騎偷襲其後，放火燒山，一時鑼鼓齊鳴，浩亹《後漢書·來歙傳》。
2《後漢書·竇融傳》。
《後漢書·竇融傳》。
羌大驚，率眾潰逃。馬援以兵少，不便窮追，收糧畜而歸。這次戰鬥中，馬援受傷，光武帝以璽書慰勞之。
這時，朝臣議欲放棄金城。馬援上書反對此議，建議以金城作為據點。
得到同意，加強了金城郡的耕戰守備。又令羌豪楊封，說塞外羌來和親。於是郡中逐漸安定，民樂其業。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馬援奏請複其侯王君長，賜給印綬。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族，攻殺長吏。馬援率四千餘人征討，至氐道縣，羌占據山頭固守，馬援據便地斷絕其水草，不與戰，迫使羌豪率數十萬戶，逃出塞外，餘者萬餘人皆降，“於是隴右清靜”。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傍縣有人發生矛盾，吏民驚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縣長來報告，要求發兵。馬援估計不是羌反，命狄道縣長歸守官府，如果恐懼，“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視事六年，征入朝為虎賁中郎將。馬援一再建議重鑄五銖錢，光武帝同意，“天下賴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講得頭頭是道，使人“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謀劃，為光武帝所用。
平定交趾建武十七年（公元4年），交趾太守蘇定依法處決了詩索。詩索之妻徵側及妹徵貳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蠻夷”起而響應，攻掠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光武帝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將，督樓船將軍段誌等征討二徵。大軍行至合浦，段誌病故，詔馬援並將段誌兵。馬援緣海而進，隨山開道千餘裏。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大軍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馬援追二徵至於禁溪，每次擊敗之，其眾離散。次年正月，斬殺徵側、徵貳，傳首洛陽。馬援受封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犒勞軍士。
馬援率樓船二千餘艘，戰士兩萬餘人，追擊二徵餘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餘眾散亡，嶺南悉定。馬援以西於縣有戶三萬二千，地遠，奏請分成封溪、望海二縣，得到許可。馬援所過之處，皆“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還條奏越律與漢律乖舛者十餘事，加以整頓，“與越人申明舊製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馬援班師回朝。軍吏經瘴疫死者大約一半。光武帝賜他兵車一乘，朝見時位次九卿。
馬援好騎，善於相馬，曾師事於楊子阿學習相馬骨法。他在交趾時，銷熔所得駱越銅鼓，鑄成象生馬一樣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還京時，送上之。光武帝下詔立於洛陽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
病死疆場馬援返京，大受獎賞。友人孟冀相賀。馬援說“功薄賞厚，何能長久乎？”他想到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請求擊之，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在兒女子手中邪？”孟冀稱許其為“烈士”之誌。
馬援還京僅三個月，就於當年十二月率兵屯駐襄國。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馬援率三千騎出高柳，巡行雁門、代郡、上穀障塞。烏桓偵察而知漢軍出動，便退散而去。馬援無獲而還。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五溪“蠻”搶掠郡縣。光武帝遣武威將軍劉尚征討，“戰於沅水，尚軍敗歿。”次年，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征討，仍無戰績。已經六十二歲的馬援請求將兵征討，光武帝擔心他年事已高，不許。馬援說“臣尚能被甲上馬。”光武帝令他試騎。馬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帝笑道“矍鑠哉是翁也！”遂令馬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帶領四萬餘眾征討五溪“蠻”。馬援夜與送者訣別，對友人杜愔說我已年老，“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他隻是擔心權貴子弟不聽調遣。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馬援率大軍到達武陵臨鄉，擊“蠻夷”，勝之，餘眾逃進竹林中。
馬援駐軍下雋縣，決定選擇“路近而水險”進軍壺頭山的路線，以為取得壺頭山，就扼住“蠻夷”的咽喉，充縣之敵可不攻自破。三月，漢軍進至壺頭山下，“蠻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適值暑熱，士卒多疫死，馬援也病，遂困。乃鑿岸為室，以避暑氣。“蠻夷”往往升險鼓噪，馬援輒曳足以觀之。不久，馬援病死。耿舒代替馬援監督諸軍。
遭受誣陷隨從馬援出征的中郎將耿舒給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馬援進軍遲緩，坐失良機，先攻壺頭山乃失策。耿弇將此信呈給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賁中郎將梁鬆前往責問馬援，並代替馬援監督諸軍。這時馬援已經病死。
梁鬆是皇帝之婿，頗為驕貴。以往有一次他去問候生病的馬援，拜於床下，馬援“不答”。馬援因是鬆父之友，身為長輩而不答禮小輩。梁鬆則恃皇親而記恨在心。這時馬援雖然已死，他仍然懷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賜給馬援的新息侯印綬。
以往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曰薏米），用以“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回京時，以車載薏苡種子。時人以為他帶回來珍寶，權貴們都怨望忌妒，隻是沒有及時發作。馬援死後，有人上書譖之，說馬援帶回的是一車珍寶。光武帝更怒。馬援的家屬非常恐懼，不敢將馬援遺體葬於舊墳地，隻在城西買了幾畝地掩埋了事。賓客故人也不敢來吊唁。後來馬援家屬才知蒙冤，經過多次申訴，才得到皇帝諒解，以喪歸葬。同鄉故人朱勃上書，說馬援“以死勤事”，應當得到公平的待遇。詞語懇切，情義可嘉。漢明帝時，圖畫東漢初年的名臣列將於雲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時為皇後），唯獨沒有列上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漢章帝才追策，諡馬援為忠成侯。
《後漢書·光武帝紀》。
第三十四章竇融竇憲兩漢之際，竇融、梁統各以所部兵力歸漢，有利於統一。此後，兩人的後裔發展成為顯赫的外戚家族，對於東漢的政局有相當深刻的影響。
第一節竇融雄據河西竇融（前—後2），字周公，扶風平陵（今鹹陽市西）人。七世祖竇廣國，孝文帝竇後之弟，封為章武侯。竇融高祖父自常山徙於平陵。竇融少孤，王莽時期在強弩將軍王俊部下作司馬，參與了鎮壓瞿義、趙明起義，以軍功封為建武男。其妹嫁大司空王邑為小妻。全家徙居長安，“出入貴戚，連結閭裏豪傑，以任俠為名”。
王莽末年，起義者蜂起。王莽遣太師王匡前往鎮壓，王匡請竇融為助軍，與樊崇戰於青、徐一帶。地皇三年（公元22年），竇融複從王邑征討劉秀，大敗於昆陽，逃回長安。漢兵入關時，經王邑推薦，竇融為波水將軍，引兵至新豐，企圖堵截起義軍西進。
王莽失敗後，竇融投降更始軍，在大司馬趙萌部下為校尉，後被推薦出任巨鹿太守。
竇融見更始政權不穩，東方擾亂，不願出關。他的高祖父曾為張掖太守，從祖父曾為獲羌校尉，從弟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對其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國。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們都同意他的看法。竇融於是辭巨鹿太守，謀求鎮守河西，把家屬帶了去。在那裏，撫結雄傑，懷輯羌眾，河西民心向之。
竇融在河西，與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結交。“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一致推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得知消息，解印綬離去。竇融仍居於屬國，領都尉職，而置從事監察五郡。
河西民俗質樸，竇融“政亦寬和”，所以，“上下相親，晏然富殖”。
竇融等練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驚。防羌人擾亂，擊匈奴侵擾。“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
東向破隗囂劉秀稱帝後，竇融便想歸附，因隔遠而未能自通。這時隗囂雖然采用建武年號，但“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派遣辯士張玄到河西遊說，建議各自割據一方。說什麽“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竇融召集豪傑與諸郡太守商議，有人認為劉秀受符命，和人事，也有其他說法，“或同或異”。竇融小心謹慎，“遂決策東向”。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竇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於漢。梁統等各本節及第二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竇融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作注。遣使隨。”這時劉秀也遣使出使河西，爭取竇融等共同對付隗囂、公孫述。雙方使者遇於途中，共還洛陽。劉秀見到劉鈞等很高興，賜竇融書，稱讚竇融安定河西，遠見卓識，並賜黃金二百斤，授其為涼州牧。
竇融接劉秀書，複遣劉鈞上書，陳述投順之意。同時遣弟竇友赴洛陽麵陳心跡。竇友行至高平，適值隗囂叛漢，道路隔絕，馳還河西。竇融遣席封攜書間道東行通書。劉秀又賜竇融兄弟書，加以撫慰。
竇融既投順於漢，乃致書隗囂，批評他出爾反爾，不識世務，不顧民生，要他深思逆順之道。隗囂不理睬。竇融乃與五郡太守共作戰備，上書請戰。劉秀對竇融的態度和表現頗為讚賞，並與其拉上外戚關係，說竇融乃文帝竇後家後裔，自己是竇後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後；還說漢兵即將西進，希望竇融“以應期會”。竇融得到詔令，隨即與諸郡守率兵入駐金城，進擊投順隗囂的先零羌封何之眾，大破之。隻因漢兵未進，竇融乃引還。這時，梁統也與隗囂斷絕關係。
建武七年（公元3年）秋，隗囂攻安定。劉秀將兵親自西征，令竇融等定期相會。因遇大雨，道路阻絕，加之隗囂已經退兵，乃止軍。竇融已至姑臧，得到詔令而罷歸。竇融恐劉秀久不出兵，上書向劉秀建議抓緊時機，東西夾擊隗囂，若曠日持久，則易生變故。
劉秀接受竇融的請求，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發兵征隗囂。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輛，與劉秀會於高平（縣）第一（城名）。劉秀舉行盛大宴會，待竇融以殊禮。任其弟竇友為奉車都尉，從弟竇士為太中大夫。雙方遂一同進軍，隗囂之兵“大潰”，城邑“皆降”。劉秀因功封竇融為安豐侯，食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其弟竇友為顯親侯。諸將也得到封賞。封賞完畢、劉秀率眾東歸，竇融等西還故地。
放遠權寵竇融兄弟並受侯爵，久專西方，懼不自安。多次上書，請求辭職。劉秀詔令挽留。等到隴、蜀已經平定，竇融受詔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從者車千餘乘，馬牛羊被野。竇融到了洛陽，送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劉秀還其安豐侯印綬，以諸侯位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過了數月，於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任竇融為冀州牧，十餘日後，又遷為大司空。
竇融自知不是劉秀的舊臣，故小心謹慎，多次辭讓爵位，光武帝表示留用。竇融不敢再提請求。直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劉秀才策免竇融官職。次年，加竇融位特進。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令竇融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其弟竇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竇融又要求辭職，光武帝則屢加賞賜。到了這時，竇氏一門貴顯，有“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永平二年（公元59年），竇融從兄子竇林因罪下獄死。明帝多次下詔責讓竇融，並“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竇融惶恐，複乞骸骨，被詔第養病。一年以後，竇融上衛尉印綬。後來，其長子竇穆，依仗權勢，胡作非為，《後漢書·梁統傳》。
矯陰太後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娶其女為妻。永平五年（公元2年），被告發此事。竇穆等免官，家屬受株連而歸故郡，隻留竇融於京師。不久，詔諸竇悉還京師。竇融終年七十八歲，諡為戴侯。
第二節竇憲仗勢橫行竇憲（？—92），字伯度，竇融之曾孫。祖父竇穆，父竇勳均以罪被誅。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立竇憲妹為皇後，拜竇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竇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竇憲依恃宮掖聲勢，飛揚跋扈，強奪民產，就連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園田也被他以賤價買了去。章帝過此園，得知內情，指責竇憲說“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竇憲大為震懼。皇後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園還給公主。章帝雖然赦免了竇憲的罪過，但也不委以重任。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十歲即位，“太後臨朝”。下詔說“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今供養兩宮，宿衛左右。”從此，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竇憲以前太尉鄧彪為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他欲行何事，令鄧彪報告太後，“無事不從”。又推薦“累世帝師”的桓鬱“授經宮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
竇憲得勢，往往仗勢報怨。他派遣賓客殺了往昔考劾其父竇勳的韓行之子，以靈祭於竇勳墳地。都鄉侯劉暢至京師奔喪時，私通於太後（即竇憲妹），竇憲怕劉暢分享宮省權力，遣人暗殺了劉暢，栽贓劉暢弟利侯劉剛，令侍禦史與青州刺使考治劉剛等。後來被揭發，太後怒，禁閉竇憲於內宮。
征伐匈奴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這時北匈奴大亂，加之饑、蝗並發，南單於欲乘機吞並北匈奴，要求漢朝。群臣多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裏，非社稷之計”。太後猶豫不定，征求征西將軍耿秉的意見。他認為，“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太後采納其議。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拜竇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竇憲、耿秉各將四千騎，與南匈奴左穀蠡王師子（名）萬餘騎出雞鹿塞；南單於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穀；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相約共會涿邪山。竇憲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率左賢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一萬多，與北單於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兵眾潰散，單於奔逃，追至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馬牛羊駱駝百餘萬頭。於是北匈奴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銘，刻石頌功，記漢威德。
竇憲率師而還。由於北匈奴驚慌未定，竇憲派人向北匈奴單於宣明漢威，招降萬餘人。北單於遣其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於漢。竇憲嫌單於不親自前來，奏請遣還其弟。
《後漢書·和帝紀》。
是年九月，遣中郎將持節到五原，拜竇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竇憲辭侯爵，受大將軍印綬。舊製大將軍位在三公以下。由於竇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竇憲凱旋還京，朝廷大加獎賞。
竇憲兄弟“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永元二年（公元90年），和帝下詔，以功封竇憲為冠軍侯，並封其弟竇篤為郾侯。竇憲獨不受封。七月，竇憲將兵出鎮涼州。
北單於以竇憲遣還其弟，複遣其子至居延塞。竇憲遣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適值北單於被南匈奴擊敗，受傷逃走。班固等至私渠海而還。竇憲想乘北匈奴微弱，一舉消滅之。於永元三年（公元9年），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出居延塞，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俘獲甚眾，北單於逃走，不知去向。
被逼自殺竇憲蕩平北匈奴後，威名大振，“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弟竇篤進位特進，竇景為執金吾、竇瓌為光祿勳。竇憲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仆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竇氏驕縱，以竇景為甚。其奴客也仗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因此，“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後聞之，隻是罷了竇景的官，還保留特進之位。
竇憲居功自傲，橫行無忌。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受封為穰侯的鄧疊與其弟步兵校尉鄧磊、竇憲的貴婿射聲校尉郭舉等，相互交結，鄧疊母與郭舉得幸於太後，遂共謀殺害和帝。和帝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欲誅郭舉等。因竇憲在外，恐其懼禍作亂，故忍而未發。不久竇憲、鄧疊班師還京師。和帝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賞賜將吏。竇憲到來，和帝幸北宮，令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誅鄧疊、鄧磊、郭舉、郭璜，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仆射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竇憲與弟竇篤、竇景、竇瓖皆遣就國，和帝以太後故，不欲有誅竇氏之名，選嚴能相督察之。竇憲、竇景、竇篤至國，皆被迫自殺，受株連者也都免官還鄉。
竇憲征平北匈奴，使漢北邊免受騷擾，也為東漢通西域創造了條件，故其功不可沒。但他功高震主，終於被和帝逼迫自殺。範曄評竇憲，肯定其北征之功，並說“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意思是，後人因其自殺也就不提其功。還稱引東方朔“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之語，而寄寓憫惜之意。
竇憲族子竇武，靈帝時為反宦官的領袖。本編第三十九章另有傳。
第三十五章梁統梁冀第一節梁統由河西歸洛陽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今寧夏固原東南）人。他的遠祖是晉大夫梁益耳。高祖父梁子都自河東遷於北地郡，曾祖父梁橋以貲千萬徙於茂陵，祖父梁溥、父梁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西漢末年，徙於安定郡。梁統原為郡吏。更始二年（公元24年），召補中郎將，安集涼州，拜為酒泉太守。更始失敗，赤眉軍入長安，梁統與竇融等起兵保境，計議立統帥。起初共推梁統，梁統固辭，改推竇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梁統為武威太守。梁統“為政嚴猛，威行鄰郡”。
隗囂割據隴右，懼梁統等歸附劉秀，遣張玄遊說梁統等，製造劉氏不再複興的輿論，令梁統等“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梁統則以為，“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建武五年（公元29年），梁統遣使隨竇融使者劉鈞到洛陽奉貢，劉秀詔拜梁統為宣德將軍。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征討隗囂，梁統與竇融等率兵與劉秀會兵於高平第一。等到隗囂失敗，光武帝封梁統為成義侯，胞兄梁巡、從弟梁騰為關內侯，都遣還河西。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梁統與竇融等都到洛陽，以列侯奉朝請，更封為高山侯，拜為太中大夫，四子為郎。
建議加重刑罰梁統喜好法律。他以為“法令既輕，下奸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及上書，建議加重刑罰。朝臣多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之急務”，而且舊法日久，不可一朝改革，否定了梁統的建議。梁統又上言和對狀，還是要求改革刑法。他認為，西漢前期法律適可，“斷獄益少”，西漢後期輕法減刑，“盜賊浸多”，故謂“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其議被擱置了事。
後來梁統遷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在郡也有治績，“吏人畏愛之”。卒於官。
子孫事跡梁統的長子梁鬆，字伯孫，尚光武帝女舞陰長公主，遷虎賁中郎將，嗣父爵。梁鬆“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帝卒，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公元58年），遷為太仆。因為私書請托郡縣，被發覺而罷了官，懷恨在心。後被告下獄，死於獄中。
梁統的次子梁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梁鬆事，與弟梁恭俱流放於九真郡。後來詔還本郡。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本節及第二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梁統傳》，凡引本傳文字不另加注。曰《七序》，受到班固的好評。他自負其才，很想封侯，瞧不起州郡官職。“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章帝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後養以為子。竇氏懼梁氏得勢，於建初八年（公元83年），譖殺二貴人，並誣陷梁竦等以惡逆，而逮捕下獄。梁竦死於獄中。和帝時，竇憲兄弟伏誅，梁竦才得到昭雪。
梁竦之孫梁商，字伯夏。永建三年（公元28年），梁商二女被選入掖庭，梁商被任為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公元32年），其女一為皇後，一為貴人，梁商為執金吾，位特進。三年（公元34年），梁商拒不接受大將軍。次年，才勉強受命。梁商身居要位，謙遜禮讓，虛己進賢，輕財好施。“賑與貧餧，不宣己惠。檢禦門族，未曾以權盛幹法。”
但梁商“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因宦官曹節等人弄權，他讓兒子梁冀、梁不疑與其交友，然宦者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