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密（？—9），字周甫，潁川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人。據傳，“為人沈質，少有厲俗誌”。為司徒胡廣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為其屬縣長官有奸惡行為者，都收捕查辦之。
後來杜密去官還鄉，常去拜謁地方長官，多所請托。同郡劉勝（字季陵）從蜀郡告歸鄉裏，閉門修養，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對杜密說“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劉勝官位高，您待為上賓，但他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這是罪人；我知善必舉，知惡必糾，使您“賞罰得中”，這不是顯然的高低之分嗎？王昱慚愧而佩服，待之彌厚。
桓帝時，杜密任為尚書令，遷河南尹，轉為太仆。“黨人”事起，被免官還本郡，與李膺一同坐罪，兩人齊名，故時人稱為“李、杜”。太學生譽之曰“天下良輔杜周甫”。
靈帝時，陳蕃輔政，杜密又任太仆。“黨錮”事件再起，被迫自殺。
第四節範滂、張儉、賈彪範滂嚴整疾惡範滂（37—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東南）人。少時因“清節”為州裏所佩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冀州因饑荒而百姓鬧事時，範滂由朝廷任命為清詔使，前去審理之。他登車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貪贓枉法，聞風而棄官逃跑。他對朝廷的報告，都能合乎眾議。
任光祿勳主事之時，他對光祿勳陳蕃以“公禮”相待頗為不滿，乃棄官而去。郭泰批評陳蕃未曾優禮對待範滂，陳蕃承認欠妥。
後又被太尉黃瓊辟為掾屬。皇帝詔令三府掾屬“舉謠言”，即舉報地方長官賢奸、百姓苦樂。範滂舉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長官）、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掌舉奏的尚書責備他舉劾猥多，懷疑他有私心。他說我的舉劾，如果不是針對奸暴而為民除害，那還有什麽必要！現在隻是先舉所急，還有待充實材料。“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實，願受處治。但他察覺情況複雜，本意難以兌現，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資曾聞範滂之名，任其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嚴整疾惡”。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義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薦舉清節隱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頌，本是公族子孫，但未被鄉裏薦舉，中常侍唐衡為其向宗資說情而擬用為吏。範滂以為推薦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頌。宗資知之，遷怒而責打辦事小吏，小吏以為範滂決定正確而不可違背。宗資隻好作罷。郡中之人對此頗存看法，指範滂親信任用之人以為“範黨”。
後來範滂被誣為“黨人”，被捕關進了黃門北寺獄。獄吏將拷打審問囚犯，範滂因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審，遂與同郡袁忠爭受刑。中常侍王甫審問拷打囚犯時，範滂等頸、手、足上都戴著刑具列於階下，王甫審問他你為臣不忠，“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範滂對答我隻知道孔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賢奸，獎善懲惡，不懂得什麽是“黨”。王甫說你拔舉用人，合則相好，不合則排斥，什麽意思？範滂仰天而歎，自覺問心無愧。王甫無法，隻好解下他的刑具。
範滂因無罪而釋放，南歸。從洛陽出發，汝南、南陽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數千輛。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也免罪俱歸，並侍衛於範滂，應對賓客。範滂對兩人說你倆相隨，是加重吾罪，遂遁逃還鄉。
建寧二年（公元9年），大誅“黨人”。詔令急捕範滂等。郡內督郵吳導來到縣裏，手捧詔書，緊閉傳舍，伏床而泣。範滂聽說此事，知道必為自己，隨即主動投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要和他一同逃走。範滂說我死則禍了，怎敢連累於你，又使老母流離呢！其母與他訣別。他對老母說我死得其所，隻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傷。老母道“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得兼乎？”範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辭。對他的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路人聞之，莫不流涕。這時範滂才三十三歲。
張儉舉劾侯覽張儉（5—98），字元節，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父張成是江夏太守。張儉初舉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經人，推說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5年），任山陽郡東部督郵。這時中常侍侯覽家在山陽郡屬縣防東（今山東金鄉南），殘暴百姓，所為不法。張儉舉劾侯覽及其母罪惡，請求誅之。侯覽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達朝廷，從此結怨。鄉人朱並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張儉冷落而懷恨在心，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欲誅捕之。張儉逃跑，所到之處，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後來流轉到東萊郡，躲在李篤家。外黃縣令毛欽帶著武器來到，李篤對毛欽說張儉天下聞名，無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嗎？毛欽勸李篤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篤說我好義，你如今也有一半。毛欽歎息而去。張儉由李篤設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禍。據說，張儉逃難所經曆之處，“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黨錮傳·論》對此救賢扶危精神大加表揚，說“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誌，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
張儉曆經磨難，到中平元年（公元84年）“黨事解”，才返回鄉裏。
建安年間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賈彪同氣相求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今河南舞陽北）人。少時遊洛陽，誌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起初與郭泰同為太學生首領，結合李膺等人，評論朝政，褒貶人物，與“黨人”同氣。
初舉孝廉，補為新息縣長。平民貧困，多不養子女，賈彪訂了嚴厲的製度，凡不養子女者與殺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視，城南有盜劫害民者，城北有婦人殺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賊寇害人，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殘，實是逆天違道。”隨即驅車北行，查辦其罪。因此幾年間，民養子者數以千計，都說這是賈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年），黨事發生，太尉陳蕃諫諍無效，朝臣驚懼而不敢言。賈彪對同誌者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於是到了洛陽，勸說竇武等人向皇帝報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黨人”。李膺釋放後，說“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前岑蛭因黨事逃亡，親友大多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為眾人所怨。他解釋說，岑蛭觸犯皇帝而獲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眾人都服他處理有原則。
後以“黨人”禁錮，死於家中。
第五節郭泰郭泰（28—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貧賤。早孤，母親想要他到縣府做點事。他說，大丈夫不能為“鬥筲之役”。從師就學三年，博通典籍。善於談論。遊學於洛陽。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於是名震京都。後歸鄉裏，官吏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他隻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司徒黃瓊征辟，太常趙典推舉，有人勸郭泰乘機仕進，他認為世將大亂，一概不應。他有知人之明，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各地。曾在陳、梁間行路遇雨，頭巾一角下陷，時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稱為“林宗巾”。可見其為人仰慕。有人問範滂“郭泰何如人？”範滂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雖然善於交遊，但不“危言核論”，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他。等到黨事發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隻有他和袁閎得免。於是閉門授徒，弟子數以千計。
建寧元年（公元8年），陳善、竇武等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於野，深為國家前途擔憂。
次年春，郭泰死於家，時年四十二歲。遠近許多士人奔喪而來，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黨人”有廣泛聯係，並寄予同情，故附傳於此。第六節“黨人”評論“黨錮”人物，首先，以反對宦官專橫侈恣為“同誌”；次之，多數人員是士人或太學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進；再者，多出身於世族和豪族，骨幹是官吏與貴戚，故當宦官侵犯其利益、損害其權勢、阻礙其仕進時，便群起反對，形成一股反“濁流”的社會勢力。範曄《後漢書》盛稱“黨人”的行為和精神，曰“桓、靈之時，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厄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甚至還將“黨人”與宦者區分為“涇渭”、“玉礫”、“蘭蕕”，比其為“清”與“濁”，而極稱“黨人”誌行高尚，這未免言之過當，然卻也不無一點道理。宦者專權確是最腐朽的勢力，而有些“黨人”實是企圖針弊治世的賢者。
但在封建帝製而皇帝又被宦者挾持的情況下，“黨人”既難以得到皇帝，又無嚴密組織和政治軍事實力，更未鼓動和爭取民眾，自然難以消滅宦官勢力，反而為其所迫而禁錮。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國古代主義帝製的產物。其上層分子為皇帝最親近的奴才，往往恃寵弄權，甚至專權亂政。秦朝的趙高、西漢的石顯，都曾弄權為非，本書已寫有趙高傳，於蕭望之傳附述石顯事。東漢後期，因母後、少主輪流臨朝，則外戚、宦官更番專權，宦官弄權與東漢衰亡有直接關係，故對其有立傳之必要。宦者在社會矛盾鬥爭中並非鐵板一塊，有賢奸之分，本篇據史實具錄其主要人物。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於《後漢書·宦者列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第一節鄭眾專謀除竇憲鄭眾（？—4），字季產。南陽犨縣（今河南魯山）人，謹慎敏捷，頗有心機。永平年間，在劉炟太子家做事。劉炟即帝位（稱章帝）後，任為小黃門，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鄭眾加位鉤盾令。當時竇太後秉政，外戚竇憲任大將軍，竊據威權，朝臣上下無不附從。隻有鄭眾“一小王室，不事豪黨”，頗得和帝親信。等到竇憲兄弟圖謀“不軌”，鄭眾首謀誅之，因功升為大長秋，封鄛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後又益封三百戶）。由此常參與議論政事，東漢宦官參政從此開端。
鄭眾死於元初元年（公元4年）。
第二節蔡倫改進造紙術蔡倫（？—2），字敬仲。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開始在宮廷做事，建初年間，任小黃門。和帝時，任中常侍，參與宮廷謀議。後又任主管製造禦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學，敢於諫諍。每當假日，往往閉門不接賓客，或親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監製秘劍及各種器械，都“精工堅密，為後世法”。據今考古發現，西漢時期已經有紙。蔡倫總結西漢以來造紙的經驗，改進造紙術，“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為原料製造了紙。於元興元年（公元05年）奏報朝廷，得到皇帝稱讚，“自是莫不從用”，紙便推廣應用了，當時稱為“蔡侯紙”。故後世傳說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4年），因鄧太後說他長期宿衛宮廷有功，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仆，掌管長樂宮。元初四年，安帝選用劉珍、良史等儒者去東觀，校正經傳文字，令蔡倫監管其事。
蔡倫起初曾受竇後旨意，誣陷安帝的祖母宋貴人，致使她自殺。竇太後死後，安帝親自掌權，便命蔡倫去廷尉受審。蔡倫知道不妙，怕受恥辱，乃飲藥而死。
第三節孫程、曹騰謀立皇帝孫程設謀立順帝孫程（？—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時，為中黃門，在長樂宮辦事。
當時鄧太後臨朝，安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安帝乳母王聖常常一同誣陷外戚鄧悝（鄧太後之兄）欲廢帝而立平原王劉翼，安帝又恨又怕。鄧太後死後，安帝在宦者下隨即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李閏為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因讒諂進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為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李閏、江京同升為中常侍，江京還兼大長秋，與其他宦官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後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專橫跋扈，枉殺了太尉楊震，廢皇太子劉保為濟陰王。
延光四年（公元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鄉侯劉懿為帝。閻顯等爭權奪利，殺了樊豐，廢了耿寶、王聖，排擠其黨羽。
過了幾個月，劉懿病重。孫程與濟陰王劉保的屬下興渠商量，如果劉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閻顯，就可扶立濟陰王劉保。中黃門王康，原先也是劉保屬下，為劉保被廢而憤恨。長樂太官丞王國也附從於孫程。十月二十七日，劉懿死。閻顯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聚會計謀，共同宣誓。四日夜間，他們在崇德殿集合，進入章台門，殺了江京、劉安、陳達。因李閏在宮內有一定權勢，孫程等欲推他為首，舉刀脅迫他服從，李閏答允。於是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同時，一邊召集大臣，一邊加強宮內外警戒。
這時閻顯在宮內嚇得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他以太後詔發兵，屯於朔平門，以禦孫程等。閻顯之弟衛尉閻景從宮中還外府，收兵到盛德門，被尚書郭鎮所捉，送廷尉獄，當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閻顯等，於是事成。孫程因功封為浮陽侯食邑萬戶，提升騎都尉；王康、王國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2年），孫程等人在朝驕橫，“嗬叱左右”。順帝發怒，罷了他的官，並遣十九侯離京就國，後徙封他為宜城侯。孫程非常怨恨，封還印綬、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師，往來於山中。詔書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28年），順帝念及孫程等功勳，將他們召回京師，孫程又任騎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陽嘉元年（公元32年），孫程病危，授為奉車都尉，位特進。不久死去，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
孫程臨終時遺言上書，要求將封國傳給其弟程美。順帝應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孫程養子孫壽為浮陽侯。陽嘉四年（公元35年），詔令宦官養子都可以承襲封爵，並作為條令定了下來。
曹騰定策立桓帝曹騰，字季興。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安帝時，為黃門從官，由鄧太後指派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太子即位，是為順帝，曹騰即為小黃門，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騰以定策之功封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
他用事宮中三十餘年，奉事四個皇帝，未嚐有過錯。他推薦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過計吏賄賂曹騰，被益州刺史種暠在斜穀關搜得其書，奏劾蜀郡太守和曹騰，要求查辦嚴懲。皇帝以為，這事是蜀郡太守所為，與曹騰無關。曹騰並不因此而埋怨種暠，還常稱其為能吏，博得人們的稱讚。曹騰死，養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國時，魏明帝曹暠追尊曹騰為高皇帝。
第四節“五侯”逞凶除梁冀單超（？—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陽東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蘇邳縣東）人；具瑗（？—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左悺（？—5），河南平陰（今河南孟津東北）人；唐衡（？—4），潁川郾縣（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單超、徐璜、具瑗為中常侍，左悺、唐衡為小黃門史。
起初，梁冀兩個妹妹為順帝、桓帝的皇後，冀代父梁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梁冀自從誅了太尉李固、杜喬等，更加驕橫，皇後也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之人鉗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長久，心懷不平，但不敢公開發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皇後死去，桓帝對唐衡單獨詢問我身邊誰與皇後家有矛盾？唐衡答單超、左悺與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專橫。於是桓帝召集單超等五人，對他們說梁冀兄弟專權，脅迫內外，朝臣多附從之，今欲誅之，你們以為如何？單超等都說早就應當誅之。桓帝就命他們密謀辦法。他們說謀誅梁氏並不困難，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悅，無可懷疑。於是桓帝與五人定議，桓帝咬單超手臂出血為盟，立即詔捕梁冀及其宗親黨與。梁冀及妻自殺，其宗親黨與多被誅除。左悺、唐衡升為中常侍；單超封為新豐侯、二萬戶；徐璜為武原侯，具瑗為東武陽侯，各一萬五千戶，賜錢各一千五百萬；左悺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陰侯，各一萬三千戶，賜錢各一千三百萬。單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稱“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從此權歸宦官，朝政日亂。
單超患病時，桓帝任其為車騎將軍。次年（延熹三年，公元0年）死，葬禮十分優厚隆重，“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禦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塚塋”。
其後四侯驕橫，當時人們說“左（悺）回天，具（瑗）獨坐，徐（璜）臥虎，唐（衡）兩墮。”說他們驕貴橫行，凶狠狡詐。他們“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都以養子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連郡”，殘害百姓。
單超之弟單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單匡為濟陰太守，徐璜之弟徐盛為河內太守，左悺之弟左敏為陳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達到目的，後便率領吏卒到李嵩家強搶其女，“戲射殺之，埋著寺內”。當時下邳縣屬於東海，東海相黃浮接受告狀，收審徐宣家屬，並將徐宣棄市，暴屍示眾，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訴怨，桓帝將黃浮定罪，罰做苦工。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4年），唐衡死，葬禮也很優厚。
第二年，司隸校尉韓演揭發左悺罪惡及其兄太仆南鄉侯左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左悺、左稱都畏罪自殺。韓演又揭發和查辦具瑗之兄具恭貪汙罪，貶其爵。單超及徐璜、庸衡之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第五節侯覽、曹節、呂強、張讓侯覽貪狠陷害張儉侯覽（？—72），山陽防東（今山東單縣東北）人。桓帝初年，為中常侍，以“佞猾”進用，倚勢貪狠放縱，受賄貨財以巨萬計。延熹年間，連年征伐，國庫空虛，乃借貸百官俸祿、王侯租稅。侯覽乘機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借口參與議誅梁冀有功，進封高鄉侯。
他與小黃門段珪兼並土地，段珪家在濟陰，靠近濟北境界。其仆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過往旅客。被濟北相滕延捕殺數十人，陳屍於道。侯覽、段珪大怒，向皇帝訴怨，誣告滕延多殺無辜百姓，免其官職。
侯覽等從此更加得意放縱。其兄侯參為益州刺史，誣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誅滅而沒收其財物，前後累積以億計。最後被太尉楊秉奏劾，檻車押往京師，於道畏罪自殺。其車三百餘輛，都是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侯覽因受連累而免官，不久又複職。
建寧二年（公元9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塚，殘害百姓。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奏劾侯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頃。興建第宅十六區，都是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形製猶如宮苑。又預作壽塚（未死而自為塚），有石槨、雙闕，龐高百尺，侵損百姓住屋，掘民墳墓，奪人妻女。請求嚴懲之。侯覽伺機沒收其章表，使不能上達朝廷。張儉便搗毀侯覽的第宅塚墓，沒收其財物，揭發其罪狀。又奏劾侯覽之母生時交通賓客，幹擾地方行政。其奏章還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覽反而誣陷張儉為“鉤黨”，誅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覽後又代曹節領長樂太仆。熹平元年（公元72年），侯覽被劾專權驕奢，罷了官，遂自殺。其黨與也都被免官。
曹節製造“黨錮”事件曹節（？—8），字漢豐。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為官。順帝初年，為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公元8年），持節帶領中黃門虎賁羽林軍一千人，迎接靈帝入宮，故靈帝即位後以定策功封其為長安鄉侯，六百戶。
當時竇太後臨朝，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謀誅宦官。曹節勾結朱瑀等十七個宦官，一同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除竇武、陳蕃等，製造了“黨錮”事件。他因此升為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進，秩中二千石，不久轉為大長秋。
熹平元年（公元72年），竇太後死，有人在朱雀闕上寫了標語“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後，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屍祿，無有忠言者。”皇帝詔令司隸校尉劉猛逐捕書寫標語者。劉猛以為標語實是直言，不肯急捕，過了一個多月，還不知書寫者是誰。劉猛因此被降為諫議大夫，以禦史中丞段熲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學生和遊士一千多人。曹節等對劉猛的怨氣還沒有消去，唆使段熲假借它故將劉猛定罪罰作苦工。朝臣多為劉猛說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節與王甫等誣桓帝之弟勃海王劉悝謀反，誅之。曹節、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節增邑四千六百戶，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戶。他的父兄子弟都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其弟曹破石為越騎校尉，強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該婦女執意不從而自殺。他們“**暴無道”，多如此類。
光和二年（公元79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其二子。當時連年出現災異，郎中審忠（字公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上書為竇武、陳蕃等鳴冤，要求嚴懲行凶作惡的朱瑀等宦官。其書提到朱瑀等害賢竊權，“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裏竟巷。盜取禦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所揭宦官竊權謀私，奢侈驕橫，敗壞政治，影響惡劣，可謂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報送皇帝。曹節這時領尚書令，掌握機要，總領紀綱，扣押審忠奏章與他自然有關。光和四年（公元8年），曹節死，贈車騎將軍。其後朱瑀也病死，他們的養子襲封“傳國”。
呂強建議大赦“黨人”
呂強（？—84），字漢盛。河南成皋（今河南滎陽氾水鎮）人。少時以宦官為小黃門，遷中常侍。靈帝時，按封宦者之例，封他為都鄉侯，不肯接受。
他上書陳事，指出曹節、張讓等宦官“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建議停止濫封和重用；又指出“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千金”，加重百姓苦難，建議勿使民憂怨而減輕其負擔；再指出皇家及貴戚、宦官建造樓閣亭館，“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逾製，奢麗過禮，競相仿效，莫肯矯拂”，建議去奢從儉；還指出蔡邕直言，“毀刺貴臣，譏嗬豎宦”，而被宦者誹謗，遭受刑罰，段熲功勳卓著，而被陽球誣害致死，妻兒流放，致使朝臣畏難，功臣失望，建議“徙邕更授任，反（返）熲家屬”。靈帝雖以為是“而不能用”。
當時靈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還有於郡國貢獻來的財物中先收入其私庫的所謂“導行費”。呂強上疏直諫，指出“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靈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84年），爆發黃巾起義。呂強建議先誅貪汙的宦者，大赦黨人，審察地方大員是否稱職。靈帝乃先赦黨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斂。而中常侍趙忠、夏惲等則誣陷呂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意謂欲仿效霍光謀廢立之事。靈帝不悅，使中黃門帶了兵器去召呂強。呂強得知，無奈而自殺。趙忠、夏惲還誣言呂強未審問而自殺，顯然“有奸”，於是收捕其宗親，沒收其財產。
當時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個宦者“稱為清忠”，“不爭威權”。趙祐還“博學多覽，著作校書”，受到諸儒稱讚。小黃門吳伉達觀，知不得用，“從容養誌”。
張讓蠹害招致民憤張讓（？—89），潁川（郡治今河南禹縣）人。趙忠（？—89），冀州安平（今屬河北）人。少時都在宮中做事，桓帝時為小黃門。趙忠以參與誅梁冀之功，封為都鄉侯；延熹八年（公元5年）黜為關內侯。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升為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曹節死後，趙忠領大長秋。張讓有個管理家務的監奴，“交通貨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與監奴勾結，傾囊行賄，要求監奴設法使張讓接見他，果然達到目的。眾賓客見到張讓接待孟佗，誤以為孟佗與張讓相好，都以珍玩賄賂之。孟佗將所得之物分給張讓，張讓大喜，便以他為涼州刺史。
這時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等十二人，都為中常侍，世稱“十常侍”。他們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起義爆發，天下大亂。郎中張鈞上書，指出黃中勢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他建議斬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靈帝將奏章宣示張讓等人。張讓等非常害怕，願出家財以助軍費，乞求恕罪。靈帝詔令他們照常辦事，而怒問張鈞難道十常侍竟無一個好人，張鈞又上疏，堅持己見，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報。這時詔令追查為張角道者，張讓等乘機唆使禦史誣奏張鈞學黃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於獄中。實際上張讓等多與張角“交通”，大耍兩麵派。後來靈帝得知消息，追問之。張讓等推說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靈帝也就不再追究。
張讓等還借南宮火災之故，勸說靈帝增收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並乘機搜刮各地材貨，敲詐勒索，從中漁利。地方官“複增私調”，乘機撈一把。凡詔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辦，“恐動州郡，多所賕賂”。並且鬻賣官職，大郡太守之價達到二三千萬，其餘各有差價，名為“助軍修宮錢”。官員赴任之前，先商定價錢，才能離去。不能如數付錢的官員，有的被迫自殺。“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員，都被迫遣去。
當時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馬直，因有“清名”，減債三百萬。司馬直不忍割剝百姓以討好皇帝，便托病辭官，上書極陳當世得失，吞藥自殺。靈帝才稍事收斂。
靈帝在西園（即上林苑）造萬金堂，將司農征收到的金錢繒帛取來，堆滿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建屋宇。靈帝即位前並不富裕，登位後由宦官協助大蓄私財，常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誌，無所畏憚，並起第宅，如同宮殿。靈帝常登永安宮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見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勸告靈帝“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從此靈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繕修南宮玉堂。又鑄銅人、大鍾、天祿蝦蟆、翻車渴烏、四出文錢等。複以趙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中平六年（公元89年），靈帝死。大將軍何進聽了袁紹勸說，謀誅宦官，然計謀泄露。張讓、趙忠等先下手殺了何進。袁紹勒兵斬了趙忠，殺了很多宦者。張讓等數十人挾持少帝出走，被迫著急，遂投黃河而死。
宦者評論《後漢書·宦者列傳》說東漢自和帝利用宦者誅除外戚竇憲，對鄭眾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皆由宦者決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緣故，“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納）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詐，表裏不一，“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於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割剝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專橫害政，以至“傾國”。
宦者弄權，是封建主義的產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親信，大權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這主要是政治製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經學第一節漢代經學的曆史意義經學，是指儒家經典《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經》之學。因《樂》早已佚失，實際隻有《五經》之學。
秦和漢，對經學的態度，在表麵上好像很不一樣，本質上卻沒有什麽不同。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這是以暴力的手段奪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統治權，為鞏固他的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漢推崇儒家，尊重經學，以利祿的手段爭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統治權，目的也是為鞏固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汲黯對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臉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漢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以上這些記載，表明漢代經學不是要實行儒家的主張，而是作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來進行思想統治。漢代的這種辦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統治效果上是起了曆史性的作用的，但對於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否也起到什麽作用，就須另論了。
參看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2《漢書·元帝紀》。
《漢書·循吏傳》。
第二節秦及漢初經學的流傳經學的傳人在秦始皇下令後，《易》以卜筮之書得不禁，《詩》為民間諷誦者多，也禁不了。實際上，《易》、《詩》和《書》、《禮》、《春秋》都各有傳人，而且多逐漸形成一經多家的傳授。令曾為經學的流傳製造了嚴重的困難，但並不能完全阻塞經學的流傳。
相傳，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子木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這都是漢興以前的事。漢興，田何係六國齊田之族，徙杜陵，因號杜田生。漢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傳而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後皆立於學官。
《書》在漢初有伏生口傳本，有孔子壁藏本。漢興，文帝欲立《尚書》於學官。聞濟南伏生傳之。伏生曾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文帝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業。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又傳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傳同郡兒寬。此後，傳授不絕，立於學官。壁藏孔氏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國為之傳。此本，東漢季年不傳。
《詩》，相傳子夏所傳。或稱子夏傳曾參，再傳魏人李克，李克三傳趙人孫卿子。漢興，《詩》有魯、齊、韓，毛四家之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韓詩”。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傳“毛詩”亦源自子夏，子夏四傳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文帝、景帝之際，魯、齊、韓三家均立於學官。毛詩在平帝時始得立於學官，而傳播較三家為久遠。
禮，依《漢書·藝文誌》“六藝略”“禮部”所著錄，有“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官經》六篇”。此即後人所謂“三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士禮》即《儀禮》。高堂生以後傳《士禮》者，在宣帝時有後倉，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戴德、戴勝以其繁，分別刪選為二書，稱《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周官經》，景帝時河間獻王所獻，出世較晚，王莽時始一度立於學官。
《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相傳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穀梁》俱立於學官。這所說三傳傳授情況，不一一皆實。然三傳越過秦火之災，傳授不絕，則確然可信。
諸侯王的經學活動2參看吳承任《經典釋文·序錄·講毓》。
當經學傳人不斷地出現並日趨眾多的時候，諸侯王中也有人對經學活動深感興趣而有助於經學的發展。這可以楚元王劉交和河間獻王劉德為代表。《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曾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後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漢初經學的發展形勢在向朝廷提出決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發展下去呢，還是掌握起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問題。朝廷最初不理解。後來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經學掌握了起來。
第三節五經博士和經今古文之爭五經博士五經博士的設置，是漢朝廷掌握經學的重要標誌。在這以後，經學獨占了官學。
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開國皇帝。陸賈不斷地向劉邦稱道《詩》、《書》。劉邦罵他說老子在馬上得天下，要《詩》、《書》有什麽用！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它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取滅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麵有慚色。他要陸賈把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敗原因寫出來。陸賈每上奏一篇，劉邦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這時，大概還沒有設置經學方麵的博士，而陸賈所論，引申經義，以下夫於漢代博士的考證，據王國維《觀堂集林·漢魏博士考》。
《史記·陸賈列傳》。
聯係實際，已是經學博士所職掌。
文帝、景帝時，見於記載者，有一經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是《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於經學博士，還不能說是經學博士的定製。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推陳之士，帝親策問。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理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多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主張，得到武帝的采納。建元五年（公元前3年），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除個別情況外，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經博士成為獨占官學的權威。
五經博士的開始設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東漢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嚴、顏氏。由此至東漢之末，博士人數無所增損。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弟子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漢末，太學大盛，諸生至三萬餘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於太學。師生傳授之際，要遵守一定的師生關係，不能混亂。這叫作守師法和守家法。先有師法，然後有家法。師法，指一家之學創始人的說經。家法，是指一家之學繼承人的說經。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學，立為博士，他的說經即為師法。再傳下去，其弟子更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別，如“顏氏公羊”、“嚴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師法、家法，非但不能任為博士，即使已任為博士，一旦發現，也要被趕出太學。如西漢孟喜從田王孫學《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職尊。於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議政，往往是擔當國家大事。
石渠閣議奏，白虎觀議奏因五經博士的設置，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係起來。《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複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漢書·儒林傳》。
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這可見，一家之學是否興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武帝在位，公孫弘為丞相，《公羊》之學興。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受重用，《穀梁》之學興。
宣帝詔《五經》名儒評議《公羊》、《穀梁》同異，連類而及《五經》同異，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要的盛會，是著名的石渠閣議奏。在這次議會中最突出的活動，是宣帝以皇帝的名義，親自裁定經書的是非同異。這一活動抬高了會議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長、大宗師的身份出現，突出了皇帝作為文化最高統治者的形象。這事發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揚儒學的。明帝在即位之初，親臨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章帝於建初四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章帝）親臨稱製，如石渠故事”2。白虎觀議奏的規模和經曆的時間，都要超過石渠閣議奏。《漢書·藝文誌》於“書類”著錄“議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時石渠論”。於“禮類”著錄“議奏三十八篇”，注“石渠”。於“春秋類”著錄“議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論”。這些議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觀所論，《後漢書·章帝紀》稱作“白虎議奏”，《儒林傳》稱作“通義”，書今存，一般稱作《白虎通》。
經今古文之爭由於五經博士設置後，立於學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經，而古文不得立，於是乃有經今古文之爭。
今文經是用漢代流行的隸字書寫的。古文經是用先秦六國時流行的字體書寫的。今古文經，不隻是字體書寫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內容、篇章多寡以及學風等方麵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經學領域裏，董仲舒是很有影響的大師。他的大一統思想，適應了當時發展中的政治形勢；他的陰陽五行災異的說法，為漢家的皇權塗上了神秘的靈光；他的春秋公羊學很受重視。但今文經學在前進的路程上顯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煩瑣說經，一經說到百餘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令人生厭。一是宣揚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術和以孔子名義捏造讖緯。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經學已有的地位而滋長其內部陳腐的因素。漢哀帝時，劉歆揭露今文學派的儒生說“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後漢書·儒林傳》。
2《後漢書·儒林傳》。
3參看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三章第十節，“經學”。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這指出了今文學派於煩瑣說經的同時，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經，抱殘守缺、目光短淺，死抱著師法，拒絕進步。這實際上是反映今文學派的衰落，但他們仍堅持學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經學讓步。
漢景帝時大會白虎觀，這正是總結今文經學的良好機會。但今文學派的博士和儒生沒有人能把這個任務承擔起來。承擔這個任務的反而是古文學者班固，是他寫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經學係統地作了總結。也還是在章帝時，他讓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受學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給事廷署。這對於古文學者，雖還不能立於學官，但承認了其在政治上學術上的合法地位。以上這兩件事表明古文經學的勢力在相對地增長，而今文經學在相應地削弱。
東漢出現了不少的經學大師，先有鄭興、鄭眾、賈逵，後有馬融、鄭玄2。他們都是在古文經學上有成就，而且不為古文經學所限。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讖，不為朝廷所重。
鄭眾，字仲師，是鄭興的兒子，官大司農。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卒，年七十二。鄭興、鄭眾、賈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學見稱。鄭興為左氏撰條例、章句、訓詁。鄭眾亦為左氏作注。鄭興和鄭眾又各著《周官解詁》。賈逵，他的父親賈徽是一個博學的人，曾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悉傳父業，深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複奉命論次《左傳》與二傳同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又作《周官解故》。賈逵的經學，已遠較前人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觀其大體。今古之爭，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轉變，而經學的舊樊籬已有顯著的突破了。《後漢書》本傳說“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又說“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這可見鄭賈之學影響之大。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年）卒，年八十八。史稱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高徒，後列女樂。”所注書多種，有《易》、《尚書》、《詩》、《三禮》、《詩經》、《孝經》、《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不惟不為古今文所限，且不為《五經》所限。融嚐欲訓《左氏春秋》，見到了賈逵、鄭眾注後，乃說“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隻著了《三傳異同說》。《三傳異同說》，顯然是貫穿古今經學的著作。“既精既博”，則可說是馬融學風上的特點。精則不煩瑣，博則不墨守，這都是與今文經學流行的學風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標榜。馬融的成就，已跨過經今古文之爭了。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師，學《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學《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見《昭明文選》卷四十三。
2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均參見《後漢書》各本傳。
詩》、《古文尚書》。因涿郡盧植的介紹，師事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嚐怠倦。在一次與計算有關的活動中，鄭玄以善於計算，有較多接觸馬融的機會，得以質疑問難。玄辭歸時，融喟然謂門人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在外遊學十餘年。歸家之日，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鄭玄不樂仕進。對於朝廷和地方權力的征石，他總是避而不就，有時甚至於偷偷地跑掉。但當他偶然處在官宦聚集場合的時候，他還是以他的學識使人們敬服。所注書，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祫義》、《六藝論》、《毛詩講》、《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誌》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年），玄卒於元城，年七十四。
跟鄭玄同時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詁》，十七年不窺門。他認為《公羊》義法必須堅持，《左氏》已病入膏育，《穀梁》已廢不能興，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以申其說。鄭玄站在何休的對立麵，著《發墨守》《針膏育》、《起廢疾》，以駁休說。玄休之爭已不是簡單的今古經學之爭。鄭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經學，何休所反對者亦有今文經學。實際上，今古文經學之爭已近尾聲。到了魏晉以後，玄學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見到了鄭玄所著之書，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頗有自居下風之慨。何休事跡見《後漢書·儒林列傳下·何休傳》，又《鄭玄傳》。
第四節經學對其他學術思想上的影響兩漢經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曆史問題。上文我們已經說到漢朝廷以經學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這種統治，可以說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兩漢經學還有其他的學術影響，其中最顯著者，一是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學方麵的成就。
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中國境內某種程度的一統，遠在宗周時期已經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意識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這種統一越來越殘破，同時也越來越接近新的一統。孔子、墨子、孟子都有這種新的一統意識，不過有的是用曆史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梁襄王曾經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孰能一之？”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把“一”作為一個曆史階段提出來，是對新的一統，說得比較明白的。
“大一統”的思想，《公羊傳》的提法是很鮮明的。公羊學家有更明白的闡述。《公羊傳》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文王也。易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在傳文“大一統也”下注雲統者，始也，總係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係於正月。故雲政教之始。
何休所說，“自公侯至於庶人”，是政權上的大一統；“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是所有權上的大一統。把這些說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權、所有權和道德規範上的大一統。這種三合一的大一統，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的民族特點，對於後來曆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麵，它改變了割據局麵，成為加強地區間和民族間的聯係的力量；另一方麵，它也可能成為封建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就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大一統是有利於曆史進步的。如從漢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統的“大”有它極高的境界。《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說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日配天這是把“大”神化了。漢儒不隻把皇家的政權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規範也神化了。
小學上的成就在兩漢經學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經書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麵的解釋。這些解釋，在開始的時候總不能離開經文。後來有了發展，可以離開經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規律加以表述，有時還匯集成書，這就是所謂小學。在《漢書·藝文誌》裏，小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列於“六藝略”之中，而又是置於“六藝略”之末，這也略可說明經學和小學的關係。在漢代學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經學家，又是小學家。張敞，修《春秋左氏傳》，又通《蒼頡篇》，能讀宗周銘文。桑欽傳《古文尚書》，又有說小學之書，《說文解字》載其字說。杜林，傳《古文尚書》，史稱其博學多聞，尤長於小學，著有《蒼頡訓纂》一篇，《蒼頡故》一篇。衛宏，傳《古文尚書》、《毛詩》，作《毛詩序》，《唐書·藝文誌》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汗簡》引有衛宏《字說》。徐巡，傳《古文尚書》，《說文解字》引有徐巡說二條。賈逵是經學大師，是許慎之師，《說文解字》引其字說十七條。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個有成就的經學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學家。他博學經籍，為馬融所推敬。當世人稱道說《五經》無雙許叔重。他認為《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五經異義》。又認為“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他撰《說文解字》十四篇，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寫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為五百四十部，分別說明文字的結構、意義，辨別偽訛。這是兩千年來小學書中的權威著作。書序中，論述文字發展的過程和文字結構的原則，也是小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節先秦的方士秦漢時代之所謂方士，是一種講神仙方術以欺世盜名的騙子。神仙本是古時凡人思想的產物，人生紛擾苦難之世，幻想超凡脫俗，自由自在，就創造了出世的神仙。當時有些統治者對已享有的人間富貴榮華還不滿足，妄想長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結果大上其當；或有懷疑而加懲處，然多還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終得以招搖過市。
方士起於何時，史料難征。據《史記》載，“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萇弘是周靈王（前57—前545）時人，當時周王朝勢力已經削弱，諸侯不來朝貢。萇弘以方術為周靈王辦事，鼓吹通過射擊假設不來朝的諸侯，可以招致諸侯到來。諸侯並不信從，晉人還把萇弘殺了。
齊威王、宣王之時（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僑、羨門子高等都修仙道，傳說能夠靈魂脫離軀體，而成鬼神。他們宣傳在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宮闕是以金銀建造的，裏麵住了許多仙人，還藏著吃了可以長生不死之藥。神山上的禽獸都是白色。齊威王、齊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們的信徒，聽了他們的宣傳，派人到海上去尋找神仙奇藥。尋找者回來報告，說遠望神山，猶如白雲，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臨近，風就把船吹了回來。這些君主聽了心裏非常羨慕，隻是可望而不可及。此傳材料，主要依據於《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誌》及《後漢書·方術傳》，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節秦時的方士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第一次東遊齊魯，封禪天地，刻石頌功，並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還尋找羨門子高等方士。他想長久統治下去。許多方士乘機慫恿他求神仙奇藥。齊人徐市（即徐福）上書，請秦始皇齋戒，帶著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帶童男女數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尋求。得到的報告是，船到了海上，風向不順，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見山了。過了幾年，始皇東遊到了碣石，派燕人盧生尋找羨門等，並了解方士求仙的虛實。還派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回來報告，奏錄圖書，編造謊言。他對始皇說，君想見仙人，就得隱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藥。為此，始皇深居內宮，行動詭秘，殺了一些泄密的人。
盧生與侯生兩人謀議，認為始皇剛愎自用，嚴刑峻法，如果他發覺方術虛而不實，找不到不死之藥，便會處死方士。於是相約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氣大發，罵道我召用了很多方術士，花了很多錢財，為了興太平、求奇藥，現在一無成效，而他們不僅詐騙貪利，還造謠惑眾，竟然給我抹黑。於是命令禦史查辦。方士互相告發拆台，又牽累及儒生，結果被坑殺四百六十餘人。
次年，始皇為東郡隕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內心不樂，命博士做《仙真人詩》，讓樂人隨著他遊到哪裏，就唱到哪裏。他怕死、愛慕仙人，自稱“仙真人”，就是要長生。
又過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藥。方士入海求神找藥，幾年沒有收獲，花了不少錢，害怕治罪，撒謊說蓬萊仙藥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鮫魚搗亂，而不能前去，這時始皇恰好做了一個與海神交戰的夢，占夢博士說除了大魚蛟龍這個惡神，就可以迎來善神。始皇親自帶著連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殺了一條大魚，但神仙奇藥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
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藥事，參考《史記·秦始皇本紀》。
第三節西漢前期的方士楚漢之際，戰亂不休，民生困苦，人們首先想的是能否活著，還不企求長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術士的餘威猶在，故這時方士在社會上並不活躍。新垣平詐言“神氣”
過了幾十年，趙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樣，拜見漢文帝，說長安東北方有五采的“神氣”，這是“天瑞”，應當在它的下方立廟祀上帝。於是文帝立了渭陽五帝廟，還任新垣平為上大夫，賞賜了不少錢。新垣平頗為得意，又耍了獻“人主延壽”四個字的玉杯，因“金寶氣”而求周鼎等把戲，也騙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書揭發新垣平“所言皆詐”，文帝命令查究。結果新垣平被處死，文帝因掃興而對鬼神事也缺乏了興趣。
“神君”能言漢興六七十年，天下治安，達於極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顯身手。
元光年間，出了個“神君”。所謂神君，實是長陵縣的一個女子，因兒子死去而裝神弄鬼，騙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禮祠之，但隻聞其言，而“不見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機可乘，就對武帝大談“祠灶”、“祠老”之方，騙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這個人，原是深澤侯趙將夕的舍人，主管方藥。隱瞞了真實年齡，常自謂七十歲，還說有不死之術。他沒有妻子，是個光棍漢，遍遊四方，騙得不少錢財。人們以為他不從事生產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細，更信奉他。有一次，他從武安侯田蚡飲酒，同坐有個九十多歲的老人。李少君對他大談與其祖父遊射的故事，說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時候曾聽祖父講過遊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為真。在坐者聽了大為驚奇。武帝有件古銅器，問李少君是何時之物。他答是齊桓公十年陳列於柏寢台的銅器。一按銅器的銘記，果然是齊桓公時之物。一宮之人都很驚奇，以為他是“神”，是幾百歲的人了。其實，他隻要早知遊射故事和銅器年代，就能信口說來，再添枝加葉，就能使愚者驚訝。
李少君對武帝說禮祠灶神，可以丹沙煉出黃金，以黃金製作飲食器可以益壽，益壽就可以見到蓬萊仙人。又說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碩大如瓜的巨棗，能通往蓬萊。武帝聽了入迷，親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煉黃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騙術顯然已自拆穿，但武帝還以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盡管尋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齊之方士更來言神仙之事。
少翁偽造帛書元狩年間，齊人少翁說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時非常懷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戲，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於幽暗中隔著帷帳隱隱瞧見有個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裏得到一點安慰。於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睞，得到賓客的禮遇，任為文成將軍，還得到很多賞賜。少翁對武帝說君主想與神通，就得改飾宮室被服，否則，神物不來。於是製作雲氣車，車分青、赤、玄、白、黃五色，出駕時限定某日乘某色車，以“辟惡鬼”。又在甘泉山建造離宮，在其台室中畫天、地、泰一各種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與天神通話。過了一年多，天神毫無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戲，以帛書摻在飼料中讓牛吃進肚裏，假裝不知，宣稱這牛腹中有奇物。剖殺此牛而得帛書，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識破帛書為人所寫，追查底細，果然是偽書。於是少翁被誅，但事涉皇帝威信，隻好隱瞞了事。
巫與“神君”通話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醫診治，還是不愈。當時傳說上郡有個巫能通鬼神。於是被武帝召來，安置在甘泉宮內與神君通話，試驗有效。他向武帝傳達神君的話“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武帝聽了很高興，心情一好，龍盤勁最新章節病也好轉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於是大赦，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供奉神君。各個神君中，數泰一最為尊貴，其餘是些輔佐、侍從。人們見不到帷帳內的神君，隻聽到言語，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樣。據說神君來去，有肅然的風聲；有時白天說話，但大都是在夜間細語。武帝齋戒而入，通過巫與神君通話。神君的話，武帝都使人記了下來，稱為“畫法”。神君的話，隻是平常之言，沒有什麽特殊，但武帝聽了獨自歡喜。
欒大為將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方士欒大見用於武帝。欒大，本是膠東王家人，曾與少翁同學方術，人長得既高又美，擅長言詞，敢於吹牛說大話。武帝殺了少翁，後悔未得到其方，這時有人推薦了欒大。欒大對武帝誇誇其談我常往來海中，見到安期、羨門等。我的老師說“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樣的下場，故掩口而不談方術之事。武帝說少翁是吃了馬肝而死。你隻要能修其方，我會重賞，難道能吝惜金寶和祿位嗎！欒大聽了，乘機伸手要價我的老師無求於人，隻有別人求他。陛下必欲請他，就要派遣親貴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肯與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親貴的使者而定。武帝還有點懷疑，使欒大驗方術，欒大隨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觸擊的遊戲。
這時武帝正為黃河決口、鑄黃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欒大為五利將軍，幻想通過欒大與神溝通，碰上好運氣。接著又任欒大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一個多月裏，欒大佩帶上四枚將軍印。並封欒大為樂通侯，賜食邑二千戶，又賜高級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車馬器物。還將衛皇後的長女嫁給了欒大，送金萬斤。武帝有時親幸欒大之府，使者慰問供給相屬於道。武帝之姑及將相大臣也都到欒府飲宴，贈送禮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導）將軍”之印，令使者和欒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間立在白茅之上，舉行授印儀式，以示不同凡俗。欒大佩“天道”之印，是將為皇帝導引天神的意思。從此欒大常在家中夜間祀神，想把神請下來。傳聞神沒有請到，但百鬼已來聽差。他後來整治行裝，東往海上，去求其師。欒大見到武帝僅僅幾個月，就佩了六枚將軍印、封侯而娶帝女，“貴震天下”。消息傳揚開去，海上燕齊之間，很多人都異想天開，紛紛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孫卿侈言神仙這年夏天，河東太守報稱出土一個大鼎，武帝將鼎置於甘泉宮。齊人公孫卿乘機宣傳“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相同。”又在劄書上寫道黃帝得了寶鼎，便成仙上了天。通過寵臣將劄書呈於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興，召見詢問。公孫卿答受此書的申公已死。武帝問申公是怎樣的人？公孫卿見武帝興致很濃，便大吹起來，說“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複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塚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穀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所言雖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書所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顯然是指武帝，因漢高祖之孫景帝已死，在世的隻有“曾孫”武帝了。這怎不使其興奮。所以，武帝聽了，得意忘形地說“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於是，公孫卿就任郎官，被派東去太室山候神。後來，武帝在橋山祭黃帝塚，心中生疑，問“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方士解釋“黃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欒大，言大膽小，不敢入海，轉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驗，實無所見。欒大的謊話被戳穿，於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被武帝處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孫卿傳來喜訊。他報告在緱氏城上見到仙人跡，有物如雉，往來城上。武帝立即親幸緱氏城，察看仙人跡，問公孫卿道“你不會學少翁、欒大吧？”公孫卿知道這是警告他不能撒謊，便鎮靜地耍花腔說“仙人非有求於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應當耐心地長期等候。因為武帝親幸緱氏城視仙人跡，各地聞風張羅開了，修橋鋪路，建造宮觀名山神祠等處，盼望皇帝親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三月，武帝又到緱氏城，登上太室山禮祠，據傳有喊“萬歲”之聲。接著，經過泰山，東巡海上，禮祠八神。齊人乘機上書稱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萬，但一無效驗。乃增加船隻，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幾千人去求蓬萊仙人。公孫卿到了東萊郡，報告夜晚見到數丈高的“大人”，靠近則不見，隻見其跡很大，類似禽獸。群臣有說，見到一個老父牽著狗，說“吾欲見巨公。”轉眼就不見了。武帝看了大人跡頗為懷疑，但以為老父就是仙人，於是留宿海上，給方士傳車，隨時派使者求仙，數以千計。四月，武帝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無風雨災，可謂順利。方士乘興進一步鼓吹蓬萊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興衝衝地又東至海上，希望到達蓬萊。不料這時侍中奉車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覺得掃興，隨即離去。
次年春天，公孫卿報告在東萊見到神人，似乎神人說“欲見天子”。武帝聽了，任命公孫卿為中大夫，立即動身，先幸緱氏城，再到東萊，留宿了幾天，一無所獲，據說見到了大人跡。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仍然掃興而還。
公孫卿對武帝說仙人是可以見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見不到。
現在陛下可以建造樓館，像緱氏城那樣，供置脯棗，可能請到仙人。況且仙人是喜歡居住樓館的。武帝聽了，馬上下令長安建造蜚廉館、桂館，甘泉建造益壽、延壽二館，派公孫卿持節設具，恭候神人。還在甘泉建築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擺了祠具，將招來神仙之屬。甘泉還建置前殿，開始擴建各個宮室。夏天，甘泉殿內生芝，又傳通天台上似乎閃光。武帝為此而下詔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十一月，武帝東至海上，對方士入海求仙進行考察，毫無效驗，但又增派方士入海，還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臨渤海，幻想通過望祀之屬，有機會到達蓬萊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災，武帝到甘泉聽取各地官吏匯報。公孫卿說“黃帝就青靈台，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說古帝王有的建都於甘泉。因此，以後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見諸侯大臣。有人建議，樓台被燒，再建必須更大，才能消災。於是所造建章宮規模宏大，超過漢初所建的未央宮，其中太液池上擬建有蓬萊、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東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屬，沒有收獲。方士有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納，而造意謂延年的迎年殿，親自前去禮祠上帝。這時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還增加了禪祠石閭。因為方士多說石閭乃仙人之閭，所以武帝親禪之。
後來，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尋蓬萊終無效驗，公孫卿隻是報告見到大人跡，實未見到神仙，武帝對方士怪誕之語不免厭倦，但他還抱一線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節西漢後期的方士武帝以後，方士的時運不大好了，但由於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藥，方士的騙術仍然得逞於世。
宣帝時，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劉更生獻秘方，無效，被治罪。張敞上疏有“斥遠方士”之諫。
元帝初年，有天淵玉女、巨鹿神人、轑陽侯學仙等事，“紛紛複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陰陽五行說審查郊祀之製，清理了原來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職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頗好鬼神，又因沒有生子，於是有不少方士上書言方術，都得待詔，在長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動，花費很大。
穀永上書成帝，諫道“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就成仙上天，浮遊蓬萊，長生不老，化鑄黃金，“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他還指出，曆來方士惑眾，君主上當，事例頗多，足以為戒。成帝覺得此言有理。
西漢末年，博征方術士，派出侍祠使者，“盡複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雲”。王莽掌權，除祭祀有不少花樣外，又興神仙事。他篡位之後，聽信方士蘇樂之言，在宮中建造八風台；又在殿上種五粱禾，說這是“黃帝穀仙之術”。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他多次下詔，自言當成神仙，詳見《漢書·王莽傳》。
第五節東漢的方士東漢之世，方術之士也多。僅《後漢書·方術列傳》就載有四五十人。
但東漢比之秦與西漢，既無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欒大那樣著名的方士，也無秦皇、漢武大張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藥那樣的世主，不免相形見絀；而且方士的絕招也不大相同。這裏略傳東漢的樊英、費長房、左慈三個方術士，以見一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少時學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過隱居生活，教授學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風，樊英對人說“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噴去，並記下了時間。後來有人從成都來，說起當時大火，忽然東來黑雲，下起大雨，火遂熄滅之事。於是人們稱道其術。安帝、順帝都曾召之，他不願出來做官。後來被逼任五官中郎將，幹了幾個月，並無建樹，就回了老家。費長房，汝南人。曾做過市場小吏。他看到，市上有個老翁懸壺賣藥，罷市就跳入壺中。他也跟著入壺飲酒。這老翁自稱神仙。他要向老翁學道，顧慮家人牽累。老翁以一根與他一樣高的青竹掛在舍後作為費長房之形，費家人以為費長房上吊而死，就殯葬了事。費長房隨老翁入山學藝，不怕艱難困苦。老翁要他吃糞，糞很臭，其中還有三條蟲，他為難了，告辭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並為作一符。他騎了竹杖，可以隨便遊到什麽地方。回到了家，自以為離家隻是十來天，實際上已過了十多年。家人說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說往年所葬的是竹竿，發棺檢驗，果然是真。從此，“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還能責鬼魅、使東海君作雨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與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對眾說今日高會，酒菜齊備，隻是缺少鬆江鱸魚。左慈以為好辦，他就用釣竿在貯滿水的銅盤中釣出一條鱸魚。曹操拊掌大笑，與會者皆驚。曹操說，一條魚不夠大家吃的。左慈又釣出幾條大魚，都是活潑新鮮的。烹魚時，缺乏生薑。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薑。又一回，左慈與曹操等飲酒時，又耍弄別人，曹操不高興，想殺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誰也找不到。或見之於市，又捕之，而市人都變了形與左慈仿佛，不知哪個是真。後來有人在陽城山頭見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無法捕得他，便發出話來“不複相殺，本試君術耳。”忽然有一隻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當人趕上前去，數百隻羊都變為那隻老公羊一樣的形狀和動作，而人不知哪隻是真。
第六節方士評論秦漢方士的特點，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藥、煉丹砂的騙術欺世，盜名圖利。君主因夢想成仙或長生不死，甘心受欺，貽笑於世。據史所載，秦與西漢的方士跟東漢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為海上燕齊人，後者多為內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後者多學過《五經》，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萊神仙奇藥，後者多是耍把戲，變幻術。
還應該指出，《史》、《漢》記載秦與西漢的方士，顯然是暴露方士的騙術及君主的愚昧。司馬遷記述之後，說“具見其表裏”，意謂通過具體描寫而透露內情。班固記述之後，說“究觀方士祠官之變，穀永之言，豈不正乎！豈不正乎！”他們否定方士之術及神仙奇藥之說，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當受騙，態度極為明確。《後漢書》記方術之士，品種複雜，有真有假，似乎客觀記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讀者不辨真假，信以為真。範曄所論“幽貺罕征，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他對方士之術，是信還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們今日為方士作傳，無意宣傳迷信，而是據史述事，以明當時史事與風氣。
第四十三章數學隨著數學知識的不斷積累以及對於零散的材料逐漸加以總結和係統化、理論化，於是陸續出現了數學方麵的專書。《漢書·藝文誌》記載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這是最早見於著錄的數學專著。這兩部書都已失傳了。秦漢時期傳留至今的數學著作和涉及數學方法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此外，還有近年出土的簡書《算數書》。這些書中包含了算術、代數和幾何等豐富的數學內容，諸如複雜的整數和分數四則運算，比例問題，盈不足術，開平方和開立方術，方程術和正負術，麵積和體積問題，勾股算術和勾股測量術，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先進成就。這些成就表明，秦漢時期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數學體係。
第一節“九數”
根據《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周朝設有稱為“保氏”的官員，專門負責向貴族子弟傳授所謂“六藝”。數學是六藝中的一門課程，共包括九項內容，稱為“九數”。但什麽是“九數”，現已難於考證。東漢鄭玄注釋《周禮》引鄭眾說，“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鄭眾所稱“九數”中的“均輸”，實際上是西漢時的賦稅製度，不可能是《周禮》九數的內容。但從二鄭注釋可以了解到，西漢數學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個方麵，而重差、夕桀、勾股則是數學上的新的發展。上述九項內容與《九章算術》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兩項，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認為“旁要”指簡單的勾股問題，“夕桀”二字係傳抄有誤，應為“互乘”，即解線性方程組的一種方法。東漢一些數學家整理數學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於是編寫成為著名的《九章算術》。正如劉徽所說，“周公製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2，九章的名稱無疑是由《周禮》九數演變而來的。
“贏不足”，《九章算術》作“盈不足”，後皆依此。又，亦有人將“今有重差”斷開，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為一種數學方法。
2劉徽《九章算術注》原序，錢寶琮校點本《算經十書》上冊，中華書局93年版。第二節秦漢簡牘和《算數書》在居延、武威、臨沂銀雀山、雲夢睡虎地及江陵鳳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漢簡牘中，可以找到相當多的與社會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數學計算問題，但就數學方法而言，僅有九九表，整數和分數的算術運算，麵積、體積和容積的計算等。這些方法一般都很簡單，尚不足以反映秦漢數學的全貌。984年月，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數學著作《算數書》。據推斷，《算數書》抄寫於西漢初年（約公元前二世紀），成書時間應該更早。這是一部比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見到的中國最早的數學專著。全書采用問題集形式，共有六十多個小標題，九十多個題目，包括整數和分數四則運算，各類比例問題，各類麵積和體積問題等。其中有些內容（如“合分”、“少廣”等）與《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說明二書間可能有某些傳承關係，有些內容（如“相乘”、“增減分”等）是《九章》所沒有的。在張家山簡書漢律中，還發現有關於“均輸律”的簡文。過去一般認為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郡國始置均輸官，施行均輸法，《九章算術》中的均輸問題，應是在此之後寫成的。現在看來，這一論斷需要進行修改。這部比《九章算術》還早的竹簡《算數書》的出土，是中國數學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節《周髀算經》《周髀算經》是著名的《算經十書》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釋蓋天說的天文學著作，大約成書於公元前一世紀，而其中很多內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數學方麵，《周髀》記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測量上的應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定理。《周髀》開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問題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即勾3股4弦5，這是勾股定理的一個特例。接著，又在陳子回答榮方的問題中提出“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勾股各自乘，並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陽到觀測者的距離）”，即a2+b2=2，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據研究，陳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紀的人。在西方，這個定理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發現歸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周髀算經》中測量太陽高遠的陳子測日法，是勾股測量術的發展，又是重差術的先驅，比起西方“測量之祖”泰勒斯測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遜色的。《周髀》中還有開平方和等差級數等，以及相當複雜的分數運算，用以解決古“四分曆”的計算問題。唐代國子監添設算學館，主要學習十部算經，《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對於研究古代天文學史和數學史而言，《周髀》是傳留至今的最早的寶貴文獻。
第四節《九章算術》《九章算術》的成書中國古代數學名著《九章算術》，是我國最早的傳世數學專著。《九章算術》與《周髀算經》一樣，不是一人一時寫成的。它經曆了多次的整理、刪補和增訂，是幾代數學家共同勞動的結晶。大約成書於東漢初年（公元一世紀）。《九章算術》采用問題集形式，列舉了24個數學問題及其答案，並在若幹具體問題之後，敘述這類問題的解題方法。全書分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ui）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關於土地麵積的計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圓、環等麵積公式，以及弓形麵積和球冠表麵積的近似公式。後兩個公式比較簡單，但誤差很大。劉徽在《九章算術注》中曾提出用類似割圓術的方法推求弓形麵積，但未能給出更好的結果。在這一章中還有分數的四則運算法則和約分、通分、求最大公約數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約數稱為“等數”，求兩個數的最大公約數要“以少減多，更相減損”，這種方法與歐幾裏得的輾轉相除法是相同的，後來在解決一次同餘組等問題上獲得了更重要的應用。《九章算術》在世界數學史上的貢獻完整的分數運算法則，在印度遲至七世紀才出現，而歐洲則更晚。粟米章主要講各種糧食交易折算的比例問題。所用方法稱為“今有術”，即在成比例的四個數中，從三個已知數求第四個數的算法。在歐洲，這種算法稱為“三率法”。關於比與比例的思想，古希臘就已經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聯係起來卻是遲至十五世紀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問題，即按等級分配物資或按一定標準攤派稅收。在這一章中還有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問題，但都用比例方法來解決。少廣章講的是已知正方形麵積或正方體體積反求邊長，即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其具體運算過程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開平方和開立方法則的記載。在運算中，要把算籌擺放幾層，相當於用分離係數法列出與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從而發展了籌算的位值製，並開辟了求解數字高次方程的途徑。少廣章中還有從已知球體積求直徑的問題，給出一個誤差很大的球體積公式。劉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終於獲得了正確的結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種立體體積的計算。這些問題大都來源於營築城垣、開鑿溝渠、修造倉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實際。其中包括長方體、棱柱、棱台、圓柱、圓錐、園台、楔形體等，都給出了正確的體積計算公式。缺點是圓周率取π＝3，這個數值誤差很大。根據劉徽對商功章的注釋可以知道，這些公式是通過具體模型的分解與合並來證明的，這說明中國古代的體積理論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於西方數學的獨特的處理方法。均輸章是平均賦粟和徭役問題，計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價高低、路途遠近等條件，合理攤派稅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複比例、連比例、等差級數等數學方法。盈不足章屬於盈虧類問題和算法。盈不足術是通過兩次假設取值，然後根據公式求出未知數，其原理與現在求高次代數方程和超越方程近似解的線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紀歐洲，這種方法叫做“雙設法”或“契丹算法”，是歐洲符號代數學產生以前的一種主要代數方法。據考證，古代阿拉伯數學文獻裏，“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國。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的盈不足術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在西方數學領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講的是多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線性方程組）問題及解法。這是中國古代數學的一項重大成就。用算籌表示多元一次聯立方程組，類似於由方程組各係數構成的矩陣，其解法與現在中學代數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臘和印度也有過一些特殊的聯立方程組解法，但沒有一般解法，遠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歐洲，提出同類問題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紀才有了加減消元法。在這一章中還引入了負數概念，並給出了正負數加減運算法則“同名相除，異名相益，正無入負之，負無入正之；其異名相除，同名相益，正無入正之，負無入負之。”負數的出現，反映出對意義相反數量的正確理解，從而實現了數的範圍的一次新擴充。這一項傑出創造，也是以中國為最早。印度於七世紀引進負數概念。歐洲十二世紀對負數有所認識，而直到十六世紀才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這一點甚至影響到線性方程組的求解問題。勾股章主要內容是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測量問題。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圓問題，以及二次方程x2＋ax＝b（a＞0，b＞0）的解法。關於勾股數的原術及劉徽注中的有關公式，是對整數論的重要貢獻，也是世界數學史上整數勾股數研究的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術》及其中一些問題曾經傳到日本、朝鮮、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歐洲，對世界古代數學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九章算術》已被譯成英、俄、德、日等多種文字。
《九章算術》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總結及其對後來的影響《九章算術》係統地總結了西周至秦漢時期我國數學的重大成就，是中國古代數學體係形成的顯著標誌。它的豐富多采的內容，大多來自生產和生活實踐，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高度發展的數學水平，以及理論密切聯係實際和以算法為核心的突出特點，並對後世數學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術》對中國數學的影響，正像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對西方數學的影響一樣，是非常深刻的。中國曆史上著名數學家如劉徽、祖衝之、李淳風、賈憲等，都曾經深入研究和注釋過《九章算術》，並通過這種形式提出許多新概念和新方法，為推動中國數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流傳最久，影響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曆代進行數學教育的課本之一。唐代國子監算學館規定十部數學著作作為學生的數學教科書，後代稱為“算經十書”，《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節數學與天文學在中國古代，天、算、農、醫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學科，其中天文學和數學的關係尤為密切。天文曆法的進步促進了數學的發展，而數學的發展也為天文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麵提到的《周髀算經》是一部天文學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測量、開平方和分數運算等數學方麵的成就。東漢晚期的天文學家劉洪在《乾象曆》中用“強”、“弱”來表示某數的過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強弱”概念與“正負”概念是相通的，並且明確指出“強正弱負，強弱相並，同名相除，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這與《九章算術》中的正負數加減運算法則完全一致。劉洪為解決由於月球繞地球運行不等速運動問題，提出了一次內插法。根據這種方法，通過某日某時前後的兩個實際觀測值，可以比較精確地推算月球在該日該時的實際位置。一次內插法實質上就是盈不足術，它使曆法精度有所提高，並為研究二次和高次內插法、不等間距內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後世在這一領域獲得了很大的進展。在西方，古希臘天文學家采用幾何方法解決這一問題，相當繁瑣，遠不如中國的代數方法簡捷明確。此外，由於漢代曆法中出現了推算上元積年的需要，因此也產生了求解一次同餘式或簡單不定方程的問題，後世在這一領域也取得了極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節數學家秦漢時...
後來杜密去官還鄉，常去拜謁地方長官，多所請托。同郡劉勝（字季陵）從蜀郡告歸鄉裏，閉門修養，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對杜密說“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劉勝官位高，您待為上賓，但他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這是罪人；我知善必舉，知惡必糾，使您“賞罰得中”，這不是顯然的高低之分嗎？王昱慚愧而佩服，待之彌厚。
桓帝時，杜密任為尚書令，遷河南尹，轉為太仆。“黨人”事起，被免官還本郡，與李膺一同坐罪，兩人齊名，故時人稱為“李、杜”。太學生譽之曰“天下良輔杜周甫”。
靈帝時，陳蕃輔政，杜密又任太仆。“黨錮”事件再起，被迫自殺。
第四節範滂、張儉、賈彪範滂嚴整疾惡範滂（37—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東南）人。少時因“清節”為州裏所佩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冀州因饑荒而百姓鬧事時，範滂由朝廷任命為清詔使，前去審理之。他登車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貪贓枉法，聞風而棄官逃跑。他對朝廷的報告，都能合乎眾議。
任光祿勳主事之時，他對光祿勳陳蕃以“公禮”相待頗為不滿，乃棄官而去。郭泰批評陳蕃未曾優禮對待範滂，陳蕃承認欠妥。
後又被太尉黃瓊辟為掾屬。皇帝詔令三府掾屬“舉謠言”，即舉報地方長官賢奸、百姓苦樂。範滂舉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長官）、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掌舉奏的尚書責備他舉劾猥多，懷疑他有私心。他說我的舉劾，如果不是針對奸暴而為民除害，那還有什麽必要！現在隻是先舉所急，還有待充實材料。“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實，願受處治。但他察覺情況複雜，本意難以兌現，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資曾聞範滂之名，任其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嚴整疾惡”。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義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薦舉清節隱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頌，本是公族子孫，但未被鄉裏薦舉，中常侍唐衡為其向宗資說情而擬用為吏。範滂以為推薦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頌。宗資知之，遷怒而責打辦事小吏，小吏以為範滂決定正確而不可違背。宗資隻好作罷。郡中之人對此頗存看法，指範滂親信任用之人以為“範黨”。
後來範滂被誣為“黨人”，被捕關進了黃門北寺獄。獄吏將拷打審問囚犯，範滂因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審，遂與同郡袁忠爭受刑。中常侍王甫審問拷打囚犯時，範滂等頸、手、足上都戴著刑具列於階下，王甫審問他你為臣不忠，“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範滂對答我隻知道孔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賢奸，獎善懲惡，不懂得什麽是“黨”。王甫說你拔舉用人，合則相好，不合則排斥，什麽意思？範滂仰天而歎，自覺問心無愧。王甫無法，隻好解下他的刑具。
範滂因無罪而釋放，南歸。從洛陽出發，汝南、南陽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數千輛。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也免罪俱歸，並侍衛於範滂，應對賓客。範滂對兩人說你倆相隨，是加重吾罪，遂遁逃還鄉。
建寧二年（公元9年），大誅“黨人”。詔令急捕範滂等。郡內督郵吳導來到縣裏，手捧詔書，緊閉傳舍，伏床而泣。範滂聽說此事，知道必為自己，隨即主動投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要和他一同逃走。範滂說我死則禍了，怎敢連累於你，又使老母流離呢！其母與他訣別。他對老母說我死得其所，隻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傷。老母道“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得兼乎？”範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辭。對他的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路人聞之，莫不流涕。這時範滂才三十三歲。
張儉舉劾侯覽張儉（5—98），字元節，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父張成是江夏太守。張儉初舉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經人，推說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5年），任山陽郡東部督郵。這時中常侍侯覽家在山陽郡屬縣防東（今山東金鄉南），殘暴百姓，所為不法。張儉舉劾侯覽及其母罪惡，請求誅之。侯覽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達朝廷，從此結怨。鄉人朱並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張儉冷落而懷恨在心，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欲誅捕之。張儉逃跑，所到之處，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後來流轉到東萊郡，躲在李篤家。外黃縣令毛欽帶著武器來到，李篤對毛欽說張儉天下聞名，無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嗎？毛欽勸李篤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篤說我好義，你如今也有一半。毛欽歎息而去。張儉由李篤設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禍。據說，張儉逃難所經曆之處，“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黨錮傳·論》對此救賢扶危精神大加表揚，說“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誌，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
張儉曆經磨難，到中平元年（公元84年）“黨事解”，才返回鄉裏。
建安年間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賈彪同氣相求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今河南舞陽北）人。少時遊洛陽，誌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起初與郭泰同為太學生首領，結合李膺等人，評論朝政，褒貶人物，與“黨人”同氣。
初舉孝廉，補為新息縣長。平民貧困，多不養子女，賈彪訂了嚴厲的製度，凡不養子女者與殺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視，城南有盜劫害民者，城北有婦人殺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賊寇害人，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殘，實是逆天違道。”隨即驅車北行，查辦其罪。因此幾年間，民養子者數以千計，都說這是賈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年），黨事發生，太尉陳蕃諫諍無效，朝臣驚懼而不敢言。賈彪對同誌者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於是到了洛陽，勸說竇武等人向皇帝報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黨人”。李膺釋放後，說“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先前岑蛭因黨事逃亡，親友大多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為眾人所怨。他解釋說，岑蛭觸犯皇帝而獲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眾人都服他處理有原則。
後以“黨人”禁錮，死於家中。
第五節郭泰郭泰（28—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貧賤。早孤，母親想要他到縣府做點事。他說，大丈夫不能為“鬥筲之役”。從師就學三年，博通典籍。善於談論。遊學於洛陽。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於是名震京都。後歸鄉裏，官吏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他隻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司徒黃瓊征辟，太常趙典推舉，有人勸郭泰乘機仕進，他認為世將大亂，一概不應。他有知人之明，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各地。曾在陳、梁間行路遇雨，頭巾一角下陷，時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稱為“林宗巾”。可見其為人仰慕。有人問範滂“郭泰何如人？”範滂答“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雖然善於交遊，但不“危言核論”，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他。等到黨事發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隻有他和袁閎得免。於是閉門授徒，弟子數以千計。
建寧元年（公元8年），陳善、竇武等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於野，深為國家前途擔憂。
次年春，郭泰死於家，時年四十二歲。遠近許多士人奔喪而來，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黨人”有廣泛聯係，並寄予同情，故附傳於此。第六節“黨人”評論“黨錮”人物，首先，以反對宦官專橫侈恣為“同誌”；次之，多數人員是士人或太學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進；再者，多出身於世族和豪族，骨幹是官吏與貴戚，故當宦官侵犯其利益、損害其權勢、阻礙其仕進時，便群起反對，形成一股反“濁流”的社會勢力。範曄《後漢書》盛稱“黨人”的行為和精神，曰“桓、靈之時，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厄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甚至還將“黨人”與宦者區分為“涇渭”、“玉礫”、“蘭蕕”，比其為“清”與“濁”，而極稱“黨人”誌行高尚，這未免言之過當，然卻也不無一點道理。宦者專權確是最腐朽的勢力，而有些“黨人”實是企圖針弊治世的賢者。
但在封建帝製而皇帝又被宦者挾持的情況下，“黨人”既難以得到皇帝，又無嚴密組織和政治軍事實力，更未鼓動和爭取民眾，自然難以消滅宦官勢力，反而為其所迫而禁錮。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國古代主義帝製的產物。其上層分子為皇帝最親近的奴才，往往恃寵弄權，甚至專權亂政。秦朝的趙高、西漢的石顯，都曾弄權為非，本書已寫有趙高傳，於蕭望之傳附述石顯事。東漢後期，因母後、少主輪流臨朝，則外戚、宦官更番專權，宦官弄權與東漢衰亡有直接關係，故對其有立傳之必要。宦者在社會矛盾鬥爭中並非鐵板一塊，有賢奸之分，本篇據史實具錄其主要人物。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於《後漢書·宦者列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第一節鄭眾專謀除竇憲鄭眾（？—4），字季產。南陽犨縣（今河南魯山）人，謹慎敏捷，頗有心機。永平年間，在劉炟太子家做事。劉炟即帝位（稱章帝）後，任為小黃門，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鄭眾加位鉤盾令。當時竇太後秉政，外戚竇憲任大將軍，竊據威權，朝臣上下無不附從。隻有鄭眾“一小王室，不事豪黨”，頗得和帝親信。等到竇憲兄弟圖謀“不軌”，鄭眾首謀誅之，因功升為大長秋，封鄛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後又益封三百戶）。由此常參與議論政事，東漢宦官參政從此開端。
鄭眾死於元初元年（公元4年）。
第二節蔡倫改進造紙術蔡倫（？—2），字敬仲。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開始在宮廷做事，建初年間，任小黃門。和帝時，任中常侍，參與宮廷謀議。後又任主管製造禦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學，敢於諫諍。每當假日，往往閉門不接賓客，或親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監製秘劍及各種器械，都“精工堅密，為後世法”。據今考古發現，西漢時期已經有紙。蔡倫總結西漢以來造紙的經驗，改進造紙術，“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為原料製造了紙。於元興元年（公元05年）奏報朝廷，得到皇帝稱讚，“自是莫不從用”，紙便推廣應用了，當時稱為“蔡侯紙”。故後世傳說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4年），因鄧太後說他長期宿衛宮廷有功，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仆，掌管長樂宮。元初四年，安帝選用劉珍、良史等儒者去東觀，校正經傳文字，令蔡倫監管其事。
蔡倫起初曾受竇後旨意，誣陷安帝的祖母宋貴人，致使她自殺。竇太後死後，安帝親自掌權，便命蔡倫去廷尉受審。蔡倫知道不妙，怕受恥辱，乃飲藥而死。
第三節孫程、曹騰謀立皇帝孫程設謀立順帝孫程（？—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時，為中黃門，在長樂宮辦事。
當時鄧太後臨朝，安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安帝乳母王聖常常一同誣陷外戚鄧悝（鄧太後之兄）欲廢帝而立平原王劉翼，安帝又恨又怕。鄧太後死後，安帝在宦者下隨即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李閏為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因讒諂進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為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李閏、江京同升為中常侍，江京還兼大長秋，與其他宦官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後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專橫跋扈，枉殺了太尉楊震，廢皇太子劉保為濟陰王。
延光四年（公元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鄉侯劉懿為帝。閻顯等爭權奪利，殺了樊豐，廢了耿寶、王聖，排擠其黨羽。
過了幾個月，劉懿病重。孫程與濟陰王劉保的屬下興渠商量，如果劉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閻顯，就可扶立濟陰王劉保。中黃門王康，原先也是劉保屬下，為劉保被廢而憤恨。長樂太官丞王國也附從於孫程。十月二十七日，劉懿死。閻顯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聚會計謀，共同宣誓。四日夜間，他們在崇德殿集合，進入章台門，殺了江京、劉安、陳達。因李閏在宮內有一定權勢，孫程等欲推他為首，舉刀脅迫他服從，李閏答允。於是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同時，一邊召集大臣，一邊加強宮內外警戒。
這時閻顯在宮內嚇得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他以太後詔發兵，屯於朔平門，以禦孫程等。閻顯之弟衛尉閻景從宮中還外府，收兵到盛德門，被尚書郭鎮所捉，送廷尉獄，當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閻顯等，於是事成。孫程因功封為浮陽侯食邑萬戶，提升騎都尉；王康、王國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2年），孫程等人在朝驕橫，“嗬叱左右”。順帝發怒，罷了他的官，並遣十九侯離京就國，後徙封他為宜城侯。孫程非常怨恨，封還印綬、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師，往來於山中。詔書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28年），順帝念及孫程等功勳，將他們召回京師，孫程又任騎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陽嘉元年（公元32年），孫程病危，授為奉車都尉，位特進。不久死去，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
孫程臨終時遺言上書，要求將封國傳給其弟程美。順帝應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孫程養子孫壽為浮陽侯。陽嘉四年（公元35年），詔令宦官養子都可以承襲封爵，並作為條令定了下來。
曹騰定策立桓帝曹騰，字季興。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安帝時，為黃門從官，由鄧太後指派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太子即位，是為順帝，曹騰即為小黃門，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騰以定策之功封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
他用事宮中三十餘年，奉事四個皇帝，未嚐有過錯。他推薦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過計吏賄賂曹騰，被益州刺史種暠在斜穀關搜得其書，奏劾蜀郡太守和曹騰，要求查辦嚴懲。皇帝以為，這事是蜀郡太守所為，與曹騰無關。曹騰並不因此而埋怨種暠，還常稱其為能吏，博得人們的稱讚。曹騰死，養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國時，魏明帝曹暠追尊曹騰為高皇帝。
第四節“五侯”逞凶除梁冀單超（？—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陽東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蘇邳縣東）人；具瑗（？—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左悺（？—5），河南平陰（今河南孟津東北）人；唐衡（？—4），潁川郾縣（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單超、徐璜、具瑗為中常侍，左悺、唐衡為小黃門史。
起初，梁冀兩個妹妹為順帝、桓帝的皇後，冀代父梁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梁冀自從誅了太尉李固、杜喬等，更加驕橫，皇後也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之人鉗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長久，心懷不平，但不敢公開發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皇後死去，桓帝對唐衡單獨詢問我身邊誰與皇後家有矛盾？唐衡答單超、左悺與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專橫。於是桓帝召集單超等五人，對他們說梁冀兄弟專權，脅迫內外，朝臣多附從之，今欲誅之，你們以為如何？單超等都說早就應當誅之。桓帝就命他們密謀辦法。他們說謀誅梁氏並不困難，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悅，無可懷疑。於是桓帝與五人定議，桓帝咬單超手臂出血為盟，立即詔捕梁冀及其宗親黨與。梁冀及妻自殺，其宗親黨與多被誅除。左悺、唐衡升為中常侍；單超封為新豐侯、二萬戶；徐璜為武原侯，具瑗為東武陽侯，各一萬五千戶，賜錢各一千五百萬；左悺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陰侯，各一萬三千戶，賜錢各一千三百萬。單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稱“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從此權歸宦官，朝政日亂。
單超患病時，桓帝任其為車騎將軍。次年（延熹三年，公元0年）死，葬禮十分優厚隆重，“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禦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塚塋”。
其後四侯驕橫，當時人們說“左（悺）回天，具（瑗）獨坐，徐（璜）臥虎，唐（衡）兩墮。”說他們驕貴橫行，凶狠狡詐。他們“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都以養子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連郡”，殘害百姓。
單超之弟單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單匡為濟陰太守，徐璜之弟徐盛為河內太守，左悺之弟左敏為陳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達到目的，後便率領吏卒到李嵩家強搶其女，“戲射殺之，埋著寺內”。當時下邳縣屬於東海，東海相黃浮接受告狀，收審徐宣家屬，並將徐宣棄市，暴屍示眾，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訴怨，桓帝將黃浮定罪，罰做苦工。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4年），唐衡死，葬禮也很優厚。
第二年，司隸校尉韓演揭發左悺罪惡及其兄太仆南鄉侯左稱“請托州郡，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左悺、左稱都畏罪自殺。韓演又揭發和查辦具瑗之兄具恭貪汙罪，貶其爵。單超及徐璜、庸衡之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第五節侯覽、曹節、呂強、張讓侯覽貪狠陷害張儉侯覽（？—72），山陽防東（今山東單縣東北）人。桓帝初年，為中常侍，以“佞猾”進用，倚勢貪狠放縱，受賄貨財以巨萬計。延熹年間，連年征伐，國庫空虛，乃借貸百官俸祿、王侯租稅。侯覽乘機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借口參與議誅梁冀有功，進封高鄉侯。
他與小黃門段珪兼並土地，段珪家在濟陰，靠近濟北境界。其仆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過往旅客。被濟北相滕延捕殺數十人，陳屍於道。侯覽、段珪大怒，向皇帝訴怨，誣告滕延多殺無辜百姓，免其官職。
侯覽等從此更加得意放縱。其兄侯參為益州刺史，誣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誅滅而沒收其財物，前後累積以億計。最後被太尉楊秉奏劾，檻車押往京師，於道畏罪自殺。其車三百餘輛，都是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侯覽因受連累而免官，不久又複職。
建寧二年（公元9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塚，殘害百姓。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奏劾侯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頃。興建第宅十六區，都是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形製猶如宮苑。又預作壽塚（未死而自為塚），有石槨、雙闕，龐高百尺，侵損百姓住屋，掘民墳墓，奪人妻女。請求嚴懲之。侯覽伺機沒收其章表，使不能上達朝廷。張儉便搗毀侯覽的第宅塚墓，沒收其財物，揭發其罪狀。又奏劾侯覽之母生時交通賓客，幹擾地方行政。其奏章還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覽反而誣陷張儉為“鉤黨”，誅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覽後又代曹節領長樂太仆。熹平元年（公元72年），侯覽被劾專權驕奢，罷了官，遂自殺。其黨與也都被免官。
曹節製造“黨錮”事件曹節（？—8），字漢豐。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為官。順帝初年，為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公元8年），持節帶領中黃門虎賁羽林軍一千人，迎接靈帝入宮，故靈帝即位後以定策功封其為長安鄉侯，六百戶。
當時竇太後臨朝，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謀誅宦官。曹節勾結朱瑀等十七個宦官，一同矯詔以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除竇武、陳蕃等，製造了“黨錮”事件。他因此升為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進，秩中二千石，不久轉為大長秋。
熹平元年（公元72年），竇太後死，有人在朱雀闕上寫了標語“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後，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屍祿，無有忠言者。”皇帝詔令司隸校尉劉猛逐捕書寫標語者。劉猛以為標語實是直言，不肯急捕，過了一個多月，還不知書寫者是誰。劉猛因此被降為諫議大夫，以禦史中丞段熲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學生和遊士一千多人。曹節等對劉猛的怨氣還沒有消去，唆使段熲假借它故將劉猛定罪罰作苦工。朝臣多為劉猛說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節與王甫等誣桓帝之弟勃海王劉悝謀反，誅之。曹節、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節增邑四千六百戶，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戶。他的父兄子弟都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其弟曹破石為越騎校尉，強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該婦女執意不從而自殺。他們“**暴無道”，多如此類。
光和二年（公元79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其二子。當時連年出現災異，郎中審忠（字公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上書為竇武、陳蕃等鳴冤，要求嚴懲行凶作惡的朱瑀等宦官。其書提到朱瑀等害賢竊權，“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裏竟巷。盜取禦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所揭宦官竊權謀私，奢侈驕橫，敗壞政治，影響惡劣，可謂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報送皇帝。曹節這時領尚書令，掌握機要，總領紀綱，扣押審忠奏章與他自然有關。光和四年（公元8年），曹節死，贈車騎將軍。其後朱瑀也病死，他們的養子襲封“傳國”。
呂強建議大赦“黨人”
呂強（？—84），字漢盛。河南成皋（今河南滎陽氾水鎮）人。少時以宦官為小黃門，遷中常侍。靈帝時，按封宦者之例，封他為都鄉侯，不肯接受。
他上書陳事，指出曹節、張讓等宦官“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建議停止濫封和重用；又指出“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千金”，加重百姓苦難，建議勿使民憂怨而減輕其負擔；再指出皇家及貴戚、宦官建造樓閣亭館，“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逾製，奢麗過禮，競相仿效，莫肯矯拂”，建議去奢從儉；還指出蔡邕直言，“毀刺貴臣，譏嗬豎宦”，而被宦者誹謗，遭受刑罰，段熲功勳卓著，而被陽球誣害致死，妻兒流放，致使朝臣畏難，功臣失望，建議“徙邕更授任，反（返）熲家屬”。靈帝雖以為是“而不能用”。
當時靈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還有於郡國貢獻來的財物中先收入其私庫的所謂“導行費”。呂強上疏直諫，指出“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靈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84年），爆發黃巾起義。呂強建議先誅貪汙的宦者，大赦黨人，審察地方大員是否稱職。靈帝乃先赦黨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斂。而中常侍趙忠、夏惲等則誣陷呂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意謂欲仿效霍光謀廢立之事。靈帝不悅，使中黃門帶了兵器去召呂強。呂強得知，無奈而自殺。趙忠、夏惲還誣言呂強未審問而自殺，顯然“有奸”，於是收捕其宗親，沒收其財產。
當時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個宦者“稱為清忠”，“不爭威權”。趙祐還“博學多覽，著作校書”，受到諸儒稱讚。小黃門吳伉達觀，知不得用，“從容養誌”。
張讓蠹害招致民憤張讓（？—89），潁川（郡治今河南禹縣）人。趙忠（？—89），冀州安平（今屬河北）人。少時都在宮中做事，桓帝時為小黃門。趙忠以參與誅梁冀之功，封為都鄉侯；延熹八年（公元5年）黜為關內侯。
靈帝時，張讓、趙忠並升為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曹節死後，趙忠領大長秋。張讓有個管理家務的監奴，“交通貨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與監奴勾結，傾囊行賄，要求監奴設法使張讓接見他，果然達到目的。眾賓客見到張讓接待孟佗，誤以為孟佗與張讓相好，都以珍玩賄賂之。孟佗將所得之物分給張讓，張讓大喜，便以他為涼州刺史。
這時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等十二人，都為中常侍，世稱“十常侍”。他們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起義爆發，天下大亂。郎中張鈞上書，指出黃中勢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他建議斬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靈帝將奏章宣示張讓等人。張讓等非常害怕，願出家財以助軍費，乞求恕罪。靈帝詔令他們照常辦事，而怒問張鈞難道十常侍竟無一個好人，張鈞又上疏，堅持己見，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報。這時詔令追查為張角道者，張讓等乘機唆使禦史誣奏張鈞學黃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於獄中。實際上張讓等多與張角“交通”，大耍兩麵派。後來靈帝得知消息，追問之。張讓等推說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靈帝也就不再追究。
張讓等還借南宮火災之故，勸說靈帝增收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並乘機搜刮各地材貨，敲詐勒索，從中漁利。地方官“複增私調”，乘機撈一把。凡詔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辦，“恐動州郡，多所賕賂”。並且鬻賣官職，大郡太守之價達到二三千萬，其餘各有差價，名為“助軍修宮錢”。官員赴任之前，先商定價錢，才能離去。不能如數付錢的官員，有的被迫自殺。“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員，都被迫遣去。
當時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馬直，因有“清名”，減債三百萬。司馬直不忍割剝百姓以討好皇帝，便托病辭官，上書極陳當世得失，吞藥自殺。靈帝才稍事收斂。
靈帝在西園（即上林苑）造萬金堂，將司農征收到的金錢繒帛取來，堆滿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建屋宇。靈帝即位前並不富裕，登位後由宦官協助大蓄私財，常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誌，無所畏憚，並起第宅，如同宮殿。靈帝常登永安宮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見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勸告靈帝“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從此靈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繕修南宮玉堂。又鑄銅人、大鍾、天祿蝦蟆、翻車渴烏、四出文錢等。複以趙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中平六年（公元89年），靈帝死。大將軍何進聽了袁紹勸說，謀誅宦官，然計謀泄露。張讓、趙忠等先下手殺了何進。袁紹勒兵斬了趙忠，殺了很多宦者。張讓等數十人挾持少帝出走，被迫著急，遂投黃河而死。
宦者評論《後漢書·宦者列傳》說東漢自和帝利用宦者誅除外戚竇憲，對鄭眾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皆由宦者決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緣故，“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納）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詐，表裏不一，“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於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割剝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專橫害政，以至“傾國”。
宦者弄權，是封建主義的產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親信，大權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這主要是政治製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經學第一節漢代經學的曆史意義經學，是指儒家經典《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經》之學。因《樂》早已佚失，實際隻有《五經》之學。
秦和漢，對經學的態度，在表麵上好像很不一樣，本質上卻沒有什麽不同。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這是以暴力的手段奪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統治權，為鞏固他的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漢推崇儒家，尊重經學，以利祿的手段爭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統治權，目的也是為鞏固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汲黯對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臉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漢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以上這些記載，表明漢代經學不是要實行儒家的主張，而是作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來進行思想統治。漢代的這種辦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統治效果上是起了曆史性的作用的，但對於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否也起到什麽作用，就須另論了。
參看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2《漢書·元帝紀》。
《漢書·循吏傳》。
第二節秦及漢初經學的流傳經學的傳人在秦始皇下令後，《易》以卜筮之書得不禁，《詩》為民間諷誦者多，也禁不了。實際上，《易》、《詩》和《書》、《禮》、《春秋》都各有傳人，而且多逐漸形成一經多家的傳授。令曾為經學的流傳製造了嚴重的困難，但並不能完全阻塞經學的流傳。
相傳，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子木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這都是漢興以前的事。漢興，田何係六國齊田之族，徙杜陵，因號杜田生。漢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傳而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後皆立於學官。
《書》在漢初有伏生口傳本，有孔子壁藏本。漢興，文帝欲立《尚書》於學官。聞濟南伏生傳之。伏生曾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文帝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業。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又傳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傳同郡兒寬。此後，傳授不絕，立於學官。壁藏孔氏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國為之傳。此本，東漢季年不傳。
《詩》，相傳子夏所傳。或稱子夏傳曾參，再傳魏人李克，李克三傳趙人孫卿子。漢興，《詩》有魯、齊、韓，毛四家之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韓詩”。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傳“毛詩”亦源自子夏，子夏四傳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文帝、景帝之際，魯、齊、韓三家均立於學官。毛詩在平帝時始得立於學官，而傳播較三家為久遠。
禮，依《漢書·藝文誌》“六藝略”“禮部”所著錄，有“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官經》六篇”。此即後人所謂“三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士禮》即《儀禮》。高堂生以後傳《士禮》者，在宣帝時有後倉，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戴德、戴勝以其繁，分別刪選為二書，稱《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周官經》，景帝時河間獻王所獻，出世較晚，王莽時始一度立於學官。
《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相傳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穀梁》俱立於學官。這所說三傳傳授情況，不一一皆實。然三傳越過秦火之災，傳授不絕，則確然可信。
諸侯王的經學活動2參看吳承任《經典釋文·序錄·講毓》。
當經學傳人不斷地出現並日趨眾多的時候，諸侯王中也有人對經學活動深感興趣而有助於經學的發展。這可以楚元王劉交和河間獻王劉德為代表。《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曾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後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漢初經學的發展形勢在向朝廷提出決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發展下去呢，還是掌握起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問題。朝廷最初不理解。後來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經學掌握了起來。
第三節五經博士和經今古文之爭五經博士五經博士的設置，是漢朝廷掌握經學的重要標誌。在這以後，經學獨占了官學。
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開國皇帝。陸賈不斷地向劉邦稱道《詩》、《書》。劉邦罵他說老子在馬上得天下，要《詩》、《書》有什麽用！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它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取滅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麵有慚色。他要陸賈把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敗原因寫出來。陸賈每上奏一篇，劉邦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這時，大概還沒有設置經學方麵的博士，而陸賈所論，引申經義，以下夫於漢代博士的考證，據王國維《觀堂集林·漢魏博士考》。
《史記·陸賈列傳》。
聯係實際，已是經學博士所職掌。
文帝、景帝時，見於記載者，有一經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是《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於經學博士，還不能說是經學博士的定製。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推陳之士，帝親策問。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理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多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主張，得到武帝的采納。建元五年（公元前3年），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除個別情況外，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經博士成為獨占官學的權威。
五經博士的開始設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東漢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嚴、顏氏。由此至東漢之末，博士人數無所增損。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弟子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漢末，太學大盛，諸生至三萬餘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於太學。師生傳授之際，要遵守一定的師生關係，不能混亂。這叫作守師法和守家法。先有師法，然後有家法。師法，指一家之學創始人的說經。家法，是指一家之學繼承人的說經。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學，立為博士，他的說經即為師法。再傳下去，其弟子更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別，如“顏氏公羊”、“嚴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師法、家法，非但不能任為博士，即使已任為博士，一旦發現，也要被趕出太學。如西漢孟喜從田王孫學《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職尊。於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議政，往往是擔當國家大事。
石渠閣議奏，白虎觀議奏因五經博士的設置，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係起來。《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複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漢書·儒林傳》。
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這可見，一家之學是否興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武帝在位，公孫弘為丞相，《公羊》之學興。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受重用，《穀梁》之學興。
宣帝詔《五經》名儒評議《公羊》、《穀梁》同異，連類而及《五經》同異，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要的盛會，是著名的石渠閣議奏。在這次議會中最突出的活動，是宣帝以皇帝的名義，親自裁定經書的是非同異。這一活動抬高了會議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長、大宗師的身份出現，突出了皇帝作為文化最高統治者的形象。這事發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揚儒學的。明帝在即位之初，親臨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章帝於建初四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章帝）親臨稱製，如石渠故事”2。白虎觀議奏的規模和經曆的時間，都要超過石渠閣議奏。《漢書·藝文誌》於“書類”著錄“議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時石渠論”。於“禮類”著錄“議奏三十八篇”，注“石渠”。於“春秋類”著錄“議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論”。這些議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觀所論，《後漢書·章帝紀》稱作“白虎議奏”，《儒林傳》稱作“通義”，書今存，一般稱作《白虎通》。
經今古文之爭由於五經博士設置後，立於學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經，而古文不得立，於是乃有經今古文之爭。
今文經是用漢代流行的隸字書寫的。古文經是用先秦六國時流行的字體書寫的。今古文經，不隻是字體書寫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內容、篇章多寡以及學風等方麵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經學領域裏，董仲舒是很有影響的大師。他的大一統思想，適應了當時發展中的政治形勢；他的陰陽五行災異的說法，為漢家的皇權塗上了神秘的靈光；他的春秋公羊學很受重視。但今文經學在前進的路程上顯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煩瑣說經，一經說到百餘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令人生厭。一是宣揚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術和以孔子名義捏造讖緯。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經學已有的地位而滋長其內部陳腐的因素。漢哀帝時，劉歆揭露今文學派的儒生說“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後漢書·儒林傳》。
2《後漢書·儒林傳》。
3參看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三章第十節，“經學”。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這指出了今文學派於煩瑣說經的同時，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經，抱殘守缺、目光短淺，死抱著師法，拒絕進步。這實際上是反映今文學派的衰落，但他們仍堅持學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經學讓步。
漢景帝時大會白虎觀，這正是總結今文經學的良好機會。但今文學派的博士和儒生沒有人能把這個任務承擔起來。承擔這個任務的反而是古文學者班固，是他寫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經學係統地作了總結。也還是在章帝時，他讓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受學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給事廷署。這對於古文學者，雖還不能立於學官，但承認了其在政治上學術上的合法地位。以上這兩件事表明古文經學的勢力在相對地增長，而今文經學在相應地削弱。
東漢出現了不少的經學大師，先有鄭興、鄭眾、賈逵，後有馬融、鄭玄2。他們都是在古文經學上有成就，而且不為古文經學所限。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讖，不為朝廷所重。
鄭眾，字仲師，是鄭興的兒子，官大司農。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卒，年七十二。鄭興、鄭眾、賈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學見稱。鄭興為左氏撰條例、章句、訓詁。鄭眾亦為左氏作注。鄭興和鄭眾又各著《周官解詁》。賈逵，他的父親賈徽是一個博學的人，曾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悉傳父業，深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複奉命論次《左傳》與二傳同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又作《周官解故》。賈逵的經學，已遠較前人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觀其大體。今古之爭，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轉變，而經學的舊樊籬已有顯著的突破了。《後漢書》本傳說“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又說“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這可見鄭賈之學影響之大。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年）卒，年八十八。史稱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高徒，後列女樂。”所注書多種，有《易》、《尚書》、《詩》、《三禮》、《詩經》、《孝經》、《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不惟不為古今文所限，且不為《五經》所限。融嚐欲訓《左氏春秋》，見到了賈逵、鄭眾注後，乃說“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隻著了《三傳異同說》。《三傳異同說》，顯然是貫穿古今經學的著作。“既精既博”，則可說是馬融學風上的特點。精則不煩瑣，博則不墨守，這都是與今文經學流行的學風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標榜。馬融的成就，已跨過經今古文之爭了。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師，學《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學《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見《昭明文選》卷四十三。
2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均參見《後漢書》各本傳。
詩》、《古文尚書》。因涿郡盧植的介紹，師事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嚐怠倦。在一次與計算有關的活動中，鄭玄以善於計算，有較多接觸馬融的機會，得以質疑問難。玄辭歸時，融喟然謂門人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在外遊學十餘年。歸家之日，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鄭玄不樂仕進。對於朝廷和地方權力的征石，他總是避而不就，有時甚至於偷偷地跑掉。但當他偶然處在官宦聚集場合的時候，他還是以他的學識使人們敬服。所注書，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祫義》、《六藝論》、《毛詩講》、《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誌》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年），玄卒於元城，年七十四。
跟鄭玄同時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詁》，十七年不窺門。他認為《公羊》義法必須堅持，《左氏》已病入膏育，《穀梁》已廢不能興，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以申其說。鄭玄站在何休的對立麵，著《發墨守》《針膏育》、《起廢疾》，以駁休說。玄休之爭已不是簡單的今古經學之爭。鄭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經學，何休所反對者亦有今文經學。實際上，今古文經學之爭已近尾聲。到了魏晉以後，玄學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見到了鄭玄所著之書，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頗有自居下風之慨。何休事跡見《後漢書·儒林列傳下·何休傳》，又《鄭玄傳》。
第四節經學對其他學術思想上的影響兩漢經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曆史問題。上文我們已經說到漢朝廷以經學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這種統治，可以說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兩漢經學還有其他的學術影響，其中最顯著者，一是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學方麵的成就。
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中國境內某種程度的一統，遠在宗周時期已經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意識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這種統一越來越殘破，同時也越來越接近新的一統。孔子、墨子、孟子都有這種新的一統意識，不過有的是用曆史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梁襄王曾經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孰能一之？”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把“一”作為一個曆史階段提出來，是對新的一統，說得比較明白的。
“大一統”的思想，《公羊傳》的提法是很鮮明的。公羊學家有更明白的闡述。《公羊傳》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文王也。易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在傳文“大一統也”下注雲統者，始也，總係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係於正月。故雲政教之始。
何休所說，“自公侯至於庶人”，是政權上的大一統；“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是所有權上的大一統。把這些說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權、所有權和道德規範上的大一統。這種三合一的大一統，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的民族特點，對於後來曆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麵，它改變了割據局麵，成為加強地區間和民族間的聯係的力量；另一方麵，它也可能成為封建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就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大一統是有利於曆史進步的。如從漢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統的“大”有它極高的境界。《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說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日配天這是把“大”神化了。漢儒不隻把皇家的政權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規範也神化了。
小學上的成就在兩漢經學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經書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麵的解釋。這些解釋，在開始的時候總不能離開經文。後來有了發展，可以離開經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規律加以表述，有時還匯集成書，這就是所謂小學。在《漢書·藝文誌》裏，小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列於“六藝略”之中，而又是置於“六藝略”之末，這也略可說明經學和小學的關係。在漢代學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經學家，又是小學家。張敞，修《春秋左氏傳》，又通《蒼頡篇》，能讀宗周銘文。桑欽傳《古文尚書》，又有說小學之書，《說文解字》載其字說。杜林，傳《古文尚書》，史稱其博學多聞，尤長於小學，著有《蒼頡訓纂》一篇，《蒼頡故》一篇。衛宏，傳《古文尚書》、《毛詩》，作《毛詩序》，《唐書·藝文誌》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汗簡》引有衛宏《字說》。徐巡，傳《古文尚書》，《說文解字》引有徐巡說二條。賈逵是經學大師，是許慎之師，《說文解字》引其字說十七條。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個有成就的經學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學家。他博學經籍，為馬融所推敬。當世人稱道說《五經》無雙許叔重。他認為《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五經異義》。又認為“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他撰《說文解字》十四篇，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寫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為五百四十部，分別說明文字的結構、意義，辨別偽訛。這是兩千年來小學書中的權威著作。書序中，論述文字發展的過程和文字結構的原則，也是小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節先秦的方士秦漢時代之所謂方士，是一種講神仙方術以欺世盜名的騙子。神仙本是古時凡人思想的產物，人生紛擾苦難之世，幻想超凡脫俗，自由自在，就創造了出世的神仙。當時有些統治者對已享有的人間富貴榮華還不滿足，妄想長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結果大上其當；或有懷疑而加懲處，然多還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終得以招搖過市。
方士起於何時，史料難征。據《史記》載，“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萇弘是周靈王（前57—前545）時人，當時周王朝勢力已經削弱，諸侯不來朝貢。萇弘以方術為周靈王辦事，鼓吹通過射擊假設不來朝的諸侯，可以招致諸侯到來。諸侯並不信從，晉人還把萇弘殺了。
齊威王、宣王之時（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僑、羨門子高等都修仙道，傳說能夠靈魂脫離軀體，而成鬼神。他們宣傳在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宮闕是以金銀建造的，裏麵住了許多仙人，還藏著吃了可以長生不死之藥。神山上的禽獸都是白色。齊威王、齊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們的信徒，聽了他們的宣傳，派人到海上去尋找神仙奇藥。尋找者回來報告，說遠望神山，猶如白雲，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臨近，風就把船吹了回來。這些君主聽了心裏非常羨慕，隻是可望而不可及。此傳材料，主要依據於《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誌》及《後漢書·方術傳》，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節秦時的方士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第一次東遊齊魯，封禪天地，刻石頌功，並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還尋找羨門子高等方士。他想長久統治下去。許多方士乘機慫恿他求神仙奇藥。齊人徐市（即徐福）上書，請秦始皇齋戒，帶著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帶童男女數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尋求。得到的報告是，船到了海上，風向不順，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見山了。過了幾年，始皇東遊到了碣石，派燕人盧生尋找羨門等，並了解方士求仙的虛實。還派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回來報告，奏錄圖書，編造謊言。他對始皇說，君想見仙人，就得隱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藥。為此，始皇深居內宮，行動詭秘，殺了一些泄密的人。
盧生與侯生兩人謀議，認為始皇剛愎自用，嚴刑峻法，如果他發覺方術虛而不實，找不到不死之藥，便會處死方士。於是相約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氣大發，罵道我召用了很多方術士，花了很多錢財，為了興太平、求奇藥，現在一無成效，而他們不僅詐騙貪利，還造謠惑眾，竟然給我抹黑。於是命令禦史查辦。方士互相告發拆台，又牽累及儒生，結果被坑殺四百六十餘人。
次年，始皇為東郡隕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內心不樂，命博士做《仙真人詩》，讓樂人隨著他遊到哪裏，就唱到哪裏。他怕死、愛慕仙人，自稱“仙真人”，就是要長生。
又過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藥。方士入海求神找藥，幾年沒有收獲，花了不少錢，害怕治罪，撒謊說蓬萊仙藥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鮫魚搗亂，而不能前去，這時始皇恰好做了一個與海神交戰的夢，占夢博士說除了大魚蛟龍這個惡神，就可以迎來善神。始皇親自帶著連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殺了一條大魚，但神仙奇藥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
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藥事，參考《史記·秦始皇本紀》。
第三節西漢前期的方士楚漢之際，戰亂不休，民生困苦，人們首先想的是能否活著，還不企求長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術士的餘威猶在，故這時方士在社會上並不活躍。新垣平詐言“神氣”
過了幾十年，趙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樣，拜見漢文帝，說長安東北方有五采的“神氣”，這是“天瑞”，應當在它的下方立廟祀上帝。於是文帝立了渭陽五帝廟，還任新垣平為上大夫，賞賜了不少錢。新垣平頗為得意，又耍了獻“人主延壽”四個字的玉杯，因“金寶氣”而求周鼎等把戲，也騙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書揭發新垣平“所言皆詐”，文帝命令查究。結果新垣平被處死，文帝因掃興而對鬼神事也缺乏了興趣。
“神君”能言漢興六七十年，天下治安，達於極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顯身手。
元光年間，出了個“神君”。所謂神君，實是長陵縣的一個女子，因兒子死去而裝神弄鬼，騙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禮祠之，但隻聞其言，而“不見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機可乘，就對武帝大談“祠灶”、“祠老”之方，騙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這個人，原是深澤侯趙將夕的舍人，主管方藥。隱瞞了真實年齡，常自謂七十歲，還說有不死之術。他沒有妻子，是個光棍漢，遍遊四方，騙得不少錢財。人們以為他不從事生產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細，更信奉他。有一次，他從武安侯田蚡飲酒，同坐有個九十多歲的老人。李少君對他大談與其祖父遊射的故事，說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時候曾聽祖父講過遊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為真。在坐者聽了大為驚奇。武帝有件古銅器，問李少君是何時之物。他答是齊桓公十年陳列於柏寢台的銅器。一按銅器的銘記，果然是齊桓公時之物。一宮之人都很驚奇，以為他是“神”，是幾百歲的人了。其實，他隻要早知遊射故事和銅器年代，就能信口說來，再添枝加葉，就能使愚者驚訝。
李少君對武帝說禮祠灶神，可以丹沙煉出黃金，以黃金製作飲食器可以益壽，益壽就可以見到蓬萊仙人。又說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碩大如瓜的巨棗，能通往蓬萊。武帝聽了入迷，親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煉黃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騙術顯然已自拆穿，但武帝還以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盡管尋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齊之方士更來言神仙之事。
少翁偽造帛書元狩年間，齊人少翁說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時非常懷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戲，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於幽暗中隔著帷帳隱隱瞧見有個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裏得到一點安慰。於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睞，得到賓客的禮遇，任為文成將軍，還得到很多賞賜。少翁對武帝說君主想與神通，就得改飾宮室被服，否則，神物不來。於是製作雲氣車，車分青、赤、玄、白、黃五色，出駕時限定某日乘某色車，以“辟惡鬼”。又在甘泉山建造離宮，在其台室中畫天、地、泰一各種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與天神通話。過了一年多，天神毫無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戲，以帛書摻在飼料中讓牛吃進肚裏，假裝不知，宣稱這牛腹中有奇物。剖殺此牛而得帛書，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識破帛書為人所寫，追查底細，果然是偽書。於是少翁被誅，但事涉皇帝威信，隻好隱瞞了事。
巫與“神君”通話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醫診治，還是不愈。當時傳說上郡有個巫能通鬼神。於是被武帝召來，安置在甘泉宮內與神君通話，試驗有效。他向武帝傳達神君的話“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武帝聽了很高興，心情一好，龍盤勁最新章節病也好轉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於是大赦，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供奉神君。各個神君中，數泰一最為尊貴，其餘是些輔佐、侍從。人們見不到帷帳內的神君，隻聽到言語，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樣。據說神君來去，有肅然的風聲；有時白天說話，但大都是在夜間細語。武帝齋戒而入，通過巫與神君通話。神君的話，武帝都使人記了下來，稱為“畫法”。神君的話，隻是平常之言，沒有什麽特殊，但武帝聽了獨自歡喜。
欒大為將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方士欒大見用於武帝。欒大，本是膠東王家人，曾與少翁同學方術，人長得既高又美，擅長言詞，敢於吹牛說大話。武帝殺了少翁，後悔未得到其方，這時有人推薦了欒大。欒大對武帝誇誇其談我常往來海中，見到安期、羨門等。我的老師說“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樣的下場，故掩口而不談方術之事。武帝說少翁是吃了馬肝而死。你隻要能修其方，我會重賞，難道能吝惜金寶和祿位嗎！欒大聽了，乘機伸手要價我的老師無求於人，隻有別人求他。陛下必欲請他，就要派遣親貴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肯與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親貴的使者而定。武帝還有點懷疑，使欒大驗方術，欒大隨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觸擊的遊戲。
這時武帝正為黃河決口、鑄黃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欒大為五利將軍，幻想通過欒大與神溝通，碰上好運氣。接著又任欒大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一個多月裏，欒大佩帶上四枚將軍印。並封欒大為樂通侯，賜食邑二千戶，又賜高級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車馬器物。還將衛皇後的長女嫁給了欒大，送金萬斤。武帝有時親幸欒大之府，使者慰問供給相屬於道。武帝之姑及將相大臣也都到欒府飲宴，贈送禮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導）將軍”之印，令使者和欒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間立在白茅之上，舉行授印儀式，以示不同凡俗。欒大佩“天道”之印，是將為皇帝導引天神的意思。從此欒大常在家中夜間祀神，想把神請下來。傳聞神沒有請到，但百鬼已來聽差。他後來整治行裝，東往海上，去求其師。欒大見到武帝僅僅幾個月，就佩了六枚將軍印、封侯而娶帝女，“貴震天下”。消息傳揚開去，海上燕齊之間，很多人都異想天開，紛紛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孫卿侈言神仙這年夏天，河東太守報稱出土一個大鼎，武帝將鼎置於甘泉宮。齊人公孫卿乘機宣傳“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相同。”又在劄書上寫道黃帝得了寶鼎，便成仙上了天。通過寵臣將劄書呈於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興，召見詢問。公孫卿答受此書的申公已死。武帝問申公是怎樣的人？公孫卿見武帝興致很濃，便大吹起來，說“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複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塚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穀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所言雖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書所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顯然是指武帝，因漢高祖之孫景帝已死，在世的隻有“曾孫”武帝了。這怎不使其興奮。所以，武帝聽了，得意忘形地說“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於是，公孫卿就任郎官，被派東去太室山候神。後來，武帝在橋山祭黃帝塚，心中生疑，問“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方士解釋“黃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欒大，言大膽小，不敢入海，轉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驗，實無所見。欒大的謊話被戳穿，於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被武帝處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孫卿傳來喜訊。他報告在緱氏城上見到仙人跡，有物如雉，往來城上。武帝立即親幸緱氏城，察看仙人跡，問公孫卿道“你不會學少翁、欒大吧？”公孫卿知道這是警告他不能撒謊，便鎮靜地耍花腔說“仙人非有求於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應當耐心地長期等候。因為武帝親幸緱氏城視仙人跡，各地聞風張羅開了，修橋鋪路，建造宮觀名山神祠等處，盼望皇帝親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三月，武帝又到緱氏城，登上太室山禮祠，據傳有喊“萬歲”之聲。接著，經過泰山，東巡海上，禮祠八神。齊人乘機上書稱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萬，但一無效驗。乃增加船隻，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幾千人去求蓬萊仙人。公孫卿到了東萊郡，報告夜晚見到數丈高的“大人”，靠近則不見，隻見其跡很大，類似禽獸。群臣有說，見到一個老父牽著狗，說“吾欲見巨公。”轉眼就不見了。武帝看了大人跡頗為懷疑，但以為老父就是仙人，於是留宿海上，給方士傳車，隨時派使者求仙，數以千計。四月，武帝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無風雨災，可謂順利。方士乘興進一步鼓吹蓬萊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興衝衝地又東至海上，希望到達蓬萊。不料這時侍中奉車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覺得掃興，隨即離去。
次年春天，公孫卿報告在東萊見到神人，似乎神人說“欲見天子”。武帝聽了，任命公孫卿為中大夫，立即動身，先幸緱氏城，再到東萊，留宿了幾天，一無所獲，據說見到了大人跡。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仍然掃興而還。
公孫卿對武帝說仙人是可以見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見不到。
現在陛下可以建造樓館，像緱氏城那樣，供置脯棗，可能請到仙人。況且仙人是喜歡居住樓館的。武帝聽了，馬上下令長安建造蜚廉館、桂館，甘泉建造益壽、延壽二館，派公孫卿持節設具，恭候神人。還在甘泉建築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擺了祠具，將招來神仙之屬。甘泉還建置前殿，開始擴建各個宮室。夏天，甘泉殿內生芝，又傳通天台上似乎閃光。武帝為此而下詔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十一月，武帝東至海上，對方士入海求仙進行考察，毫無效驗，但又增派方士入海，還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臨渤海，幻想通過望祀之屬，有機會到達蓬萊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災，武帝到甘泉聽取各地官吏匯報。公孫卿說“黃帝就青靈台，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說古帝王有的建都於甘泉。因此，以後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見諸侯大臣。有人建議，樓台被燒，再建必須更大，才能消災。於是所造建章宮規模宏大，超過漢初所建的未央宮，其中太液池上擬建有蓬萊、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東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屬，沒有收獲。方士有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納，而造意謂延年的迎年殿，親自前去禮祠上帝。這時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還增加了禪祠石閭。因為方士多說石閭乃仙人之閭，所以武帝親禪之。
後來，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尋蓬萊終無效驗，公孫卿隻是報告見到大人跡，實未見到神仙，武帝對方士怪誕之語不免厭倦，但他還抱一線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節西漢後期的方士武帝以後，方士的時運不大好了，但由於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藥，方士的騙術仍然得逞於世。
宣帝時，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劉更生獻秘方，無效，被治罪。張敞上疏有“斥遠方士”之諫。
元帝初年，有天淵玉女、巨鹿神人、轑陽侯學仙等事，“紛紛複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陰陽五行說審查郊祀之製，清理了原來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職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頗好鬼神，又因沒有生子，於是有不少方士上書言方術，都得待詔，在長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動，花費很大。
穀永上書成帝，諫道“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就成仙上天，浮遊蓬萊，長生不老，化鑄黃金，“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他還指出，曆來方士惑眾，君主上當，事例頗多，足以為戒。成帝覺得此言有理。
西漢末年，博征方術士，派出侍祠使者，“盡複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雲”。王莽掌權，除祭祀有不少花樣外，又興神仙事。他篡位之後，聽信方士蘇樂之言，在宮中建造八風台；又在殿上種五粱禾，說這是“黃帝穀仙之術”。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他多次下詔，自言當成神仙，詳見《漢書·王莽傳》。
第五節東漢的方士東漢之世，方術之士也多。僅《後漢書·方術列傳》就載有四五十人。
但東漢比之秦與西漢，既無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欒大那樣著名的方士，也無秦皇、漢武大張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藥那樣的世主，不免相形見絀；而且方士的絕招也不大相同。這裏略傳東漢的樊英、費長房、左慈三個方術士，以見一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少時學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過隱居生活，教授學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風，樊英對人說“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噴去，並記下了時間。後來有人從成都來，說起當時大火，忽然東來黑雲，下起大雨，火遂熄滅之事。於是人們稱道其術。安帝、順帝都曾召之，他不願出來做官。後來被逼任五官中郎將，幹了幾個月，並無建樹，就回了老家。費長房，汝南人。曾做過市場小吏。他看到，市上有個老翁懸壺賣藥，罷市就跳入壺中。他也跟著入壺飲酒。這老翁自稱神仙。他要向老翁學道，顧慮家人牽累。老翁以一根與他一樣高的青竹掛在舍後作為費長房之形，費家人以為費長房上吊而死，就殯葬了事。費長房隨老翁入山學藝，不怕艱難困苦。老翁要他吃糞，糞很臭，其中還有三條蟲，他為難了，告辭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並為作一符。他騎了竹杖，可以隨便遊到什麽地方。回到了家，自以為離家隻是十來天，實際上已過了十多年。家人說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說往年所葬的是竹竿，發棺檢驗，果然是真。從此，“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還能責鬼魅、使東海君作雨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與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對眾說今日高會，酒菜齊備，隻是缺少鬆江鱸魚。左慈以為好辦，他就用釣竿在貯滿水的銅盤中釣出一條鱸魚。曹操拊掌大笑，與會者皆驚。曹操說，一條魚不夠大家吃的。左慈又釣出幾條大魚，都是活潑新鮮的。烹魚時，缺乏生薑。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薑。又一回，左慈與曹操等飲酒時，又耍弄別人，曹操不高興，想殺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誰也找不到。或見之於市，又捕之，而市人都變了形與左慈仿佛，不知哪個是真。後來有人在陽城山頭見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無法捕得他，便發出話來“不複相殺，本試君術耳。”忽然有一隻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當人趕上前去，數百隻羊都變為那隻老公羊一樣的形狀和動作，而人不知哪隻是真。
第六節方士評論秦漢方士的特點，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藥、煉丹砂的騙術欺世，盜名圖利。君主因夢想成仙或長生不死，甘心受欺，貽笑於世。據史所載，秦與西漢的方士跟東漢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為海上燕齊人，後者多為內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後者多學過《五經》，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萊神仙奇藥，後者多是耍把戲，變幻術。
還應該指出，《史》、《漢》記載秦與西漢的方士，顯然是暴露方士的騙術及君主的愚昧。司馬遷記述之後，說“具見其表裏”，意謂通過具體描寫而透露內情。班固記述之後，說“究觀方士祠官之變，穀永之言，豈不正乎！豈不正乎！”他們否定方士之術及神仙奇藥之說，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當受騙，態度極為明確。《後漢書》記方術之士，品種複雜，有真有假，似乎客觀記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讀者不辨真假，信以為真。範曄所論“幽貺罕征，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他對方士之術，是信還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們今日為方士作傳，無意宣傳迷信，而是據史述事，以明當時史事與風氣。
第四十三章數學隨著數學知識的不斷積累以及對於零散的材料逐漸加以總結和係統化、理論化，於是陸續出現了數學方麵的專書。《漢書·藝文誌》記載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這是最早見於著錄的數學專著。這兩部書都已失傳了。秦漢時期傳留至今的數學著作和涉及數學方法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此外，還有近年出土的簡書《算數書》。這些書中包含了算術、代數和幾何等豐富的數學內容，諸如複雜的整數和分數四則運算，比例問題，盈不足術，開平方和開立方術，方程術和正負術，麵積和體積問題，勾股算術和勾股測量術，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先進成就。這些成就表明，秦漢時期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數學體係。
第一節“九數”
根據《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周朝設有稱為“保氏”的官員，專門負責向貴族子弟傳授所謂“六藝”。數學是六藝中的一門課程，共包括九項內容，稱為“九數”。但什麽是“九數”，現已難於考證。東漢鄭玄注釋《周禮》引鄭眾說，“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鄭眾所稱“九數”中的“均輸”，實際上是西漢時的賦稅製度，不可能是《周禮》九數的內容。但從二鄭注釋可以了解到，西漢數學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個方麵，而重差、夕桀、勾股則是數學上的新的發展。上述九項內容與《九章算術》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兩項，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認為“旁要”指簡單的勾股問題，“夕桀”二字係傳抄有誤，應為“互乘”，即解線性方程組的一種方法。東漢一些數學家整理數學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於是編寫成為著名的《九章算術》。正如劉徽所說，“周公製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2，九章的名稱無疑是由《周禮》九數演變而來的。
“贏不足”，《九章算術》作“盈不足”，後皆依此。又，亦有人將“今有重差”斷開，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為一種數學方法。
2劉徽《九章算術注》原序，錢寶琮校點本《算經十書》上冊，中華書局93年版。第二節秦漢簡牘和《算數書》在居延、武威、臨沂銀雀山、雲夢睡虎地及江陵鳳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漢簡牘中，可以找到相當多的與社會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數學計算問題，但就數學方法而言，僅有九九表，整數和分數的算術運算，麵積、體積和容積的計算等。這些方法一般都很簡單，尚不足以反映秦漢數學的全貌。984年月，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數學著作《算數書》。據推斷，《算數書》抄寫於西漢初年（約公元前二世紀），成書時間應該更早。這是一部比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見到的中國最早的數學專著。全書采用問題集形式，共有六十多個小標題，九十多個題目，包括整數和分數四則運算，各類比例問題，各類麵積和體積問題等。其中有些內容（如“合分”、“少廣”等）與《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說明二書間可能有某些傳承關係，有些內容（如“相乘”、“增減分”等）是《九章》所沒有的。在張家山簡書漢律中，還發現有關於“均輸律”的簡文。過去一般認為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郡國始置均輸官，施行均輸法，《九章算術》中的均輸問題，應是在此之後寫成的。現在看來，這一論斷需要進行修改。這部比《九章算術》還早的竹簡《算數書》的出土，是中國數學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節《周髀算經》《周髀算經》是著名的《算經十書》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釋蓋天說的天文學著作，大約成書於公元前一世紀，而其中很多內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數學方麵，《周髀》記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測量上的應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定理。《周髀》開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問題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即勾3股4弦5，這是勾股定理的一個特例。接著，又在陳子回答榮方的問題中提出“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勾股各自乘，並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陽到觀測者的距離）”，即a2+b2=2，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據研究，陳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紀的人。在西方，這個定理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發現歸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周髀算經》中測量太陽高遠的陳子測日法，是勾股測量術的發展，又是重差術的先驅，比起西方“測量之祖”泰勒斯測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遜色的。《周髀》中還有開平方和等差級數等，以及相當複雜的分數運算，用以解決古“四分曆”的計算問題。唐代國子監添設算學館，主要學習十部算經，《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對於研究古代天文學史和數學史而言，《周髀》是傳留至今的最早的寶貴文獻。
第四節《九章算術》《九章算術》的成書中國古代數學名著《九章算術》，是我國最早的傳世數學專著。《九章算術》與《周髀算經》一樣，不是一人一時寫成的。它經曆了多次的整理、刪補和增訂，是幾代數學家共同勞動的結晶。大約成書於東漢初年（公元一世紀）。《九章算術》采用問題集形式，列舉了24個數學問題及其答案，並在若幹具體問題之後，敘述這類問題的解題方法。全書分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ui）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關於土地麵積的計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圓、環等麵積公式，以及弓形麵積和球冠表麵積的近似公式。後兩個公式比較簡單，但誤差很大。劉徽在《九章算術注》中曾提出用類似割圓術的方法推求弓形麵積，但未能給出更好的結果。在這一章中還有分數的四則運算法則和約分、通分、求最大公約數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約數稱為“等數”，求兩個數的最大公約數要“以少減多，更相減損”，這種方法與歐幾裏得的輾轉相除法是相同的，後來在解決一次同餘組等問題上獲得了更重要的應用。《九章算術》在世界數學史上的貢獻完整的分數運算法則，在印度遲至七世紀才出現，而歐洲則更晚。粟米章主要講各種糧食交易折算的比例問題。所用方法稱為“今有術”，即在成比例的四個數中，從三個已知數求第四個數的算法。在歐洲，這種算法稱為“三率法”。關於比與比例的思想，古希臘就已經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聯係起來卻是遲至十五世紀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問題，即按等級分配物資或按一定標準攤派稅收。在這一章中還有等差數列和等比數列問題，但都用比例方法來解決。少廣章講的是已知正方形麵積或正方體體積反求邊長，即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其具體運算過程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開平方和開立方法則的記載。在運算中，要把算籌擺放幾層，相當於用分離係數法列出與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從而發展了籌算的位值製，並開辟了求解數字高次方程的途徑。少廣章中還有從已知球體積求直徑的問題，給出一個誤差很大的球體積公式。劉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終於獲得了正確的結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種立體體積的計算。這些問題大都來源於營築城垣、開鑿溝渠、修造倉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實際。其中包括長方體、棱柱、棱台、圓柱、圓錐、園台、楔形體等，都給出了正確的體積計算公式。缺點是圓周率取π＝3，這個數值誤差很大。根據劉徽對商功章的注釋可以知道，這些公式是通過具體模型的分解與合並來證明的，這說明中國古代的體積理論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於西方數學的獨特的處理方法。均輸章是平均賦粟和徭役問題，計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價高低、路途遠近等條件，合理攤派稅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複比例、連比例、等差級數等數學方法。盈不足章屬於盈虧類問題和算法。盈不足術是通過兩次假設取值，然後根據公式求出未知數，其原理與現在求高次代數方程和超越方程近似解的線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紀歐洲，這種方法叫做“雙設法”或“契丹算法”，是歐洲符號代數學產生以前的一種主要代數方法。據考證，古代阿拉伯數學文獻裏，“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國。因此，不少人認為，中國的盈不足術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在西方數學領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講的是多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線性方程組）問題及解法。這是中國古代數學的一項重大成就。用算籌表示多元一次聯立方程組，類似於由方程組各係數構成的矩陣，其解法與現在中學代數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臘和印度也有過一些特殊的聯立方程組解法，但沒有一般解法，遠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歐洲，提出同類問題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紀才有了加減消元法。在這一章中還引入了負數概念，並給出了正負數加減運算法則“同名相除，異名相益，正無入負之，負無入正之；其異名相除，同名相益，正無入正之，負無入負之。”負數的出現，反映出對意義相反數量的正確理解，從而實現了數的範圍的一次新擴充。這一項傑出創造，也是以中國為最早。印度於七世紀引進負數概念。歐洲十二世紀對負數有所認識，而直到十六世紀才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這一點甚至影響到線性方程組的求解問題。勾股章主要內容是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測量問題。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圓問題，以及二次方程x2＋ax＝b（a＞0，b＞0）的解法。關於勾股數的原術及劉徽注中的有關公式，是對整數論的重要貢獻，也是世界數學史上整數勾股數研究的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術》及其中一些問題曾經傳到日本、朝鮮、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歐洲，對世界古代數學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九章算術》已被譯成英、俄、德、日等多種文字。
《九章算術》對中國古代數學的總結及其對後來的影響《九章算術》係統地總結了西周至秦漢時期我國數學的重大成就，是中國古代數學體係形成的顯著標誌。它的豐富多采的內容，大多來自生產和生活實踐，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高度發展的數學水平，以及理論密切聯係實際和以算法為核心的突出特點，並對後世數學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術》對中國數學的影響，正像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對西方數學的影響一樣，是非常深刻的。中國曆史上著名數學家如劉徽、祖衝之、李淳風、賈憲等，都曾經深入研究和注釋過《九章算術》，並通過這種形式提出許多新概念和新方法，為推動中國數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流傳最久，影響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曆代進行數學教育的課本之一。唐代國子監算學館規定十部數學著作作為學生的數學教科書，後代稱為“算經十書”，《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節數學與天文學在中國古代，天、算、農、醫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學科，其中天文學和數學的關係尤為密切。天文曆法的進步促進了數學的發展，而數學的發展也為天文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麵提到的《周髀算經》是一部天文學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測量、開平方和分數運算等數學方麵的成就。東漢晚期的天文學家劉洪在《乾象曆》中用“強”、“弱”來表示某數的過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強弱”概念與“正負”概念是相通的，並且明確指出“強正弱負，強弱相並，同名相除，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這與《九章算術》中的正負數加減運算法則完全一致。劉洪為解決由於月球繞地球運行不等速運動問題，提出了一次內插法。根據這種方法，通過某日某時前後的兩個實際觀測值，可以比較精確地推算月球在該日該時的實際位置。一次內插法實質上就是盈不足術，它使曆法精度有所提高，並為研究二次和高次內插法、不等間距內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後世在這一領域獲得了很大的進展。在西方，古希臘天文學家采用幾何方法解決這一問題，相當繁瑣，遠不如中國的代數方法簡捷明確。此外，由於漢代曆法中出現了推算上元積年的需要，因此也產生了求解一次同餘式或簡單不定方程的問題，後世在這一領域也取得了極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節數學家秦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