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金銀器是已知遼代金銀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該墓共出土金器3件、銀器47件3。主要有金麵具、八曲金盒、鏤雕金荷包、鏨花金針筒、雙龍紋金鐲、纏枝花紋金鐲、金戒指、金球飾、鎏金銀冠、高翅鎏金銀冠、金花銀枕、金花銀靴、金花銀盒、金花銀缽、銀長盤、銀唾盂、銀托盞、銀壺、小銀罐、銀粉盒、銀器蓋、銀刀、銀錐、銀勺、銀絲網絡、銀馬具和金銀帶等。所有金銀器共用金約700餘克,用銀約萬餘克。金器經鑒定,含金量達95—98%。


    這批金銀器種類繁多,製作精美,是遼代金銀器中罕見的發現。器物的內容十分豐富,金麵具兩件、銀絲網絡兩套,是完整的殯葬服飾,體現了契丹大貴族的喪葬習俗和等級製度。金銀帶飾保留了原狀也極為難得,銀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區比較少見。


    赤峰大營子遼駙馬墓中出土的銀高足杯、鎏金龍紋銀碗、銀壺、銀托盞、銀筷子、銀匙、銀鎖、銀馬具、金帶飾和各種金銀飾件,皆出自當地工匠之手,器物按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設計,為遼代所特有的器物形製,具有濃鬱的民族風格。


    葉茂台7號墓所出銀鎏金鏤花捍腰,錘鏨五個塔式建築,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鏨鸞鳳紋。這種多層鏨刻技術是唐代金銀細工的發展。


    西夏金銀器寧夏靈武石壩出土一批包括碗、盒、發飾等的西夏銀器,有的碗在內底以淺線鏨刻臥牛圖案,有的器物墨書意為“三兩”、“三兩半”的西夏文字,是有關西夏衡製的重要發現2。位於銀川以西賀蘭山東麓的西夏4巴右文、成順《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發現遼代銀器窖藏》,《文物》980年第5期。敖漢旗文化館《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金銀器》,《考古》978年第春鬆《赤峰發現的契丹鎏金銀器》,《文物》985年第2期。


    3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993年版。遼寧省博物館等《法庫葉茂台遼墓記略》,《文物》975年第居安《寧夏石壩發現墨書西夏文銀器》,《文物》978年第2期。八號帝陵,出土有金帶飾、花瓣形鏤空金飾、金扣邊、金鞍飾、鑲嵌綠鬆石鎏金銀飾、鎏金獸麵形銀飾、銀片飾、圓形帶釘銀片飾等。金帶飾正麵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紋;鎏金銀飾作花朵形,花蕊鑲嵌綠鬆石。內蒙古臨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盞托和大量飾件外,甚至還有一件純金坐佛像2。金代金銀器實物發現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藝與遼、宋金銀工藝有密切的關係,但製造較為簡潔粗糙。黑龍江阿城金齊國王墓出土的各種金、銀飾件多達20件(套),其中的金絲瑪瑙管項飾用2件金絲管和件瑪瑙管分為3組交錯相串而成。該地還曾出土過“翟家記”銀錠等金代遺物3。北京通縣金墓出土有銀簪、鑲寶石金墜飾、金箔片等4。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數量、品種上較前增加,形製多樣,工藝技術全麵,用途更廣泛。中國自產玻璃器已成為主流產品,輸入的主要為伊斯蘭玻璃器。發現與分布出土地點幾乎遍布全國各地,保存完好的多發現於寺院的塔基中。說明玻璃器仍作為珍寶供奉於佛教寺院中,或是為佛教寺院特製的器物。保存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靜誌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蘆瓶等0件,北宋淨眾院塔基出土的四聯瓶、細頸瓶、碗、葫蘆瓶等30餘件,江蘇連雲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蘆瓶3件,甘肅靈台北宋舍利石函內出土的葫蘆瓶3件,浙江寧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寧寺淩霄塔北宋地宮出土瓶2件,河南鄧州福勝寺地宮出土的北宋瓶、紫紅色葫蘆瓶、葫蘆瓶4件,以及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50餘件等。遼代玻璃器出土數量不多,絕大部分是伊斯蘭生產的外來玻璃器皿。


    靜誌寺塔基和淨眾院塔基出土兩批玻璃器共達70餘件,是這一時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發現。經部分測試可分兩類一類是中國自產的高鉛玻璃,另一類為產於伊斯蘭的鈉鈣玻璃。其中數量最多的葫蘆瓶經x熒光分析者均為自產高鉛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較全麵地反映了當時玻璃製造業的發展狀況。河南密縣北宋塔基出土的50餘件玻璃器,從造型和個別測試標本看,多是中國自產的玻璃製品2,數量多,形製多樣,展現了當時玻璃製造業的發展水平。


    器類與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樣,種類繁多,每類器物還有不同的樣式。以玻璃瓶數量最多,式樣最繁複。瓶的尺寸較小,有葫蘆瓶、長頸瓶、四聯瓶、膽形瓶等多種造型,而尤以葫蘆瓶的數量最多,如靜誌寺塔基出土8件,淨眾院塔基則多達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蘆瓶為主。由於這種瓶中有不少內裝小沙粒狀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專門用來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開蓋後散發出香氣,原為裝香料之用。除碗、壺、玻璃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八號陵發掘簡報》,《文物》978年第思賢、鄭隆《內蒙古臨河縣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987年第期。3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從出土文物看黑龍江地區的金代社會》、《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文物》977年第4期、989年第0期。


    4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977年第期。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972年第戈《密縣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972年第0期。珠、蛋形器等外,還新出現玻璃簪、壺形鼎、鳥形器等。靜誌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與戰國、西漢、東漢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時期的玻璃果,但製作更為精致,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質感和色彩變幻的特性,使珠飾光彩奪目,晶瑩可愛。


    製作工藝大都是無模吹製而成,器壁較薄。經x熒光分析、化學定量分析者,都屬鉛玻璃,為中國自己生產。密縣塔基出土的鼎形壺,先吹製出短頸圓球形的器體,再拉出玻璃條加熱粘貼於器腹下部為足。鳥形器的製法與鼎形壺相同,但工藝更為複雜,包括吹製、拉玻璃條、粘貼等多種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藝中難得的精品。宋代文獻中有許多關於玻璃及其製造工藝的描述,出土實物使我們對當時的玻璃工藝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峽遺址發現的大量玻璃殘片,經拚對多為長頸瓶,種類較單一,還有一些似為玻璃廢料,顯然是一處玻璃作坊,屬於宋元時期,為中國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遺址。


    紡織品宋代是我國紡織技術發展的重要時期,紡織業已發展到全國的43個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紡織品遺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黃昇墓的紡織品和衣物300餘件、江蘇金壇周瑀墓衣物50餘件、江蘇武進宋墓衣物殘片、湖南衡陽宋墓和寧夏西夏陵區08號墓絲麻織品、浙江蘭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絲織衣裙等。以羅居多,尤以花羅最有特色,此外還有綾、緞、印花及彩繪絲織品等。


    絲麻織品湖南衡陽縣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絲麻織物,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飾殘片200餘件(塊),有袍、襖、衣、裙、鞋、帽、被子等,質地有綾、羅、絹、紗、麻等。紋樣豐富,在花紗、花羅、花綾的紋樣裝飾上,有大、小兩種提花織物,小提花織物紋樣主要由回紋、菱形紋、鋸齒紋、連錢紋、幾何紋組成,花紋單位較小,還遺留著漢唐提花織物以細小規矩紋為圖案的裝飾風格。大提花織物紋樣構圖複雜,生動流暢,多以動、植物(獅子、仙鶴、**、牡丹)為主題,用纏枝藤花、童子為陪襯,並點綴吉祥文字,與宋代建築、瓷器和銅鏡上的裝飾作風極為相似,在紗、羅衣襟殘片上,還發現圓扣和麻花形扣眼。這豐富了對北宋時期裝飾工藝的認識,為研究北宋時期紡織技術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黃昇墓中的遺物多達480件2,有長袍短衣4件,褲23件,裙子20件,鞋雙,襪雙,被衾5條等,還有大量的絲織品衣物,另有成幅織物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紡織工業水平和優秀的傳統紡織技藝,有平紋組織的紗、縐紗、絹,平紋地起斜紋花的綺,絞經組織的花羅,異向斜紋或變化斜紋組織的花綾和六枚花緞等7個品種,以羅居多,近200件。絹和綾次之,紗和縐紗數量較少。羅和綾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黃小江《若羌縣文物調查簡況》,《新疆文物》985年第期。


    湖南省博物館、衡陽市博物館《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陳國安《淺談衡陽縣何家皂北宋墓紡織品》,《文物》984年第2期。


    2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南宋黃昇墓》,文物出版社982年版。


    丹或芙蓉為主體,伴以其他花卉組成繁簇花卉圖案。這種寫實題材的表現形式,富有生活氣息。絹和紗則為素織。出土的褐黃色梅花瓔珞綾,長04厘米,幅寬5厘米,匹端墨書“宗正紡染金絲絹官記”,可能是官營手工業作坊的產品。該墓還首次出土了六枚紋緯鬆竹梅提花緞。


    江南地區南宋墓中,絲織品多成批出土,江蘇金壇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絲織品,質料包括紗、羅、絹、綢、綺、綾等種,反映出宋代鎮江織造業的發展水平,還出土一軸絹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絲織品多達00多件。江西德安發現的南宋鹹淳十年(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絲織衣裙百餘件2。


    印染品宋代已發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貼金、加敷彩等多種印花支柱。黃昇墓中出土的印花與彩繪絲織品,花色品種十分齊全。如服飾的對襟和緣邊,多鑲上一條有印花與彩繪相結合或彩繪的花邊。印出的花紋底紋或金色輪廓再描繪敷彩,最後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葉緣。紋飾變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鸞鳳、鹿壽、獅球、蝶戀芍藥、飛鶴彩雲等動物紋,有印花人物花邊。在敷彩的大葉子上,工筆繪就人物、樓閣、鸞鳥、花卉等圖案。葉的晶格燃文間隙還繪有手執折枝花或荷葉的童子,站立於幾凳上。出土時為灰綠、灰藍、褐、桔紅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紋的花邊,紋飾除常見的花卉外,還有香串流蘇、綬珠飄帶、魚藻、獅子戲球等。貼金印花者,有的在貼金的紋廓內再敷彩而成貼金印花敷彩的紋飾。花紋上的金箔連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顯出金光燦爛的裝飾效果。印花絲織品采用了鏤空版印花的四種工藝,即植物染料印花、塗料印花、膠印描金和灑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藝,前者是將鏤空版紋飾塗上色膠,在織物上印出花紋,配以描金勾邊,印花效果更佳;後者則是將鏤空花版上塗上有色彩的膠粘劑印到織物上,待色膠未幹時在紋樣上灑以金粉,幹後抖去多餘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紋相比,花紋線條較粗獷,色彩較濃,有較強的立體感。宋代的緙絲以朱克柔的《蓮壙乳鴨圖》最為精美,是聞名中外的傳世珍品。


    棉織品宋代的棉織業得到迅速發展,已取代麻織品而成為大眾衣料。


    浙江蘭溪南宋墓內除絲織的單衣夾衣外,還出土一條完整的白色棉毯。棉毯兩麵拉毛,細密厚暖。毯長2.5米經鑒定由木棉紗織成。棉毯是獨幅的,從而證明曆史上曾存在“廣幅布”和闊幅織機。


    遼代絲織品近年來遼墓中出土有大量絲織品。遼寧法庫葉茂台7號墓出土的絲織品包括絹、紗、羅、綾、錦和緙絲共六類90多個品種規格。其中有首次發現的遼、宋時期絲織品用金的標本多件,有片金緙絲、描金、撚金等數種。該墓出土的一件長約2米的緙絲袷被,以金為主色,織出升龍、火珠、山、水、海怪組成的複雜圖案,是早期緙絲的典型標本。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一批織錦、綾、羅、刺繡中,有用“夾纈”和“蠟纈”法印染的各種花紋。這兩批織物,一部分屬於契丹人特有的服飾樣式,可確認為遼地產品。內蒙古烏盟察右前旗豪欠營第號墓女屍麵具下襯墊的絲綿、棉紙、中絮絲綿的粗羅、花色絹;網絡內穿的絲綿長袍、短襖、短衫、裙、背心、手套等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江蘇金壇南宋周瑀墓發掘簡報》,《文物》977年第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簡報》,《文物》990年第9期。汪濟英《蘭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多層絲織品葬服,以及裹屍用的深褐色粗羅,是研究契丹絲織業的重要資料。


    西夏絲織品史籍記載西夏每年從宋朝得到大量的絲織品,自己也有織絹院織作絲綢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織物中,有素羅、紋羅,纖細輕柔,透明飄逸;工字綾、異向綾,工字套疊合榫,富有民族風格,是在傳統的唐綾織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穎別致緯線顯花法,其表麵還殘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跡,可見原來應有斑斕絢麗的色彩;特別是茂花閃色錦,色調層次豐富,閃色效果好,又是我國首次出土,尤為珍貴2。


    金代絲織品黑龍江阿城市金齊國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絲織品服飾和棺蓋板上的團龍卷草紋織金絲織品,是金代服飾的重大發現。絲織物主要是男女服飾,分為綿、夾、單類共計30餘件,有袍、衫、裙、腰帶、鞋、襪、冠帽等。服飾原料有絹、綢、羅、錦、綾、紗等,經緯線排列細密,彈性、韌性良好。織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術,織金品占有相當數量,有織金綢(綾)、織金絹、織金錦等。此外還采用印、繪、繡等技法,特別是繡法,針法靈巧多變,可分為辮繡、打籽繡、貼補繡、盤香繡、平針、接針、套針、釘線、鋪線、圈金等0餘種。顏色有駝、絳、棕、煙、醬、綠、青等色。花紋圖案有團龍、夔龍、雲鶴、飛鳥、鴛鴦、朵梅、團花、卷草、璧桃、蝴蝶、卷雲等紋。袍、衫多為盤領、開裾,具有濃厚的北方民族特點。為研究宋、金時期的繅絲技術、紡織技法、印染工藝、織機種類等方麵的課題提供了珍貴資料。


    漆器兩宋時期小商品生產很發達,其中製漆業是發展較早的重要行業之一,當時的製漆作坊多設在城市,產品往往帶有產地等商標銘記。考古發現的宋代漆器絕大部分在江南地區,它們主要是溫州、四明、杭州(臨安)、蘇州、江寧、襄州等地製造的,其中溫州漆器最負盛名。


    江蘇淮安北宋楊氏墓群中發現的75件漆器,大部分為木胎,以黑漆為主,也有醬紅色和外黑內紅的,都屬飲食用器,其中數件題有銘記,如“戊申溫州孔三叔上牢”、“江寧府燒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吳□上牢”。在無錫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發現帶銘記的漆器2,都標明了製造者的姓氏或商鋪的字號。武進南宋墓中出土的溫州漆器最為精美,有溫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戧金花卉人物奩、五馬鍾念二郎造戧金長方盒、丁字橋巷廨七叔造戧金細鉤填漆長方盒,以及滿雕雲紋的剔犀牛鏡盒等。戧金朱漆蓮瓣式奩蓋麵戧劃園林仕女,奩壁為折枝花卉;朱漆地長方盒戧劃沽酒老人;黑地長方盒蓋麵戧劃池塘水景,花紋之外,密布用鑽眼做成的斑紋地,在一幅畫麵上有兩種髹飾技法,說明有紋飾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為研究宋代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營第六號遼墓清理簡報》,《文物》983年第海市紡織科學研究院紡織史組《西夏陵區08號墓出土的絲織品》,《文物》978年第8期。羅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93年第5期。


    2朱江《無錫宋墓清理紀要》、蔣讚初《談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參考資料》95年第4期、957年第7期。


    溫州的製漆工藝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浙江杭州北大橋發現的單磚室宋墓,棺內出土碗、盒、唾壺等漆器0餘件,其中曲木圈疊胎製作的唾壺,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書銘文,可知它們也是溫州產品2。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發展,是這個時期民營手工業的特色。


    無錫北宋墓中發現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長度與鞏縣、石家莊宋墓出土的鐵尺相同。以往宋尺實物較少,僅見木尺、鐵尺兩種質地,此漆尺為宋尺增添了新品類。常州宋墓出土的蘇州產金銀胎漆器夾羅漆片等,證實了蘇州與杭州、溫州等地一樣是當時漆器的重要產地3。武進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漢市郊十裏鋪北宋墓出土漆器9件,全為木胎,旋製,容器一般為內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書文字,分別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駘馬巷謝家上□(牢)□□”、“己醜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樣4。根據同出遺物,上述幹支紀年當是北宋崇寧五年到大觀三年,可見襄陽為漆器生產中心之一。


    蘇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層塔心窖穴中瘞埋著北宋大中祥符六年(03)的珍珠舍利寶幢,幢全高22.厘米,分別以木胎和夾苧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寶相花、供養人則是用稠漆堆塑的。福州南宋末年(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貴2。


    陳晶《記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文物》979年第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橋宋墓》,《文物》988年第期。3陳晶《常州北環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984年第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武漢市十裏鋪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9年第5期。蘇州市文管會等《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979年第期。2福建省博物館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獲》,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三節陵墓這一時期的陵墓,規模、氣勢都不如前代;各種類型的墓葬,等級製度比較鬆弛,隨葬品較少,但墓室結構比較複雜,更多地模仿了當時的地麵建築。遼金墓葬一方麵具有濃厚的民族和區域特色,另一方麵反映了其接受漢族文化和典章製度的過程。


    “十國”、宋代帝王陵“十國”帝王陵五代時期五代十國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後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漢劉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欽陵、順陵等,以及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墓等,都經發掘清理。孟知祥夫婦合葬的墓室構造頗為別致,為三個並列穹窿頂圓形墓室,中間主室較大,兩側耳室較小,全部用青石疊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門旁有彩繪人像,已脫落殘缺。錢元瓘墓的石刻星圖,其二十八宿星圖繪製的正確性,是對世界天文史的傑出貢獻2。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為宣祖的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陵墓,位於今河南鞏縣境內嵩山、洛河間丘陵上。陵區以滎田鎮(宋永安縣治)為中心,南北約5公裏,東西約0公裏。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區,依次為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結構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齊備。20世紀0年代初曾進行過全麵調查3。


    宋陵麵嵩山而背洛水,地勢南高北低,置陵台於地勢最低處。其地點的選定嚴格按勘輿術的要求,而與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並無長幼次序,依同一製度營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襲了唐代積土為陵的製度,隻是陵園的規模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宮和下宮。兆域四周植棘枳為標記。兆域內除皇陵外,還有祔葬的皇後陵以及宗室子孫和當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宮即陵丘四麵所築陵垣以內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築成覆鬥形,邊長約230米。陵垣四麵各設一門,四隅有角闕。東、北、西3門之外,各置石雕蹲獅一對。南門係正門,門道內置石雕宮人一對,門外置石雕武士、奔獅各一對。南為神道石刻,夾神道建鵲台、乳台各一對。乳台以北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馬及控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0件。陵丘前南神門內為南殿,即所謂“上宮”。“下宮”乃日常奉饗之所,建於皇陵西北,後陵之前,與唐陵下宮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後陵在帝陵之北,布局與帝陵相同,但規模縮小一倍,地麵建築已蕩然無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諸後陵北麵,永熙後陵南麵皆有麵南蹲獅一對,是僅存的下宮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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